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父亲

王金波

一

父亲在我十八岁那年正月初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时，我正在读师范三年级。在父亲病重的时候，学校举办学生运动会，我推掉了所有的比赛项目，徒步奔走一百余里的山路，回家看望过父亲一次。

父亲患的是食道癌，等到医院检查时已是中晚期。因为是食道中下段癌变，一位老中医建议，不能动手术，只能进行保守治疗。听到这个噩耗，我的眼泪差点流了出来，但我却强忍着，不露声色，因为我和小哥都不想让父亲知道。看着父亲为生活所累，为病痛折磨，为了我的学费而日渐消瘦的身体，我只能偷偷流泪。我想跟小哥商量，看想什么办法给父亲治病，但是尚在读书的我不但没有能力挣一分钱，还在花费父亲用命换来的钱，也不敢多说什么，只能把满心的悲痛压抑在心底。我只能趁学校举行运动会的间隙回家看看父亲。父亲似乎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病情，身体和精神都大不如以前，每天只能吃一点流食性食物，可是父亲在我面前还努力显出十分刚强的样子，鼓励我好好读书完成学业，说自己的身体不要紧。我知道父亲这是在安慰我，因为父亲曾经说过，我们家族几代人都没出一个吃公家饭的人，现在眼看着我就要吃上公家饭了，也算是开了先河了。说这话时，父亲显然是高兴和自豪的，我也跟着高兴，但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父亲的意思。半年后，我当上了一个乡村的普通教师，既没多少钱，又没有多少人缘关系，在晚辈们的工作上还真是帮不上多少忙，几个侄男侄女当中能吃上公家饭的也不多，现在想想，我是完全辜负了父亲当初的希望的，感到肩上的压力更重了。

我考上了竹山师范，父亲在高兴和自豪的同时，也增添了他的生活压力。因为，小哥一家在我还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分家独立出去了。三姐和四姐也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先后出嫁了。已经成家的三哥也添了第二个孩子，由于超计划生育，需要负担过重的超生费，不得不远走他乡——去随州京山县当超生游击队去了。我的生活和学习费用，全靠父亲一个人负担。父亲当时年龄已经大了，六十多岁的老人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要供养一个读书的中专生，还要帮忙带一个几岁大的孙子，也太为难了。

二

父亲年轻的时候，家庭条件还比较好，所以父亲读的书很多。听母亲说，父亲先是读私塾，后来读公学，最后是竹山简师毕业。按理说，父亲应该和我一样是个教书先生。可是，父亲毕业时，正赶上“土改”划分家庭成分，因为当时的王氏家族在当地还算得上是大户人家，拥有一部分田产，自然就被定为破产地主（原本是拥有很多田产的，因为几辈人的挥霍，家族已经破落）。按当时的政策，地主家的财产是要充公的，所以一大家族人被迫连夜赶着分家，依依不舍地离开住了人老几代的青砖老瓦屋。离开前还要被迫交出家中所有的东西。听母亲讲，当时最为悲惨的是二伯一家，被赶到沟底的岩屋洞居住，一家人连一床过冬的被子都没有，只能铺了干草当被褥，早上起来浑身划得都是血印子。还是父亲比较聪明，借了当时的学堂来住。这是一所旧社会时期的家族私塾学堂，早已荒废。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封建，有“宁住庙堂，不住学堂”之说，可父亲不管那么多，他借了两枚铜钱，在众人的见证下，在临近的土地庙向土地老爷连抛三挂，全是上上签。这说明，土地老爷正好应了父亲的请求。就这样，我们一家才得以顺利住进了当时的学堂。这也打破了当地人不住学堂的清规戒律。后来，被迫搬到这里居住的还有柯姓、孙姓、李姓几家人，真正成了一个大杂院。在这个大杂院里，我们姊妹八个接连出生，这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嫉羡，他们说，住学堂能够多子多孙（但是后来，大哥却英年早逝）。当时的孙姓家也接连不断的生了六个小子，一个姑娘。有人就笑称，这个大杂院里的几家人都可以办一所学校了。几家人在这个大杂院里倒也其乐融融。父母像老鸡护崽儿般地护着我们姊妹几个，我们在父母的庇护下快乐地成长。

