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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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见星
竹山县宝丰镇的街东头有一条小河，顺小河逆流而上走过三十里路后，上下有十多里长的一段流域其地名叫西管家河，人们都习以为常的叫西河。在西河中游的河东边，有个聚居着三十多家农户的院子叫王家湾。
二十世纪的甲申年八月初十日日出的时候，我在这个院子里降生了。
在我爷爷的男性孙子中，我的排行老九，因此我父亲给我起乳名叫“九成”。
我出生时，我们家居住在王家湾的那两间房子，是我父亲租住别人的。在我出生后一两岁时，我家又改租于离王家湾约一里路远的下院王家祠堂居住。土改时，新生政权将王家祠堂就便分给我们家居住。从我童年记事时开始，到我们兄弟几人走向社会，我们家都一直定居在这里。
我家门前大约百米之距有一个小院子，原来是一座叫太山庙的庙宇，在民国末年庙里香火衰落，遂被改作学堂。
说到这座庙宇，我要顺便说下我对它的一点模糊记忆。人们把这个地方叫“庙上”，庙上是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前后两栋房屋坐东朝西，中间是个小天井，后面一栋的阶沿坎比前面一栋的地基高一米多。紧挨着两栋庙宇的南方山头墙是一排坐南朝北的横屋。庙宇和横屋的门前是一个场子，场子边上长着一棵大桂花树，桂花树外边两三米高的石岸下就是西河的河道。
一个初始感知世界的幼儿对各种事物都充满了好奇。站在我家的阶沿上，看着眼前的山梁、树林、田畈、庄稼、河流、云彩、飞鸟、行人……，还有门前的这座庙宇，很想看看庙宇里面倒底是个啥样子。有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独自一人走到庙上，场子里空无一人，只有那颗桂花树矗立在场子边显出这个庙宇的一点生机。庙宇前面一栋房子的正中间是大门，大门槛比我们家里的大门槛还略高点，我左手抓着门方子，右腿脚横着抬起来勉强够着迈进了大门。进屋一看，前面这几间房子是一大通间，靠横屋一边的那间屋没有后檐墙，这是专门留作到坎上正殿和横屋的通道，地面倒是干干净净，但又高又大的几间房子里却是空空荡荡的，屋里寂静俏静，我站在没有后檐墙的这个通道上向天井和后面的房屋扫了一眼，正殿和横屋的门都是开着的，因惧怕的心理而没敢走近这两道门边窥视，转身就出来了。
一个小孩儿能勉强跨过一个大门槛，应该满三周岁了，这大概是1947年秋季。
这年冬天，庙宇的后面那栋房子拆掉了，我深深的记得，堆在屋基上的两堆还没有来得及清运完的砖头瓦砾被第一场雪覆盖，天晴后场子上的积雪慢慢融化了，而瓦砾上的积雪却融化的慢些。
第二年春天，就在这个屋基上盖起了两层土墙楼房，每层两个教室，教室的中间夹一间厅房，自此，太山庙就正式变成了学校。我后来发蒙读书就是在这栋房屋一楼南边那个教室，做教室的这栋房屋已不是当年所建，据此推算，这栋房屋应该是1948年建造的。此时，庙宇前面的一栋房子还保留在，直到1950年春天，因要扩大场地建戏楼，庙宇前面的这栋房屋才拆掉。
1949年秋季的一天上午，这是一个阴天间小雨的天气，我父亲站在学校的后阶沿喊叫我，我母亲立即把家里预先已买好的两张白影纸从柜顶上拿下来递给我，要我马上拿到学校去。母亲把影纸递给我时，亲切地微笑着对我说:“叫你去读书。”
此前，我从未听大人说过要我上学读书的话，这一突然之举使我心里直犯嘀咕，但又不敢违抗父母决定了的事，我啥话都没敢说，只得硬着头皮拿着影纸到学校去。
