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河》
内刊会员
罗维扬
竹山县有《堵河文艺》这本刊物，我是在沧浪区楼台学校教书时知道的。那时候，我的同事音乐老师郭秉武，不时收到县文化馆寄来的纸卷的筒筒，撕开就是油印的《堵河文艺》，照着上面刊登的作品排节目，领着学生配合形势搞宣传。
1973年春天，楼台修公路，成天有隆隆的炮声传到教室来，虽然有点影响教学，但我心里高兴：修了公路，通了汽车，进县城的四十里山路，就不用步蹁了。心有所动，就写了一首三段的新诗《开山炮》。去神农架探望妻子时，我独自躺在汽车装载货物蒙的帆布篷上，望着蓝天白云青山绿树，心血来潮，居然将这首《开山炮》诗哼成了一首歌。回到楼台，我胆大妄为地将平生第一次创作的歌曲装进信封，剪了角，到沧浪区邮电所寄了出去。没过多久，我也收到个卷纸筒筒，撕开仍是油印的《堵河文艺》，刊登了我作词作曲的《开山炮》。自然有点得意，因为住“九•二七指示学习班”和“一打三反学习班”，写了那么多检讨，挨了那么多次批判斗争，臭名远扬，妇孺皆知，两三年之后有作品问世，哪怕是县办刊物，哪怕是油印的，我也算是作为“正面人物”亮了相。我的朋友、竹山一中的语文老师徐应瑞传了话来：“开山炮”响了，罗维扬要出山了！
1974年秋，县委宣传部指示，县文教局下了调令，沧浪高中请了部拖拉机将我的行李搬到县文化馆，至1984年夏，由我主持《堵河文艺》的编辑工作十年。那时尚无“主编”一说，但刻了个“堵河文艺编辑组”盖蓝印的长方形木头章子，由我掌管。
《堵河文艺》大约是1972年创办的，在我之前有陈本林、吴正材、张正江、吕勇等人编过稿件，刻过蜡版，推过油印，装订成册，传播“写中心，唱中心”的演唱材料。我接手后：一是改为铅印，32开本，64页码（间或也出过16开本刊物，和4开、8开的报纸），季刊、按时出版。二是办成综合性的文艺刊物，除刊登演唱材料外，还刊登诗歌、小说、散文、学生作文，发表过旧体诗词和文艺短论。三是继续培养工农兵业务作者，注重从回乡知识青年、下乡知识青年、中小学教师、复员军人中培养作者队伍，回乡知识青年如杜玉明、包季国、夏书田、任典武等，下乡知识青年如裴宁、李群、赵守安、张治安、喻黎明、李传喜、杜共伟等，中小学教师如杨万国、袁修简等，复员军人如蔡远福、蒋显福等，还有响应号召回到文峰乡当农民的武汉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沈某某和竹山籍的郧阳师专中文系学生冀丹丹等。在县城举办过几期创作学习班，还在官渡、洪坪举办过创作学习班；请郧县文化馆的创作人员郭显庆来讲过小戏创作，著名作家碧野到竹山深入生活，也请他为业余作者开过讲座。1978年夏天，我带着夏书田到竹溪参加过郧阳地区创作组举办的小说创作学习班，夏书田写的短篇小说《拉纤的人》入选《郧阳地区建国三十年文艺作品选》，包季国的山东快书《打金钗》经我修改后，上了省群艺馆的公开发行刊物《群众演唱》。四是继续贯彻“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但也发表过批邓的作品，犯过错误。五是开门办刊，发表过房县、竹溪、光化、十堰等外地业余作者作品，还发表过外省市业余作者的作品，如北京街道无业人员顾城的诗，四川雅安教师进修学校英语教师文楚安的翻译作品，从《人民日报》转载过绍兴五中教师章玉安的纪念鲁迅的诗《假如他还活着》等。除编印《堵河文艺》外，还编过两三期辅导业余作者的八开油印传单《三者之间》，编印过《袁白涛诗稿》、《竹山县民间故事》铜排纸本书。
1979年夏天，我到武昌参加《长江文艺》举办的创作学习班，回到竹山不久，文化局设立文艺创作组，下文件任命我为副组长，交给我一枚“竹山县文化局文艺创作组”的圆形图章，在新盖的三层楼的二楼为我安排了一间办公室，还让我参加文化局召开的二级单位负责人会议。创作组就我一个人，要招兵买马扩充队伍，1980年招进了宝丰建筑队写演唱材料的陈新民，又从7031厂调进写诗的罗良智，创作组除创作演唱节目外，继续编《堵河文艺》。每期稿子编好了，先送文化局的徐纯孝局长审查，再送县委宣传部的秘书吴风树审查，后来吴风树说不审查了，徐局长审查通过后，就直接送竹山县印刷厂排印。1967年下半年办《新竹山报》时我就认识厂里的拣字排版的师傅，比较熟悉，这时就跟着他们学着拣字和改版。有几期为了赶上次日上机印刷，傍晚师傅下班了，我还在车间里打开电灯继续改版。《堵河文艺》印数一般是一两千份；1975年的“农业学大寨”的诗传单印了五千份；1979年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庆的“国庆特刊”，扩充到80页码，刊登了唐明文写的《许明清的故事》，有重头作品，就印了三千份。
