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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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阚韶辉
那场大洪水
我的母亲是陕西平利人，娘家就在秦楚（鄂陕）边关上的一处故垒——关垭之下。然而，多年以来，母亲听到另一个地名——县河铺，或乘车路过该地，都会有别样的情愫，甚至会莫名激动。我知道原因：县河铺是母亲娘家的老家。
1958年夏天，偌大一场洪水，吞没县河铺。母亲一家，为了活命，逃荒至陕西平利，在紧邻关垭的山村，为当地人容留，艰难度日，后长住于彼，成为秦人。那一年，母亲11岁。上世纪60年代，母亲嫁到竹溪县蒋家堰镇，算是又做回了竹溪人。母亲的故事，折射了秦楚之交民间交往的历史。至今思之，母亲的命运，我的生命，都与县河铺遭遇的那场洪水，有莫大关系。
改变母亲命运的那场洪水，以汹涌的力量，揭开了县河铺尘封的历史秘密。1992年版《竹溪县志》之“文物胜迹”载,“县河铺遗址，位于县城东约30公里，竹溪、竹山分界处。……该遗址于1958年,由于洪水，使县河改道，将遗址一分为二，现县河从遗址中部，由南向北穿流而过。”
后经文物普查，在该遗址发掘出大量古代的陶盆、陶盘、陶壶、陶瓦、陶罐及其残片。经湖北省文物普查标本鉴定组鉴定，这是西周文化遗址，并延续至秦、汉。县河铺，原来长时间隐瞒了自己的身世——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
历史上县河铺的老街，以及流经县河铺的那条河，在那场洪水之后，都改变了原有位置，甚或改变了命运，唯留下“县河”两个字，令人费思量。
谜一样的河
首要说法是，流经县河铺的河，叫县河。按1982年版《竹溪县地名志》载，“县河，是竹山与竹溪分界的一条河，由北而南到小田坝的双岔，入竹溪河，境长约20公里。”又载，“县河铺，位于……县河西岸，因早年设有铺店而得名。”1992年版《竹溪县志·地理》中的竹溪河流分布图上，将流经县河铺的河流，标注为“县河”。看来，流经县河铺的那条河，确乎叫县河。
而这条河，又多被称为县河铺河。“县河”本名县治河，那是竹溪的另外一条河。同治版《竹溪县志•舆地》载，“县治河，源出小秋山，汇洞沟河至西小河口，……至廖家河与竹溪河合，……由诰轴山北折向东，……汇县河铺河，出潭口入柿河（汇湾河），此县河之水也。”这是竹溪人十分熟悉的一条河。这则材料，描绘了“县治河”的轨迹，并在称“县治河”为“县河”的同时，指出“县河铺河”是“县治河”支流之一。就在那本1992年版《竹溪县志》的“竹溪河主要支流情况表”中，竹溪河的支流中，赫然有“县河铺河”。
竹溪河，本来只指今日龙坝境内那一段，属“县河”即县治河的支流。但1992年版《竹溪县志》载，“竹溪河……原志（即同治版《竹溪县志》记载）发源于东岱顶（鸡笼山）至廖家河一段为竹溪河，发源于小秋山（至廖家河汇竹溪河，东流至潭口的河流）为主流，称县治河。现统称竹溪河。”
显然，因流经竹溪县城（县治所在），故名县治河，简称县河。而自明代成化十二年（1476年）设置竹溪县后，县名的强大辐射作用，使县治河（县河）之名，逐渐而最终被竹溪河取代。
这变化，让我们感悟，地理名称，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人们认知、标注客观世界的符号，基于地理事物的特征，却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变化，因此遗留了历史变迁的密码，蕴藏诸多重大的历史秘密。
