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 兄 比 父

陈绵东

1969年，我家四世同堂，二十三人。尖山河、尖山公社及周围的乡人都说：“好大一家子，一家是一个小生产队”，“姓陈的真义门”。维持这样一个和谐大家庭，大哥功不可没。

大哥陈绵玉，义门家风传承者、践行者，堪为家族楷模。

一

1950年，县委安排我大哥到官渡区工作。宣布后，大哥背起被包朝西关方向走，恰遇组织部长孟子恒。孟部长对大哥说：“陈绵玉，你不是分到官渡了吗，怎朝西走？”大哥说：“我父亲身体弱，兄妹五人，家中缺劳力，我走远了父亲就不让绵信继续读书。”

孟部长当即说：“你安心工作。陈绵信读书我包了。”孟部长给永胜区委打电话，给马鞍乡点长做工作，叫陈绵信继续读书。

那时，干部是供给制，大哥节衣缩食支持二哥上完了初中。二哥很努力，一手漂亮柳体毛笔字，钢笔字清秀隽永，写材料、拉二胡、吹笛子、喇叭、打响器等都像样。初中毕业参加工作，沉着稳健，能吃苦，作风扎实，与人为善，是领导、群众公认的好干部。二哥先后任官渡区委委员、公社管委会副主任，这是他的主观努力，也是大哥为其奠定良好基础的功劳。

多种原因导致三哥绵杰未上初中。大哥就把他带到身边上初中，学杂费、书本费、生活费，穿的用的，一切全包。

大哥的长子世金，侄子辈老大，比我小九个月。我叔侄俩同年同校同师启蒙，同年考入初中。我上二中，世金上三中。三中在秦古，世金星期六回家。二中距家90里，我只在寒暑假回家。

那个年代学生饭菜极其单调，早餐千篇一律苞谷糁糊糊。中餐面籽、米汤，有时面条。晚餐一个星期两顿馒头、两顿干饭。菜以酸菜、酱为主。一学期一顿肉，上半年五四、下半年元旦。三年初中我吃的最好的饭是一顿黄豆面包的蒸饺和一顿油条。学生都渴望身上有点钱和粮票，在饭店买个饼子或馒头，改善生活。

上学两个多月，大哥到学校来看我。他问我伙食费多少钱，我说5元就够了。大哥就给我15元钱和10斤粮票，说交一个月的伙食费，剩下的到饭店买饼子。寒假回家，听家里人说大哥回家，世金向大哥多要钱。大哥说：“你每个星期能回家，多要钱做啥子，我到宝丰多给你幺叔点。”每次世金想多要钱，大哥都未给。大哥只要有机会都要到二中看我，大多数都是步行。他每次除了给足我一个月的伙食费钱，还要多给我5至10元零用。

1963年7月，我和世金初中毕业。我考上高中，世金未有。大哥未因儿子没考取就不支持弟弟读书。他打电话祝贺我，寄了25元钱作上学费用，嘱咐我安心好好读书，嘱咐家中一定要安排人送我上学。嘱咐世金安心在农村，学好农活。世金认真刻苦，农活干的好，自己学会了砌工、木工。

1963年秋，竹山、竹溪两县共一所高中。校址定在竹山县城，招生90人，实到校80人，毕业时只有67人了。学生未入校、缀学都是经济原因。

我姐姐小二哥的，左手完全丧失了功能。在大哥劝说坚持下，姐姐念完了初小。姐姐能干轻松活，一手好茶饭，一手好针线。她扎花绣朵，剪裁小有名气。公社、社直干部喊她花匠。

大哥扶持四弟妹完成了各自学业，但他肩上的担子没有减轻，还操心弟弟婚事。我们三人结婚花的都是大哥的钱。三个弟弟成家后，大哥仍时时给予帮助。

每年腊月，大哥都要给弟妹们各买一挑花栗树柴。大哥说我的孩子小，有时给我的是两挑柴。

二

大哥豁达豪放，但在父母面前总是轻声细语彬彬有礼。邻里、族人、亲戚都说大哥从不在父母面前顶撞犟嘴。大哥从小就知道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他到四川挑盐，卖的钱都交给父母补贴家用。大哥工作后从没私下给大嫂钱，买东西。大哥的钱物都交到父母手上。大嫂要用钱，就在父母手上拿。父母有需要，大哥不等不靠，不声不吭地买好东西交到父母手上。

1964年，父亲胳臂疼，在家乡久治无效。大哥把父亲接到身边，请名医，买好药，利用工作之余给父亲煎药，治好了顽疾。

1970年秋收后，生产队分给每家人平口粮25斤。父亲向大哥提议分家，大哥说：“绵杰身体差，绵东才成家，眼下还不能分。”父亲说：“树大分叉，人大分家，几千年都是这样的。”大哥慎重考虑了一个多月，才同意分家。

土地集体所有，粮食生产队分，因此，我们分家只是分房子和两头猪。

1949年，我家只有一间不大的土坯房，已一百多年了，几近危房。1951年，又接了三间，住房仍很挤。我上高一那年，大哥筹备建房。他省吃俭用，东借西挪筹集资金，四处奔走买材料，终于在1964年建起了三间瓦房。

大哥说：“新房，女子一间，绵信一间，绵杰一间。绵东住两间，房子旧点，面积大一点。两间老屋归我，我的面积最大，这是对我的照顾。”明明是大哥让了弟妹，反倒成了我们照顾他，足显大哥的高风亮节。一分家，大哥又操心给自己建房了。