新中国才刚刚诞生，正是百废待兴，教育荒废的弊端马上就显现出来了。那个时候，不要说没有几个识字的，就连生产大队长也大字不识一个。人们感到知识分子的重要了，自然就想起了父亲。大公社的领导干部亲自到家中，做父亲的思想工作，让他出来教书。父亲不忍心抛下我嗷嗷待哺的哥姐几个，断然拒绝了领导的请求。公社领导仍然不死心，几次三番地做工作，心软的父亲没有办法，只好躲到别处去。领导知道了又追过去，父亲再躲。就这样，领导追了几个大队也没能追上父亲，父亲最终没出来教书，算是和他的所学从此绝缘了。

三

也许是父亲对姊妹几个太过爱护，也许是父亲有先见之明，紧接着，“文化大革命”来了，开始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批斗。那些在外教书的先生或者为官的干部，都要跟家人划清阶级界线。他们不能回家照顾家人，不能和家人团聚，有的甚至是十年都和家人失去联系。我们一家人因为父亲的英明抉择而万分高兴，一家人还能够其乐融融地在一起。但是好景不长，灾难还是不能幸免地降临到父亲头上，因为父亲上过私塾，读过旧社会的学校，现在又担任着小生产队的会计，人们都称其为“老先生”，算得上是一个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了，所以，就要革父亲的命。白天，父亲带领生产小队社员进行生产劳动，垦荒种地，农田改造，晚上还要接受批斗。当时负责主持批斗父亲的民兵连长，姓邹，大字不识一个，在批斗会上实在罗列不出父亲的“罪状”，干脆就命令父亲提前把自己的“罪状”写好，念给他听，以便在批斗会上有词儿可说。我的哥姐几个也跟着父亲遭受别人的冷眼，经常被呵斥为“地主娃子不老实”，倒是距离我们家不远的陈家一个不怎么聪明的儿子，从不歧视我们，对父亲也很好。因为陈家是贫下中农成分，有机会听到关于批斗会的一些消息，所以每当有批斗父亲的消息了，陈家的“傻”儿子就会偷偷来提前告诉父亲。父亲根据“傻”儿子的消息，也可以提前做些应对的准备。母亲也会提前给父亲做些好吃的，再备上半斤老酒，让父亲吃饱喝好，养足精神去迎接批斗。每次批斗，父亲都喝得醉醺醺的，酒气冲天，民兵连长说些什么，父亲也听不太清，回答的都是些酒话。民兵连长见这样的批斗毫无意义，也就草草收场。

父亲担任小生产队会计，始终坚持秉公办事、公私分明。他还叮嘱母亲，要严格管束着我们不占公家的一点儿便宜，就怕别人背后说闲话。生产队上有一个养猪场，还有一个榨油坊，榨油剩下的渣饼正好用来喂猪，许多人家的孩子都会偷偷溜到榨油房，偷点儿芝麻渣饼回去拌上辣椒当菜吃。其实，油坊的管理员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因为那个年代每家每户都不容易，但是我们家却没有那个口福，那个香味儿也常馋得哥姐们直流口水。每年夏秋收获季节，既是大人们忙活的季节，也是小孩子们忙活的季节。大人们忙着在前面收割小麦或掰玉米，小孩子就在后面拾麦穗或遗漏的玉米，按照不成文的规定，小孩子拾的麦穗和玉米是可以各归各家的，但是每年哥姐几个劳动所得，都会被父亲交公。一贯支持父亲的母亲也会不理解地跟父亲大吵。正因为父亲的严格管束，公私分明，批斗会上却愁煞了民兵连长，硬是找不出父亲一丁点儿罪状来，听到的却是群众的一片赞美之辞。本来就是一场闹剧，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父亲也就不当回事，每次都是装醉以对。后来好多次，父亲向我们讲起“挨批斗”的那段经历，我们好像听故事一样，引得一家人捧腹大笑。

父亲的小生产队会计一直干到改革开放，土地包产到户，才结束。在父亲等生产队一班人的带领下，小生产队的土地被按照三六九等重新丈量，分到各家各户，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邻里之间因为土地边界的问题还来找父亲调解。由于父亲的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我们家分到的土地是最差的也是离家最远的。因此，在土地包产到户后，别人家年年粮食丰收，日子越来越好，我家的境况却越来越不景气。再加上一大家人吃饭，姊妹几个还尚无完全劳动能力，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在此期间，大姐和小姐已相继出嫁到别村。不久，小哥也到了结婚的年龄。结婚后的小哥在几年后另起新房，分家出去单过了。分家时，因为我还年幼，父亲就把土地、山林、粮食、家具等一半分给了小哥，一半留给三哥，把一头老牛留给了我，说是日后卖了好供我读书。