河，或流经县城
可见，地名是一种历史符号。当各种文献消亡之后，往往正是地名，顽强地透露着有限却珍贵的历史信息。县河者，当然跟县有关。那么，历史上的竹溪，除现在的竹溪县，还设置过哪些县，其中有没有跟县河有关的县呢？
将1992年版《竹溪县志》关于竹溪县“建置沿革”的历史记载，归纳起来，简而言之。竹溪自春秋到秦朝，皆属上庸县。西汉，竹溪从上庸县分出，独立设县，名武陵，故城在竹溪县东。东汉又将之并入上庸县。后来，三国的魏国，恢复武陵县的建制。此后，从两晋、南北朝到隋唐，竹溪县先后取名为新丰、孔阳、上庸，直到北宋“省上庸入竹山”。显然，即从西汉到北宋，1170余年间，除东汉“省武陵并入上庸”之外，竹溪这方地域，一直保持着县的独立建制。
西汉之武陵，县城是确定的，即“故城在竹溪县东”。1992年版《竹溪县志》更指出了确切地址，即今日县城东郊的三堰坝：“樱桃园遗址，距竹溪县城东约3公里……该遗址位于三堰坝正中心位置……该遗址属汉代武陵故城遗址。”
自三国时魏国“复置武陵县”之后，到北宋被省并之前，竹溪历史上县的建制，及县城地址，发生了多次改变。同治版《竹溪县志·舆地》载，“上庸，古县名，春秋楚置县，治所在湖北竹山县西南。隋开皇初，移置武陵故城，今湖北竹溪县东南。”可见，自魏国复置，到隋初，先后以武陵、新丰、孔阳、上庸等命名的县，其后来的县治，多已不在武陵故城，否则，隋代不用“移置”。
那么，这些县名所指的县城，何在呢？自公元227年魏国复置武陵，到公元598年隋初将县城“移置”回武陵故城，近400年的漫长时间里，有多条证据显示，县河铺，或做过县城。
历史上，流经竹溪县治所在地（县城）的河，曾被称为县治河即县河，那么，流经县河铺的河，或应也是，因曾流经县城，而被叫成了县河。据传说，明朝成化十二年重设竹溪县选城址时，有关人员还曾在县河铺与现址间，做过取舍。
有一则更确切的史料，见于历史地理图册——《历史地图》。该书有图标示，两晋南北朝期间，竹溪境内有一县名微阳，位置在今两竹之交的宝丰、县河一带，其县城疑在今县河铺，其辖境偏重于竹山，涵盖今日竹溪县东部一隅。
另外，如前所述，县河铺一带的地层之下，类似于武陵故城的樱桃园文化遗址一样，也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的遗留。这是县河铺作为县城的文化根基。在此基础上，古人对县城选址，十分讲究：背山面水，有利于军事防御，又有丰富水源，且处通衢要津，交通便利。符合这些要素的地方，往往是上选。这些条件，县河铺都有所具备，且十分突出。后文将予以详述。
当然，这近400年间的时间里，频替的朝代和变乱的时局，数易县名——如新丰、上庸、孔阳等县之县治所在，其踪迹是漂移不定的。同治版《竹溪县志·舆地·沿革》载，“新丰，南齐置，故治在今湖北竹溪县东南。”在如此大致方位上的县城遗址，或亦有县河铺，或就是兵营。1992年版《竹溪县志》载，“赵家河遗址，位于县城东南70公里处的兵营区兵营乡五胜村……相传为‘柳州城’遗址。衙署在遗址北部，西边有一城门遗址”……
“铺”的多种使命
县河铺的铺，亦称递铺或铺递，首先是驿站的一种。1979年版《辞海》解释，“铺递，犹驿递。铺，驿站。”递铺之称，不见于唐朝以前，它是金、元、明、清时期的快速驿递之站点，是用于传送紧急公文的。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每铺设铺司一人，铺兵四﹑五人至十人。递铺被要求，凡遇官府公文至，即行递送，不分昼夜，风雨无阻。
