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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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斌
一
清朝的竹山知县中有一对“父子档”，即常青岳和常丹葵。父子二人从河北沧州来到湖北竹山，接力完成了一件事——编纂《竹山县志》。同治版《竹山县志》是这样记载常青岳的：字未山，直隶交河举人，乾隆十年任。修学校，制祭乐。岁旱祷雨，有“窥井心同沸，观苗眼并枯”之句。历升绍兴同知。尝纂县志未竟，阅三十余年，子丹葵署纂，续成之。著有“竹山杂诗”。
虽然此前有河南济源人史求忠“辑县志稿”，但毕竟只是草稿，常青岳父子编纂的乾隆版《竹山县志》是竹山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县志。不过，尽管常青岳父子在竹山堪称传奇，但他们无缘进入那时竹山的名宦祠。
名宦祠，顾名思义，就是祭祀著名官员的祠堂，位于文庙之侧。元朝时，竹山始建学宫——学宫应是学校之意，包括文庙、校舍等。明朝洪武年间，令在文庙之侧建先贤祠，左祭贤牧，右祭乡贤，成化年间改称名宦、乡贤，分开祭祀。清朝雍正年间，又令建忠义、孝弟祠。四祠分列于文庙两侧，分祠不同人等。
常青岳父子不能进入名宦祠，是因为名宦祠的规格太高了。“以劳定国则祀之，以死勤民则祀之”，竹山祭祀的名宦都是湖北督抚以下至郧阳府知府的官员，而且必须上报朝庭得到批准。竹山县令原本是不可能进入名宦祠的，但有两名县令以“循良（奉公守法、与民有惠的贤良官员）”的名义，进入名宦祠。
一位是谢泰，字汇征，浙江绍兴人（一说为北京人）。进士出身，顺治七年任竹山县令。当时，竹山战火纷扰，竹山城几成废墟，杨明启等人更是盘踞县城，清政府派来的几任县令都因此被杀。谢泰来竹山上任时已无城可守，无兵可用，只能栖身鹰岩寨，遇到敌人攻击，曾向郧阳驻军标游击蒋崇武求助，接连攻破几座敌寨，杨明启也跑了。闯王李自成失败后，其部将郝摇旗、刘体纯率部转战荆襄一带，声势浩大，谢泰见鹰岩寨不可守，就迁往古有“铁壁”之称的蒋家寨。顺治十年，杨明启与郝摇旗率一万多人包围了蒋家寨，且攻且围了两个多月，粮尽水绝之时，敌方要谢泰交印投降，谢泰说：“我读书三十年，惟求了此一死字，血战一二载，惟求守此一片铜，今敢以片铜求生乎？”随后派人悄悄穿过敌营，向郧阳驻军和陕西兴安驻军求救。郧阳驻军标游击蒋崇武调走了，新来的将军不搭茬，兴安驻军也不见来，谢泰绝望之下就想自杀，却有个四岁的孩子突然说话了：“援兵来了。”第二天，兴安驻军果然杀来，与谢泰夹击扬明启、郝摇旗部队，杨、郝人马败退而逃。谢泰保住了官印，也保全了数千百姓性命。兵部尚书洪承畴上奏其功，升其为军前督饷同知。谢泰死后进入忠义祠。
于此艰难困苦之时支撑危局，谢泰能入竹山名宦祠，可谓实至名归，完全符合“以劳定国则祀之”的原则。不过，谢泰能从陕西兴安驻军搬来救兵，时任户书的刘士杰功不可没。户书主要掌管户口、征税纳粮、灾荒赈济等事，与军事上并无关系，但谢泰命人去陕西兴安镇求救时，别人畏缩不前，刘士杰却慷慨领命，他说：我上为知县分忧，下要保全母亲性命，为忠为孝，只希望有神灵相助。当天晚上，他悄然过敌营，奔赴兴安求救。兴安是陕西的兴安，哪愿意多管湖北的闲事？刘士杰无奈，长跪而哭，不吃不喝好几天。兴安驻军的赵将军感动了，派兵来战。刘士杰乱军中冲入山寨，背起七十岁的老母亲就跑。后来，刘士杰四十多岁还参加了科举考试，获得了秀才功名，长寿而终，死后进入竹山的忠义祠。
另一位县令叫范继昌，字瑞五，号汧谷，倒真是个趣人。他两任竹山县令，在竹山呆了十五年，最后死在竹山，也完全符合“以死勤民则祀之”的原则。范继昌可能是八旗子弟，因为专管皇族的玉牒馆给他评了一个“不入流（从九品）”，分到陕西省安康县任县丞（正八品）。嘉庆元年，范继昌跟随西安将军恒端来到竹山“剿匪”，大概那时竹山暂无县令吧，范继昌就留下来暂充县令。他修县城、县衙，发展地方武装，修建学校、书院、义学，编纂县志等等，多次受到保奏，终于升为正式县令，赏戴花翎。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是用养廉银子（清朝官员的养廉银子是工资的十至一百倍）修建的竹山县城，并未收取老百姓一分一毫。嘉庆十三年，范继昌调任鹤峰州知州，不料一起案件的罪犯逃跑了，他也被革职。不久，嘉庆皇帝巡幸五台山，范继昌参加了迎接，嘉庆皇帝下旨仍以县令任用，于是授为崇阳县令，后调任郧西县令，谁知道因为在崇阳县造册迟延，又被革职。嘉庆二十二年，他又见嘉庆皇帝，这一次他到蒲圻县仍当县丞，道光二年升为竹山县令，道光六年病故。
