我的大学梦
————一位77级学子的奋斗历程
陈胜良
(上)
1973年年底,我高中毕业了。虽然那时没有考大学的机会,但读高中时,我还是做起了学英语考特长的大学梦。可是毕业时,我的梦消失了,像肥皂泡一样消失在冷寂苍凉的冬季里。回到农村,父亲送我到大队小瓦厂当起了学徒。我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做瓦胚,提瓦桶,晾瓦胚,俨然一个瓦工。我身体很累且不说,可我的梦一天天离我远了。我不想干了,不到半月,我就辞工了。回到家里,母亲很生气,说我稀泥糊不上壁。一连多日,天空像一块巨大的帷幕遮着巨大的苍穹,让人感到压抑。快要过年了,忽然,天空沸沸扬扬地飘起了鹅毛雪花,田野一片白雪皑皑。我伫立窗前,望着茫茫的雪地,我觉得我的梦还在,可是我实现梦的路在哪里呢?
一连多日,积雪不化,地上结了冰,厚厚的,像是涂了一层油。农家的屋檐上悬着一根根冰柱,亮晶晶的,像是刀光剑影。到了夜晚,寒气逼人,我便半身钻进被窝,半身伏在床边的桌上学英语。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亮着豆大的光影,在漆黑的屋子里闪闪烁烁。我翻开薄冰英语语法手册,仿佛翻开了我尘封了多日的学习英语的心。我像蚂蚁啃骨头一样地“啃”着语法条文。书中的语法规则艰深晦涩,语法术语生僻难懂,我只好先背后思。我钻研着,体会着。不知不觉过了午夜,我打了一个盹。邻居家的公鸡把我叫醒了,我又继续“啃”。慢慢地,我“啃”不动了。两眼一闭,我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蚊帐着火了。幸亏父亲闻到烧焦的气味,从床上翻身爬起,跑到我的房间把火扑灭了。要不,我就为梦殉葬了。那一个冰天雪地的寒冬就这样过去了。
1974年的春天来了。乡下的春天,细雨纷飞。田埂上的茵茵小草缀满雨珠,晶莹闪亮。我在火中的残梦仿佛也缀满了雨珠并洗涤了一番,慢慢清新了。我听张之龄老师说,他发了一套《灵格风英语教程》的唱片但没有教材。张老师是我读初中时教我农业基础知识的老师,现在他改行教英语了。他半路出家教英语,听灵格风英语有困难。他邀我每天晚饭后陪他听教程,好歹有人切磋。不过,张老师是个花脚猫。一听教程,他就坐不住,熏黄的手指夹着一根常德牌香烟串门去了。一点星星之火在走道上的黑暗中闪闪烁烁。灵格风英语教程是用留声机播放的。我把唱针搁在唱片上一句一句地播放。伦敦口音,英式语调,优雅旋律,一下把我吸引住了。我恨不得一口气把教程全部听完,可是我没有教材啊。我只好边听边背,把句子背下。然而,背句子,太难了!就连听懂句子都很不容易,何况背句子呢。里面的连读多,给听力带来不小的困难。有时,一个简单的单词,我也得听上十几遍才能听出其意。我把唱针一遍又一遍地放回原点。唱片上行走的唱针仿如我在英语学习的路上一样艰难前行。为了集中注意力,我干脆闭上眼睛。每当听懂一个难听懂的词,我都会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咧嘴笑起来。扫除了听力障碍,我就开始手舞足蹈地背诵了,背句子,背段落,背课文。张老师偶尔也进来看看,赞美几句。我突然明白,张老师不是坐不住而是给我腾出空间,让我静心地听音呢。我懂得了老师的用心良苦。那走道上的黑暗中闪烁的星星之火不正是他在我心里点燃的希望之火吗?我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硬是把教程的第一册听得耳熟能详了。
