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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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黎明
庸言说吃
如肯稍做梳理，就不难发现，大凡与吃喝相关的话语，竹山话的表述都“慌忙使搅”，很不友好。比方“吃饭”，一般当然都会说“吃饭”，但更多时候还会说成“K饭”、“哈抓了一碗饭”、“舞爪了一碗饭”、“忽闪了一碗饭”、“逮了一碗饭”、“吸溜了一碗饭”。又比方“喝酒”，一般当然也是说“喝酒”的，但更多时候还会说成“咂了一杯酒”、“挖了一杯酒”、“掫（在此读作chǒu，仰吞的意思）了一杯酒”。好像吃喝属于很粗砺的活路，不屑精雕细琢，耽误工夫。普通话的“吃饭”也叫“用饭”，“喝酒”也叫“吃酒”，比我们庸人从容多了。
老师教看图识字，先拿出一幅画让学生欣赏，画上全是水果，有苹果、梨子、葡萄、香蕉等等。老师问学生，这画上都画的什么呀？有一个竹山学生答道：哈是足的东西（“哈”和“足”是音译，汉语中查不出音意相当的字，“哈”在这里是“全部”的意思，“足”在这里是“吃”的意思）。
把“吃”说成“足”很容易叫人想起“填鸭”。“填鸭”是人工填喂鸭的方法，目的是催肥。竹山人把“吃”说成“足”，已经不光是对“吃”不尊重，而简直就是诅咒了。“足腭子”、“足衣禄”就是典型的咒语。
据说语言是活化石，竹山人对吃喝表述的不友好，想必是我们的先人很少吃到“硬扎”东西，历史长河留给他们的多半是关于饥馑和恐慌记忆。
这样的语言例子其实还有不少。比方普通话中的“米饭”，竹山话叫“干饭”，普通话中的“稀饭”，竹山话叫“米汤”，普通话里的“米汤”，竹山话则叫“米汤水儿”，反正时时处处人家都高我们一头。又比方普通话叫“盛饭”（竹山城关一带也这样说），竹山西乡一带叫“舀饭”。查字典得知，“舀”的意思是“用瓢、勺等取东西（多指流体）：～水。～汤。”可见我们的先人最常吃的恐怕多为“流体”。再比方吃完一碗再盛一碗，竹山话叫“添饭”，普通话好像没有这一说。“添”是定量以外的新增，说“添饭”其实就是在说你已经完成定量了，从现在起则是额外的恩赐。
如此说来，谈起吃喝，我们似乎实在乏善可陈。不过且慢，关于吃，竹山话中也有很高妙的表述，比如早餐叫“过早”，中餐叫“吃晌午”，晚餐叫“消夜”。吃喝在此已退居次席，光阴反倒熠熠登场，恍惚间竟叫人忘记了“民以食为天”的古训，反倒要以“民以时为天”为正宗。竹山人享受的似乎不只是口腹之欲，而更在乎那段美好的时光。
且说武汉话
因为读书的缘故，我在武汉待过几年，又因为在武汉待过几年的缘故，我学会了一些武汉话。
武汉话中有很多有趣的方言，现在想来，印象最深的有三，即“要味”、“赌狠”和“乡里人”。
“要味”就是“要面子”。中国人都是很要面子的，但武汉人好像尤其要面子。别处的人要面子也要实惠，武汉人则好像只要给面子就可以不讲实惠，面子已经高于一切了。这既显示出武汉人非常大方，也显示出特别小气。
有一个雨天，公汽遇到险情，突然刹车，一个踉跄，我一脚踩到了一个武汉小伙子的脚上——他脚上穿的是一双崭新雪白的回力鞋，经我践踏已面目全非。武汉人的威猛是出了名的，何况这小伙子人高马大，一眼就能看出不是“省油灯盏”——他一头长发，满脸横肉，上身穿一件鸭蛋绿的“港衫”（现在叫“T恤”），“港衫”外面是白衬衣，衬衣有扣却偏不扣，下摆两角胡乱结一个疙瘩，算是固定住了；下身是一条裤裆十分宽大的民警蓝裤子，裤兜里还捅着两瓶啤酒——这是当时武汉“帅哥”最时髦的扮相，用现在的话来说叫“酷”，但那时还没有“酷”这一说，好像叫“有狠”。我一脚踩上了“有狠”，当时的感觉真有点像电影《地雷战》中的汉奸踩上了地雷，我想：这回我完了。
几乎是出于本能，我连声叫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没想到小伙子非常大度，轻描淡写地说了句“冇得么事”，事情也就结束了。由此我想到武汉人真有绅士风度，换了别处的人——比方说广东人，肯定会说，“什么，一声对不起就行了，对不起值几个钱？”这样一来，我可能得放点血，赔上一双回力鞋。我喜欢有钱，但不喜欢有钱的人，广东人比武汉人有钱，但却没武汉人绅士，所以我不喜欢广东人，喜欢武汉人。
可是武汉人又非常小气。就在我踩上回力鞋的同时，由于停车的惯性，另一个外地人扯散了小伙子的衬衣疙瘩——我猜想这只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有点像落水的人抓稻草——武汉小伙子瞪了那人一眼，那人可能属于不善言表一类，没有明确的表示。这在我看来实属正常，可小伙子却认为不正常，马上恶狠狠地叫道：“么样，你蛮狠？”那人经这一下吓，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继续保持沉默，这样惨剧也就不可避免了。随着一声“邪了”的狂吼，小伙子的啤酒瓶就砸在了外地人的头上，酒血四溅。
