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河》
内刊会员
方应东
闲暇之余，我漫步竹山县城，除了浏览日新月异的古城新貌外，总要到那些老街旧巷里走一走，看一看。尽管那古老的城墙已成残垣断壁，尽管那经年的老宅已风烛残年，尽管那陈年的瓦当上长满了青苔，尽管那深深的陋巷布满了风霜……可是这些对于我来说，它们俨然就像似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凝重地站立在我的面前，向我敞开心扉，讲述着那遥远而又鲜为人知的春秋往事……
一
我的家乡竹山，古为庸国，自春秋置县，秦汉为上庸，梁为新丰，晋为武陵，北周为孔阳，后为竹山县，至今已越两千五百年。然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县署之地，几经辗转，先方城山，后县河，再宝丰市，又房州，先后六次更迭，最后才“定都”在堵河以北的龙背山麓。
竹山县城古老而又悠久。明成化三年以前为旧城，后由知县杨春重修，墙体用黄土夯成，绕城一周有一千八百步（三里地），高则一丈二尺，设有四个城门，即：东曰“迎宾门”（在县公安局处），西曰“广泽门”（在原西关小五金处），南曰“迎恩门”（在现竹山宾馆处），北曰“观澜门”。四门城楼，飞檐翘角，城头高耸，环视四周。
如果四座城门取其一，就不妨细说一下古城的北门，听来也许别有一番情趣。古城的北门旧址大概在现在的广场北路，就是原来搬运公司门前的街中心位置，与大南门遥遥相对。从南到北，穿过街楼，经祖师观（旧址在县工会处）、玉皇楼（原城关完小办公处）到北门，形成了一条古城的中轴线，正好将古城从中分成东西两半。若沿此线向北延伸，就不难发现，这条中轴线正好跟龙背山脉在一个走向上，想来这可能就是古人所讲究的“龙脉”吧？当然，我无意去为“龙脉”追根溯源，寻求佐证。不过，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点，就能够从中看到，古人在城池的设计上，是多么地殚思极虑，煞费苦心。
孟子曰：“为水有术，必观其澜。”遥想当年，若是站立北门城楼之上，耳闻城外涛声阵阵，眼观堵水波光粼粼，我们不能不说，古人当年为北门取其“观澜”二字，真可谓恰如其分，实至名归。
在封建王朝统治时期，随着江山轮换，朝代更迭，古城也经历了无数次战乱，屡毁屡建，生生不息，延续至今。据史料记载，从元代起，至成化十二年的一百三十二年间，朝廷为防止流民啸聚山林，聚众造反，都采取了“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的办法，荆襄山区便成了当时的封山禁地。
据嘉靖版《湖广图经志书》和《湖北通史.明清卷》记载，明成化八年，也就是公元一四七二年，竹山人口统计，共有一千三百零四户，六千三百四十八人。可以想像，当时在竹山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只有区区几千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原始生态？也许我们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不过，我们可以从过去民间里“谈虎色变”的“一猪、二象、三老虎”的说法和流传甚广的野人撕活人的故事，就能从中窥出一斑。由于人口萎缩，百业凋零，从而导致城池年久失修，日趋颓废。成化元年至六年，处于荆襄山区腹地的郧阳（今十堰市），先后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流民起义。虽然流民起义被血腥镇压了下去，但是流民依然蜂拥而至，驱而复之。朝廷被迫于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改“堵”为“疏”，下旨解禁，设郧阳府，置各县，让民附籍。于是，各地流民络绎不绝地来到郧阳山中，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随着流民大量涌入，县署之地也随之扩大。竹山县城于成化十四年再度扩建，城墙一周达到五里。而主城外延则是从明正德五年开始的，当时知县朱绅基于防御需要，在通川陕大道的“广泽门”外筑月城（瓮城），后又在月城建火神庙，向西逐渐演变成西关市，即现在的西关街。因城东南的堵河之畔，有将军潭、南门河两处深水码头，得于舟楫之利，沿河也就逐渐形成了商贾云集的河街市，即后来的南关街。明隆庆元年，知县雍世哲鉴于此处人气兴旺，便将“迎恩门”从比较冷清的水西门改至城南，镌刻到现在的大南门的城头上。