我听的灵格风英语教程竟然派上了用场。兰溪镇中学高一年级的一位英语老师生病了,请了一个月的假,学校一时找不到代课老师。听到消息,我前去自荐。没想到,学校同意我去代课。不过,我心里没底:我自己刚刚高中毕业,能教高中吗?学生会听讲吗?我思来想去,突然想到:要想别人信服你,你得在别人心中树威信。第一堂课里,我没有上课,我和同学们聊天,聊《灵格风英语教程》。我背了几段,给他们产生一种“先声入耳,才华入心”的效果,让他们感受到教程的魅力。我背得滚瓜烂熟,学生们听得十分认真。他们听到清晰的语音,起伏的语调,一下佩服我了。一阵掌声给了我肯定。我品出了一家武馆门前“打得一堂开,免得百堂来“的牌匾的含义了。我第一次站上讲台,就以为我离上大学的梦近了。可是我的梦景不长,不到半月,请假的老师就提前回来了。我只得卷起铺盖走人,带着遗憾回家了。
我把第一次登上讲台看作是我人生短暂的辉煌,可是短暂的辉煌之后便是我漫长的寂寞。生产队里春耕正忙。春耕生产,牛是主力。为了照顾好主力军,我当起了放牛的“牧童”。其实,我很喜欢牛,因为我和牛的性格相似:踏实,勤恳,执着,重感情。牛通人性。有一天,我牵着牛在田路上吃草,我从口袋里掏出单词本,一门心思地背单词,没有注意牛的动静。田路被雨水浸泡得松软了,牛不小心,一只脚踩在我的脚上。我的那只脚深陷在泥地里,痛得麻木了,抽也抽不出来。牛若再往前走一步,我就会被推倒,它的另一只脚就会踏在我的肚子上,我就会梦一命呜呼了。然而,就在那一瞬间,牛似乎明白了,它马上抽出脚,往后退了一步。它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流泪了,用忏悔的目光看着我,等待发落。天啦,我怎么舍得发落它呢?我就原谅了牛。紧锣密鼓的春耕春插搞完了,等插下去的禾苗稳蔸后,社员们就忙起了除草的活。大伙都踩4蔸或5蔸禾的空隙往前赶,而我只踩2蔸禾的间隙往前赶,赶到田头而返回时,我还是只踩两蔸禾的空隙往前赶。社员们看我另搞一套,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哪知道我的秘密呢?我踩草不和大伙同步,其实,我是不想受干扰而背对着他们偷偷地拿出单词本在抢记单词呢。
乡下的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晃就到了秋天。经人介绍,我认识了兰溪区文教办支书王可兰。王支书推荐我去凤凰湖农场初级中学代课。10月15日那天一大清早,我挑着行囊,往凤凰湖农场方向走去。走了十几里路,天下起雨来。我穿的胶鞋湿了但我继续赶路。一想起就要站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英语,我又以为离大学梦近了。我走路时,胶鞋分明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而我好像听到胶鞋在不停地说“不湿”,“不湿”。终于到场部学校了。可我一走进教导处,管教务的唐主任就说,县师训班分来了英语老师,学校不要人了。不过,他又推荐我去二分场螺陀坝小学代课。我凉了一截,但我别无选择,还是同意去二分场了。我冒着风雨来到了二分场螺陀坝小学,当起了正儿八经的代课老师。每天课余时间里,我“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我如饥似渴地学习英语,学语法,背课文,练口语。薄冰英语语法手册的页面翻得起了皱,北外英语教材的封面磨得变了色,商务印书馆的英语字典查得掉了角。书里面画满了红杠杠绿道道,写满了注释和笔记。我就这样在螺陀坝蛰伏了一个秋冬,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的春天。
