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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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道琼
我眷爱“麦儿米”
这种眷爱源于一个故事。
那是个周末，大雨滂沱，山洪暴涨。我和郑斌、郑英兄妹结伴上学。那年，我十二岁，读初一；郑斌与我一般大小，也读初一；郑英十岁，读五年级。我们爬过两座山后，被一条涧沟挡住了去路。涧沟里咆哮的洪水发出天崩地裂的巨响，高高的浪头翻卷着枯枝败叶和大量泥沙滚滚向前。我们三个急得团团转，商量之后，怯生生来到一户人家求助。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男人，在我们再三央求下，拿着一根竹竿来到水边，我们欣喜地紧随其后。他把竹竿往水中一插，竹竿就飘了起来，再使劲儿往下插，竹竿还是向上飘。
“不行啊，水太大了，我不敢送你们！”他摇着头说。
“请伯伯想想办法，送送我们吧！今晚我们还要上自习呢！”
“不是伯伯不愿意送，是根本不能送啊！竹竿插不下去，我下水也会站不住脚的……前几年，这里就有一个人被洪水冲走了……今晚，你们就到我家住吧！”
这是大山深处的单门独户，我们别无选择。随他进了门，屋里堆满了麦捆子，高处抵上了房梁，只有大门口留有仅供一人通行的道儿。连阴雨，麦子无法晾晒，只好堆放在屋里。老百姓靠天吃饭，山里的老百姓更是如此！
我们由通道进了厨房，大妈连忙招呼我们坐下，然后从一口大铁锅里盛了三碗饭让我们吃。我们趴在一张黑乎乎的饭桌上，呼噜呼噜吃起来，黏巴、香甜、温热的饭瞬间入了肚肠。
我从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饭了！后来才知道，那饭叫“麦儿米”。
那晚，我们留宿他们家。他们把仅有的两张床让给我们，我们蜷在破旧、潮湿的床上酣然入眠。他们一家人则在麦捆子上将就了一夜。
第二天，我们再次吃了他们家的“麦儿米”饭后，在伯伯的护送下过了河，上学了。
好多年过去，我一直对“麦儿米”念念不忘、情有独钟。看见超市有炮制好了的半成品，立刻买回，放在电饭锅里煮，可无论怎么煮，都煮不出来当年吃出的味道。
前几年，我特地寻访那户人家，得知他们早随孩子搬到大城市住了。他们搬走了，但他们却离不开我的心！他们的仁爱如同那“麦儿米”一样，美味绵长。
“红薯浆巴”是我的最爱
想必每一个山里娃对红薯都有一种感恩的情怀吧！爷爷每年总要留那么一块红薯，秋霜过后，红薯秧全都变蔫、变黑了，爷爷还是没有挖它们的意思；左邻右舍的红薯都挖了，爷爷还是没有动挖它们的念头。我们忍不住刨出几个烤着吃或者生吃，自感那是无上的美味。
山后边有一块秋包谷，霜风过后，半熟的包谷棒子就耷拉着脑袋。包谷杆上缠着名叫巴山滚的豆豆秧，豆豆秧上结着圆鼓鼓的青豆豆。爷爷背着背篓，带我去后山，让我摘豆，他掰包谷。一会儿，我们便满载而归。豆豆放在背篓底部，玉米棒子高高隆起。回家，爷爷把背篓一放，奶奶便带领叔叔、婶婶和姑姑们开始拾掇起包谷来。他们把包谷粒退下来，再掺水磨成包谷浆，然后把包谷浆装进一个大桶里发。
磨了包谷浆，爷爷就会带上我下地挖红薯。他挖，我捡，一会儿就是一背篓。爷爷把红薯一股脑倒在空屋的地面上，“让它们晾着，等蔫了，会更甜！”。
妈妈让我们择些小红薯，洗干净。滤干水，妈妈将红薯两端剁掉，稍大的再拦腰一刀，下到锅里，加水煮。煮烂后，把发好的浆巴倒进去，搅拌均匀，一阵快煮，红薯浆巴饭就好了。
妈妈每每会炒一大盆巴山滚豆豆，用自家猪油，加蒜、姜、辣椒沫儿等作料。咬一口柔软的带红皮的小薯，亮晶晶、沙沥沥、润绵绵、甜津津，通透爽口；喝一口那浆巴汤，甜中带酸，酸中透甜，让人回味无穷；夹一筷子巴山滚豆豆放嘴里，慢慢咀嚼……那种味道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比不上的，那种幸福是经年的老窖，历久弥醇！
“苞谷碜儿，胖嘟嘟！”我们红润、健康的小脸蛋总惹得妈妈喜不自禁。的确，在那个年代，“红薯浆巴”应是孩子们的救命饭。吃一个冬天的“红薯浆巴”，孩子们就会拥有一个足够健康的体魄，以迎接来年漫长的荒春。
我不是美食家，但我爱美食。
我不是作家，但我愿意分享生活的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