崇祯七年至九年，张献忠在谷城诈降明廷，反反复复，祸及郧阳山中，三破竹山城，最后食尽城中粮食，焚城而去。嘉庆初年，郧襄白莲教起事，曹海阳、祁中耀从房竹发难，攻陷竹山城，知县刘大成弃城而逃，后因畏于朝廷严刑峻法，在逃亡途中，吊死在路边的歪脖子树上。典史吴国华（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被白莲教斩杀，古城里的城隍庙、县衙等多处被焚毁。
平息白莲教后，随清剿大军而来的安康县丞范继昌，继任竹山知县。为加强城防，他下令用石灰糯米汁坐浆，以巨石青砖砌墙，重修城池，并筑翼城至观音阁崖下，以绝北路；再沿堵河，由东往西，至火神庙侧筑翼城，以绝南路（由此可见南关城墙应该是建于嘉庆初年）。另新增小南门（上巷子上街头）和小西门（火神庙外侧），以方便城里百姓运柴取水。据记载，筑翼城的过程中，在城西侧处还挖出明洪武十六年烧制的古砖，上边刻有官吏和工匠的姓名，足见古城屡遭焚毁（崇祯五年，房、竹地震，山崩地裂。崇祯九年，张献忠焚城）。
县城重修后，城墙高已达一丈七尺五寸，阔七百二十五丈，并建雉堞八百二十五个。至此，竹山县城设施已近完善，规模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据县志所载，当时城内坊市达十二处之多，其中有：德政坊（县门街）、仁和坊（东门街）、永宁坊（后街）、真庆坊（新街）、广泽坊（西门街）、中立坊（南门十字大街）、武安坊（辕门街）、集贤坊（北门东街）、文献坊（北门西街）、文林坊（奎文阁右）、河街市（南关）、西关市等。
掩卷遐想，假如身处那个年代，伫立街头，举目四顾，你一定会为那青石铺路的坊街两旁、具有浓郁巴蜀建筑风格的两道檐、板凳挑构造的民居而陶醉；你更会为那遍布古城的斗拱结构，雕梁画栋，飞檐翘角，具有官式建筑风范的寺庙、会馆、书院所展示出来精湛的传统建筑艺术而叹为观止！
二
堵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她承载着古庸文明，养育了两岸苍生。古庸时期，人们以堵河支流霍河为分水岭，界定了河流的称谓。即，霍河以东因河水流入汉江时有一沙洲（韩家洲）正堵在入口处，故称之为堵水；霍河以西至上游的两河口，因地处古庸都城之地，则称之为庸水。
堵水和庸水交汇之处的竹山城，三面环水，背靠龙背山，北高南低，虎踞龙盘，虽然不敢说具有王者之气，但也不愧为人杰地灵的兴盛之地。由此可见，古人们在县署选址时所具有的慧眼和匠心。而因县城选址，以称黄土论斤两再定取舍，演绎出的轻土坝和轻土坪的故事，至今还在坊间广为流传。
过去，人们去北门坡，需经中立坊（南门十字大街），穿过街楼，再上一缓坡，俗称上北门坡。那个时候的北门坡，有东西两坊，东边叫文献坊，西边则叫集贤坊。我们单从这两个很文雅的坊名当中，就能直接感受到古城的文化元素无处不在。如果说古城里的文化元素只是一种符号的话，那么在这两坊方圆不到一华里的方寸之地，却会集了文庙、书院、学署、义学、兴贤馆、上书井等多达六处“传经布道”的圣殿，这就不能不说是对古庸文化底蕴的最好诠释。而在这些“圣殿”之中，现还仅存于老县中原址的文庙，当属古城里最具代表性的标志建筑。文庙始建于明正统十三年，又于清道光二十一年重修。在我的印象里，文庙前有高大的石牌坊，牌坊两侧立有青狮白象，由于工艺精湛，栩栩如生，那威猛的样子，当时，像我们这些年幼的孩童路过此地时，都感到有几分畏惧。可见那时的庙堂之威严，学府之神圣。
一九七0年秋，我有幸来到竹山一中念初中。当我步入这座文化殿堂后，对文庙又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石牌坊、月拱池、月拱桥、大成殿，这些古建筑，集人文之大成，做工精美，气势恢宏，巧夺天工，让人印象深刻，至今难于忘怀。难怪匡裕从老师在他的《雪泥鸿爪》一书中，记述一九五七年刚到竹山一中任教时，“看到保存如此完整的系列文庙建筑，内心十分感动，分配到了这样一个很有文化底蕴的县里工作，认为不错。”由此，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人文魅力是多么的强大！