1975年的春天好像有点特别,村上一棵枯萎了多年的老树竟然长出了几枝嫩绿的新枝,新枝上冒出了几片闪亮的新叶。俗话说,老树逢春兆头好。说的也是,早在1月5号,我就听到广播里播出了邓小平复出的消息。我打心底里高兴。我把我的大学梦寄托在这个人的身上了。我想,只要他在台上,我考大学就有希望了。我自学英语更有劲头了。不过,我也开始寻师请教了。我拜访过益阳地区教师辅导站的李润钦老师,拜访过益阳县教师辅导站的陈新民老师,也拜访过益阳市三中的谢凯元老师和田吉夫老师。哪里有名师,哪里就有我的足迹。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三中的外语教研组办公室找谢老师,不凑巧,谢老师不在。办公室里只有几位不熟悉的老师。我转身离开时就有人招呼我。我回头一看,是一位长者,身着一套黑色中山装,笔挺,洁净,一尘不染。高挑的身影,笔直的腰板,一派庄重而儒雅的风度。白净无暇的脸上夹着一副白框近视眼镜。他在批阅英语作业,然后起了身,立在那里微笑着向我打招呼。我停住了脚步,和他寒暄了几句,然后就聊起了学习英语的事。原来他是三中前任老校长也是英语权威老师。他说他从谢老师那里听说过我。他用手把镜框往上推了推,夸赞我说:“你是在逆境中坚持的人,不同凡响。好样的!”虽然刚开始和他说话,我很快感受到了他的温暖。彼此相见而笑,莫逆于心。他从桌上堆着的英文版的《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随手拿出一本让我朗读了一篇文章,他给予了一些点评和指导。然后,我们也聊了一些对人生的看法。我们聊着聊着就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他带我到教工食堂吃饭。他慷概地给我买了两钵饭和一些好吃的菜并不断地敦促我“努力加餐,努力加餐”。说实在的,我真的饿了,饥肠辘辘了。我渴望吃上一顿饱饭来填补多日的饥饿。然而,我更渴望在那个耻学于师的年代里有人填补我长期的知识贫乏。填饱肚子和学到知识固然都重要,然而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迷茫中,有人为我指点迷津。吃过午饭,田老校长带我到他的宿舍里休息了一会儿。他没有搞午睡而陪我继续聊天。他边和我聊天边用火钳翻动着火盆里残余的灰烬,努力翻出尚未烧完的炭渣。盆里的火星时隐时现,若明若暗。他帮我分析了形势。他说话,不高声,但他思路清晰,对时局颇有见地。他注意到,时下,中央高层有两种对立的声音,形势尚不明朗。不过,他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何惧螳臂当车?他还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劝慰我静下心来磨斧子砺刨子,做一个准备好了的木匠。说着,他从书桌上拿了一捆他读完了的《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送给我。辞别了田老校长,走出校门,我还久久地回望。
刚回到家里,我家屋门前的一棵苦枣树上飞来一只喜鹊, “啾啾”地叫着。母亲灰暗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说“喜鹊叫,喜事来”。还真让她说准了。区文教办的王支书又推荐我去八字哨镇中学代课并差人送了封信。我喜出望外,第二天挑着行囊欣然前往。来到镇中学,除了上课,我还是做着大学梦。镇中学位于河畔,河岸边有一排排杨柳树。河的对岸是湘阴县的西林港。西林港的堤岸上有一棵高大的枫树,树上安放着一个高音喇叭。每天中午12点,喇叭便准时播放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业余英语广播讲座。只要上午第四节没有课,我便来到树林里聆听,风雨无阻。因为隔着一条河,我听起来有点费劲,所以我闭着眼睛听。我边听边背,沉醉其中。背到尽兴处,我手舞足蹈起来。讲座结束后,我徜徉林中,回忆所学。口渴了,我喝上一口清清的河水。肚子饿了,我回不了学校,便吃上一个带在身上的烤红薯。身体累了,我躺在长着茵茵小草的沙地上舒坦地打几个滚,穿过绿色的嫩枝凝视着湛蓝的天空。我仿佛又看到了我的大学梦!
