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父亲买旱烟

《我给父亲买旱烟》

王琼

我不吸烟，但对旱烟有特别的情感。我说的旱烟，不是烟厂加工好的整条整包有品牌的香烟，而是未经任何加工的烟叶，农村人俗称旱烟。

记得在县城读初中时，每学期放假回家，我总是用从牙缝里省出来的10元钱为父亲买两三斤旱烟，给母亲的总是一张让她满意的成绩单。那时，山里学生在校寄宿，由于当时交通和家庭条件限制，我老是一学期才能回家一次。每到放假，我总是归心似箭，在前一天下午跑到车站买好车票，再到老地方为父亲买几斤旱烟。

第一次买烟叶，我不懂得如何挑选。后来听父亲说，烟叶越是老黄色越干越好，深棕色的可能发霉了，浅黄色的没熟，都不好。我把这些特点和标准牢牢记在心。有时路过那里，碰到有人在买烟叶，我会悄悄的凑近看看，多学点经验。后来每次买的旱烟父亲都很满意。

两三斤旱烟父亲能吃半年，烟叶快吃完了，也就是我快放假的时候了。再后来读中专，我依然保持这个习惯，在县城车站转车的空隙，我依然去老地方为父亲买几斤旱烟。读中专时，条件稍好了，学校每月有32元的生活补助，所以，每次放假，除了必买的旱烟，有时我还会用省下的钱为父母各买一件衣服。有一次，我留够回家的车费，把剩下的钱给父亲买了一件软面料浅灰色的短袖衫，当我买罢起身高兴地准备去车站，一摸钱包，车费被人偷了，我欲哭无泪，站在六月的大街，好像冷地发抖。

怎么办，回不了家。我只好万般无奈的找老板商量把给父亲买的心爱的衣服退了。这件事，终身藏在我心里。我恨我自己粗心，更恨小偷不长眼。偷走了我对父亲的一片爱心。

每次回家把几斤旱烟交给父亲，他总是笑眯眯的，如获珍宝。然后把原来包旱烟的塑料布包从抽屉里拿出来，轻轻解开缠了一圈又一圈的麻绳，层层打开塑料布，有时里面还剩一小把整匹的烟叶，有时只剩一些烟末子。如果是烟末子，他就把倒出来放在一边，最近先吃掉。如果是整匹的，他就把新买地放在下面，陈地放在上面。又细心地把塑料布像古时候卷包袱一样卷好，绑好麻绳，生怕弄碎了。

父亲不吃香烟，因为太贵，另外他说香烟没有劲，吃了不巴口。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记得当时我们村最好的香烟是白鹤牌，五毛六分钱一包。村书记家里有钱，举办大型农事活动请工时，给每个干活的老乡一天一包白鹤牌香烟，干活的人就很高兴，满口称赞，特别来劲。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好的香烟是红塔山牌，记得一百二十元一条。说起红塔山，人们就觉得那是有钱人才消费的东西。香烟父亲从不舍得吃，总是把钱省下来为我们读书。有时帮别人做农活，发一包香烟，放在家里待客，管好好长时间。

后来，父亲不知托谁弄到了旱烟籽，在我家屋后猪圈和牛圈旁边一小块地上种了五六行。这块地很肥，靠近堆牛粪猪粪的粪场，粪水都渗进了这块地里，烟苗子出得很旺，有一拃高了，父亲就间苗，把多余地拔掉，留下又肥根又正的苗子。长到尺把高了，父亲就用钉耙就近耙些粪偎在烟脚下。生长期要上两三次农家肥。也许这块地天生就是长烟的料，第一年试种，长势很好，能长大半人高。父亲时不时都在烟地旁转悠，看到烟匆匆地往上长，他满脸幸福。好像烟地里省下的都是大把的钱，长出的都是儿女的希望。

烟叶成熟了，是深绿色带老黄色的。收烟需要大晴天，烟叶需几茬才能收完，有的先熟，有的后熟。每次收烟，打烟叶都由父亲一人完成，不让我们插手，他知道哪样的熟了，哪样的还得再靠几天。父亲打烟，我们母女几个就拿出父亲事先备好的粗麻绳，把烟叶或两三匹一撮或三五匹一撮穿在麻绳缝隙里。这个工序很慢。父亲个把小时就能把那块烟叶打完。接下来大家都开始穿，往往要大半天。还要赶着当天的大太阳多晒一会儿。每穿好一长串，我和父亲就赶快把牵出去拴在晾衣杆上。烟叶很像梧桐树叶，叶面有层细细的绒毛，很黏手。每次穿完烟叶，手糊的就跟刚砸过青核桃一样。

多少年过去了，陪父亲第一年种烟收烟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清楚地记得那年收了七串烟叶，一边晾衣杆上拴四串，另一边拴三串，看上去很壮观，像看电影挂的银幕。那年收的干烟叶足有三四十斤，父亲高兴的把绑成一小捆一小捆的，挨个送人，几乎把生产队上爱吃旱烟的老人都送遍了，娄家表爷、张家姑爷、对门二爷、杨家表叔等乡里乡亲的都吃上了我家的旱烟。。

有了第一次种烟成功的经验，后来，父亲每年都在那块地里种。并且细心留下烟籽，来年培育一大块烟苗，分给别人栽。这样，许多老人都吃上了亲手种的旱烟。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我家移民到外县平原地带居住，那里经济条件好，也与当地习俗有关，没人吃旱烟。父亲才结束了种烟的历史。母亲不让吃，邻居不让吃，姐妹们也不让吃，说旱烟没经过处理，吃了对身体不好。但偶尔我还是为了满足父亲的心愿给他买点旱烟。

现在，生活条件很好了，父亲也吃得起香烟了，可他却离开了我们。每次经过卖旱烟的老地方，我总还是驻足看一会儿，想起我给父亲买旱烟的时光，想起父亲吃旱烟的样子，想起和父亲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

（首发于《十堰晚报》2020父亲节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