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的私塾，是按学生的学龄程度，因人而异的分别教学，先生每天忙得不亦乐乎。那些年龄大点的学生，他们自己带的有正规印刷的书本，有些学生摇头晃脑地大声读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的人读的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还有的人读的《百家姓》。每天上午，他们都到先生的办公桌边排着队，一个一个的在先生那里背书，书背完了后，先生又指着这一段的有些生字让学生认，如果背不得书，或者是认错了字，先生都是要用竹板打手巴掌的。过了背书和认字这两关以后，先生又接着刚才背过的这段书的下面，再教给这个学生读一段，教两遍后，学生就回到座位上，围绕着先生刚才教的这一段，读书、背书、认生字、写大字。
我们这些学龄程度低的学生，没有印刷的书本，先生就分别在我们每个学生的本子上，每天写出数量和难易程度不同的字，尽管班上学龄程度低的学生有一二十人之多，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分别为每一个学生写，写好后又一个一个地教。
不论学龄程度高低的学生，都要写大字，才入学的学生是套着先生写成的影本写。头天教学生认了的字，学生记住后，就回到座位上去读，读了后，又照着写。第二天，学生把写的大字拿到先生那里，先生分别给每个学生“判字”。先生认为哪个字写得好，就在这个字的旁边用红毛笔挽个圈，以示赞扬；对写错了的字，就用红毛笔在错字旁边打个叉，并且要求你在这张字纸的空白处，把写错了的这个字，重新写几个小字；若是哪个字的某一两笔的间架结构写得太离谱了的，先生就用红笔在这一两笔上面改正过来。
先生给某个学生判了字以后，接着就指着这些字，让学生一个一个地认读。学生若有认错了的或者根本认不得的字，认罢后，明码标价，不认识的字或认错了的字合计一算，一个字两板子。学生都是自觉地把手伸出去，先生左手把你伸出的这只手的四个手指捏着，右手持板子按照该执罚的数字“一、二、三、四……”地数着照手掌打，至于板子打下去的轻重程度，那就要看先生此时的心情了。先生对学习较好而认字偶尔失误的学生板子打下去较轻，但对该执行的板子数毫不含糊。对学习较差或读书不认真的同学，板子打下去较重。
记得有一个叫李朝有的同学，那次大概是很认错了几个字，他先把左手伸给先生打，打了五六板子后，可能左手掌疼得受不住了，他猛地把左手拽回去，同时快速地把右手伸出来认打，惹得我们围观在旁等待认字的一群同学哄堂大笑。
有时候先生对个别后进学生很恼火时，偶尔还对其施以较重地体罚，先生让受罚的学生自己去向同学借一条长板凳来，把板凳放在先生的办公桌前面以后，自己自觉的脸朝下顺长趴在板凳上，让先生用竹板子照屁股打。
看着认错字挨板子的样子很狼狈，我每次准备认字时，站在先生办公桌旁边拿着书本总是提前一遍又一遍地默读，有的字认得没有把握的，就请教站在身边的大同学，这样，我每次认字都过了关，没有发生过因认错字而挨板子的事。
先生除了教我们认字、写字以外，还教给我们唱歌。有生以来，我也是第一次学唱歌:
公鸡喔喔叫（呀），
太阳正当顶（喏），
张大哥在田中，浑身汗淋淋（哪）。
哎哟，哎哟，
…… ……
这样的读书生活，很快就激发了我的兴趣。
但是，在我上学读书时间大约只有个把多月，正当我的学习刚刚入门上路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学校在秋末却莫名其妙地散学了。散学后，在这年年底以前学校一直都没有开学。
