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皋的竹山情

袁 林

一

张良皋先生，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巴楚建筑文化缔造者,华中科技大学的“校宝”，业界誉其“不是院士的大师”、“民族建筑大师”和“大匠通才”。他把鄂西建筑推向世界，又是庸巴文化的开创者。先生一身著作等身，曾主编《中国民族建筑——湖北卷》，已出版《武陵土家》、《匠学七说》、《巴史别观》，还与李玉祥合作，出版专著《老房子——土家吊脚楼》等学术著作以及自选集《闻野窗课》。

2015年1月16日，“凤凰资讯”转载《武汉晚报》的文章《传奇教授张良皋去世》称“著名建筑学家、著名建筑教育家、巴楚建筑文化的缔造者、红学家、诗人、二战老兵、华中科大教授张良皋先生去世，享年92岁”。

据闻，病逝前，先生在重症监护室写下最后诗作《知心》，表达自己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建筑方向讲话内容的呼应。题记写道：“城市建设，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起乡愁，何等襟抱。”在第一句“习君心事我粗知”下面，老人还用红笔作注：“大人物多矣，我敢于‘喜欢者’不多。”其率真、耿介、执着、忠贞之禀性由此可见一斑。

二

先生晚年，为撰写《巴史别观》，多次到竹山考察武陵文化、女娲文化和上庸文化，并参加竹山的漂流节、女娲文化节、女娲文化研讨会等活动，为竹山的历史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笔者有幸多次陪同先生在竹山的活动，有幸亲聆教诲，在为人、为学上受益匪浅，论谊相当忘年、论情实属师生——我是通过结识张老以后，才从过去一个不学无术，只知道吹牛拍马、谄上欺下、吃喝玩乐的“混混”，逐步转向注重学习和修养、初步具有一点儿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真人”。在先生的影响和教诲下，我开始学习传统文化和堵河地域文化，并写成了《论汉水流域女娲文化遗存及其地位》、《汉水流域著名方国庸国溯源》等论文。从这个角度来讲，先生堪称我的精神导师和授业恩师。

得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十分悲伤。康生兄说，他去世的消息在今日竹山网上转载后，点击率很高，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说明竹山人民对他有感情，嘱我从他对竹山历史文化贡献的角度写点儿东西纪念他。虽然我只是先生自封的弟子，但觉得也有这个责任，把在竹山与先生接触的一些往事记录下来，既是对先生的纪念，也是对先生家人、亲属、朋友、弟子的一个交代，并为后世研究先生的学人留下一点儿历史资料。

三

初识先生，是在旅游局档案柜里看到一本他2002年第一次到竹山来时，赠送给竹山旅游局“惠存”的《武陵土家》一书。然后又听到赋桂兄的介绍，他说华中科技大学有个张良皋教授，对竹山的历史文化非常感兴趣，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且有很多独到的观点和见地，多次到竹山进行实地考察。赋桂兄说，张先生八十多岁了，但精神矍铄，身板硬朗，爬山下坡不输青年，而且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率直爽朗，诙谐幽默，是个真正的学者、大师和奇人。2004年，先生到竹山，当时赋桂兄带先生到旅游局找我，因我外出开会，未能谋面，甚觉遗憾。事后，赋桂兄嘱我以后一定要结识先生。

