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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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素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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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知《上堵吟》，是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
堵河是汉江南岸最大支流，更是竹山人民的母亲河。然而，这样一条有影响的河流，在早期的历史文献中却鲜有记载。秦汉前的典籍提到她，多以“汉水”名之。直到北魏晚期的郦道元，在其集大成的地理学著作《水经注》中才有详细完备的记述。后又闲逸一笔，写下这样一路文字：
“堵水之旁有别溪，……又有白马山，山石似马，望之逼真。侧水谓之白马塞。孟达为守，登之而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为《上堵吟》，音韵哀切，有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
白马山在哪儿？因年代太久，已难觅其迹。堵河两岸“山石似马”者多，年久风化而湮灭者更多。据《郧台志》载，白马山，在今竹山县城西南三十里。相关专业人士考证，其址就在北坝老街后六也寨。虽时隔千年，编著人所指方位也难以让人信服，但《水经注》中的记载可以让人确信的是，孟达确曾在堵河岸边吟唱过《上堵吟》。寥寥数行，虽片言只语，若联想起孟达生平旧事，亦足以让人感怀。
2
在世人心中，孟达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这多半是《三国演义》的功劳。
然细读《三国志》、《晋书》相关章节，我们会发现，其实孟达是个文武兼备、举止风流的人物，就连自视甚高的魏文帝曹丕，也称他“姿度纯茂、器量优绝”。首次见面，便与其“同乘小辇”，引得同僚嫉恨。
孟达，字子度，扶风郡郿人。本刘璋属下，后降刘备。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孟达奉先主刘备之命，从秭归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为达兵所害。取房陵后，又攻上庸得手。刘备私下担心孟达难以独任，或是怕其独自做大，难以掌控，遂命义子刘封自汉中乘沔水（即汉江）下，与孟达会于上庸。自此，孟达开始了上庸十年的悲情人生。
在三国群英谱中，孟达算不上大人物，自然难与刘备、曹操共论英雄，即使与“关张赵马黄”，亦难平坐。但也决不是廖化、糜竺者流，靠跑跑龙套混个脸儿熟，好歹也算知名人士，一方名流贤达。《三国志》载，达容止才观，儒雅风流，“论者多称有乐毅之量。”“文帝时初即王位，既宿知有达，闻其来，甚悦，令贵臣有识察者往观之，还曰‘将帅之才也’，或曰‘卿相之器也’，王益钦达。”由此可知，当年的孟达是一个有颜质、有内涵的人物，绝非凡俗之辈。
孟达镇守的上庸地区，是三国时著名的“东三郡”（指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孟达降魏后，魏合三郡为新城郡，孟达任太守），地处巴山腹地、堵水两岸，东连吴楚，西接巴蜀，北通河洛、关中，是三国争霸中原的重要棋子，故魏、蜀、吴三家都向孟达示好。
很快，孟达在与刘封共处中，间隙渐生。刘封本为皇子，生得高大孔武，又年轻气盛，脾性火爆，自然不把孟达放在眼里，而孟达也看不上刘封一介赳赳武夫。一次，刘封竟把孟达的仪仗队的乐团（鼓吹）抢了去，孟达告状无果，也只得隐忍不发。诸葛亮后来致孟达的信中，曾就此事调停，说：“呜呼，孟子，斯实刘封侵陵足下，以伤先帝待士之义。”然此数言，如何能冰释胸中壁垒？
翌年（220年），关羽受困麦城，遣廖化往上庸求救。孟达以上山城新附未稳为由，未肯出兵，致关羽兵败被杀。后刘封兵败，回蜀被斩，孟达愈发惧罪，遂生降魏之心。
令人惊讶的是，孟达在降魏前，竟明人不做暗事，向先主刘备写了一封文情并茂的“辞别信”，这就是著名的《辞先主表》：
“伏惟殿下将建伊、吕之业，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创，假势吴、楚，是以有为之士深睹归趣。臣委质已来，愆戾山积，臣犹自知，况于君乎！今王朝以兴，英俊鳞集，臣内无辅佐之器，外无将领之才，列次功臣，诚自愧也。臣闻范蠡识微，浮于五湖；咎犯谢罪，逡巡于河上。夫际会之间，请命乞身。何则？欲洁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无元功臣勋，自系于时，窃慕前贤，早思远耻。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佞。臣每读其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伏想殿下圣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举。臣诚小人，不能始终，知而为之，敢谓非罪！臣每闻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臣过奉教于君子，愿君王勉之也。”