自那次莫名其妙地散学放假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我的这位启蒙老师。此后不久，听大人们谈论，我的这位蒙师操儒斌于民国时期在麻家渡和得胜铺这两个乡当过乡长，解放之初，他就把自家的一支步枪（当时，我们那里的人称步枪为“快枪”）交到农会了，应属开明人士。但不久后，新生政权及其民兵说他家里还有快枪没有交。遂把他叫到乡农会，要他再交出快枪。操先生说，我家的快枪已经交了，再没有快枪了。民兵们认为他是欺骗农会，有意隐瞒快枪。因而，就将他捆绑并要吊起来。
先生长期过的是娇贵生活，哪里受得了这种刑罚。他便说道:“我家还有快枪，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到我家里去拿。”民兵们就押解着他到他家里去取枪。
到了操先生的家门口以后，他谎称进屋取枪，让民兵在他家门口等着。
殊不知，他进屋后暗暗地拿到砒霜藏在身上。待他空着手出来后，又对民兵们说，枪藏在我们家的煤炭洞里。
因操先生家过去开有煤炭洞，民兵们对他的话信以为真，又押解着他一起上山。到了他家煤炭洞口以后，他让民兵们在煤炭洞口外面等着，他说自己进煤炭洞里去取枪。
民兵们在煤炭洞口等着他取枪出来，一等两个小时还不见动静，民兵们不知究竟，但又不敢贸然地进煤炭洞里去看，怕他躲藏在暗处打冷枪。久等还是不见人出来，民兵们不得已只得打着灯进煤炭洞里面去找，结果发现操先生已在煤炭洞里最深远地方的一个煤层台子上坐着，嘴唇上还巴有砒霜粉末，人早已服毒自杀身亡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幼小的心灵久久不能平静。在我无知的童年，什么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我都一无所知，而先生对我良苦用心的教育方法，耐心细致的教学形象，却一幕幕映现在我的眼前，这么好的先生就这样离我们而去，让我深感惋惜。几十年来，每当想到我的蒙师，就隐隐感到有种难以割舍的感情，心中极不舒服。
师从操先生发蒙读书散学后，就在这年秋末冬初，我看到住在我们同院子的名叫操九成和操从德(平娃子的父亲)他们两家，以及住在我家河对面名叫费寿益家的大门，都被民兵反锁上并贴上了封条，家里人都被赶出了家门，住在外面原来堆杂物的小房子里，平娃子他们一家就此不知搬到哪个地方去了。
过了一段时日，民兵们把原来贴在地主家门上的封条撕开，打开门上的锁，把地主家里所有的东西全部搬出来，集中堆放到张家湾和下操家湾的稻场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听大人们说，他们被评成了地主，地主的财产都要没收。志娃子他们家里这次被划为富农成份。
随后，我们读书的这间教室，除留了一个通向教室坎下横屋的一道门以外，其余的门窗都用泥砖封堵起来了。过了些日子，一些民兵把桂花乡刚划为地主成份的人，都押解到这个封堵了门窗的教室里，关押起来了。
这一时期，没收地主五大财产和斗地主、分田地的运动搞得轰轰烈烈的。村里还有儿童团站岗放哨，见了走路的行人，儿童团都要查看行人的“路证”，行人若没有“路证”，儿童团就要把他送到农会去，交给农会的大人去处理。看着那些少年儿童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根半截红颜色、半截白颜色，约有三尺长的木棒，盘查过往行人，很神气，我只能站在远处看着，我父亲严格禁止我出门与这些儿童近距离接触，他不准我跟别人在一起“瞎混”。
在评定家庭成份和土改时期，我从父母亲多次简单的交谈中，让我感觉到我们家在评划阶级成份时，在村上的群众评议中还有些不同意见。不知我父亲过去与这些人之间有些啥过节，有人说我父亲在解放前参加过“青红帮”，我父亲坚决否认；有人说我们家里虽无房屋田地，但日子过得好，应该评为“无产地主”，还有人说了我父亲一些很不中听的话。
在土改后的好多年，我母亲经常提起这段往事。少数人为什么对我父亲有不同的意见，我这个当晚辈的，当时年龄小，不知个中原因，也不知评定成份时的具体情况。