赋桂兄是竹山的文坛领袖，也是我的朋友，他推崇的人，自然非同一般。听了他的介绍，心中对先生顿生高山景仰、心向往之之情，非常盼望能早日结识这样一个奇人。

2005年6月6日，突然接到先生的电话，他首先做了自我介绍，说是通过赋桂兄找到我的电话。然后给我说了二件事：一是他考证，竹山就是伏羲推演先天八卦、创五行的所在地，因为竹山具备金木水火土和八个方位的卦象所对应的地理特征，这种地理特征在全国各地都没有；二是竹山的官渡，就是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的原型地。要我在做旅游工作中，一定要重视竹山的文化地位和价值。先生说，文化是旅游的灵魂，竹山的文化灵魂神奇而又高贵，要好好珍惜，搞旅游的更应该学习和研究。第一次接到先生的电话，而且谈论的还是一些传统文化中最高深的五行、八卦之类的学问，心中难免紧张，有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但先生言辞谦虚、语气委婉，而且逻辑严谨、思维缜密，很有说服力和亲和力。心中的紧张虽然很快消失，但先生言谈中流露出的渊博知识和关于竹山历史文化地位、价值的论述，却让我如醍醐灌顶，于敬佩中自惭形秽，并从此开始对传统历史文化的学习和堵河地域文化的关注。先生与我素未谋面，竟然在第一次通话中就能如此直言不讳地对我谆谆教诲，其真诚率直，可见一斑。

2005年6月22日，先生给我寄了篇文章《故国神游》，第一次对庸国的文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地处汉水上游的古原生部落庸方国，其历史渊源非常古老久远，其文明发展程度也非今人所能想象。其灿烂辉煌的文明可以表述为：它的子民是羲娲二皇的长子部落；它的地位是秦岭以南的群蛮领袖、讨伐商纣王的军事劲旅；它是最早最熟练掌握青铜铸炼技术、城市建筑技术和八卦系统思想的当时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它向北方的商周‘河洛文化圈’输送了最博大精深而又体系严密的四灵、五行、十干、八卦的哲学与技术，又向南方楚国‘江汉文化圈’注入巫术与青铜器等文化精髓，使得北方史官文化与南方巫官文化一源分二流，衍生出儒、道两家思想体系，架构为中华文化大系的两条主脉”。并且正式提出“北武陵”——也就是竹山的官渡桃花源是武陵桃花源真源的观点。

6月23日，时任竹山县委宣传部长曹明权组织开会，商量召开首届“女娲文化研讨会”的有关事宜，决定邀请北京的杨利慧、省里的张良皋和十堰市的蒋显福、匡裕从和袁绍北等人参加。

7月4日，时任县委副书记冯安龙、宣传部长曹明权带我和赋桂兄到十堰火车站接站。这次来参加研讨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吕薇、尹虎斌、刘宗迪，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康丽，湖北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傅广典，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良皋，十堰市郧阳师专校长、教授杨立志，教授饶春球，原郧阳教院院长、教授匡裕丛，十堰市地方志办主任潘彦文，十堰市社科联主席牛建森，十堰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明安生。

这也是我第一次与先生见面。到竹山后，先生执意要到旅游局看望我，我拿出先生2002年11月12日初到竹山时赠送旅游局“惠存”的著作《武陵土家》，言及2002年时，我还在官渡镇工作，无缘相见，先生便在书上补写上“敬希袁林诸君一观”，赠送给我，足见先生的机变和灵活。

7月5日，先生一行到官渡漂流，为官渡镇政府题诗：武陵何处觅真源？莫见桃花便泊船。邻郡若逢刘子冀，问津焉肯到湖南。

晚上住宝丰宾馆，与先生面谈，先生谈兴很浓，闲聊至晚上十一点多。当时先生已是82岁高龄，白天在官渡漂流，往返近200公里，晚上仍然谈话这么晚，足见身体和精神都非常好。

7月6日，在宝丰镇召开女娲文化研讨会。先生的发言非常精彩，非常有创意，非常吸引人，而且非常直率、坦诚，毫不客气地当场反驳了关于女娲是中国的爱神和关于旅游不是朝拜等观点，弄得他们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会上，先生把他的《故国神游》做成PPT播放，非常有新意，看得出来他下了很大功夫。整个研讨会发言非常踊跃，发言的质量也很高，取得圆满成功。会后，董书记明确提出2006年5月18日，举办首届“宝石暨女娲文化节”。