分家后，家里只剩下我们一家老小守着几亩薄田度日，饭都不够吃，更别说读书了。在生活的逼迫下，三哥、三姐初中毕业后，被迫放弃了学业，回家帮衬父母劳动。年幼的我感受得到三哥和三姐的无奈。三姐悄悄地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心有不甘的三姐，当了几年民办教师后，就远嫁他乡。十六岁的三哥跟随二姐夫，开始学习木匠手艺，独自支撑起一家人的生活。父亲把三哥挣的每一分钱，都用来购买一家人的生活口粮。家里一时拮据之极，以至于周围的邻居都笑话我们说：“瞧瞧人家，没粮食还天天吃白米干饭。”话里一半是嘲讽，一半是嫉妒。

四

日子在一天天往前挨。四姐出嫁了，三哥也结婚添小孩儿了，在父母和哥嫂的共同努力下，我也快初中毕业了。因为超生，三哥一家被迫远走京山县，家庭的重担再次落到了已经年老体弱的父亲身上。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不会继承兄弟姐妹们的衣钵，继续种地，竟然在中考中脱颖而出，考了高分。当时，读中专学校，国家是包分配的，名额有限，很是吃香。再加上家庭经济条件所限，能就读中专学校已是最好的选择。经过一家人反复商讨，决定让我就读十堰医药卫生学校，父亲的意见是当医生长久，到什么时候都需要，下不了岗。于是，小哥忙着帮忙联系乡中学和教育组。当时的教育组掌管着学生招生分配大权，在小哥的努力下，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读卫校的名额。可是，临到填报志愿时，才知道卫生学校只招收从事计生工作的女学生。出于无奈，我只好和同年级另外一个班的一位女同学互换了名额，就读竹山师范。能够争取到就读中专学校的名额已经很不错了，高兴之余，上学的学费和生活费却又是摆在现实面前的实实在在的困难。已过花甲之年的父亲，只好厚着老脸东借西凑，总算凑够了学费。但是，以后每个月的生活费，只能靠父母平时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去积攒。年老的父亲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只能靠守着家里几亩贫瘠的土地，卖点儿农产品赚点零钱。父亲对待这几亩薄田很是用心，就好像年轻时伺弄他的几个孩子一样，天晴下雨都在地里，似乎永远不知道劳累。

上师范一年级那年，“十一”放假，我回家看望父母，顺便带些过冬的棉衣。正赶上家里搬苞谷，那一年风调雨顺，苞谷大丰收，因苞谷地离家很远，又是陡峭的山坡路，要想很轻松地搬回家，还真是不容易。眼看别人家的苞谷没几天就收完了，只有我们家的苞谷还风姿绰约的立在地里。父亲甚是着急，开始了没有白天黑夜的劳作。

看到父亲如此操劳，回家的第二天一早，我就执意要跟父亲一起下地劳动。淌着半人深的黄豆秧，我和父亲一行你追我赶地掰着苞谷。等够一背篓了，父亲便开始往家背，让我留下来继续掰。我知道父亲这是心疼我，不让我干太费力气的活儿。父亲背着一大背篓苞谷，颤颤巍巍地蹒跚在陡峭的山路上，一步一步往上挪。硕大的背篓压在他佝偻的脊背上，他的脸几乎要和地面贴在一起了。我真担心父亲会一脚没走稳,从陡峭的山坡上摔下来。趁着父亲背着满满一背篓苞谷回家的时间，我赶忙加快速度，用力地掰，等到父亲送完一趟苞谷再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掰了足够满满两大背篓的苞谷棒子了。这一次，我要求跟父亲一起送一趟苞谷回家。父亲开始不答应，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最终同意了我的请求。于是，在陡峭的山路上，出现了两个瘦小单薄的身影，亦步亦趋地沿着山脊向上登攀。虽说已过七月流火时节了，但天气依然炎热，火红的光芒照射在身上犹如芒刺在背，让人难受。穿梭于苞谷林间掰包谷时，我就已经感受到了秋日骄阳的威力，更何况现在又增加了近百十斤的背篓在肩上。

父亲走在前面，我走在父亲的后面，父亲的脚跟就与我贴的是那么近。一双破旧的解放牌球鞋，已经露出皲裂的后脚跟，但是，父亲的每一步都走的是那么坚实，本已佝偻的身体，在背篓的沉重压力下几乎要与地面贴到了一起。两条窄窄的背篓系深深地勒进父亲的肩膀，他大口地喘着粗气，不时撩起敞开的衣襟擦擦额头上的汗珠。我已明显感觉到父亲单细的双腿，在粗大的裤管里打颤。我的眼泪出来了，一股难以言说的痛楚涌上心头。此时，我才真正明白了一个男子汉的应有的担当，才真正理解了“父爱如山”这四个字的份量。

