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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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阚韶辉
勇战拓荒
庸国因战而兴亡，战争纠结着庸国的命运，影响着庸国故地的历史文化。
庸国在正史上的第一次露面，就是参入到一场改朝换代的著名战争，时在公元前1046年。《尚书》记载，“武王兴兵讨纣，庸率卢、彭、麇、儵、鱼、夔、施等八国以兵相从。”此时，庸国是川东、鄂西一批小国家的“领头羊”，兴正义之师扶周伐商，立下战功。自此，庸国获得了国名入周鼎、授土封伯爵的殊荣。当时，楚国等大国还只是子爵。西周以前的所谓方国，实为星星点点散布的部族。庸国之初，就是约形成于夏商时代的这样一个古老方国，以庸水（堵河）流域为生息繁衍的核心地带，大致在今十堰市的西南部。而此战之后，庸国走向强盛，最强大时，领有今天湖北、重庆、陕西毗邻以及湖南北部的广大地区。
为此，清代将军杨应乾作《上庸赋》曰：“善兵振旅，从周伐商。孟津大会，虎噴龙骧。武成既告，于汤有光。分茅授土，各守封疆。”赞的就是这件事。
庸国的第二次露面，是在400多年后。这一次，还是担纲“群蛮之首”，更加主动地发动一场战争，却被群蛮尤其是秦巴二国算计，然后悲壮地谢幕了。《左传纪事本末卷四十五》载：“（鲁）文公十六年（前611 年），楚大饥，戎伐其西南……庸人帅群蛮以叛楚……秦人、巴人从楚师，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楚灭庸后，置上庸郡。庸人从此亡国——虽然，上庸之名，在秦代以后，还不断出现在鄂西北的郡县设置中，地域相当于今竹山或今竹溪，或两竹的合并建制。到了明朝在鄂西北重置郡县后，连上庸这个地名，也彻底地消失。
这样，庸国在正史上两次壮烈地露面之后，就长久地消亡在了幽远历史的深处。但庸风——与庸国“善兵振武”传统相关联的战争文化、拓荒精神，并没有成为绝唱。它携带弥漫的硝烟，穿越千古历史，在鄂西北乃至更广大的范围流布。
庸国之地，处东西南北之枢纽，括秦岭巴山之腹地；庸人生息莽山之中，逍遥江湖之远。所以，自上古夏商周三代开始，庸国地域就是兵家觊觎的要地，庸国民众是各方倚重的劲旅。原始蛮荒、强国环绕的环境下，善于战斗成为庸国人生存的基本能力。《古代战事考》说：“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所以，庸与楚征战，曾经九战九捷。
庸国之后，林莽山深、边塞要地的自然条件没变，强敌环伺、匪患频乃的形势也没变。因此，战争文化成为庸文化传承久远而厚重的一部分。
先是秦楚之争，庸国旧地成为朝秦暮楚之地，留下楚方城遗址，穿越陕西、湖北、重庆三地边界。它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内长城，比北方的万里长城，还早约四百年。之后，三国时魏蜀相争，这一带是双方明争暗夺的前沿阵地，留下新城（领有房陵、上庸、西城三地）叛蜀归魏的史话，烙下诸葛亮木牛流马的遗辙。唐代薛仁贵一族传奇史话的遗迹，则留在了薛义守备的泗水关（丰溪镇）、樊梨花演兵的樊亭（新洲乡）。其中的泗水关，在政治中心位于中西部的唐宋以前的历史舞台上，它一直是毗邻关中的关隘重镇。那里不仅有闻太师屯兵和丧生的老营盘、绝龙岭，还有汉高祖出兵关中的高祖河，以及北宋杨延昭的衣冠冢——六郎墓。如此众多的遗迹，每一个地方都联系着一段风云际会的战争历史，留下丰富的文化信息。
到公元12世纪之后的元明清三朝，战争形态发生了变化，流民崛起为庸国故地的主角，战争文化之外，逐渐生长和融入了拓荒精神为核心的移民文化。流民涌入鄂西北深山老林，成为政府惧怕的化外之民、祸乱渊薮，因此遭遇官兵强力的弹压、驱赶。于是，本地流民一波波起义，外地农民军、叛逆军——诸如李自成、张献忠、白莲教、吴三桂、太平军等等，于此地风气云涌、反复攻掠。相当长的时间里，此地兵匪出没、战乱不已。加之移民土著杂居，矛盾冲突不断，拓荒谋生艰难。于是，乡民善于筑堡自卫、结寨御匪；男人尚力战，女子惯勤苦；民风豪爽粗犷、拙朴耐劳。
