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 走 太 和

柳文成

那是一个深秋的时节，我们参观了太和村。

太和村是文峰乡北部山区一个边缘村，离县城约40公里，人口2000余人。太和村是一个有名的村子，它的出名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区位不佳，经济发展滞后——在人们特别关注财富的时代，贫穷和富贵一样可以出名；二是这里自然生态清新独步，为很多饱受城市宣嚣之苦的人们所心神向往。

我们一行人中，有县乡领导，还有县内一些文化名人，大家都怀揣着不同的目的：领导们希望通过实地考察，开发生态旅游产品，把区位劣势变成拉动经济发展的生态优势，并且把这作为落实十八大“五位一体”社会建设的实际步骤；文人们则想把行走的体验传达给更多的人，为太和村的生态文明建设鼓与呼。我是草根文人，不能愧领这些高级任务，支配我此行的只是一个童鞋般的好奇——“太和”意为“和”之极致，我们华夏民族以和为贵，“太和”一词自古以来并不轻用，可一个偏僻如斯的小山村何以会冠以“太和”之名呢？

汽车在蜿蜒曲折的乡村公路上奔波了一个多小时，在骡马店停了下来，大家开始徒步沿溪边小路向太和进发，正式开始了我的好奇之旅。

贡爷院

贡爷院是一个天井大院，现在已经颓败了：左厢房和前院的房屋都已坍塌，但后堂和右厢房仍在，精致的板壁和雕梁也在，记录着贡爷院昔日的繁华；高大的石门柱仍顽强地挺立着，宣示着这里的主人外柔内刚的倔强和尊严。即使在现代，贡爷院的规制与精致都是令人歆羡的，可以想象当年太和村民为贡爷伐木雕栋的欢乐与热闹的场景。

据村民介绍，贡爷姓张，其姓名与年代已不可考。贡生的选拔始于明代，清朝也很流行。贡爷的后代早已不知去向，大约妻荣子贵之后到外地发达去了，让人想起崔颢的诗句，心中陡生几丝感伤，但村民告诉我，在太和，贡爷并非只此一人，薛家村子的薛氏祖上就曾出过好几个贡生，还有皇帝爷赐的匾额。薛氏后人考大学的很多，当领导的也不少，类推起来已是举人了。“寒门无贵子”，封建时代，太和荒村出贡生着实令人称奇。现代教育制度及其繁荣程度远非昔日能望其项背，更多的新时代“贡生”、“举人”甚至“状元”涌现出来，为“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是顺理成章的，也是令人兴奋的大美之事。

太和观

太和村腹地叫罗汉堂。罗汉堂不是寺庙，而是一条狭长的山谷，它的得名可能在历史上与佛寺有一些渊源。罗汉堂的中央有一座山，拔地而起，不太高，但十分陡峭。据说这小山原本有一道小山梁与大山相接，但人们觉得小山太峻峭，带煞气，于是挖断了山梁，化解了戾气，并在山腰和山上修建了道观，使太和重归祥和。

太和观共有三个建筑群。其下为太和观，这是主体，其建筑格制和气势都显得大气生动；其上是天明观，山顶是财神庙，都是新建的，大约是地势狭小和资金拮据的原故，规模都很小。三级建筑间有简易的台阶和原始的土路相连。

太和观中现在供奉的并非元始天尊或者灵宝天尊、道德天尊，而是横三佛：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右边是阿弥陀佛，左边为东方净琉璃世界的药师佛。据说太和观始建于明代，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道观，大约也有过“道髻如云、拂尘蔽日”的鼎盛时期，只是不知什么原因而日渐萧索，以至于人去观空。后来有佛门中人相上这块风水宝地，请来佛像，续燃了香火，做起了民间职业教徒。这个人叫章荣光，也就是现在的太和观观主。出于礼貌，我不便问他的经历与资质；游客们似乎也不管他是僧是道，依然虔诚地向佛顶礼膜拜。这情形让人感慨：这些纯朴的游客，心中有佛，自然也不必计较名相。宗教原本是人心灵的寓所，对神的敬畏足可以排谴俗情的烦恼与羁绊，化解人们天性中的野性、戾气和冲动，这正是宗敬可畏、可敬、可信的地方。

太和观体现了佛道的合流。儒、道兴自春秋战国，是中国本土教；佛教自两汉时经西域传至中国内地，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并弘扬，遂成为中国宗教文化的重要组成元素。宗教的形式、内容以及发展轨迹尽管各有特点，但其本质精神则是同一的。儒教作为政治宗教自然是要“入世”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又不愿屈从社会，就只有“出世”寻求自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体悟生命远离尘嚣的快乐，这大约就是“道”了；如果“道”不可得，尘世注定是苦，那就要隐忍修行，积德成善，虽不能现世报，也可期望来世报，换取来世的幸福，这大约就是佛教的大义。因此，无论儒教、道教还是佛教，其宗旨都是为了个人乃至众生的幸福，因此，宗教只要不被政客所亵玩，它总是高尚而且可爱的。太和的生态之美对于每一个行走太和的人来说，是很容易感受到的，在这里修观立庙都是很熨贴事情；在道观里供上佛像，也并非出格之事。修道礼佛同样体现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热切期盼，而佛道在太和观的融合则可看成中国文化包容、创新、博大、精深的一个缩影。

石   门

太和观左侧有一条小溪，沿着溪边的小路上行约两公里，你会看到清澈的溪水变成了雪练般飞瀑，从高高的崖上倾泻下来，水珠洒落的石头早已长满了绿毡般的苔藓；瀑布的一侧有一方刀切一般的灰色的石壁，石壁上三条黑色的匀称的线条构成一个“门”字，这就是传说中的石门；“门”字的左边还有一处凹进的方块，人们称是石门的侧门。

