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院子

橡 树

我生长的那个小山村，不止一种称呼，有的叫她许家坡，有的叫她杨家坡，有的叫她老湾，有的叫她高头湾，有的叫她上院子，有的叫她老院子，还有的把她叫西坡。无论怎么称呼，她就是生我养我的那个小山村，那个特别叫我动感情的院子。

每一种称呼有一种称呼的含义，无论怎么称呼，我都喜欢。当然我最喜欢的称呼还是“许家坡”和“老湾”。

院子不大，就其地形来讲，很像那种老式的单人沙发。前面的两个扶手，是两个小山包，一个在西北，一个在东南，相距两三百米。两个小山包及附近的山体，其实都处在一个巨大的青石结构之上，只是由于千万年的风雨浸蚀，使得有些地方覆盖着一定厚度的土质，更多的地方完全裸露着嶙峋的黑灰色石体。左边扶手上曾经有一棵两个人合抱不住的核桃树，每年从这棵树上能下好几担核桃；还有拐枣树、柿子树和七八棵直径都在四五十厘米以上的老栎树；还有其它的一些杂木。右边的扶手顶部，也有几棵老栎树，其中有一棵两个人张开双臂都抱不住；还有柿子树，一棵看上去是饱经风霜，却始终没有伸直腰的老白蜡树；还有花栗树和其它杂树、水竹和山竹；还长着一棵我曾在微博上说过的，我最敬仰的那棵高高大大，通通正正，老而不衰的大橡树。

两个“扶手”之间，是一口永远不会干涸的锅型水塘，直径没有一百米，五六十米是有的。塘坎是由黄土夯筑的，塘坎和塘坎的外面长着好几棵很大的柿子树、楸树、粽树、白蜡树和密密的山竹，树下和杂木间的地表，附着密密麻麻一年四季都绿油油的麦冬。很可能是满塘坎的山竹竹根的凝聚和麦冬对于地表的保护，使得水塘里的水再满，塘坎却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闪失，放水由塘辘控制。其它三方，都是由大青石垒砌的三四米高的石岸，由于年代久远，这些石岸早被各种树木，山竹和荆刺藤覆盖，岸上的好多树木都斜在水面上，有的甚至就从石岸的缝隙中钻出来。特别是有一棵柳树，从石岸的下半部钻出来横在水面上，硕大的树兜子紧紧包裹着周围的岸石；有一棵看起来只是个直径五六十厘米，黝黑粗糙的白蜡树桩，一丈多长，像一段开口向上的抛物线一样，高傲地斜在水面上，只有身上很少几根细枝丫和上面不多的绿叶子还昭示着还在顽强地延续着它倔强的生命。显然，它是若干年以前由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被折断后留下的不屈生命。在西北角的岸上，还长着一棵我们院子的人叫它“剑锋干（或见风干）”的树，笔直笔直的灰白光滑的树干，三四丈高，从树兜到树梢，直指苍穹，包括树枝，也基本是沿垂直方向生长。到每年乳燕剪春风的时候，水塘四周长长的柳丝和别的一些粉绿的枝条，一束一束伸到水里，嫩绿的枝叶，总被水里面的鲤鱼嬉戏和咬食着。特别有一棵很大的樱桃树，树干压在石岸上，整个树冠都处在水面之上。这棵树上的樱桃颗颗都有鹌鹑蛋那么大，每年都密密匝匝地缀满每一根枝条，使整棵树都比平时更加抵向水面，樱桃有的青，有的黄，有的红；像珍珠，像玛瑙，像碧玉，像翡翠，晶莹剔透，光看着就把人美得不行。把一颗红了的樱桃吃到嘴里，那酸中带甜，清香浓郁的美味便直沁心底。不过，樱桃虽好，有胆量和能力摘到的人却不多，只有像我这样的，既能爬树，掉到水里又淹不死的“野火的家伙”才有那个口福。现在，不知道那棵樱桃树是否还健在。

在水塘后面有很大一片斑竹林，由于土质肥沃，好多竹子都能长到碗口粗。再往后，就是一个土墙挨土墙，老瓦连老瓦的老院子。她紧紧凑凑，紧倚在一座坐南朝北的山体脚下的树林边，这山林，就是那沙发的高大靠背。

特别是在春夏季节，我们的老院子便被各种树木、竹林不同颜色的枝叶掩映着，特别是初春时，光右边“扶手”上大橡树的粉绿色树冠连同那棵大栎树紫红色树冠，几乎就遮挡了大半个院子，不走近她，你就感觉不到土墙老瓦的存在，每当这个时候，总有那种“家家挂在树梢上，户户处在花丛中”的美妙感觉。

这里统共住着二十来户人家，人口最多的时候，也没超过一百二十人。老院子的住户，就姓许姓杨两姓，姓许的人家，户连户的住在院子的东南半边，地势稍高些。姓杨的住西北半边，许姓人口略少于杨姓人口。

如果说我们姓许姓杨一家亲，可能有些人会说我在哗众取宠，不过，我下面说的事情，是半个字的假话都没有。

自祖上以来，我们两姓之间的称呼，不需要那个表示异姓的“表”字。我们两姓把爷都不叫爷，叫爹，姓许姓杨都叫爹，不叫表爹；伯伯，叔叔按排行，叫大伯，二伯，三叔，四叔，直到八叔，九叔；平辈之间也按行数，大哥，二哥，直到小哥，幺哥。我妈在世时，我们长辈中比我妈小的，都叫她陶二姐。杨家我叫六婶，八婶，五婶等等的，我妈叫她们六妹，八妹，五妹。包括对外亲的称呼，两姓的呼叫也同于一姓，比如跟我们同辈的姐妹们的孩子，把我们这辈的兄弟们都叫舅舅。还有，不论是姓许、姓杨，兄嫂哥弟的，从来没人开带“荤”味儿的玩笑。两姓人祖祖辈辈，同吃院子左前面那口古井里的水，遇久旱年月，井水不算充裕时，大家匀着，能担满桶担满桶，不能担满桶舀半桶，总是要给别人留点儿。