在土改时期，我父亲经常在家里说，我们姓吴的住在这里是单门独户，没得一个同户族的人互相帮助，所以受人欺负。是不是因为“单门独户”而受人欺负我不知道，我们家住在这里是“单门独户”却是事实。当年住在我们这个院子里有一个名叫吴绪庭的人，与我们同姓而不同宗，我们姐弟这一辈人把他喊叔，他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种地很认真，到了桌面上，他一句话也不会说。当年桂花乡五千多人口，就只有我们这两家姓吴。
尽管评定我们的家庭阶级成份时，村上极少数的人有些不同声音，但最终我们家里还是被划定为贫农成份，因为共产党评定阶级成份的政策标准太硬了，而上级派出的工作队在评定阶级成份时，也能严格执行党的政策。
经过划定阶级成份、关押地主恶霸、没收地主家的五大财产以后，就开始“分胜利果实”。所谓“分胜利果实”，就是把没收地主家的房屋、土地、家具、粮食、牲畜、家禽等等所有财产都分给贫下中农，在这一时期，人们出口就是“分果实”。
时下，在西河流域，下至下操家湾上至华家台子，这一地域区划叫桂花乡，当时的乡政权就是乡农会。当年的太山庙是西河最初的乡农会所在地，人民群众经常在这里集会，或召开会议，或斗争地主，此处成为西河的政治活动中心地点
这个院子的场地外边有一棵桂花树，树干就有大洗澡盆子粗，树冠的半径足有三丈多，每到丹桂花开季节，西河上下香飘十里。不知是哪位高人就以此树为据，把西河这个乡取名为桂花乡。约在1951年，秦家河那边几个村又合并到桂花乡。
乡农会下分五个分会。我家居住的这一块，从张家湾以上、王家湾以下为二分会，大约有八九十户人家。划成份、分果实等活动，大多是以乡农会下的农会分会为单位进行。
按照当时的有关政策规定，在“分果实”时，我家原来租住的几间房屋就便分给了我家居住，从此以后，我父亲在解放前租住的这几间房子，解放以后，在法律地位上成了我们家的私有财产。
另外，我家租住房子时，同时租种的一块菜园地也就便分给了我家。
除分得房屋和菜园地以外，还分了两块坡地和四块水田，我不知这六块田地各是多大面积，反正每年收获的粮食我们全家人够吃还有余。
分了土地和房屋以后，接着分家具和粮食等物。而分配这些东西，就没有什么具体过硬的政策标准了。要给哪家分些啥东西，就由现场主持分东西的人说了算。
“分果实”的场合总是轰轰烈烈的，而我父亲是个清高之人，凡没有人喊他参加的事，他绝不会主动去参与。
有一天上午，农会在下操家湾分果实。有人喊叫我父亲，说给我们家分了一个长柜（“长”字在这里的方言音读“zhǎng”），要我家马上去搬。我父亲就安排我哥去，我哥又另外请了一个人，两人一起把柜子抬了回来，他们两人把柜子放在稻场里后，我哥就说，这个柜子是放在一个背角里没有啥用的一个破烂柜子。他两人刚把抬柜子的绳子和竿子解开，柜子就裂开了。
这是一个早就腐朽无用的废物，主持分果实的人把这个废物当作“胜利果实”分给我们家里。
还有一次我哥从下操家湾分果实的地方回来向我父亲说:“下操家湾分果实的，今日上午在分锄头，我想要一把挖锄，分果实的人不理我。”
我父亲听了我哥说的情况后，脸色气得铁青。第二天，他就筹集木炭和废铁，到住在王家坡的蹇铁匠那里，请蹇铁匠打了一把挖锄。
有一天下午，在我们家稻场分一些家常用的如首饰、茶具、酒壶之类的小物件，王定发负责分果实。他先在地上铺上一块白布单子，然后把所要分的东西，按贵贱好差搭配成应该分的份数，贵重点的东西一份一件，差一点的物品每一份二至三件。搭配好了以后，再给每份编出号码，又另外用小纸做成阄，然后让分果实的各户抓阄，按每家所抓阄的号码，领取对应号码的那份东西。这些事一直做到天擦黑了才搞妥。