县河铺作为递铺，时在郧阳府设立后的明清时期。《十堰地方史》（1999年，匡裕从主编）载，“郧阳府设立以后，为了便于官员的往来，公文的传递，军队的调遣，官方着手建立驿道（亦称管道），并每隔一定距离设立驿站（铺）……以府城为中心，驿道的走向……（其中）自郧西西南，经观音、羊尾到陕西白河县，往南越界岭，经竹山得胜铺到竹溪县。”这里没有指出的竹溪的递铺，在1992年版《竹溪县志•交通邮电》中，有明确记载：“驿道，明清时期，本县至郧阳府有传递军政文报的驿站……设有水坪、县河两个递铺。”
明清时期，鄂西北战略意义重大，历次大规模农民起义皆深度涉及。朝廷为此，在郧阳府所在的郧阳城（今郧县），专设郧阳抚台，负责辖制周边八省的军政事务。那么，以郧阳府为中心，从郧阳府、军马店（房县）至得胜铺，经县河铺、到平利县的东来西往的驿道上，虽无“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历史悲喜剧，传递的军政文报，却也回响着“啼响如雨、风声鹤唳”的警讯。
县河铺还先后设过巡检司、塘汛。巡检司是明清时期地方军事据点，也是主管地方防卫与治安工作的机关。”明朝初年，两竹之地同属竹山县，在今天竹溪县城这个地方，设有尹店巡检司。明朝成化十二年（1476年），竹溪单独设县之后，尹店巡检司被迁往县河铺。
明朝竹溪县首任知县曾熙所作的《创置竹溪县记》，说明了此事。“（明成化）丙申（公元1476年）遂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县……县治之东为儒学，西百步为府馆……府馆之基，旧为尹店巡检司，至是，徙司于县河铺以扼要害。”
但不久，县河铺巡检司西迁至另一关隘要地——白土关。《明史•地理志》：“（县河铺）原设巡检一员。寻（不久）迁于白土关。现设塘兵防守。”同治版《竹溪县志·舆地》对此也有记载：“白土关在关垭西六十里，距县城百二十里。明成化间，迁县河铺巡检司守之。”
巡检司虽然迁走，但此地很快又设立了塘汛。同治版《竹溪县志·舆图》上，标识有“县河铺塘。”又载，“县河铺塘，距城六十里，官一员，兵十二名。”塘汛者，是明清时驻军警备的关卡，类似于今日的边防检查站。
县城，递铺，巡检司，塘汛。这四种中国古代具有重大军政意义的设置，历史上先后出现在县河铺，足以说明，因其地处两竹边界的山水形胜的要害之地，乃军政重镇，亦是鄂西北自郡城东来、继而西往陕西的要津。
“恩山”锣鼓洞
县河铺背山面水。其后之山，名锣鼓洞山。同治版《竹溪县志•舆地》载，“锣鼓洞，县东五十里。通竹山之要道。”扼守鄂西北战略要地、军政重镇县河铺的锣鼓洞山，注定跟县河铺一样，有非同一般的传奇。
同治版《竹溪县志•舆地》载，“溪东县河铺有山如旗，……上有仙女足迹。石下有一洞，俗名‘锣鼓洞’，外窄内宽，可容数百人。……有缒绳而下者，至二十余丈，闻锣鼓声如万马奔腾。山上有寨，不知仿自何时。自明至今，土人多避乱于此，均无恙焉。人咸祝曰：‘恩山’。” 对锣鼓洞山上的堡寨，同治版《竹溪县志·舆地》“寨堡”篇载，“锣鼓洞寨，县东四十五里。”
显然，锣鼓洞山上有传说。传说中，有美丽仙女在此山留下足迹。美女仙居之地，或就是那个可容纳百人、发出锣鼓般声响的洞中。山环水绕的县河铺，本是仙居的美丽祥和的地方。忽有一日，那仙女化身一只天鸟，翩然远飞，离开锣鼓洞山，这兵家必争的是非之地。从此，山巅堡寨，见证了无数明清时期乡民避乱御匪的战事。受锣鼓洞山庇护的山民，称之为“恩山”。
锣鼓洞见证过的规模最大、战况最烈的一场，发生在解放战争时期。按1992年版《竹溪县志》的记载，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为保护关中地区侧翼，调集四个师的兵力，以安康为基地，沿汉江及汉白公路，在陕西白河、平利，及湖北竹溪、竹山一带，构筑起三道防线。