2005年12月9日我到武汉出差，下午，专程到华中科技大学先生的家中去拜访，向他汇报了对女娲山开发的设计构想。先生对我的一些想法和构想很赞赏，也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尤其是关于按照八卦的八个方位对应八个庙的设计，先生强调一定要把方位对准，把庙建成关于那八个方位星座的观星台，把传统五行八卦文化与现代天文知识结合起来，既能满足人们祈子、求福的愿望，又能满足现代人特别是青少年探索星空奥妙、增长知识的要求，增强景点的吸引力、提高景点的档次和品位。先生听了我关于宝丰双龙洞、打儿窝的传说和景点设计构想，非常感兴趣，说古代就有拜高媒的习俗，这和祈子嗣的意思差不多。在古代，如果夫妇不孕不育，就到野外祈神，然后野合，至今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专供野合的遗迹和传说，孔子就是这样得来的。因此，先生认为宝丰的双龙洞和打儿窝、打儿石完全有可能就是古人高媒之祀的一个遗址，而女娲就是古代的生殖女神和高媒之神。双龙洞就是人类的原始洞房，从这个角度来看，竹山的宝丰，应该是正宗的女娲炼石补天和抟土造人的地方。我谈到县里一些人，包括一些领导，对女娲文化不理解，认为神话太幼稚、太肤浅，没有可信度。先生很激动地说：“神话是人类童年的记忆，也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原型’和‘原始意象’,荣格将其称之为‘文明灵魂的故乡’，从中可以探寻到一个民族生存的远古基因，它既是‘始祖文化’，也是‘根文化’。说神话‘肤浅’、‘幼稚’的人，他自己才是真正地肤浅和幼稚。你们千万不要小看了神话的文化价值，要很好地保护、发掘和宣传女娲文化，包括祝融，祝融应该是庸人的始祖，也是楚文化的始祖，竹山的火神庙，就是祝融的家庙，价值非常大。你们一定要重视这些文化遗产，通过打好文化牌，发展旅游产业。”先生还列举了恩施武陵土家族的民俗文化中的歌舞“梯玛歌”、“茅谷斯”和“撒尔嗬”，并与流传于神农架林区和堵河流域、被称之为汉民族史诗的《黑暗传》进行比较。先生丰富的学识和高深的见解，为我们开发建设中华母亲山和竹山的旅游，提供了理论依据，让我受益匪浅，有茅塞顿开之感，而我的一些思路和构想，也得到先生的赞许，自是十分激动，谈性甚浓，几乎误了返程的火车。在他的启发下，我撰写了《论汉水流域女娲文化遗存及其地位》的论文，并在《郧阳师专学报》上发表。

先生还抨击了一些地方在开发旅游过程中，违背自然规律，人为破坏环境的问题，告诫我们在开发建设过程中一定要重视文化、重视环境、重视生态，提出文化和环境是最大的景点、最大的效益。先生说：“再过几百上千年，也许什么都不会留下，能留下来的只有文化和环境”。先生还说，他马上要出版一本书《巴史别观》，对十堰地区尤其是堵河流域和竹山的文化进行梳理、整合，将提出颠覆性的中华文明史观，他的很多观点都在那本书里，要我“敬请关注”。

先生十分健谈，也十分风趣、幽默。这次长谈，对我的人生启发很大，真正可以称得上“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甚至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择点。临行，先生把他的《匠学七说》赠送给我。

回竹山后，把与先生的谈话向董书记汇报，提到《巴史别观》这本书，董书记同意购买500本，并解决了经费。2006年6月23日，先生的《巴史别观》到位。通过阅读这本书，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是书中关于五行八卦方位的形成和庸文化的价值，对我触动和启发都很大，增强了对家乡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自豪感、敬畏感，特别是先生关于“巴”字的识读和演变：“虫（蛇）——它——巴（节）——人——邑”，让我联想到这就是女娲的人首蛇身造型的依据，也证明了女娲就是巴人的始祖。我在学习《巴史别观》的过程中，撰写了《论汉水流域女娲文化遗存及其地位》。我把《巴史别观》赠送给县里很多领导和干部，并向董书记建议，邀请先生为领导干部讲一课，董书记答应了，而且还说要聘请先生担任竹山的顾问，要我负责具体接洽和安排。我电话里与先生联系，告诉他县里想聘请他当顾问，并请他来竹山讲课，他非常高兴，满口答应，此是后话。