我于此很不理解，如果说到罪孽，我远比那人深重，如果小伙子硬要请我们吃啤酒人头，头一个下箸的理应是我呀？回头我请教同寝室的武汉同学，同学说，武汉人从不请道歉的人吃啤酒，你道歉了，已经给了他“味儿”，表明他“有狠”，你“冇得狠”，“刚勇的拳师从不打已落水的狗”。相反那个人不道歉，表明他和小伙子同样“有狠”，就得请他吃啤酒，这叫“赌狠”。于是我又明白了一个道理，敢情武汉人是为“有狠”活着，尽管仅仅因为衬衣疙瘩被扯散就痛下杀手显得有些小气，但“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这些就已经顾不上了。
武汉人差不多把一切不会讲武汉话的人都叫“乡里人”。我原来以为“乡里人”和“城里人”的区分主要是依据所住地域，没曾想武汉还有这种解法，真叫人耳目一新。看来武汉人对自己的发音方式情有独钟，可在我看来武汉的发音其实极难听，这不光是声韵不好，也因为发音方式不科学。
武汉话音高偏低，音色深沉，差不多每个音节都要拐弯（有点像普通话里的“上声”——即通常所说的“第三声”）。如果把普通话的音高比作五度，那么武汉话就只有三度。普通话的“上声”由四度回落到一度，再由一度爬升到三度，武汉话则是由三度回落到一度，然后再由一度爬升到半度。武汉话爬升得极为短暂，好比是刚露头就被重重地敲了一棒，剧痛难当，迅速就把头缩了回去。
相比而言，武汉的老人（男）和小孩（女——即姑娘伢）说话是很好听的，特别是在称“您”的时候。武汉话中的“您”是“你呀”的合声词，带点嗲，很有韵味，百听不厌。最可怕的是中年妇女说话——尤其是公汽上中年女售票员。做学生的都非常穷，坐车逃票是常有的事，但如果遇上中年女售票员，我是从来不逃票的——她那种不断地警告的声音令人恐惧，使我感到自己不是在逃票，而是刚杀了人，正躲避重案组特别警察的追捕。
武汉中年妇女特别是售票员说话所以显得可怕，缘于发音方式的不科学。上面已经说了，武汉话音高偏低，也就是发音靠后，是用喉咙发出来的——所以武汉很难产生脆甜的女高音歌唱家——售票员警告逃票，声音理应显出严厉，可是因为发音靠后，这严厉往往显得不足。售票员当然不想让逃票者认为她“冇得狠”，所以就最大限度地利用肺扩量，让发出的声音更像是一记一记的重拳，这样的结果当然就有点像狮子吼了。我们知道，男人作狮子吼有时候是很美的，这显示出雄浑，可女人作狮子吼就有点不妙。
武汉人发音不科学的另一不妙，是人容易见老。前面已经说了，武汉人时时都想显示出“有狠”，发音的低沉就成了较严重的障碍。“酒不够，菜来凑”，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他们就拼命地借助面部表情——武汉人说话表情极为丰富，眼睛都瞪得很圆，嘴巴撮得极长，有点像鸭嘴（武汉叫“撮箕”），像这样无节制地使用面部肌肉，皱纹当然就比“乡里人”出现得早，也更深刻，所以武汉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
其实武汉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狮子吼”，而是它的酷热。湖北省气象资料记载，时点最高温在我的家乡竹山，而不是武汉，但我家乡有温差一说，而且热得时间也不算长。每年夏季最热的时段也就十天半月，不管白天有多么热，到了凌晨三、四点的样子，气温就会明显地降下来，这叫“回凉”。但武汉好像从来都不兴“回凉”，二十四小时几乎毫无温差，而且夏季要高温近一个月时间。散文家秦牧曾写过一篇小品，说到武汉的热。大意如下：
中国古代有六个犯了死罪的囚犯，衙门决定执行“油炸”。当油锅烧得花花响的时候，有五个人恐惧难当，跪下求饶，独有一人无所畏惧，不肯下跪。行刑官不解，问，“你为何不跪下求饶？”这个人答道：“么样，老子是武汉来的。”
忧伤也是一种快乐
我有一个大学的女同学，对音乐有些体会，而且擅长好几种乐器，同学聚会唱歌的时候，她多半会用手风琴伴奏。
有一次她对我讲，“生活中没有音乐，就好比世界上没有阳光”，又说，“忧伤是音乐的灵魂”。
当时我还比较喜欢读书，整天钻进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莎士比亚不出来，于音乐没有太多的感触，如果对她所说的第二句话还能认可的话，对第一句则多少有些反感了，可是我终于还是被她感动或者说打倒了。
我这位同学并不漂亮，脸色有些苍白，常给人以忧郁的感觉。有一回东湖聚会，也许是小船划得累了，也许是放歌唱得乏了，夕阳西下，余晖无力，大家却无归意，横七竖八地躺在草地上小憩。人声静了，虽然听不出，却可以感觉到湖水的淙淙轻响，脸色苍白的女同学坐在草地上拉起了手风琴。