当时，人民解放军陕南军区部队，派出第12旅及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第17师，先后解放房县、竹山，进逼竹溪。国民党第117师，急调349团，抢夺锣鼓洞主峰，阻击解放军。该团于1949年1月24日即农历腊月26日，抢占了锣鼓洞西南、西北方向的险要地区。然后，为抢占锣鼓洞主峰高地，向解放军发起猛攻。
陕南军区司令员刘金轩亲自指挥该部两个团，先后打退了国民党军的5次冲锋。鏖战正酣时，国民党军117师350团赶来增援，并集中炮火，猛烈轰击解放军阵地。而当时，气候恶劣，雨雪交加，道路泥泞，形势于我不利。因而，解放军的锣鼓洞阵地数次得而复失。鉴于此，解放军遂于当日12时许，主动撤出战斗，其一部退至擂鼓台一带休整，其他两部分别退至竹山、房县。
虽然此战，解放军遭暂时挫折，但已于战役前后，建构了解放前夕鄂西北的有利战局。不久，陕南军区部队在锣鼓洞以西的关垭一带，与胡宗南的部队再次鏖战，取得关垭大捷，竹溪旋即解放，并在胡宗南所部的汉中防线的南侧，撕开一个口子，促使国民党军事集团的最后一支劲旅，全面溃退和最终失败。
门，终于打开
自明清到民国，山高谷深、山水阻隔的鄂西北，交通十分不便。偏远的竹溪，去往鄂西北政治、经济中心的郧阳府，进而外出襄阳、汉口等商埠和都市，尤其不易。而来去之间，县河铺皆是古道上的必经之地，或谓要津。
历史上，东来西去，通达竹溪的旅途，山路崎岖，日程漫长，路途艰难。对此，史志中很少记录，我们今日多无从详知。唯在昔日读书人——如赶考的生员或赴任的官员，他们留下的诗文中，尚能有些微的发现。
其中就有黄晖烈。这个好写诗文的清朝康熙年间的竹溪知县，在他的《郧竹道中记险》）（载同治版《竹溪县志•艺文》），记载了到竹溪赴任途中的所见所感，留下了当时郧阳到竹溪的详细路线图。“郧之属邑凡六，而竹溪为最远。自郡城西南行……（经郧县，越界岭，入竹山境后）过县河而西，始入竹溪境……自郡至（竹溪）县，凡五百余里，急行七日可到，缓行每至经旬也。”
可想而知，县河铺这个鄂西北东进西出的咽喉要地，历史上官军和匪兵频繁经过、长期设有军政据点的地方，也曾是两竹之际的商贸重镇，商旅辐奏，繁忙热闹，是明清时期竹溪数量不多的集市之一。如前所引，县河铺之名，渊源之一，是早年设有铺店。同治版《竹溪县志•建置》之“市集附”载，“东乡，县河铺市。”其“津渡”篇又载，“县河铺渡，县东，距城六十里。”因这里是水陆两路之交点，故设有渡口。
东去竹山，离县河铺不远，是鄂西北历史上著名的商业中心宝丰镇。明清至民国时期，竹溪人来去宝丰镇，从事民间贸易，皆以县河铺为中转站。1992年版《竹溪县志·交通邮电》载，“竹宝路，竹溪至竹山宝丰镇……由县城东出水坪，经县河铺，抵竹山宝丰镇。此路为贩运粮食、棉花之人行大道。本县人民担运粮食至宝丰，换回棉花，供土纺土织。”
上世纪30年代，因抗战之需而修筑的汉白公路，过竹溪水坪，越界岭、过陕西白河，北上东去，绕过了县河铺，使之远离交通主干线。县河铺一度成为偏僻之隅。现在，贯通鄂西北的两条交通干线——谷竹高速和346国道，又穿过县河之境，恢复并强化了它的门户地位。县河铺作为县河镇镇政府所在地，被誉为竹溪县东大门，与西出陕西的蒋家堰镇一起，成为竹溪的东西门户。
县河铺，见证了鄂西北一条古道上的无数史话，也记载了一段苍茫的难忘岁月。县河铺这个贯通古今的历史节点，通达东西的通衢要地，今天，把门，再一次打开了。这门，接通一条文明的脉系，指向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