五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正是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随着市场开放，除开农产品价格几乎没涨外，其他所有物价都在飞速上涨，我的学费和生活费也水涨船高，父亲拼了命的劳作也难以为继，愁得他整天紧锁眉头。一九九四年那年，暑假将尽，我临近开学，正好赶上村干部组织专班收取一年一度的农业税和合同款。毫无办法的父亲，只好变卖打算为我上学筹款的仅有的一点小麦，把粮食一袋一袋地从粮缸里铲出来。看着快要见底的粮缸，我分明看见父亲眼眶里的泪水。

从此，父亲每顿吃饭都感觉难以下咽，略通医理的父亲无暇多想，只简单地认为是患上了普通的咽炎，上山找些中草药为自己调理。很显然，中草药对父亲的病起不了多大的作用，只是相对延缓了病症恶化的速度。等到这年放年假的时候，父亲的病已经严重了很多，不仅难以下咽食物，还不时出现了食物回流的现象。听人说，这有可能是食道癌的征兆。趁我秋季上学时，小哥带父亲到县医院做了检查，没想到，真如人所言，父亲患的是中晚期食道癌！噩耗犹如晴天霹雳，让人猝不及防。我们只能把痛苦的泪水往心里吞咽。三哥一家听到父亲的病情后，也匆匆变卖了在随州置办的家业，一刻也没有耽误地赶了回来。等到放寒假我再次回家的时候，父亲整个人的精神和身体完全垮了，连米汤水也不能下咽了，只能靠每天两针的药物维持生命，一双干瘪的小腿在宽大的裤管里像两根枯萎的蒿杆儿一样。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家人每顿吃饭时都不约而同有意地避开父亲，倒是父亲偶尔问起，为什么大家都不吃饭。

父亲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晚上围着火炉，久久不愿去睡，我也想趁着在家的时间尽量多陪陪父亲，等到火炉旁只有母亲和我时，父亲开始叹息，对母亲说：“我一个人先走了倒没什么，只是放心不下你和老幺”。他说母亲性格懦弱，什么事儿都放在心里不说，将来是要怄气的，说我书还没有读完，将来还要成家……言语中满是关切和不舍。最受不了父亲遗嘱般地谈论生死，我十分生气地责怪父亲“操那么多的心干什么，什么生呀死的！”终是忍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转身离开。

时间一天天接近年关，整个村子都开始忙碌起来，杀年猪、办年货、置新衣，只有我们家被悲痛笼罩，显得冷清。直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的这一天，母亲再也忍不住开始发话了，说：“这是咋了？年还是要过，该办的年货还是要照样办。”并分派我趁着过小年，天气好，给父亲理个发。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给父亲理发。父亲病重后，就再也没有出过门，即使是天气好的时候也只是在场子边上晒晒太阳。经过一个漫长冬天的烟熏火燎，父亲头上黄色的大绒帽子已经分辨不清颜色了，帽子下那张曾经神采奕奕、谈笑风生的脸，在长期的烟熏火燎下，变得更加黑瘦。他满脸花白的络腮胡子，在高耸的颧骨和腮帮的衬托下，好似长满了野草的山坳。除去头上满是烟火味的绒帽，满头花白的头发在帽子的束缚下，紧贴着头皮由左向右搭在额前，像极了风霜过后的衰草，没有丝毫的生机。本想着很简单，只要贴着头皮把父亲的头发剪短就行了，哪曾想这次理发却变得十分艰难。因为一两个月未曾进食的父亲早已瘦得皮包骨了，头皮变得凸凹不平。父亲尽力伸长着脖子配合着我，我也十分小心地理着，但是，推子尖儿还是时不时地戳着了父亲，我明显感觉到父亲缩颈的动作，父亲却不时地鼓励我说“没事儿”。到了为父亲理胡须的时候，父亲尽量地鼓起腮帮，但是高耸的颧骨、深陷的腮帮，理发的推子依然很难到达，我只好推子和剪子并用，先推去平整地方的胡须，再剪去凹陷地方的胡子。一个普通的头发我却足足理了半个时辰。在为父亲洗去碎发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任由着一滴滴泪水落进为父亲洗去满头污秽的脸盆。