这次通过抓阄，我家分了一个圆球形细瓷茶壶，茶壶面上是一幅烫金仕女画，大约可装一千毫升水，看上去很精美。在我的印象中，除了这个茶壶和那个无用的朽木柜子外，我们家里没有分粮食和其它傢具之类的物品。
一天上午，我父亲不在家。我和母亲站在自家稻场里，看到河对面张家湾院子上边、木鱼包山坡下的平地里，人声嘈杂，许多人来的来，去的去，仔细一看，原来是在分鸡子。只见主持分果实的人站在几个篾编鸡笼旁，来一个人，主事人王定发就伸手在鸡笼里面抓一只鸡递给那个人，看上去，是很随意的一件小事。
我母亲看着看着，想事不定，她叫我也去看一下，说若有分给我们的，就让我拿回来。
母亲说了，我就走到分鸡子的场合，先在主持分果实人的旁边站着，看着老半天已没有人来领鸡子，笼罩里的鸡子已剩下不多了，好像是该分的人都拿走了，我便畏畏缩缩地走到主事人旁边，问主事人有我们家的没有？主事人很干脆地答复说，没有。
我感到很羞愧，立马转身回家，向我母亲回复了事情的大体经过。
晚上，我父亲回家后，我母亲向他讲述了白天分鸡子的事情后，我父亲恼羞成怒，他把心中的气全撒在我的身上，似乎是要把他这一时期所受的怨恨之气一下子倾泻出来，让我这个才五岁多一点的孩子退他担当起来。这天晚上，他没有说别的话题，而是反复地责骂我，我当时所知道和不知道的能羞辱人格的词语，我父亲都对我用上了。我虽然年幼无知，但做人的自尊心却受到严重伤害，羞辱得我是浑身发烧，恨不能有个地缝钻进去。
解放初的西河农民是“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翻身农民都是扬眉吐气、喜气洋洋的，一些中青年人都是朝气蓬勃的。
1950年秋末，学校操场的北头堆放了很多厚木板和树干，我们学校一些年龄大点的学生，在课余的时候，就地把这些木板搭成一个简易的戏台，模仿大人演《白毛女》。
这些堆积的木料是桂花乡在筹备材料盖戏楼。我不知道这样的大型公益事业所需要的资金是怎样筹集的，所需要的劳力是怎样摊派的，只看到人们干这些事都是劲头十足。
次年夏天，河里涨水后，人们通过水运，又从上游运来四根又长 又粗的树木做戏台的柱头。秋季里，西河的能工巧匠集中在这里，就在堆放木料的这个地方建起了一座高大壮观的戏楼。戏楼飞檐斗拱，大木盆子那么粗的两根圆木柱子气势磅礴地立在前面，这座戏楼成了西河一道亮丽的景观。
在建造戏楼的同时，西河人建起了一个农民剧团。剧团里演出所需要的许多服装、乐器、道具、幕布等设备，多数都是没收地主家里的东西，在分果实的时候，农会专门把剧团演出所需要的这些物品留下来交给剧团使用。在排练节目的过程中，根据剧情需要，所差服装、道具，剧团的人或是借用，或是自制，真正拿钱购买的东西极少。
受乡政府干部的安排，我父亲担任了这个农民剧团的负责人。他除了做好剧团里各种活动的组织工作外，另外还负责化妆和二胡伴奏。他不会识谱，只听别人把一个曲调唱一两遍，而仅凭感觉他就能把这个曲调用二胡拉下来。我父亲在此之前，就自制有二胡、三弦、坠胡等乐器，他玩这些乐器都是靠“抓音”。
西河的人才济济，剧团的规模从小到大，人气很旺。凡参加这个剧团的所有演职人员，虽然没有行政手段约束，没有任何形式的待遇报酬，没有饭食茶水的招待，但是，凡是参加了剧团的人，召之即来，集中后，大家是齐心协力、兢兢业业地干事。
为了排练好一个剧目，他们依据每个人的不同特长安排角色，人人都是尽心地背对台词，体验剧情，集思广益地排练，没有分配演出角色的人就去做后勤工作，没有人争角色，闹情绪。
这个农民剧团除了通过快板、表演唱、三句半、独唱等多种表演形式歌颂新社会的新生活、宣传抗美援朝、忆苦思甜、表彰新人新事以外，还先后演出了《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胡兰》、《送郎参军》、《桐子课》、《门板》、《梁山泊与祝英台》等大型剧目，每次剧团的演出，除了西河的群众外，西河临近的秦家河、寨子河、龙王沟、水田坪的许多百姓也赶来观看，戏台前的操场里每次都挤满了观众。演出人员多数人的表演都很形象，当年也没有扩音设备，满场子的观众能鸦雀无声地观看演出，可见观众全神贯注的观看演员所表演剧情的投入情景。