这是一首给人以淡淡哀愁的曲子，直到十余年后我才知道是世界名曲，叫《时光流逝》。我不得不承认，当时我的精神完全垮了，感到了自身的柔软与乏力，第一次弄懂了“柔肠寸断”的真实含义。同学拉琴的姿势舒缓也可以说是优美，目光忧郁也可以说是迷离，我知道她一定很脆弱很忧伤，可是我更知道她也一定很充实很快乐。
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人是没有忧伤的，他们可能充实，这充实来于刺激。斤斤计较，勾心斗角的人是没有忧伤的，他们可能脆弱，这脆弱来于偏狭。胸无大志，得过且过的人是没有忧伤的，他们可能快乐，这快乐来于满足。忧伤实在是一种难以多得的快乐，这快乐潜流于内心深处，浸润于肝脏之间，她源自缺憾，源自博爱，源自去日苦多的感悟，源自来日方长的怀疑。
二三月间，和煦春光之中，荫荫鬼柳树下，一方石几，一把藤椅，一杯清茶，读陈若羲《耿尔在北京》，汪曾祺《星期天》，沈从文《丈夫》或者琮璞《三生石》，你的目光会渐渐变得迷离，你会氤氲于时光流逝之中，你是忧伤的，也是充实的，你弱不禁风，却又惬意快慰，只是这快慰不能与人共享，正如此时春日透入你心底的温暖，你能真切地感受，却不能真切地表达。
快乐的不同理解
《读书》杂志（已记不清是哪一年哪一期了）刊载了一篇谈幸福的文章——介绍美国一位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这位心理学家认为幸福取决于三个因素，即：遗传、外部环境和心理控制力。他甚至认为幸福与金钱、种族、学历等不存在正相关。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幸福与遗传相关的说法。我知道DNA与遗传相关——这有物质基础，幸福作为一种精神状态，怎么也能遗传呢？
这位心理学家举了个例子，说是美国一位叫罗斯的妇女，从读中学开始就一直精神抑郁，心存不快，后来丈夫有了外遇，终于离异，使她的抑郁发展到了极至。后来她每周都用五美元购彩票，长期坚持，矢志不渝，终于有一天中了大奖，奖金为2200万美元。她当然大喜过望，马上购买了一栋有18间房屋的别墅，还让两个孩子读上了最好的私立学校。但这种快乐的享受仅维持了一年时间，此后她又回到了当初的抑郁状态。
我体会到快乐与否原来是由天性所决定的，金钱不能改变它，环境也很难改变它。这位心理学家研究发现，乐天派的人，即使突患绝症，那种沉重的打击也只在一时，而不能一世，他的“不快乐”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很快又会得到部分恢复。
这位心理学家并不全然否定金钱、物质生活、工作环境等对人心境的影响，但他认为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他承认富裕的人要比穷困的人快乐一些，但富裕不是幸福的决定因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8000美元以上，那种幸福感就再无区别——也就是说当钱达到一定数量后，钱就与幸福无关了。
我所读到的这篇文章，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这位美国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不可能在这里完全转述，但我想强调一点，关于快乐有着多种不同的解释，这位美国心理学家的解释更令我信服。他最精彩的说法是，幸福感并不取决于金钱的多寡，而有赖于获得金钱的态度，也就是说，你对获取金钱的态度比得到多少金钱更能左右你的快乐。这就是所谓的“心理控制力”。
我读初中的时候，学校常搞“开门办学”——也就是把学生整班整班地拉到某一处农场住上十天半月，做些农活。那时候物资极度匮乏，吃不饱是最突出的问题，一日三餐只有稀得可照见人影的玉米粥，青菜是极少见的，更别说肉食了。可是有一天我居然在厨房外面听到有人聚餐喝酒——我清楚地听到校长说，“好，我先喝一盅”，随即便有很多人掺和进去，纷纷叫道，“我也来一盅”。这样你一盅我一盅喝了很长时间，从声音上判断，气氛很是热烈。后来我才知道，事实上他们喝的是白水，只用了一只茶盅，而且是每人捏一根猪鬃（毛）蘸着喝，所谓“你一盅我一盅”实际上是“你一鬃我一鬃”。
如果你获得金钱的态度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便是捏着猪鬃（毛）蘸水喝，也好比品尝琼浆玉液，否则，就是山珍海味，又何尝不是味同嚼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