2006年5月17日，竹山举办首届“宝石暨女娲文化节”，我负责整个活动的接待和祭拜大典的仪式、议程，邀请先生参加，并负责在女娲祭祀大典上点燃圣火。在那次祭祀大典上，出现了“紫燕来朝”的奇观：10点整，女娲祭坛开坛拜祭大典开始，鸣九响礼炮；为女娲圣像揭幕；拈香敬祖；敬献花篮；敬献五行贡品；洒圣水；献贡乐贡舞；致祭词；拜别。就在敬献五行贡品时，天空上突然出现一群紫燕，就像有人在指挥似的，在女娲铜像的头顶上空飞舞盘旋、呢喃如仪，一分多钟后，又倏忽隐去。这群精灵来的突然，去的也突然，让人感到非常神奇、神秘和不可思议。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查阅书籍和求教于赋桂兄，得知这就是古书上记载的“紫燕来朝”现象，古人认为这属于“祥瑞之兆”。

事后，参加这次活动的省政协副主席宋德福和先生就此事质疑县领导，县领导无法解释，就把我叫去询问。我说这就是古书上记载的“紫燕来朝”，是祥瑞之兆。宋主席和先生不相信，问是不是我提前把燕子抓来关在笼子里，在仪式上放出来的？我说，我们一是一时无法抓到那么多燕子；二是即使是提前抓了关在笼子里，这些鸟肯定会惊慌失措，笼子一旦打开，就会四散逃命，怎么会绕铜像飞舞、盘旋呢？先生又说，是不是旁边有岩洞，燕子栖息在岩洞中，礼炮一响，受了惊吓，飞出来的。我说，一则这里修公路长达半年时间，每天都要放很多炮，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想象；二则即使真是有燕子栖息在岩洞中，受礼炮惊吓，也不会在礼炮结束近半个小时才受惊飞出来；三则就是受惊飞出来也会四处逃散，不会聚集盘旋。最后宋主席和先生才承认这个现象无法解释，姑且相信就是古籍上说的“紫燕来朝”吧。以先生的博闻强识和经多见广，尚且没有见识过这种现象，这也是我人生中最神秘、神奇的一次经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现象，成为绝响。

先生这次到竹山，赠送了我一本他的自选集《闻野窗课》，我不知其意。先生说，这本书的书名取义《诗经•小雅•鹤鸣》：“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比喻贤士身虽隐而名犹著，这也是先生自己的写照，先生有一枚印章，题款就是“鹤声”。《闻野窗课》是先生自己编排的，两边都能看，一边是古体诗，一边是散文，还有他的自传，非常新颖，封面和插页，也是他自己画的，显示了先生的多才多艺。

2006年7月5日，我和赋桂兄到十堰接先生到竹山讲课，先生带了二个女学生一起。想起上次我和先生电话联系，接他到竹山讲课，电话里和他开玩笑，问先生“能否带几个女弟子”，先生当时笑骂道：“你小子以为我没有女弟子吗？”果然带了二个女学生，一个叫代静，还有一个我忘了名字，很为先生的争强好胜和童心未泯而莞尔。

晚上在宾馆闲聊，我把收藏的一把青铜戈拿出来请先生辨识上面的铭文。先生仔细辨认后肯定地说，这是一件“庸器”，上面的九个铭文他辨认出“庸”、“公”、“之”、“大”、“戈”五个字。他高兴地说，以前只发现“庸王”、“庸伯”的头衔，宜昌市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庸王钟”，他收录在《巴史别观》里。但先生说，那个“庸王”应该是对某位“楚王”的尊称，并不是真正的“王”，发现“庸公”还是第一次。古代爵位分五等：公、侯、伯、子、男，庸公戈的发现，将庸国的地位提高了二个等级，这也与《尚书•牧誓》武王伐纣，庸国居巴师八国之首的地位相符，也印证我的关于竹山是庸国都城的观点，非常有价值。事后，先生又进一步对庸公戈进行鉴定，终于辨认出全部铭文：“庸公之大元凡子羽戈”，专门给我写了一封信，并表示如果以后《巴史别观》再版，一定要把这个戈收录进去。此后，先生还写出了《鄘戈释名探义》一文，发表在《郧阳师专学报》2009年2月第29卷第一期上，对庸公戈上面的九个铭文进行了详细辨析和解读，并指出：“此戈的历史重要性不可估量”。