西河的这个农民剧团还几次派代表到县城里参加汇演，他们的表演水平和群众文化工作成就得到了县文化部门的肯定和表彰，县文化馆还多次派员工到西河来为剧团作业务辅导。
后来剧团在演戏的时候，操场边逐渐地出现了少数老百姓赶来卖麻花、瓜子、甘蔗、核桃仁、馍馍等小食品。
一个远离都市的山村，人们也像集镇附近的百姓赶集一样，远远近近地赶到这里来看戏，在场子边逐渐出现了一些卖各种各样小吃的小贩。此情此景反映出农民有了自耕土地后，已经解决了吃饭问题，他们正在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折射出了当时的中国农村已开始出现的繁荣景象。
除了在舞台演出以外，剧团每年还要组织春节民间文娱活动，村上人叫“玩玩艺儿”。其形式有玩彩船、踩高跷、舞狮子、跑竹马等。腊月初十以后，乡或村政权就组织一些民间艺人扎制彩船、狮子、竹马这些道具。
我们村里有个老画匠名叫王能言，有几年是他为这些道具画饰外貌，不知是生理上的原因还是后天养成的习惯，他说话、做事、走路都是轻手轻脚、斯斯文文的，因此他们同辈人送他的绰号叫“慢慢的”，我父亲和他打招呼说事时总是首先喊他一声“慢记的”，经他的手把那些道具涂上五颜六色的画，白纸糊在竹篾上的道具顿时增添了生气。他的儿子叫王定文，也是剧团的演员，行动却很敏捷，踩在三尺多长的高跷上耍丑角如两脚在地面跑动一样飞快行走。
这些“玩玩艺儿”的演员如张长润、操儒银、王定章、王定番等人随口编唱的花鼓子歌词都还押韵，而且在一个人家的门前不论玩多长时间，他们的唱词一般不重复现话。
“玩玩艺儿”的在春节期间要家家到，户户落，这叫“宁卯一村，不卯一户”。只要“玩玩艺儿”的来到门前，家家户户都是鞭炮齐鸣地迎来送往。
西河人的春节，大年正月初一至初六的几天里从上午九点到夜晚十点多钟，鞭炮声、锣鼓声、花鼓子歌声，声声不绝于耳，洋溢着一派祥和、欢乐的节日气氛。
1956年，农村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农民加入农业社以后，行动受到约束，再也没有闲暇时间来排戏演戏了，这个农民剧团也就自行消失了，戏楼在60年代初被拆毁了。
由于处在国家政权的更迭时期，直到1950年春末夏初之际，桂花乡才办起了第一所小学，学校就设在我原来读书的太山庙，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桂花乡中心小学的起始，这时我又重新上学读书了。
桂花小学开办之初，只有一个班，一个老师，老师名叫张百屏。
开学没有多长时间，老师就要求我们，今后把“先生”的称呼改为“老师”，并且对我们全班同学公开宣布，老师今后不准打学生了。自此以后，认错字按数计算打手掌的事就废除了。
学校开学后大约只有个把月，就放了暑假。
暑假一过，学校重新开学，此时仍然只有一个班。到1951年春开学后，学校规模迅速扩大，学校的老师增加到了六七个。学龄儿童纷纷入学，有些近20岁的大小伙子和大姑娘，因为在解放前没有条件上学读书，现在家庭条件好些了，他们也上学读书来了。我们原来做教室的楼上楼下，还有操场边的横屋除开靠河边的两间屋留给剧团使用外，其余的都做成了教室，学校一下子发展到了五六个班，搞得轰轰烈烈的。
学校规模扩大后，村上派来工匠为学校维修校舍，抬石头砌操场外边的河岸，还在河岸上用土坯做了围墙。