提说分家，大哥说大猪归姐姐，小猪给绵杰。第二天，大哥找队长说分家的事，他说：“昨晚我想了想，绵东小些，小猪应给他。”队长说晚上我去说。结果，小猪就分给了我。

一家分成五家，大哥向生产队借了50元钱，买了4套新锅铲、50斤盐给我们。家就分好了。

世贵，二哥长子，侄子辈排第二。1976年，大哥对我说“世贵结婚，你二哥要养活5个孩子及岳父母，拿不出来钱，我俩拿钱，我出55，你出25，行不行？”我说行。80元钱婚礼办的还算体面。

为了保障残疾姐姐分家后的生活，大哥同我们商量，按父亲标准，四弟兄供应姐姐的日常生活费用。大哥说：“无论生产队口粮多少，姐姐的口粮净粮，每月必须保证30斤以上，另外，还要供应食油3斤，零用钱10元，煤碳300斤。”1989年，姐姐因病逝世，丧葬费由我们兄弟四人平摊。姐姐遗留的房子给三哥。这中间，没人争，没人吵，完全是大哥模范带头的功劳。

三

善是夫妻关系的基石，也是大家庭的基石。大嫂幼年丧父，靠母亲养大成人，飘零度日，后来成了大哥的妻子。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有人嫌弃糟糠之妻，开始闹离婚。大哥的身边人也不断劝大哥与大嫂离婚，再找有文化的女人为妻。大哥对这些“好心人”的劝说淡然一笑，说：“她从小受苦，勤劳俭朴，会治家，心地善良，是一个好女人。”游说者面红耳赤。大哥大嫂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大哥76岁病逝，大嫂88岁无疾而终。

1981年1月，大堂兄病逝。他长年患病，孩子小，家中一无所有。大哥把我和大堂兄已出嫁的女儿喊到一起说：“俗话说入土为安，但他却难入土。我们三人出点力，我买棉袄上衣，绵东买铺的盖的，世蘭（侄女名）买棉裤。”大哥带头，大堂兄才得以安葬。

20世纪70年代，肺结核是不治之症。我一族伯父扯草药治肺结核，效果好，有名声。大哥一同事是老肺结核患者，1960年，大哥推荐同事请伯父治肺结核。大哥给父亲写信，要家里为患者准备好食宿，照顾好病人。我家房子本不宽余，但还是腾出半间房为病人支铺。大哥给秦古区供销社领导写信、打电话，希望尽可能为患者提供猪油、白糖、肉蛋等营养品。患者在我家住了三个多月，铺的盖的用具都是我家的，给病人做饭烧水都是无偿的。

20世纪70年代，大哥又一同事患肺结核。大哥步行80多里请草药先生治疗患者，草药先生很感动，用最短的时间治好了患者。

四

大哥念私塾不到一年，就缀学了。大哥识字少，因此，他工作格外努力，以弥补文化的不足。民主政权初建时，他任乡团支部书记，抓土改、办供销社、搞学习培训，样样走在别人前面，多次被评为县、地、省先进工作者。一批土改试点结束，大哥就当了区委委员，区供销社党支部书记。1958年，大哥被提拔为县供销社副主任。大哥参加省供销社培训学习，省社了解大哥的为人和能力，要调大哥任省供销社运输科科长。大哥考虑自己的文化基础差，就婉拒了调动。

大哥任区委委员，管财贸、教育。区每所学校都留下了他的足印。离区最远的老乡反映，一老师有作风问题。大哥派法庭、特派员、学区校长联合调查。这个披着人皮的教师以为山高皇帝远，就可以胡作非为，他利用工作之便，用言语挑逗、恐吓利诱等卑劣手段强奸、猥亵小学生和妇女达20多人。这个大色狼依法得到了最严厉的制裁。

一个农民与大哥闲聊，说娃子没学到知识。这不经意的一句话引起大哥注意。他赶到学校，经调查发现：半学期快结束了，五年级学生只写了两篇作文，老师只批改了三次语文练习。大哥严肃地批评了语文老师，又叫区校长到学校了解情况，采取措施予以改进。

这个老师因此嫉恨在心，在反右大鸣大放时写大字报指责大哥是严重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脱离实际，不懂教育，乱批评瞎指责人。领导要将该老师划为右派分子，征求大哥的意见。大哥说：“他只是给我个人提意见，话尽管过激，不能说是攻击党、攻击领导。个人与组织有区别，够不成右派言论，不能划为右派分子。再说我也确实应加强学习，改进方法。”大哥以德报怨，使这个老师躲过了一劫。

1964年，大哥被抽到溢水区茶园公社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任党支部书记。在那个年代，干部到农村一律要求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干部轮流在贫下中农家吃饭，轮到贫农陈德寿家却未吃，原因是陈德寿为历史反革命。大哥问陈德寿加入没加入国民党，当没当过伪军军官、土匪等。陈德寿说就是种地，当了几年甲长，别的什么都没干过。按政策，甲长不能划为反革命分子。大哥又查了档案，询问了有关知情人，认为陈德寿的历史反革命属错划，应予纠正。大哥找县公安局、溢水区委汇报，摘掉了陈德寿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陈德寿过上了正常社员生活，心情舒畅，干劲大增，第二年被选为生产队长。“文革”时停产闹革命，陈德寿仍坚持生产。他把大哥当亲人，教大哥扯草药。20世纪70年代，我到宝丰、麻家渡出差，陈德寿听说了，步行几十里专程来看我。这是大哥敢于担当、与人为善，带给我的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