范继昌宦海浮沉，在竹山文治武功多所建树，死后竹山绅士公请入祀名宦，呈稿录入同治版《竹山县志》，其中“人虽已往，而安集之劳碑留于口，教养之泽爱铭于心”，是送给范继昌至高的荣誉，也是对范继昌最深沉的缅怀了。
二
乡贤是指本乡本土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被本地民众敬重的人。这些人以品行、学识、技艺、财富等方面的贡献泽被桑梓。按理说，能够进入乡贤祠的乡巴佬儿多着呢，可实际上乡贤祠里只祭祀了三个人——自北宋开始，到清朝覆灭，这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只有这三个竹山人进入了乡贤祠。
第一位是南宋的袁再泰。他是竹山的第一位举人、第一位进士。《郧阳府志》和《竹山县志》均有记载：咸淳七年（1271年）登张镇孙榜，历官浙江行省副使，奉命归里祭扫……需要指正的是，两部志书的记载或许有误，因为行省制度是元朝开始实行的，当时的浙江被称为“江浙行省”，同时，两部志书记载的内容也有所差异。《郧阳府志》中说，袁再泰回乡祭扫后就去世了，而《竹山县志》却说他“入山不出”，我们不妨这样理解：袁再泰回乡祭扫，就没有出去做官，在家乡去世。
史书中对袁再泰的记载太过简略，除了他在科举上的开辟之功，我们现在难以知道他更多的事迹。但《竹山县志》还补充了一句话：举人袁选、孝子袁廷献皆其苗裔也。袁选是明朝举人，袁廷献也是明朝人，功名不详，但进入了“孝悌祠”：“本县人，事亲以孝闻，庐墓三年，遇雪绕墓，扫雪而哭，行者闻之洒泪，至今墓不停雪，以为诚孝所感。”这样的记载显然有些神乎其神，不禁让人怀疑，袁廷献入祠可能是袁氏一族在县内的悠远权势所致。自袁再泰之后，《竹山县志》中除了袁选、袁廷献还记载了不少袁姓人，比如明朝还有袁仕，著有《重修竹山县庙学记》（载于《郧阳府志》），其中就提到，竹山的阴阳训术一职几乎由袁氏世袭，让人不禁感叹袁氏族大，也感叹一名乡贤蕴藉民间的深远力量。当然，明末清初，又有袁姓由陕西、河南等地迁来，与本地袁氏续谱联宗，这是后话。
到了明朝，竹山又有两名乡贤欧阳鸣、欧阳仁。欧阳鸣：“竹山人，由岁贡任浙江建德县丞，平生孝友廉义，乡人称为六一公，及出为丞，清勤节俭，不染毫末，舆论推重。”欧阳鸣只担任了县丞之职，正八品，人们居然把他与自号“六一居士”的北宋名相、文坛领袖欧阳修相比，虽然很有一些黑色幽默，倒也能窥见一些洒脱、旷达的形象。欧阳仁：“由岁贡授合州州判，为官清慎，居乡厚重，乡人有贫不能葬者捐地瘞之，本族子弟延师教诲供奉皆自己出，至今族姓称蕃衍焉。”欧阳仁的官也不大，从七品，他的事迹有两点，一是捐地捐钱，把“死不起”的穷人安埋了，二是拿钱请老师，教欧阳家族的孩子读书。这一读可不得了，自欧阳鸣以后，欧阳氏在明朝至清朝同治年间的科举中，近二十人考中秀才以上功名，竹山各姓无出其右，可谓史不绝书。一名乡贤，不仅温暖乡里，而且荫及子孙，往往托起的就是一个家族，实在让人崇敬不已。
欧阳仁与欧阳鸣有何关系史无所载，能够进入乡贤祠，很可能与其家族势力有关，而有些没有进入乡贤祠而进入了孝悌祠的人也颇为可敬，不妨在此略举几例。一是秀才魏正培：“例授卫千总衔，德化里（上庸镇北坝街）人。幼事诗书，长习骑射，襟怀豁达，恒以济人利物为心。尝与堂侄魏鸿捐田家坝本处渡船二只，岁给舟子食钱八十串，行之二十年。”二是秀才陈明远：“西乡文峪河人，幼丧母，事两继母皆尽孝。弱冠入邑庠，和睦宗族，建祠修谱皆所倡率，善歧黄术，济人甚多，不取其资，族戚中贫乏者复多资助，至今乡里称之。”
这两人一是捐船义渡，一是悬壶济世，都可敬可佩。还有一个人不仅接续魏正培的善举，还有更多义举：“岁贡王立言，同知衔王立达，工部郎中王立清，竹溪籍，家于两河口，亦为竹山粮户。凡竹山公事，慷慨乐施，非一二端可尽。即田家坝上柿河、洋滩、官渡三处皆往来要津，立言于渡口各设船只，又捐地租三十六石为舟子工食之资，垂之久远，有兴无废，行旅皆利赖之。又田家坝旧有渡船二只，原系魏姓所设，历年已久。于咸丰九年，立言自捐钱三百串，又商之黄州客户太和公所捐钱三百串，合共生息，每年给舟子工食钱四十串，供渡船一只。又有杨泗庙诸客户供渡船一只，以继魏姓义举。自是，县治以上皆为义渡，行人不为舟子所窘矣。至竹山营接年奉调出师，又近年南米阻碍，凡筹办行装，接济兵米，惟立言家捐助居多。于咸丰六年，襄匪滋扰，捐助粮饷；又在田家坝捐资练勇，本处防堵。种种义行，皆非无实事而袭虚名者，洵堪嘉尚也。”
对竹山历史有所了解的，应该知道王立言是著名的“王三盛”的第二代后裔，我们很容易明白，维持一个家庭的繁盛绝不只是依靠财富，还要借重道德和文化的力量。撇开阶级立场不论，我们应该对乡贤们保持敬畏之心，无畏者无知，有戒者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