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茫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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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的春天好像有点特别，村上一棵枯萎了多年的老树竟然长出了几枝嫩绿的新枝，新枝上冒出了几片闪亮的新叶。俗话说，老树逢春兆头好。说的也是，早在1月5号，我就听到广播里播出了邓小平复出的消息。我打心底里高兴。我把我的大学梦寄托在这个人的身上了。我想，只要他在台上，我考大学就有希望了。我自学英语的劲头更大了。不过，我也开始寻师请教。我拜访过益阳地区教师辅导站的李润钦老师，拜访过益阳县教师辅导站的陈新民老师，也拜访过益阳市三中的谢凯元老师和田吉夫老师。哪里有名师，哪里就有我的足迹。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三中的外语教研组办公室找谢老师，不凑巧，谢老师不在。办公室里只有几位不熟悉的老师。我转身离开时就有人招呼我。我回头一看，是一位长者，身着一套黑色中山装，笔挺，洁净，一尘不染。高挑的身影，笔直的腰板，一派庄重而儒雅的风度。白净无暇的脸上夹着一副白框近视眼镜。他在批阅英语作业，然后起了身，立在那里，微笑着向我打招呼。我停住了脚步，和他寒暄了几句，然后就聊起了学习英语的事。原来他是三中前任老校长，也是英语权威老师。他说他从谢老师那里听说过我。他用手把镜框往上推了推，夸赞我说：“你是在逆境中坚持的人，不同凡响。好样的！”虽然刚开始和他说话，我很快感受到了他的温暖。彼此相见而笑，莫逆于心。他从桌上堆着的英文版的《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随手拿出一本让我朗读了一篇文章，他给了我一些点评和指导。然后，我们也聊了一些人生的看法。我们聊着聊着就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他带我到教工食堂吃饭。他慷概地给我买了两钵饭和一些好吃的菜并不断地敦促我“努力加餐，努力加餐”。说实在的，我真的饿了，饥肠辘辘。我渴望吃上一顿饱饭来填补多日的饥饿。然而，我更渴望在那个耻学于师的年代里有人填补我长期的知识贫乏。填饱肚子和学到知识固然都重要，不过，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我在迷茫中，有人为我指点迷津。吃过午饭，田老校长带我到他的宿舍里休息了一会儿。他没有搞午睡而陪我继续聊天。他边和我聊天边用火钳翻动着火盆里残余的灰烬，努力翻出尚未烧完的炭渣。他仿佛不只是在火盆里努力翻出尚未烧完的炭渣也在我心里努力拨弄我学习英语的星星之火。盆里的火星时隐时现，若明若暗。他帮我分析了形势。他说话不高声，但他思路很清晰，对时局颇有见地。他注意到，时下，中央高层有两种对立的声音，形势尚不明朗。不过，他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何惧螳臂挡车？他还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他劝慰我静下心来磨斧子，砺刨子，做一个准备好了的木匠。说着，他从书桌上拿了一捆他读完了的《北京周报》Peking Review送给我。辞别了田老校长，走出三中校门，站在春寒料峭的寒风中，我还久久地回望........，回望田老校长的宿舍。啊，陌生人的关怀，多么温暖！
刚回到家里，我家屋门前的一棵苦枣树上飞来一只喜鹊， “啾啾”地叫着。母亲灰暗的脸上掠过一丝笑容，说“喜鹊叫，喜事来”。还真让她说准了。区文教办的王支书又推荐我去八字哨镇中学代课并差人送了封信。我喜出望外，第二天挑着行囊欣然前往。来到镇中学，除了上课，我还是做着大学梦。镇中学位于河畔，河岸边有一排排杨柳树。河的对岸是湘阴县的西林港。西林港的堤岸上有一棵高大的枫树，树上安放着一个高音喇叭。每天中午12点，喇叭便准时播放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业余英语广播讲座。只要上午第四节没有课，我便来到树林里聆听，风雨无阻。因为隔着一条河，我听起来有点费劲，所以我闭着眼睛听。我边听边背，沉醉其中。背到尽兴处，我手舞足蹈起来。讲座结束后，我徜徉林中，回忆所学。口渴了，我喝上一口清清的河水。肚子饿了，我回不了学校，便吃上一个带在身上的烤红薯。身体累了，我躺在长着茵茵小草的沙地上舒坦地打几个滚，穿过绿色的嫩枝凝视着湛蓝的天空。我仿佛又看到了我的大学梦！