先生那次到竹山讲课，主题是堵河文化和庸文化，先生引经据典、博引旁征、深入浅出、妙语如珠，不时博得掌声和笑声，获得很大成功。全县副局级以上的干部共500多人听了先生的讲课，通过先生的讲课，大家第一次知道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曾经是那么的辉煌和精彩，增强了自豪感和自信心，领略了大师的风范，是所有演讲中会场秩序最好的一次。先生最后提了六个问题：一是地震与女娲的关系；二是目前所发现的出土文物与庸国和仰韶文化的关系；三是关于武陵峡桃花源最早的文字记载；四是水经注提到的能吃的黄土究竟在哪儿？五是皇城在哪里？六是《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宝玉的通灵宝玉是不是绿松石？先生说：“你们这些地方学者，要担当起发掘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要有这种自觉和担当精神”，启发我们县里的本土学者要对地域文化进行研究。

在这次会上，县政府聘请先生为竹山县特别顾问。

7月8日，我与赋桂兄、素冰兄和柳林乡时任党委书记袁平安一起，陪同先生到巫溪大宁河，考察大宁盐场的宝源山盐泉、僰人的悬棺博物馆、灵山十巫。在灵山十巫展览馆，我看到巫姑的介绍，联想到巫溪与竹山，古代同属于庸国，相继出现了二个影响甚大的女神，禁不住问先生：“巫姑与女娲会不会有什么联系？”先生沉吟良久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值得研究，巫姑应该也是母系氏族时期的一个部落首领，我回去要研究研究。”后来先生写成了《灵山十巫与女娲》一文，发表在《郧阳师专学报》2007年第4期。认为：“娲字繁体的右半本是‘骨’的变体，在甲骨文中作卜骨之形(徐中舒《甲骨文字典》P463-465)，女娲应是使用卜骨的女巫。‘骨’的读音与‘姑’的右半‘古’字今读相同，所以女娲就是巫姑。”

先生这次到竹山，赠送了我一副对联：“地近桃源无俗客，城依堵水有鄘风。”还在柳林乡政府为我的书斋题写了“三嗜斋”斋名（嗜钓—愿者上钩、嗜棋—落子不悔、嗜书—不求甚解）。先生说：“愿者上钩，表示不强求；落子不悔，表示讲诚信；不求甚解，说明不执著，你这个书斋宅名起的好。”还为竹山县创作和书写了《上堵吟》，我曾撰文《张良皋先生的<上堵吟>》记叙此事。

据《水经注》卷二十八载：沔水又东过堵阳县，堵水出自上粉县，北流注之。

堵水出建平郡界故亭谷，东历新城郡。郡，故汉中之房陵县也。世祖建武元年，封邓晨为侯国。汉末以为房陵郡。魏文帝合房陵、上庸、西城，立以为新城郡，以盂达为太守，治房陵故县。有粉水，县居其上，故曰上粉县也。堵水之旁有别溪，岸侧土色鲜黄，乃云可啖。有言饮此水者，令人无病而寿，岂有信乎？又有白马山，山石似马，望之逼真。侧水谓之白马塞。盂达为守，登之而叹曰：刘封、申耽据金城千里，而更失之乎！为《上堵吟》，音韵哀切，有恻人心，今水次尚歌之。堵水又东北径上庸郡，故庸国也。

据此载，《上堵吟》乃三国时孟达所撰，后失传。2002年，张良皋先生为写《巴史别观》，到竹山考察上庸文化，谈及这个历史轶闻，感慨良多，遂重拟《上堵吟》，2006年夏，书赠竹山县政府，其诗曰：