总之，这种勇战拓荒的特性，适应历史上鄂西北的山大地僻与战乱频繁的恶劣环境，源于生存的需要。那时，来到鄂西北的流民，一手执枪矛弓箭，一手拿锄头火把，过着风声鹤唳、亦战亦耕的生活。此种勇战拓荒之民风，长期传承沉淀，遂化为一种地域文化，成为一种精神。
除了这些粗粝中不乏珍贵、值得弘扬的精神遗产外，鄂西北地区至今散布无数的堡寨遗址——这种御匪保民、战乱中坚持生产生活的战备工程，正是鄂西北勇战拓荒的地域历史文化的见证。仅竹溪一县，以寨为地名的山乡，就以数十计。每一个堡寨前，都发生过惨烈的战事和顽强的抵抗。今天，承平日久，祖先的离乱生活和拓荒历史已成为过往，唯这些城垣、堡寨遗址，或可作为旅游文化资源来开发，以资纪念吾乡祖辈自强自卫、生聚不息的精神传统。
歌舞娱神
庸国虽亡，但庸人不灭，则庸风不绝。因为，文化的创造者是人，其基本内容是人的物质和精神创造。据史料记载，公元前611年楚灭庸后，庸人南逃至湘西张家界一带，在境内溪河定居，怀念故国，遂将居住地的溪河命名为“大庸溪”，进而以“大庸”为地名——今之张家界市，原来就叫大庸。但一般说来，逃亡的庸人，应当主要是庸国贵族，而民间土著的庸人，在庸亡之后，仍然会在鄂西北乃至鄂渝陕毗邻的广大地区长期地繁衍生息。
那么，纵然这方土地先后被楚秦反复争夺和先后统治，又经历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以及建制归宿的频繁变更，不断冲击和改变原来的文化内容与格局；纵然庸国人创造的物质形态的文明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消磨消亡……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地域文明源头的庸国人的情感和精神生活，尤其是那些跟当地的自然和经济条件密切依存的重要习俗，仍然以顽强的生命力，或明或暗地，不绝如缕地，在历史和现实中延续。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巫文化。
庸国是崇尚巫文化的国家。《民俗博览》记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说文》解释“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巫在古代为一显要的职业，是所谓“问神鬼以报功祈福”，并转达鬼神降福之意的人。但自从儒学在汉代占据正统地位后，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不语乱离怪神”等思想，使鬼神之事在多数地区，尤其是士人的生活圈子里，逐渐难登大雅之堂。而在偏远和相对落后的山区，在正统思想文化鞭长莫及的地域和族群中，仍顽固地传习“巫”这种上古之风。
最迟在唐以前，是医巫不分的。所以，巫是医疗、歌舞、祭祀三合一的一种活动或职业。庸国巫文化中医疗成分的延续，表现为质朴的中草药文化。鄂、渝、陕边境地区的民间，中草医颇具地方特色，民间中医积累着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同时，在巫文化影响下，庸人的丧葬习俗注重通过歌舞仪式祭奠和超度亡灵，而不讲究厚葬。庸国立国千年，至今未发现一处庸国古墓，就与其独特的丧葬文化——岩葬即“悬棺文化”有关。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保留着一些奇特的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即先人丧葬之地。庸国丧葬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打夜锣鼓”，又谓“唱孝歌”——两人或三人，系鼓提锣，围着棂柩迈着慢慢舞步，边走边唱，一应一对。这正是从巫文化“歌舞降神”活动中延续下来的民俗。