辞表先说对刘备知遇之恩，心怀感激；再以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等为国尽忠而不得善终者自况，含蓄地表达自己的隐忧，最后讲“交绝无恶声，去臣无怨辞”，故而心怀愧疚。文辞古雅，满怀深情，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无奈、忧虑与不舍。
作为凡人，我们可以理解孟达的危境。除却不救关羽、刘封被杀这些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隐忧他不便启齿，那就是在攻下房陵时，“为达兵所害”的房陵太守蒯祺，正是诸葛亮的大姐夫。诸葛丞相会不会公报私仇，他心里也没有底。但是，再多的困局，都不能成为他背叛主子的理由。正如其辞表中表达的一样，大多唯功利主义者最终都得不到好报。孟达看到了这一点，却被眼前的功利牵着走上了他们的老路。
孟达来投，曹丕自然喜出望外。《魏略》载，文帝“闻其来，甚悦。”“逆与达书，曰：近日有命，未足达旨，何者？昔伊挚背商而归周，百里去虞而入秦，乐毅感鸱夷以蝉蜕，王遵识逆顺以去就，皆审兴废之符效，知成败之必然，故丹青画其形容，良史载其功勋。闻卿姿度纯茂，器量优绝，当骋能明时，收名传记。”又曰：“卿来相就，当明孤意，慎勿令家人缤纷道路，以亲骇疏也。若卿欲来相见，且当先安部曲，有所保固，然后徐徐轻骑来东。” 达既至谯，进见闲雅，才辩过人，众莫不属目。又王近出，乘小辇，执达手，抚其背戏之曰：“卿得无为刘备刺客邪？”遂与同载。又加拜散骑常侍，领新城太守，委以西南之任。”文帝信中把孟达比作乐毅、陈平，迫切欲与见，后又亲与孟同乘“小辇”，抚肩戏语，任孟达为太守，授将封侯，并委以西南之事，可见文帝曹丕对孟达的欣赏与看重。
此时的孟达，达到了他人生的顶峰。内有文帝宠信，外有东三郡可据，成为威震一方的人物。登白马塞而吟《上堵吟》，感叹“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大概正是这个时候。可惜原文佚失，不知其详。但《水经注》言其“音韵哀切，有恻人心”，却是孟达真实的心境。
226年，魏文帝曹丕逝，朝中与孟达友善的夏侯尚、桓阶相继去逝，孟达失去保护，遭人忌恨。加上诸葛亮的引诱，两年后的228年隆冬，孟达拟叛魏归蜀。后因申仪告密，加上自身大意，遭到魏军千里偷袭。足智多谋的司马懿从宛城（南阳）出发，一路急行，仅八日便兵临上庸。困六日，城破，斩杀孟达。一代儒将孟子度，就这样背负着“无常叛将”的骂名，谢幕于历史烟尘深处。
孟达如此人生境遇，虽有客观原因，但观其一生，在其多从自己的小利出发应对变故，取舍事端，终几易其主，背信弃义。正如曹魏著名谋士刘晔所说：“达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术，必不能感恩怀义。”最终兵败被杀，也算昝由自取。但其音韵哀切的《上堵吟》，却给后世文人留下不绝的幽思与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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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时候，我是个不折不扣的“东坡迷”。学校图书馆有本《苏轼著名诗词文一百篇》，我不仅全部抄了下来，而且还能背，其中就有一首“亦诗亦词”的《白马塞》：
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空。台边游女来窃听，欲学声同意不同。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两稚子。白马为塞凤为关，山川无人空自闲。我悲亦何苦？江水冬更深，鳊鱼冷难捕。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
整首文辞华美，意境苍凉悠远而有古意，很是喜欢。只有一些地方不求甚解，如“台上有客”的“客”是谁？“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两稚子”又是什么事？不得而知，编者亦搞不清楚，一律注为“虚指”、“假托”，难以让人信服。
若干年后，我读《竹山县志》，发现在“艺文”卷，竟收有该诗，《郧阳府志》亦收有该诗。我心头一亮，难道这真是一首写竹山的诗？那么，白马塞在哪？苏轼在什么情况写的这首诗？我得好好查一查。