堵水一何清，三面际方城。南出神农架，北汇天汉津。

汉水以为池，金汤固武陵。立国先五帝，肇纪启人文。

巴师佐姬发，牧野诛受辛。齐桓知自量，召陵且歃盟。

庸人渐偷安，楚庄一飞鸣。祝融光华隐，遗响托楚声。

累世避秦难，无奈入山深。刘封申耽闇，愧对河嶽英。

一蹶未重振，竟失千里金。高帝入褒斜，炎汉赖以兴。

谁能踞兹邑，再逢汉宫春。彭咸存遗则，吉占问灵均。心恻水次歌，终古奏哀音。

2006年8月27日，先生和万梅教授应竹山县城建局邀请，到竹山设计“郭山歌坛”。先生专门与我谈了一下竹山的古建筑：文庙、火神庙、黄州庙和三盛院等古建筑的保护问题。我说这些古建筑都是因为没有钱，而缺乏保护。张老强烈抨击政府每年花费巨资公款吃喝，却对自己的文化古迹舍不得花钱保护，真是愈老弥坚，发人不敢发之言，让我既惶恐、又敬佩。

郭山歌坛设计提出：“巴域”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有着广褒的空间进深。有学者认为，极盛时期巴国疆域东至奉节，西至宜宾，北接汉中，南及黔涪（今贵州北部），而湖北省竹山县即位于“巴域”之重大国家——庸国的中心 。

根据山体空间的竖向特征，结合功能定位，结合竹山县县城山系空间的分布特色，考虑游客的观览需求，考虑规划区范围内的特色自然与人文环境，确定景区的布局结构为“一燎、一环、四轴、八点”。

八点：景区内八个节点对应“庸国方隅”之内涵，与后天八卦相对应，八个景观要点分别为：玄武池、补天石、庸王钟、鬲炉、熏风台、谷丰坪、丰隆车、望山表。

中心景观点“燎”便成为郭家山主体景观创作的灵感之源。将支撑索膜的八根钢杆之交汇关系按柴燎的堆构意象进行组织，赋予这种现代结构形式以历史内涵,也使具有高科技特征的索膜结构具有了文化意义的诠释。这对曾在远古就诞生过中华“火神”的竹山无疑更具一番深意。

郭山歌坛设计说明：湖北省竹山县（古庸国所在地） 庸国历史文化悠久，自古承袭下来的燎祭（祭祀天地山川和祖神暨火神，求得保佑、避邪、消灾、得福）这一传统，在承袭并不断增益中形成了庸文化一大鲜明特色。为弘扬庸国文化、凸现地域特色人文风情，拟在郭家山上营造一个反映远古文化的历史情景体验场所——郭山歌坛。根据县城的总体规划，郭山歌坛为堵河与城四路围合的椭圆山体，规划占地面积2.8公顷。确定景区的空间结构为“一燎、四轴、两环、八点”：一燎即以山顶的燎结构为主体，利用山体形成的高度，使郭山歌坛成为景区和竹山的视觉中心，燎里可举行容纳数百人的演出活动；四轴即以东西、南北两轴和两条45度轴线交汇于郭山歌坛，贯穿四灵、五行、八卦，展现庸文化瑰宝；两环即山下设外环路以行车，山上以青石板和碎石铺设内环人行走道，串联8个景观节点；八点即景区内8个节点对应庸国首创的八卦——《庸国方隅图》，8个景观要点为玄武池、补天石、庸王钟、鬲炉、熏风台、谷丰坪、丰隆车、望山表。

2007年，公祭女娲大典上，还是由先生点燃圣火。由于我们的工作失误，用油毛毡做火把，先生在举起火把的时候，燃烧的油毛毡液溅落了几滴到先生手上，把他的手烫了几个泡，先生强忍疼痛，坚持一丝不苟地完成整个点火仪式。事后我心疼地问先生，怎么不赶紧把油毛毡液擦掉。先生说，这是个神圣的仪式，自然应该保持庄重。

2009年5月17日—18日，举办“第四届女娲文化旅游节”和“从女娲文化到堵河文化研讨会”，邀请先生和刘克明教授参加。在这次研讨会上，笔者提出了“关于明确女娲为中华民族伟大母亲并每年举办中华母亲节进行公祭的倡议”，得到包括先生在内的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赞同，纷纷在倡议上签名。