那个我们叫五婶的，在我们队上当了几十年妇女队长。她是个直直爽爽，干干练练，风风火火了不得的女性，说起话来嘎嘣脆。在农活上，无论是粗活儿还是细活儿，她都不让须眉。干活时，嘴上总是吊着那管五六寸长钹儿亮的铜烟袋，而我们那位五叔反而不抽烟。当年听我父亲讲过，有一次他们几个人在油坊打油，抓壮丁的来抓我父亲的壮丁，几个男人都骇跑了，是五婶带着几个女人，拿着薅锄、扬叉等，硬是把我父亲给打回来了。

我们小时候，不像现在，到了晚上，就围在电视前。那时，特别是夏秋的晚上，一擦黑，哥兄老弟的，都拿条板凳、椅子，到院子前面的道场上，顶着星星月亮，伴着各家各户袅袅炊烟纳凉聊天，相互拉拉家常或聊聊地里的庄家活儿，或聊些生活生产中的轶事。

我们这些“娃子”，只要做好了牛草、或猪草、或柴火等事，这个时候便伙到一起，玩着永远玩不厌的抓石子、跘签、跳房、翻叉等游戏。或者就缠着大人给我们讲“古今儿”。给我们讲“古今儿”最多的就是我们叫他“急慌二伯”的老人家。当时我们院子除我们叫小奶的老人，再没有辈分和年龄比急慌二伯高的人了。急慌二伯个头不下一米九。他说话急急忙忙、走路急急忙忙、干事急急忙忙，吃饭也是急急忙忙，所以，跟他平辈的叫他“急慌二哥”，我们叫他“急慌二伯”，我们下头的一辈，叫他“急慌二爹”。别看他高高大大的，却最跟我们小娃子“合得来”。他给我们讲往时候他们到四川挑盐时遇到棒老二（劫匪）的事；讲他们怎样把抓壮丁的人打跑的故事；讲他被抓壮丁，怎样从队伍里头趁黑夜假装解手溜之大吉的故事；讲他们怎样跑老牛（就是躲避土匪性质的一支国民党军队，为首的姓牛）的故事；讲得胜铺袁家大户十八个女子为躲老牛，守贞洁，从金莲洞悬崖上集体跳下钓鱼潭的故事，等等。大人们还给我们讲过离我们不远的古佛洞的事，说我们秦古的“古”就取自古佛洞的“古”；讲过姚家河盐龙洞里的盐龙是怎么走的；讲过有一年涨大水，是因为油坊里老油榨成了精，要让大水带它走的故事。大人们给我们讲，我们院子的山脚下那个山坳为什么叫“潘家园”，另一个地点为什么叫“玉仙岩（音ai）”；讲院子后面最高的山，为什么叫“独树岭”；给我们讲过解放初期，一个排的解放军驻在我们院子帮助搞土改的事等等。

老人家们嘴里头的故事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叫人着迷。

现在这些长辈大多不在了，满院子比我长一辈的人，许家还剩一个叔，一个婶婶；杨家还剩我们叫小叔，也有把他叫叔娃儿的老夫妇俩，现在他们都已是耄耋之年的人了。这位小叔，是我们院子里的一棵常青树，他几乎干了一辈子生产队长，在我们那一带威信特别高。在恢复高考之前，有两年多，他当队长，我当会计。当时这位叔，没有几个人他瞧得起，什么大队长，大队书记，甚至公社的干部，他大多不放在眼里，说话做事什么的，人家都要惧他三分，可对我们院子里头的人，却从来没有高高在上过。那时我是个初生牛犊，一身青涩，不止一次跟他“犟”过，他大不了说我：“你个东西，得了了！”现在，只要是我回了老院子，他总是亲热地把我手捏得紧紧的，又问这，又问那。他把我父亲叫了一辈子的“我小哥”。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见过老院子里发生过吵架扯皮闹惹的事，五六十年，真的没有，不是老院子的人过日子没有擦出过火星，而是老院子的人自古以来都在说“我们都不是外人”这句话。至于哪家大小有点事的时候，不消说，它自然就是全院子的事。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改革开放的春风，同样也提升了我们那个小山村的热度，老院子的人，不再拘泥于老墙连老瓦地挤在一起；坡上那些肥沃的田地，也同样不再留得住年轻人的脚步。随着社会的变革，老院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老院子为中心向两边辐射，不少地方都矗立起一幢幢别墅式楼房，慢慢的，一台台小汽车也开上了这些楼前的场院。有的老院子的住户跟着走出去的年轻人，带着对老院子的眷恋和记忆，走进了儿女们打拼的城市。不过，不管今天的住处是不是离开了老湾，但是，要是问到这些人老家在哪里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老家在西坡上的‘许家坡’（或‘杨家坡’或‘老湾’）”。

回不去的是岁月，忘不了的是故乡。岁月带走了人们的美好年华，岁月带走了一茬一茬可亲可敬的人，可岁月却带不走老院子给我满满的暖暖的记忆和那真挚朴素的故土情怀，因为这些都实实地溶入在我的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