每个新学期，政府部门都在调整学校的老师队伍。新调来的老师中，有的是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有的还是从大城市和外省调来的。新来的老师带来了很多新知识、新教学方法、新信息，这对于我们这些少年儿童拓展思维、提高学习兴趣、改进学习方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有个老师在课堂上问我们:一棵树上有十只鸟，猎人举枪打掉了一只，请问树上还有几只鸟？我们都以为这样简单的减法算术，很好回答。但是，老师却说我们的答案是错误的。他说，猎人一枪虽然只打掉了一只鸟，还有九只鸟听到枪声一响，它们还会呆在这棵树上不动吗？老师这样一说，我们在一片欢笑声中，改变了原来的思维方式，拓宽了思维空间。
1952年秋，我们学校推选了几个学生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我有幸被选上为首批发展的少先队员。
桂花乡在这年秋，区划属擂鼓区。因为发展少先队是首次，因而擂鼓区所属的各个乡发展的新少先队员都集中到擂鼓区中心小学举行入队仪式。在擂鼓小学的礼堂里，看到正面墙上除了挂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外，还挂有“马恩列斯”的画像，礼堂的侧面还挂有“我们热爱和平”等宣传画。除开会外，擂鼓小学的女老师和大同学还教给我们跳“找朋友”的舞蹈，晚上还组织了联欢会。
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家门，见到的这些事都使我感到新鲜。
戴着红领巾回到桂花小学后，很招眼，因为当时戴红领巾的人极少，也引来少数同学的妒嫉。
1954年夏季，我读完了小学四年级，学校就给我们颁发了《初小毕业证书》。不知因何原因,桂花小学这年秋季要停办高年级。班主任张宜轩老师头天把初小毕业证发给我们，第二天就把我们全班学生带到黄栗小学参加升高年级的考试。桂花、水田、双河、龙兴、牌楼、敦梓、黄栗等七个乡的初小毕业生都集中到黄栗小学参加升高年级的考试。
通过考试，选择了一个班的学生集中到黄栗小学读高小。这年秋天，我就到黄栗小学读高年级。
黄栗小学是民国时期时任竹山县县长的郑桓武先生主持修建的。郑县长在竹山任县长期间，大兴土木，兴办学校。1942年一次就在全县建了十八所中心学校，新建的学校是统一规划设计的，一般都是两层土木结构的楼房，布局为四合院格式。
黄栗小学就是郑县长兴建的十八所学校之一，它建在名叫黄栗树垭子的地方。学校座东朝西，墙体都是干打垒的土墙。
走出黄栗小学的北门不到二十米地，就是一块坟院。我到黄栗小学读书以后才听七哥给我介绍，这是我们这个家族的祖坟。我那位迁到竹山名叫吴伯扬的一世祖宗和我的奶奶就长眠于此。一出黄栗小学的北门，经过这块坟地前，是通往我的住家桂花乡的人行大路。
我的祖上原本住地为湖北蕲春，《吴氏源流谱叙》中这样记载道：“惟自江西瓦屑坝于元世祖末移居楚黄蕲之青山乡黄连里”。明末清初，天下大乱，明军、清军、农民义军在四川持续鏖战，大规模的战争将“天府之国”的大多城镇夷为平地，原有的居民大半死于战事。清王朝为了国家的重建和税收问题，必须开发四川的良田沃土，因而朝廷多次颁发诏书或行政指令，鼓励人口稠密地区的百姓移民四川，因而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运动。从顺治朝初中期到康熙末年，历经七八十年，进入四川的移民数量已经趋于饱和状态，因而到了雍正年间，清政府发出了“禁止继续向四川移民”的禁令。
根据家谱记载:伯扬公，字名海，生于康熙己丑年三月（即康熙四十八年，是为公元1709年）。根据年龄推算，我们的这位祖宗大约是在二十岁（即1729年）左右迁入竹山。雍正朝始自1723年，此时的朝廷已发出了禁止向四川移民的禁令，然而，我们的这位祖宗却正是在这个时候做出了背井离乡的移民举动。