活动结束后，笔者陪同先生和刘克明教授到田家和官渡考察，为官渡的秦巴民俗博物馆题字。馆长曾和林为了表示对先生的仰慕之情，准备了几个笔筒、砚台、笔洗等古玩礼品，先生坚辞不受，并且严肃地对我说“此风不可长”，显示了先生高风亮节的品性。

5月22日，陪同先生到郧阳师专，师专副校长潘世东邀请先生到师专讲课。可惜我到十堰后，因为有他事羁绊，没能聆听到先生的精彩演讲，成为终身的遗憾。

路上，先生谈兴甚浓，给我讲了鬻拳诤谏楚文王削足谢罪和楚文王兵败后鬻拳拒不开城门，最后自杀谢罪的故事。先生认为火神祝融和楚文王的儿子楚殇王堵敖，应该都曾经分封在竹山，他们是竹山历史文化的又一重要品牌，能够和女娲文化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要我们今后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其实，不只是对于竹山的历史和文化，先生做出了巨大贡献，就是十堰市和武当山，先生也是功垂竹帛。先生在《中国建筑宏观设计的顶峰——武当山道教建筑群》一文中说：“我们若试将武当山的建筑与五岳之首的泰山相比，泰山尽管历史悠久，建筑却非一气呵成，在总体上就先逊一筹。泰山的岱宗坊比之武当山玄岳门，东岳庙比之玉虚宫，碧霞元君祠比之紫霄宫，南天门比之太和宫，玉皇顶比之金顶，亦都要输分。其余四岳，远让泰山，更难与武当颉颃。”

2013年１月１９日晚，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重要宫庙之一的遇真宫发生特大火灾，大殿在这场大火中全部烧毁。幸赖先生13年前带领一批师生，对遇真宫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实地测绘，有关专家把这些测绘数据搬上了电脑，建立了遇真宫的三维模型，为复修遇真宫做出了贡献。先生也因此发出呼吁：应充分利用现代测绘技术，对国内的文物遗存进行全面“备份”，得到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的重视，一些重要文物遗存至此开始得到更加科学的管理和保护。

此后，我因为工作变动，没有再继续与先生联系。我最后一次得到先生的消息是2014年10月，在《长江日报》上看到先生与阮仪三“两位建筑大师的世纪对话”的报道，我专门把这张报纸收藏了下来。

标题是阮仪三与张良皋的民族建筑世纪对话。

中国文化遗产界有两位著名人物：阮仪三“以死保周庄”、“刀下留平遥”，留下一系列保护文化遗产的传奇故事；张良皋对鄂西武陵文化，特别是对巴文化有独到见解，他提出的土家巴文化对中华文化形成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观点，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

去年，他们同时被授予“中国民族建筑终身荣誉奖”，与关肇邺院士一起成为当年仅有的3位获奖者。

11日上午，在华中师范大学9号楼演播室，两位“80后”和“90后”大师围绕平遥、周庄、鄂西土家建筑等古城建筑保护案例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话。这场世纪对话成为以“大学与城市”为主题的第三届“无界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揭幕“大戏”。

阮仪三，80岁，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博导。

张良皋，91岁，著名古建筑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建筑学系创始人。

对话现场，两位大师还亲笔书写对联。张良皋的上联是“发扬国故”，阮仪三下联为“留住乡愁”。

针对外国建筑师在中国“吃香”的现状，张先生曾一针见血指出：中国是一张传世古画，要在这张古画上动手动脚，我们必须检验一下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如何，他们有无尊重中国文化的诚意，同时也要检验一下中国建筑文化对外国建筑师的影响如何。不如此，请外国建筑师来中国就不免盲目。对一些以建筑物倾斜、扭曲、旋转为“绝活”，以病态为“美”，以畸形、高造价为“夸耀”的“建筑玩家”则应“辞谢”。

看到报纸上的先生精神矍铄、头脑清晰，想起2009年，86岁的先生与57岁的华山兄对话，当时华山兄说：“张老，您身体这么好，一定能长命百岁，到时我们来给您庆贺百岁华诞”。先生敏捷而风趣的说：“不，我要等着为你庆贺百岁华诞。”谁知才短短三个多月，先生就驾鹤西游、天人两隔了。苍天之无情和无理，人生之无奈和无常概莫如此。