“巫”之歌舞，在鄂西北长期的演变中，逐渐从祭鬼神、疗疾病等活动中独立出来，进入山民的生活，进化为庸国故地丰富多彩的民歌艺术种类。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鄂西北一带，竟然有那么多民歌乡、民歌村，简直是民歌的海洋。最有代表性的，有武当民歌村吕家河、竹溪民歌乡向坝等。且民歌种类繁多，如山歌、情歌、赞歌、战歌、姐儿歌、劳动号子、丧鼓歌、薅草锣鼓、打猎歌、采药歌等；内容丰富，不仅有反映当地风土民情、生产生活、恋爱婚姻，以及传授文化知识的民歌等，还有一些长篇叙事民歌，其中就有反映汉民族创世史的长篇《黑暗传》和《盘根歌》。显而易见，这些民歌的内容和形式大多古老而质朴，携带着浓郁的上古庸文化的遗风遗韵。
文化专家认为，鄂西北民歌具有“楚调、巴音、秦韵”的特色。那么，这与庸国巫文化的传承，有怎样的关系呢？民歌是地域文化的鲜活传承。作为汉水流域第一大支脉的堵河流域，庸国灭亡后，长期被楚国统治、纳入楚文化圈（汉水流域为中心），庸文化（含巫文化）其实是楚文化的主要来源、内容和形式之一。另外，庸国人在民族归宿上，属于巴人的一支。所以，从鄂西北作为庸文化核心地域的历史来看，今天的鄂西北民歌，涵养着庸文化的底蕴，浸染上巫文化的风味，表现了楚为主体的楚秦巴三地兼融的文化特性。
另外，从庸国的“巫舞祝歌”，到鄂西北的民歌，其最大特点是孕育、联系于底层人民的生产生活，因此获得强大的传承生命力和浓郁的民间色彩。比如鄂西北民歌中最具原生态的“薅草锣鼓”，作为一种劳动与音乐相结合的民间艺术形式，有着请神求愿、组织和鼓舞生产、调节情绪等功能，正是庸国巫文化“歌舞降神”风俗影响下的劳动进行曲。
今天，乡民传唱民歌，是为“娱情”，或谓“娱神”——娱自己的精神。而早期庸国巫文化的正宗意义，其实是“娱神”和“降神”，即“问神鬼以报功祈福”。这在向坝民歌《魂游十殿》为代表的一批“丧鼓歌”里，有丰富的应证。所谓“今晚歌场朋友多”，“舍起命来陪亡灵”，“这是亡者游十殿，天都地府去登仙”等等，正是巫文化“信鬼而好祀”的体现。
还值得一提的是，庸国巫文化的腹地——巫山、巫溪一带，素有“巫神自荐”，即女子主动求爱的传说：要么“愿留共居，朝化为虫（盐水神女）”，要么“自荐枕席，朝云暮雨（巫山神女）”。今日，我们还能在向坝民歌里，依稀感受到巫神遗风：“何年何月能团圆，接郎接到堂屋里，郎打恭来姐作揖，轻易不来莫讲礼，把郎接到姐房里。”（《接郎歌》）/“门前一架坎，门后斑竹园。奴的绣房在西间，哥哥哟——点的桐油盏”（《对门黄草坡》）……向坝女子在民歌中大胆的爱情追求，留下庸人祖先一脉难得的真诚人性和狂热心灵。
文质多艺
但长期以来，庸国文明的地位和水平被史学界低估了。本来，“庸”之为地名，就来自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著名文化典故。《地名志》说：“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此外，伏羲在庸地传法、神农氏在神农架遍尝百草等等，不少重大的中华文明的远古信息，都与庸地有关，再联系其他相关史料，便带给我们一个十分突出的认知，即：庸国文明渊深、庸国民众多艺。
比如，庸国富有铜铁之矿，掌握着先进的青铜技艺，乃铸钟大国，因此又被称为“镛人”。商代那些著名的青铜鼎钟，大多是庸人杰作——顺便说一句，庸人善战，就与其擅长冶炼兵器而矛利盾坚有关。这在本质上反映，庸国是当时中国拥有最先进生产力的国家之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鄂西北发现一件青铜古戈，戈上铭文为：“庸公之大元凡子羽戈”，即此戈为庸国名叫“子羽”的太子所有，子羽封地为“凡”——在《庄子》中，载有凡君与楚王交往的故事。
庸人“善兵振武”，却不乏文雅——庸国人竟是围棋的发明者。史称：“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具体说来，在尧统治时期，堵河流域是尧长子丹朱的封地，是丹朱发明和引领了庸地棋类博弈的风习。