遥想当年，从长江中游走到汉江，又从汉江来到堵河，一路历程都是溯江而上，不可能乘坐船舶，那个时候，也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只能徒步行走，我们的这位祖宗该历经了多少艰辛才于地处鄂东南的蕲春县千里迢迢漂泊到鄂西北的竹山县。
从鄂东南步行到四川，途经竹山应该是捷径之道。我们的这位祖宗移民的初衷，不知是想到四川还是鄂西北？或许是在出走时原本是想到四川，但走到半途后却获取了“禁止移民四川”之类的信息而使他改变了主意；或许是走到半途被官府阻止其继续行进而滞留在鄂西北；或许他就是直奔鄂西北。
竹山县地处鄂、川、陕三省交界之地，鄂、川、陕三省若发生大的战事都必然要波及到这块宝地，这个地区常常是交战双方拉锯鏖战之地，战国时期“朝秦暮楚”的典故就是出自竹山。清朝初期，鄂西北与四川一样，同样也是一个需要移民填充的地方。据老一辈传说，最早到鄂西北的移民是“插草为记”，所谓“插草为记”就是首批来到荒芜地区的移民自由圈占土地的方法。首批移民成了移民运动中的最大受益者，而后来的移民就没有这样幸运了，他们只能通过地方政府“安插”；再晚来的移民，土地已被自由圈占和政府“安插”完了，他们只能通过“租佃”的办法使用土地。
清王朝于顺治十年（即1654年）就制定出鼓励移民四川的政策，至1729年我们的这位祖宗移民竹山之时，清政府“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工作已历经了75年，75年的悠长岁月，四川及其邻边的荒芜土地已被不知多少批次来到的移民都见缝插针地占有了。
伯扬公来到竹山这块地方后，不知是由地方政府安排还是自行寻找落脚之处，他在宝丰镇北边十多里路的地名叫黄栗树垭子的二高山地区落了户。虽无文字资料记载，但根据有关史料和伯扬公后裔居住分散的情况推测，伯扬公到了竹山的黄栗树垭子后，土地资源已被先前不知多少批次来到的移民完全占有了，这时候他只能靠租佃土地赖以生存。自此后，他的大部分子孙就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
在封建制度的社会里，土地是农村人的立身之本，而农民自己没有土地就必须依靠租种土地求得生存。在农业生产力非常低下的封建社会，靠租种土地的佃户勤扒苦力的耕作，收的一点粮食除了交纳繁重的租稞和“皇粮”以外，一家人的糊口都成问题，若遇旱涝水灾的年成，就得忍饥挨饿，作为租种土地的佃户，为自家建造住房那更是梦不可及的事。故此，从伯扬公迁入竹山后的二百多年里，我父亲以上直系的祖祖辈辈都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我父亲他们同胞兄弟三人成家后因为需要一个居所，只得各谋生路而分别在东管家河的双河口、黄栗树垭子和西管家河租住房屋。耕无土地、居无定所的生活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这种祖祖辈辈靠租种土地、租住房屋的状况才得以彻底改变。
伯扬公的坟前，立了一块石碑。在一个课外活动的时间里，我专门到这位祖宗的坟前，扒开墓碑前的乱七八糟的草丛，意图看看碑文里是怎样叙说的，但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墓碑下一截已被上坡冲流下来的泥土掩埋，上面看得见的文字，年代是用的天干地支，语词是文言文，我意会其内容是这座坟墓的座落和朝向，而并非是人生经历的记载。这一被掩埋了下面一小截的残缺不全的短碑文，遗憾的是我基本上没能读懂。
由于这块坟地靠乡村集镇太近，1975年撤区建乡，黄栗乡在这块坟地上修建了房屋，邮电所和信用社两个部门的机关安在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