古时候的北门坡背靠林木茂盛、人迹罕至的龙背山，远离闹市的喧嚣，避免了堵河艄公号子的干扰，环境幽静，正是读书的好地方。我真为先贤们能选择此处，作为兴贤求学之地的良苦用心而折服；北门坡高居城池，俯视四周，此地兴学，包涵有“贤乃国之宝，儒为席上珍”之寓意，我又为先贤们尊师重教的良苦用心而感慨不已。
假如能穿越时空，我很想经过街楼，上北门坡，漫步在集贤、文献二坊之间，去亲历文庙里祭孔大典；拜读书院、学署里锦绣文章；倾听义学里朗朗的读书声；欣赏兴贤馆里贤人雅士们挥毫泼墨、吟诗作画的闲情逸致。
三
上庸古城不但文化底蕴深厚，而且有着丰富的人文内涵。在这个不大的古城里，仔细数来，仅各种寺庙、会馆就达二十多处，其布局也大有讲究。如仁和坊（东门街），广泽坊（西门街）属古城东西两侧的关隘之地，因此军事元素就比较突出。故东门附近则建有城隍庙、龙神庙、刘将军庙。西门附近则有关帝庙、昭忠祠、武庙。城外演武厅前通川陕大道险隘之处，却建有二郎庙。而由牵引哮天犬，手拿三尖两刃枪的二郎杨戬镇守此处，其寓意也就不言而喻了。
记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县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办公室工作时，一次去县公安局接洽安置事宜，当时就是在公安局大院里的城隍庙大殿里，向时任公安局长温伯寿同志汇报的工作。竹山城里的城隍庙，始建于唐代，后多次毁于战火，于清嘉庆初年，平定白莲教后，由时任知县范继昌重修。因唐代各郡县皆祭城隍（城为城池，隍为护城壕，后逐渐神化，供人们祭拜，意在保城池平安，求得心理上的慰藉），后唐清泰元年开始，封城隍为王，竹山的城隍被敕封为“显忠王”。
据史料记载，古城里的城隍庙，布局周正，气势恢宏。庙前两侧立有青狮白象，形象十分逼真。在我的记忆里，其工艺精湛，与北门坡文庙前的青狮白象不相上下。据古志所记载，城隍庙里边前有戏台，中有拜殿，后为正殿。殿与殿之间的两侧都设有月门，东有土地祠佐保障，西有龙神祠祈晴雨。正殿里，显忠王城隍爷金身泥塑神像端坐正中，左右两廊设列十二曹官，刑法森严，令人畏惧。从明清几次兵祸来看，张献忠、白莲教，凡攻入城中，首先焚毁的不是县衙，就是城隍庙，可见城隍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
竹山城里的古县衙，座落在德政坊（县门街）的东边。测视方位，应该是与霍河口遥遥相对。虽然我不懂周易八卦，更不会风水，但从一个外行的角度观察，这种布局也似乎大有讲究。竹山县衙跟其它地方一样，无外乎坐北朝南，大门呈八字形，前有影壁一座。进衙门依次有头门、仪门、接着是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衙门东侧前有衙神庙，后有米仓；西侧前为监狱，后为幕室、会客厅、书房。
以上，虽然概述了古县衙的全貌，但是令我感兴趣的并不在于此，而是在于县衙门外左前方的奎文阁。奎文阁又称奎星阁、魁星阁、文昌阁。据古书记载，“魁星”是天上二十八宿之一，最初在汉代《孝经援神契》纬书中有“奎主文章”之说；东汉宋均注：“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划。”因而“奎星”逐渐演化成天上文官之首，古人把孔子比作天上的奎星，为主宰文运与文章兴衰之神加以奉之。
按理说，像奎文阁这样以敬奉万世之表孔圣人的地方，理应建在北门坡这个兴学之地，为何却偏偏建在了政治中心的县衙附近呢？掩卷静思，幡然醒悟，原来奎文阁与大梵寺隔街相对，一者寓意启迪民智，以德教化万方；二者意在设坛祈愿，泽福万民，两者相得益彰，从而尽显执政者教与化之恩泽。
奎文阁为执政者所需，建在德政坊的县衙前似乎有几分道理。而皇经堂、明伦寺、节孝祠、静佛庵、祖师观，这些都与宗教节孝有关，则建在古城的文化教育荟萃之地北门坡；武安坊（辕门街）的水西门外与堵河近在咫尺，故在此建杨泗庙，办庙会、祭水神、祈平安，也都在情理之中了。