石门不仅景色清新迷人，而且还有美丽动人的传说。石门里曾经居住着一位美丽善良的仙女，太和村民操办红白喜事，瓢盆碗盏不够时，只要在头天黄昏燃香告借，并且不偷窥仙女芳容，第二天清早准能在飞瀑下的水池中拿到所需的餐具，世代如此，从无差错。然而遗憾的是有一个登徒子，不听劝告，在燃香告借之后，藏在暗处窥伺，看到仙女手托碗碟，脚踏白云来到水池边时，突然现身，惊走了仙女，从此村民再也不能在这里借到碗碟了。

这样的传说我听过很多，虽然版本不同，内容则大同小异。柳林乡有个地方叫天池崖，山顶上有一个狭长的盆地，曾经是清波荡漾的湖泊，名叫天池；三十年前第一次看到她时还有一亩见方的水域，四周长满了茅蜡，中间是墨绿墨绿的水，深不见底，现在只剩方圆一丈、水仅尺许的水塘了。传说天池中也住着一位借碗的仙女，也是因为受了登徒子的惊吓而不肯再借，水也因此日见干涸了。

这些传说听起来很幼稚，但仔细想来却寓意深刻。大自然原本就是一尊美丽善良却又脆弱的女神，而我们人类不过是轻佻粗暴又莽撞的登徒子而已；虽然人类只不过是大自然养育的一种生物，可我们常常傲慢地以为我们就是自然的主宰，不断地向大自然索求的同时，又不断地向大自然举起拳头和斧头，对她进行肆意的凌辱与戗害，其结果是她不再给我们水了，也不给我们碗筷。大自然有她自己的生命轨迹，人类如果讲道理，就不会奢望“后来者居上”，从而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人类可以有与天斗、与地斗的勇气而不应有与天地斗的行径，这是人类避免遭遇自然惩罚的唯一途经。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不仅是自然的人化，也是人的自然化的过程，是非常精辟的；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建设之中，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无疑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明智之举。

叫石门的地方也很多。柳林乡公祖村有一座山叫轿亭山，山下就有一个石门。有一个很穷的人，梦见一白髯老者，告诉他竹园里有一株双叉竹子，让他准备一个袋子，拿着这株竹子去打开石门，会遇到几人磨金豆子，一处只舀一碗后赶紧退出来，千万别贪心。这个人按照梦中老人的指引，打开了石门，见到金豆子却忘了老人的叮嘱，舀了又舀，不肯离开，结果石门关上了，并且再也打不开了。看来，人间的贪欲或许可以逃脱社会法则的惩治，而对大自然的贪欲是很难逃脱自然法则的惩处的。

古   树

春天的兰花藏匿林间，自由自在地散发出幽远而淡雅的馨香；夏蝉联袂百鸟，奏出热情而欢快的合唱；黄栌叶覆盖着肥山瘦岭，展示着酣酡而浪漫的秋色；雾松迎着朝日，折射出多彩而眩目的光芒；还有清泉流过岩石，若有若无，发出时而幽怨时而激越的声响——这些都是行走太和的人们常常看到的令人陶醉的景色，但对我来说，最令人难以忘怀的却是太和古树。

太和古树之古之多令人印象深刻。无论山上山下，也无论是沟边路旁，抑或是房前院后，百年大树甚至数百年的古木随处可见。有的瘦削，挺拔的树干携带着疏朗的虬枝直刺苍穹；有的硕壮无朋，几人合抱的肥躯撑着方圆数亩的华盖，如碧云飘浮在湛蓝的天空。太和人民热爱古树，敬畏古树。在太和，凡遇大树，人们会不辞辛苦地在树枝上挂上缕缕红绸，树便成了神树，任何人都不会对神树有意无意地伤害。逢年过节，人们不仅给神树搭红绸，还会小心翼翼地在树干上开一小口，喂上几粒腊八饭、年饭。在太和，古树不仅是自然风景，也是一道令人慨叹的人文风景，是溶入太和人生活与生命中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黄昏时，我们到了迎东村的北山垭。这里有一棵几人合抱的高大的楝树，树牌上显示其树龄已有500多年。树下还有几段杂草覆盖的石墙，这是北山书院的遗迹。北山书院是清末民间文人刘北山创办的用来讲学和写诗的地方，其事迹，现在知道的人极少。北山书院旁边有四个村民正在种一棵银杏树，这棵树是他们花二百元的价钱和三十元运费从远处弄来的。当我问他们为什么花钱种树时，他们说不为什么，就是让它们长，长得越大越好，看见大树人就精神。

太和自古文运昌盛，太和人很自豪地把这与太和的葱山绿水、清泉古木联系在一起。我不知道是否真有这种联系，也不确定这种联系有多密切，但生态之于人类生存的重要已是人们公认的事实。葱郁的群山拂去人们眼中的云翳，清泉的流响荡涤人们心头的搔动——行走太和，让人身轻体健，智慧通明，失意的忧郁和胜利的傲慢都在这行走中泯化无形，而无尽的祥和和不染纤尘的诗情则悄然爬满行者的胸怀。

我不再刻意寻找太和村何以命名“太和”的答案，这个答案无须说出，因为它是一个并不需要理性思考而只要行走就可以轻易体察明彻的答案，虽然太和的境界还远未到来，但作为大自然的子民，人们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方向，并且正在沿着这个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