然而,梦毕竟是梦,漂浮不定。在镇中学里,我邂逅了一位优秀青年_____曾作勋老师。作勋吹拉弹唱样样行而且教得数学也教得英语。他是公社的民办教师,担任了初二毕业班的班主任。他本来教英语,看我来了就主动“让贤”而教数学去了。课余时间里,我们常结伴而行,到校外走走。我们边走边谈,谈得最多的是个人的前途。有一次,我们走在公社门前的一条马路上,作勋遇见了公社主管文教的领导老余。老余操着一口北方话,顺便通知了作勋,说公社已推荐他去中国地质大学读大学了。此刻的作勋好高兴啊!我也替他高兴。不过,我高兴之余又不寒而栗起来,因为我如梦初醒,那时兴的还是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呢。我没有作勋那么优秀,即使我有他那么优秀,我也没有机会上大学。我在大队“没有群众基础”,在公社也没有老余那样的领导。在作勋的辉煌中,我“相形见绌”了,我的大学梦离我又远了。我又想起了田老校长宿舍里的那一盆本来熄灭了的炭火。尽管他努力为我拨弄,然而那些点点星火到底还是熄灭了。唉,我和作勋同是有志青年可是我们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啊!
在八字哨镇中学代完课,我回到家,队里双抢正忙。我跟着社员们割禾打谷,头上烈日暴晒,脚下热气蒸腾。稻田里的水像是开水锅里的水,手指的皮蒸得层层掉落。禾蔸之间,蚊蛾乱飞,蚂蝗扎堆。打稻机的轰鸣声,跑着传递禾捆的吆喝声连成一片,我的残梦仿佛被这杂乱的声音驱赶到了九霄云外。在漫长的双抢中,我终于盼到了一个落雨天。我撑着雨伞上了街,来到了同学沈彻明上班的地方。彻明是数学奇才。他家学有渊源,父亲早年与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和李政道同为西南联大优秀学子。彻明从小受到父亲很好的培养。高中时期,他的数学才华就已暂露头角。然而,高中毕业时,他也没有机会考大学。他的数学智慧被埋没在他工作的益阳县电容器厂的退火车间。不过,他和我一样都不死心,都不“安分守己”,都是执着的追梦者。我们惺惺惜惜,互相勉励,努力留住心中飘渺的残梦。
夏天过后便是秋风送爽。可是那年的秋天里,我一直不爽。我从广播里听到全国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他一倒,我的大学梦的殿堂也就跟着倒。我家门前的苦枣树上再也没有喜鹊飞来。农忙的时候,我跟着社员们在田野里干农活,整天面朝泥土背朝天。不过,一有空闲,我还是读书看报。我仿佛手中拿起书本还能连缀起我和梦的距离。田老校长送给我的英文周刊《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和李润钦老师借给我的英文月刊《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成了我“一日三餐的主食”。可是我一坐到桌旁就会打瞌睡。我只好拈几个干辣椒皮子塞到嘴里,咀嚼几下,辣得流泪。强烈刺激后,我还是可以“努力加餐”了。除了在家读书看报,我也开始“不安分守己”地游学了。我四处流浪,寻找与我志同道合的学习上的知音。
秋天过后,南方的天空暗了,也矮了。低矮阴暗的天空笼罩着田野。渐渐地,天空飘起了鹅毛雪花。那年的冬天,益阳县的农村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修烂泥湖。烂泥湖工程浩大,需要投入大量劳力。我们队上的男劳力大多上工地了但劳力还远不够,还需不断补充。大队民兵小分队到处抓人,抓外流的劳动力上工地。我不得不结束“游学”的旅程而去工地修湖。我挑着被褥,冒着风雪,沿着一条苍凉的老堤徒步行走。我走了十几里路,走到一大片冻土的地方。我在冻土上艰难行走, 我突然听到树上的高音喇叭在播放一条噩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了”。这条噩耗,让我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当播音员在哀乐中硬着喉咙播送噩耗时,我心一沉,鼻子一酸,泪水像泉水一样地流出来。我还记得那是1976年1月8日的早晨。我停住了脚步,认真收听。听完噩耗,我含着泪水放眼望去,我的前方满目荒凉。白茫茫一片的田野里,稀稀拉拉的稻草堆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雪花漫天飞舞,北风在耳边嚎叫,好像有人在哀哭。
堤上的雪风越来越大,雪风夹带着雪花掀开我单薄的衣衫,吹进我的胸口,阻挡我前行。我怀着沉痛的心,歪着脑袋,耸着肩,挑着被褥,像一只受伤的鸟扑打着翅膀,在冻土上向工地的方向一步一步地蹒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