“狂放狡黠”的庸人还善于筑城，故亦被称为“墉人”。周天子曾请庸人到洛邑筑城。庸国人自己的都城当然更能说明其建筑水平。据《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史载，庸都“北面有山，山上有亭。堵水绕城西……”专家据此推断，庸都即今日竹山县城。那城南的方城山遗址，有依山而建的十余里城池，虽经3000余年风雨侵蚀，仍屹立不倒。
庸人又是史料中记载的最早饮茶的先民，所谓“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先秦各地的方国、诸侯，与中央政权之间，还不是郡县制的垂直管理关系，而是分封制下的封赐与朝贡关系。所以，武王灭纣之后，巴、蜀及庸国经常以地方特产如生漆、茶叶等，上贡周王朝。庸亡之后，其茶文化被楚人所继承。生活在唐代、家乡在竟陵（今江陵）的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称：“其巴山峡川，（茶树）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茶经》所载茶叶“八之出”的“山南六州”，其中金州、峡州，即全部或部分为庸国属地。据传，鄂西北的梅子垭茶，早在唐代武则天时代，就是地方官员孝敬朝廷的必备贡品——这是颇有历史依据的。而现实中鄂西北茶叶的种植面积之大、工艺水平之高、饮用之普遍，以及品牌经营的兴盛现实和乐观前景，更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和坚实的历史传统，做为支撑与动力。
一系列高超工艺的背后，是高水平的整体文明。正如华中科技大学著名文化历史学者张良皋经过多年考证得出的结论：庸国是制陶大国、诗歌大国、器乐大国、筑城大国、营建大国、冶铸大国、造历大国、农业大国，它完全可能是领先跨入文明门槛的国家；先秦时代的许多文化之谜，包括四灵、五行、十干、八卦及楚文化等，都与与庸国息息相关；庸国文明一度远超楚国，很可能是华夏文明的源头——华夏文化以汉文化为主体；汉文化以楚文化为前身；楚文化以巴文化为基础；而庸国则是巴人所建的头号大国。
作为佐证之一的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生活在庸国灭亡近300年之后的战国晚期的屈原（约前340年－约前278年），祖籍庸国，先祖是庸人，其所创楚辞体诗歌系列，饱含着丰富的庸文化元素。屈原在《离骚》开篇就说：“帝高阳之苗裔兮，联皇考曰伯庸。”他所降生的秭归，是当时庸国的南疆。庸文化是楚文化的重要源头和内容之一，加之庸人后裔、庸国出生，所以，屈原所写的大量楚辞体诗歌，在宋人黄伯思所说的“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等各种要素中，充满了庸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实际上，楚辞中表现出的原始狂放的宗教气氛，以及浓厚的浪漫主义和巫文化色彩，与庸文化的巫风盛行、歌舞娱神，乃至与今天鄂西北一带拙朴放达的民歌之间，我们隐约可见其紧密而悠久的血缘关系。那么，《楚辞》作为中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集，对我国文学和文化的深刻影响，包含了庸文化的历史穿透力。
《论语·雍也》中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是孔子对个人修养的理想。而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理解，“质”是指人类朴素的本质，“文”则指文化的累积。“文质彬彬”， 即文化发展必须与人的本质相协调，才能保持人类朴素的本质和力量。
从鸿蒙初启到文明精进，庸国及其故地的3000年沿革中，历史和地缘的独特性，使其早期具有强大的文化创造力，而后，还一致保有难能可贵的原生态的文化生命力，其地域文化“文质彬彬”、文质兼备——质朴而不乏精致，丰富而特色鲜明。这正是庸文化穿越漫长历史的巨大力量，以及现实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