然而，梦毕竟是梦，漂浮不定。在镇中学里，我邂逅了一位优秀青年_____曾作勋老师。作勋吹拉弹唱样样行而且教得数学也教得英语。他是公社的民办教师，担任了初二毕业班的班主任。他本来教英语，看我来了就主动“让贤”而教数学去了。课余时间里，我们常结伴而行，到校外走走。我们边走边谈，谈得最多的是个人的前途。有一次，我们走在公社门前的一条马路上，作勋遇见了公社主管文教的领导老余。老余操着一口北方话，顺便通知了作勋，说公社已推荐他去中国地质大学读大学了。此刻的作勋好高兴啊！我也替他高兴。不过，我高兴之余又不寒而栗起来，因为我的梦醒了。那时兴的还是贫下中农推荐上大学。我没有作勋那么优秀，即使我有他那么优秀，我也没有机会上大学。我在大队“没有群众基础”，在公社也没有老余那样的领导。在作勋的辉煌中，我“相形见绌”了，我的大学梦离我又远了。我又想起了田老校长宿舍里的那一盆本来熄灭了的炭火。尽管他努力为我拨弄，然而那些点点星火到底还是熄灭了。唉，我和作勋同是有志青年可是我们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啊！
在八字哨镇中学代完课，我回到家，队里双抢正忙。我跟着社员们割禾打谷，头上烈日暴晒，脚下热气蒸腾。稻田里的水像是开水锅里的水，手指的皮蒸得层层掉落。禾蔸之间，蚊蛾乱飞，蚂蝗扎堆。打稻机的轰鸣声，跑着传递禾捆的吆喝声连成一片，我的残梦仿佛被这杂乱的声音驱赶到了九霄云外。在漫长的双抢中，我终于盼到了一个落雨天。我撑着雨伞上了街，来到了同学沈彻明上班的地方。彻明是个数爱好者。他和我一样都不死心，都是执着的追梦者。我们互相勉励，努力留住心中飘渺的残梦。
夏天过后便是秋风送爽。可是那年的秋天里，我一直不爽。我从广播里听到全国正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他一倒，我的大学梦的殿堂也就跟着倒了。我家门前的苦枣树上再也没有喜鹊飞来。农忙的时候，我跟着社员们在田野里干农活，整天面朝泥土背朝天。不过，一有空闲，我还是读书看报。我仿佛手中拿起书本还能连缀起我和梦的距离。田老校长送给我的英文原版的《北京周报》指点我自学英语的老师。
秋天过后，南方的天空暗了也矮了。渐渐地，天空飘起了鹅毛雪花。那年的冬天，益阳县的农村压倒一切的任务是修烂泥湖。烂泥湖工程浩大，需要投入大量劳力。我们队上的劳力都上工地了，但劳力还远不够，还需不断补充。大队民兵小分队到处抓人，抓外流的劳动力上工地。我不得不结束“游学”的旅程而去工地修湖。
时间一晃到了1976年的1月。1月8日鸡叫三遍的时候，我挑着被褥出门。风雪中，夜色依旧苍茫。我沿着一条苍老的堤艰难地行走。走了十几里路，走到一大片冻土的地方，我放眼望去，前方像是孟姜女哭长城的景象，满目荒凉。田野里，稀稀拉拉的稻草堆在雪风中瑟瑟发抖。雪花漫天飞舞，北风在耳边嚎叫，像是有人在哀哭。雪风夹带着雪花掀开我单薄的衣衫，吹进我的胸口，阻挡我前行。我歪着脑袋，耸着肩，挑着被褥，像一只受伤的鸟扑打着翅膀，向工地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前行………
赶到队上的工棚里，大伙因雪停工在休息了，几十名劳力挤成一团。一个五十平方米的空间，社员吃喝拉撒，全在于此。工棚就是床铺，床铺就是桌椅。大伙睡在地板上，地板铺的是稻草。天气十分寒冷。工棚里没有取暖的火也没有照明的灯，只有雪光映照。大伙坐在地铺上，各自盖着被子，因为无聊而闲聊。我卸下行李，铺好被子，靠墙而坐。为了避免干扰，我的耳朵塞着棉花，我的眼睛盯在一本英文版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上，被子上搁着一盏油灯，豆大的光源闪闪烁烁。我在聚精会神地读着文字。我对面的伙伴在口水直流地抽着喇叭筒旱烟，余火未尽的烟灰掉在我的被子上，我的被子烧了一个脸盆大的窟窿，差点酿成大祸。我想哭，但我控制着没有哭。
工棚外的高音喇叭突然播放了一条噩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与世长辞了”。听到噩耗，我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当播音员在哀乐中硬着喉咙在重复播送噩耗时，我心一沉，鼻子一酸，像是家里突然走了一位当家的亲人，心里很痛。我控制不住了，泪水像雨水一样淌，淌到嘴角，流进嘴里，咸咸的。我含着泪水的眼，望着窗外田野里的草堆在瑟瑟发抖，我也发起抖了，我为我的前途发抖。啊，我的大学梦很远很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