司马迁的《史记》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如果用这段话来形容当时的河街市、西关市里的众生相，那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河街市和西关市，前者是因舟楫之利而兴，后者是因通川陕大道而起。写到此，我的脑海里仿佛浮现出一幅清明上河图的画卷来——河里千帆竟发，市里商贾云集。见面时谈斤论两，寒暄时恭喜发财。这一幕幕，也许就是当年两市商贾们最真实的写照。如此一来，在河街市、西关市里建财神庙，设会馆，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一九七三年，县城东南的霍山中学（护佛寺旧址），在扩建运动场地时，发掘了以石器为主的文物，其中石刀的柄把部位均施钻孔工艺。刃部、尖部仍十分锋利，形器造型美观、工艺精湛。经中科院、湖北省博物馆有关专家鉴定，此处为新石器晚期遗址，属龙山文化。于是街头巷议中，有人便推测护佛寺的年代与龙山文化一样久远。然而，后来我从古志里才得知，原来修建护佛寺的起因与白莲教有关，年代并不算太遥远。清嘉庆初年，剿灭白莲教后，时任知县范继昌，因随大军征讨白莲教达八年之久，经历了无数次刀光剑影和腥风血雨，由此，心里十分忌讳“白莲”二字。当听说河对岸的霍山坡顶上有座白莲寺时，遂下令将其拆除，并迁址至山下的霍河口（现在的国际绿松石城），然后大兴土木，建起了护佛寺，以供百姓祭之。
封建时代，人分三六九等，性别男尊女卑，城池也内外有别，主次分明。竹山城主城外的南关街有四个城门，用心品味，却没有一个城门有属于自己的名号。如果说是疏忽大意，那就是大错特错，因为我们从“迎恩门”由南门（竹山宾馆处）改至大南门，就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城门的命名是非常在意的。由此，我们只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主城以外的城门属于非正统的了。那么没有名字，长期以来，人们是怎么称呼南关四个城门的呢？其实办法也很简单，就像寻常百姓称呼娃子他爹或者娃子他娘一样，以借喻而代之。如若不信，我可以由西往东排序，与你一一道来：南关的第一道城门，是下南门河的必经之路，由于跟南门坎上的大南门相对应，便被称之为南门；第二道城门在南关中间，因门内有一巷，且供有财神爷，人们也就以财神巷以代之，连城门二字也给省却了；第三道城门，即下巷子出口处，人们也省略了城门二字，直呼下巷子就心知肚明了；第四道城门，是沿南关街向东，经回子街，去将军潭处有一城门，人们便以小东门以代之。
既然前边说到了回子街，这里就不妨简述一下古城的回民历史。回子街，顾名思义就是当年回民们居住的地方。又因沿街民居大多为草房，也被称之为草房街。回子街地处古城边缘的东南角，前出小东门，与马家菜园相连；后接南关街，与上下巷子相通。据史料记载，竹山城的回民，最早是明代正德年间，由山西大槐树迁徙而来的。长期以来，由于封建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采取歧视政策，早期回民们只得在城外的河滩边居住下来。他们勤劳智慧，精耕细作，硬是把昔日的荒草滩变成了瓜果丰硕的蔬菜园。由于他们当中马姓居多，人们也就慢慢习惯地将那里称之为马家菜园了。回民们的到来，不但丰富了当地老百姓们的菜篮子，而且也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异域”小吃文化。他们心灵手巧，用那独特的制作工艺，演绎出的像芝麻饼子、糖炕炕这些香甜爽口的小吃，至今还在人们的心目中留有余香；大街上刘子贵的糖陀螺、东门上万里鹏的羊肉火烧、南关街口的饼子铺以及李家竹园、回子街、清真寺，这些人们记忆深处的人文标志，是那个时代古城回民生活轨迹的真实缩影，如今每每忆起，都会使人感到还是那么耳熟能详，回味无穷。
日月穿梭，斗转星移。诞生于农耕文明的竹山古城，从历史沧桑中走来，走过春秋，走过冬夏，一路踉踉跄跄，终于走进了改革开放这个伟大时代，正以坚实的步伐迈入到现代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之中，将她那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一条条宽阔的大道伸向远方；一栋栋现代化的高楼拔地而起；一座座大桥飞架南北；一幅幅新的蓝图正在绘就。由此，我想起乾隆时期赵翼一首脍炙人口、荡气回肠的诗来：“李杜诗篇万古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写到这里，已经无需赘言，因为我所目睹的一切，足以向世人证明——如今的古城后来者们不也是各领风骚，才俊辈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