六

终于到了除夕，整个村子都充满着浓浓的年味。家家户户都忙碌着贴春联、贴门神、祭先人。手脚快的人家已经吃过团年饭，开始在门头上挂又大又圆的红灯笼，准备着三十夜的灯火。长短不一的鞭炮声时不时地在村子里响起，间隔着零星的炮仗声，刺破整个小村的宁静，那是调皮的孩子在玩儿鞭炮。年夜饭的香味混合着炮仗的火药味在空气中酝酿着、发酵着，弥散开来。

母亲说，借着过年的喜庆把父亲的病冲一冲，也许会好转。在母亲和三嫂的操持下，我们家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团年饭。我和三哥配合着贴春联和门神。父亲的精神状态似乎真的比前几天好了很多，我们特意把父亲从卧室搀扶到堂屋里来，看到一家人为过年忙碌着，父亲的脸上隐隐露出一丝喜悦。这一丝不易觉察的喜悦，让我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期望着父亲的病能在新年喜庆的冲击下出现奇迹。吃团年饭时，我们把父亲扶上了桌子，在大家的鼓励下，父亲竟然还吃下了小半碗的汤羹。我们在心里默默地感谢着幸运之神的降临，整个除夕夜和大年初一，全家人都被欣喜包围着，也急切地期待着正月初四的到来。因为初四是立春日，按照农村的说法，过了立春才算真正到了第二年，过去一年的晦气才能真正的去除。

正月初二依然是个艳阳天，一大早，太阳就迫不及待地露出头来，虽然还没到真正意义上的春天，但是已经颇有春日的明媚了。一家人都建议让父亲到场子上晒晒新春的太阳，也许能去除身上的晦气，可是等到母亲把父亲收拾干净妥当后，父亲却说自己肚子疼得厉害。一丝不好的预兆涌上心头，听二伯家大哥曾经说过，食道癌患者到最后肚子疼的时候，最多只有半天的时间了。一家人都恐慌起来，围在父亲的床前不敢离开，看着父亲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大姐禁不住哭泣起来。渐渐地，父亲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已经说不出话来，只能在喉咙里发出含混不清的模糊音节，但他却努力地睁大眼睛望着床面前的每一个人，似乎是想把每一个人都深深地印进眼里去，又像要交代什么事情似的。我们知道父亲的大限已到，也知道他心有不甘。还是母亲明白父亲的意思，凑上前去对着父亲的耳朵说：“你放心地去吧！不要管我，还有这么大一群娃子，我比你享福。”父亲似乎听懂了母亲的话，眨了一下眼睛，然后又用力地睁着眼睛望着大家。于是，小哥、三哥、二嫂、三嫂、大姐，都一一凑上前去安慰父亲，表示会照顾好母亲和全家的。但是，父亲没有丝毫的反应，好像没听懂大家的话，就那样愣愣地望着大家。一时间，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父亲还有什么事情放心不下。还是母亲懂得父亲，大声喊道：“老幺，过来！你伯最放心不下你了！”于是，我从人群最后面被推到了最前面。父亲一双睁大的眼睛，已经开始变得浑浊了，喉咙明显地轻微蠕动了一下。我凑上前去，紧紧握住父亲的手，父亲的手铁似的冰凉，我在父亲的耳旁用尽所有的力气哽咽地说道：“伯，您放心,师范还有半年，我一定会读完的，以后的事您也不用操心……”泪水如决堤之水迸涌而出，泪光间，我分明看见有一颗浑浊的泪珠从父亲沟壑般的脸颊滚落下来。

时间永远静止在那一刻。父亲就那样睁着眼睛走了，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父亲的葬礼是在两天后的正月初四上午进行的，葬在了老家东南阁的山头上，人很多，漫山遍野的白头巾，踏平了领居家好几块油菜地。

父亲走了，在我十八岁那年的正月。在去往天堂的路上，父亲千辛万苦地走了六十五个春秋，在这六十五个春秋里，经历了多少沧桑巨变，历经了多少家庭艰辛和苦难。我不清楚，也不明白，在我尚无能力孝敬他一丝一毫的时候，他却匆匆地走了，成为我心里永远的痛。以至于多年后，我依然忘不了他那双老泪浑浊的眼睛。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不管有多艰难，只要想起您那双眼睛，我就拥有了咬牙走下去的信心和勇气。从这个角度看，父亲从来都没离开过我，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