查阅《苏轼著作年表》，我终于有了发现，《白马塞》写于1060年。其时，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才俊苏轼，在蜀中办完母亲的丧事后，与父苏洵一道，从川中顺江而下，欲赴京任事。是年正月，在古襄阳盘桓月余。其间写下《野鹰来》、《白马塞》、《襄阳乐》，并称《襄阳古乐府三首》，以《白马塞》水平最高，享誉古今。更重要的是，《白马塞》又名《拟上堵吟》。我茅塞顿开，喜出望外，这真是一首写竹山、写堵河的佳作，东坡大学士还真为巴山堵水留下了一缕文脉。
弄清楚了来龙去脉，用简白的现代文意译这首《拟上堵吟》，就再顺畅不过了：
在堵河岸边的白马塞上，太守孟子度正在吟咏秋风，那悲怆的音韵飘上了天际。台边有游女偷听，偷学的声调有些像，可意境却达不到。子度啊，你有什么可悲叹的呢？无外乎千里金城失落于刘封、申耽这两个毛头小子手中。白马塞与凤林关在秋风中肃立，广袤山川无人可守。我悲叹又何苦呢？堵河水一到冬天就更加深沉寒冷，武昌鱼也难以捕捞。众多江上听歌的人，体会不到我的心思，只有空空悲叹，空空苦辛罢了。
大概因同是文人，同样身陷政坛漩流的缘故吧，苏轼超越了一般世人的眼光，他没有从道德的层面对孟达进行批判和嘲讽，而是更多从个体人的角度，对其人生境遇予以深深的同情，对其过分看重眼前得失作了含蓄的告诫与规劝。他告诉世人，不要被眼前的凡俗所困惑，而要追求生命的真意与快乐。
在盘桓襄阳期间，苏氏父子是乘船游历堵河，还是在襄听说关于孟达《上堵吟》事迹后有感而作，不得而知。有趣的是，历代古县志《艺文》卷均收有苏轼另一首七律《新城道中》，同属苏诗中的佳作名篇，亦认为是咏叹竹山的作品，因三国后期竹山属新城郡，顺手抄录于此：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芹烧笋饷春耕。
野桃含笑，溪柳自摇，正是竹山正月中下旬的景像。只是“煮芹烧笋饷春耕”，似与当下竹山风俗略略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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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清代大才子纪晓岚志怪笔记小说《阅微堂笔记》，常为其鬼怪故事所吸引。不觉翻至第八卷《如是我闻》，忽然发现某则故事，题目竟是《上堵吟》，甚觉惊诧，便赶快读起来：
次辰又言，族祖征君公讳炅，康熙己未举博学鸿词，以天性疏放，恐妨游览，称疾不预试。尝至登州观海市，过一村塾小憩。见案上一旧端砚，背刻狂草十六字曰：万木萧森，路古山深，我坐其间，写《上堵吟》。侧书惜哉此叟四字，盖其号也。问所自来，塾师云：村南林中有厉鬼，夜行者遇之辄病。一日众伺其出，持其杖击之，追至一墓而灭，因共发掘，于墓中得此砚，我以粟一斗易之也。按《上堵吟》乃孟达作，是必胜国旧臣，降而复叛，败窜山林以死者。生既进退无据，殁又不自潜藏，取暴骨之祸，真顽梗不灵之鬼哉。
与东坡全然不同，铁齿铜牙的纪晓岚果然不会放过降而复叛、反复无常的孟达，在这个荒诞不经的鬼故事里，纪氏以其惯有的夸张诙谐笔法，鞭笞了孟达这种“生既进退无据、殁又不自潜藏”的道德小人。《上堵吟》作为孟氏符号，被永远镌刻在端砚这个道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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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夏，巴史专家、华科大学教授张良皋先生来竹山考察庸巴文化，我与几位同道陪行。虽已年届八旬，但老先生身体健朗，谈笑风生。一路登方城山，过北坝老街，谈古论今，兴致昂然。在疑为当年孟达登临的六也寨下，张老即兴吟《拟上堵吟》古风一首：
堵水一何清，三面际方城。南出神农架，北汇天汉津。汉水以为池，金汤固武陵。立国先五帝，肇纪启人文。巴师佐姬发，牧野诛受辛。齐桓知自量，召陵且歃盟。庸人渐偷安，楚庄一飞鸣。祝融光华隐，遗响托楚声。累世避秦难，无奈入山深。刘封申耽闇，愧对河嶽英。一蹶未重振，竟失千里金。高帝入褒斜，炎汉赖以兴。谁能踞兹邑，再逢汉宫春。
与前几位比，张老的诗虽也说尽历史沧桑，却透出一股雄健与豪迈，可谓笔墨当随时代，这正是当下民族复兴的风神吧。
千百年来，有多少文人墨客吟唱《上堵吟》？不得而知。就我有限的阅读，除却以上几位，唐宋明清时期，还有张嵲、刘杰、徐学谟、史求忠等地方文士吟唱过自拟的《上堵吟》。这些或高雅，或素朴，或悲情，或欢欣的堵河岸边的吟唱，裹挟着文化的血脉，咏叹着生命坚韧与多彩，给人前行的希望和力量。
近日，欣闻上庸镇拟在古寨下的圣水湖畔建一楼阁，以便游人登高怀幽。他日竣成，以“堵吟阁”名之，岂不正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