编了若干期《堵河文艺》，有一次在街上碰见一个人，他说国民党时期就有《堵河文艺》，让我大吃一惊，心生芥蒂：那意思不是说我们是继承国民党的衣钵吗？还好，没人找茬儿。我请教城关卫生院老中医韩振华先生，韩先生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一支部队住在田家坝，部队里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有些闲情逸志，是办过《堵河文艺》。我曾到县志办去说过这事，希望他们查证，是否有这回事。可能没找到刊物原件，不好写进县志。当时田家坝确有国民党驻军，他们是有可能办《堵河文艺》的。抗战时，国共合作嘛，现在沿用这刊名，不碍事儿。直到前几年，我才知道：1940年竹山县出版过《新竹山报》（三日刊）和《堵河月刊》。1921年出生于竹山城后街的靖正福，从县立完全小学毕业，辍学在家，1940年被县农会干事推荐到郧阳八区干训班培训，结业后回到竹山县党部，任助理干事，不久又提升为秘书、书记长。他对鲁迅著作等进步书籍，极为珍重，喜欢文学，勤奋好学，本职工作之外，负责编印《新竹山报》三日刊，又兼任《堵河月刊》副主任和编辑，晚上十一点后，书桌上桐油灯仍然亮着，他还在伏案挥笔，激扬文字。窃以为，竹山县现代新闻出版史，应从这里写起。《堵河文艺》的前身，可以说是《堵河月刊》。
原来《堵河文艺》封面上的刊名，冀林祥写过，熊昆也写过，我认识县文工团的指导员柯昌友后，听他说在青岛当兵时，《青岛日报》的报名是请省委书记舒同写的。柯就学舒同的字体，颇得真传，写得出神入化，我就请他题写了刊名。我觉得柯的字写得很好，是舒同字的味儿，于是1978年第一期起就用他题写的刊名。
1980年春夏之交，到十堰去开创作会。那时郧阳地区文化局局长胡荣茂非常注重抓创作，每年都要把各县文化局、文工团、文化馆的创作人员召去开一两次创作会，我学着写些歌词、唱词、小剧本就是他抓出来的。有天晚上，我到地区文工团张文兵那里串门，在筒子楼里，他介绍我认识了舞美王居平，听说他原来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当过美编，我请他为《堵河文艺》设计个有竹山特色的封面，他很快就设计出来了，说制了版，每期换一种颜色印，叫类型性封面。后来我在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反右派通讯》的小册子上，看到王居平当时确被划为右派，“文革”中被发配到了十堰，后来帽摘了，平反了，调回出版社。三十多年不见，他老先生还健旺吗？
有了画稿，要制版，恰遇竹山县印刷厂招进了业余美术作者杜兆麟，派他到郧阳报社学了个把月，回来就搞照像制版。我到排版车间旁边他的工作间去看，真的有架立式照像机，有暗房，有药水，制出了铜锌版片片，漂在水里 ，明晃晃的，喜不自胜。钉在木板上，一期换一种颜色印。也就是启用这个封面的1980年第三期，开始连载山鸥（即欧阳学忠，后来笔名为岳啸）的《柳林传奇——熊光文的故事》，《堵河文艺》似乎拿得出手了。
《堵河文艺》向区、乡（公社）、大队邮寄，直接送到县直各机关，遇上县里开三级干部会，就拿到会上分发，以节省邮资。连载《柳林传奇——熊光文的故事》时，还搞过自办发行，在县城征订了两三百份，卖的钱给创作组的三个人一人买了一双毛皮鞋，算是发烤火费。《堵河文艺》在全省影响最大的是连载徐纯孝的《对联研究》，可惜他没有写完。《堵河文艺》被全省群众文化系统评为优秀刊物，是才从竹山师范“刨青”来的李来生去孝感参加的表彰会；郧阳地区创作组副组长欧阳学忠告诉我，均县一位援外的农业技术人员，在德国莱比锡参观图书博览会，在展台上看到过《堵河文艺》。1983年春，湖北省作家协会召开的全省青年创作会议，会议简报刊登了《堵河文艺》为业余作者做的十件好事，其中包括为农村业余作者办借书证，为麻家渡挖绿石头的罗述成上坟，为城关镇东门拉板车的徐昭武送葬等。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文学爱好者”节目播送了我的讲话录音《文学同学，同学文学》，接着有人朗诵我写的《县办文艺刊物之歌》，《布谷鸟》也刊登了这篇文章，我陆续收到全国各地的四百多封听众和读者来信。
当年在《堵河文艺》发表作品的人们，有的参加工作或工作调动后继续从事文艺创作，出版了诗集的有在襄樊的裴宁（云翳），出版了长篇小说的有在十堰的江达和在武汉的冀丹丹，出版了散文集的有在武汉的黄成勇、在十堰的江达和李传新；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的有冀丹丹、黄成勇、江达，加入中国石油化工作家协会的有在北京的刘必奎。在十堰的李群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并出版了摄影作品集《碧水仙山》、《大九湖》，在竹山的邵义龙出版了纪实摄影集《上庸民俗记忆》、《美丽堵河源》、《探秘武陵源》。在鄂西北从事宣传、文化、党政文秘工作的人们，是当年《堵河文艺》作者的还有一些。他们所取得的成就靠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但他们并没有忘记是从《堵河文艺》起步的。
我主持《堵河文艺》编辑工作十年，有几点值得留恋：一是勤勤恳恳，孜孜以求，苦苦坚持，十年没有中断，这在全省的县办文艺刊物中是少有的；二是从实际出发，不贪大求洋，除文化馆、文化局拨款印制、邮寄并发点稿费外，还争取到县青团、知青办、妇联等单位的经费支持；三是与业余作者交朋友，我带头创作，起点示范作用，关心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形成了一定的崇文风尚和文化氛围；四是有个赏识我的内行领导文化局徐纯孝局长掌舵、撑腰，有县委宣传部许大舜部长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