据报载：先生去世后，他的长子、华中科大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新建筑》杂志编辑张甘说，父亲生前对中国建筑的态度曾用4句话概括：“中为洋用，舍我其谁；民族建筑，世界昭辉。”他说，父亲生前常教导学生，中国建筑是“讲理”的，包括物理、生理、心理、伦理。在中国传统建筑中，无论是天井布局还是四合院布局都讲究这4个理。天井或者四合院是可以解决采光、通风、照明、隐私、尊卑等等问题的。

“城市建设，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起乡愁。”张良皋先生弥留之际在医院重症监护室写下的这句话，成为众多专家、学者及其弟子追忆的话题。当下，“千城一面”的城市建设现状及不断涌现的“奇奇怪怪”建筑，令业界及国人痛心。作为民族建筑大师的张良皋先生不仅把鄂西建筑推向了世界，为武汉留下了一批有价值的城市建筑，他一生坚持的“建筑要立足民族及传统”的主张，在他离世之时也引起时代共鸣。

先生西去，悲不自胜，作《悲庸风》且歌且为先生送行。

大师远去匠星陨，

庸山堵水放悲声。

武陵桃源有足迹，

巴史别观留宏文。

鄂西建筑通世界，

庸国文化肇先声。

著作等身高新精，

学贯中西博杂通。

大胆假设穷探索，

广泛求证见精神。

唯真唯实不唯上，

风骨长存照武陵。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人类的文明史短暂而纷繁，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百年，竹山有幸曾作为主角，登台亮相，光照华夏，辉煌一时，并引领华夏文明，时人以附庸为风雅。但这个辉煌十分短暂，旋即熄灭，重又陷入混沌。庸人曾经不庸，后来却是实实在在地庸俗不堪了。我们只津津乐道于祖先的曾经不庸，却没有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不堪的泥淖之中而不知自思和反省。

文化的迷失就是文明的迷失，巅峰之后，往往不是延续而是反噬，这也是一种物极必反的现象。愚昧和野蛮的反噬后果十分严重：玛雅文明、埃及和印度文明都出现了这种情况，而尤以中国为甚：比如文革的破四旧。文革期间，竹山的打砸抢、破四旧最厉害、最彻底。古县志上记载竹山有近200个寺庙，截止文革前还有四十多个，几乎被破坏殆尽。雅克•巴尔赞在他的《从黎明到衰落》中说：“当人们把无益和荒谬的东西当作正常的东西来接受时，一个文化就衰落了（《从黎明到衰落》P12页）”。竹山也是如此，一部分竹山人迷失了风雅、高贵和灵性，陷入了痞气、戾气和低俗，竹山人窝里斗、白眼狼、恨人穷、扯白聊谎、槽里无食猪拱猪、一个槽里拴不住两头叫驴子，从附庸风雅开始到庸人自扰，甚至庸俗不堪。

竹山有幸，遇见了先生，才使这段辉煌的文明重现天日，正如先生在《巴史别观》中所言：“庸国是中国的庞培。上庸文明和已经发现的三星堆文化、玛雅文化一脉相承。先秦时代许多文化之谜，包括四灵、十干、五行、八卦及楚文化、巴文化都与庸国息息相关。道教盛言四灵、五行、八卦，因而庸国也是道教的原生地。庸国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怎么高估都不过份。”先生赠送我的那副对联：“地近桃源无俗客，城依堵水有鄘风”，其实是对全体竹山人民的勉励和重望。先生如同彗星，照亮了竹山的夜空，也使竹山人重拾了文化的自觉和自豪。先生也成为竹山文明的发掘者、启迪着、引领者、开拓者和创新者。竹山人应该感激他、纪念他、歌颂他、赞美他、研究他、继承他、顶礼膜拜他、发扬光大他，以重振世风。

时值先生逝世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我对先生的纪念和哀思。也希望我的这篇文章，能够为后世研究先生保存一些资料，相信随着文化的复兴、文明的回归，会越来越发现先生的贡献对竹山的重要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