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飘香

---罗星航

一座城市总有一处茶馆聚堆的地方，且大都闹中取静，风雅悦目，景色十分诱人。北京的什刹海、上海的淮海路、汉口的崇仁路都是如此。当然，最小巧玲珑的要数毗邻江津湖和绿色长廊的园林东路。

有茶馆的地方，就有故事。

“立冬”已过十多天，依然比较暖和。朋友相邀，茶馆便成了最好的社交场合。在不到600米的园林东路，居然藏有17家茶馆，且名字洋气，怡乐居茶艺、清馨茶楼、闲来雅聚、儒家茶业、清心阁等等，我想北京上海也少有这样的密度。

这里的茶楼装饰讲究，落地窗，暗红色的帘，瓷砖贴面，软包四周，有沙发椅、小靠椅，有玻璃桌、柳木桌，除大堂里有些散座外，还有许多小包房，只摆一桌，放四个小躺椅，墙上挂着一些名家的画作，还摆有几个瓷瓶，整个茶馆显得雅静、脱俗，更增添了几分文化气息。吧台上摆放着各式茶罐，绿茶、红茶、黑茶、黄茶、白茶、乌龙茶和菊花茶应有尽有。阳光从窄窄的细缝中照射进来，使有点神秘的空间多了些许透明和开朗。

身着粉红碎花短袄的服务小姐递来茶单，我们一一点过。不一会，满屋飘来阵阵茶香，铁观音恰似一片芭蕉林，遮风蔽日，曲径通幽，让人回味；碧螺春犹如一副《清明上河图》，田园风光慢慢舒展开来，令人陶醉；龙井好像江南水乡的点点帆影，悠然自得，浓情蜜意，使人留恋。缓缓移动杯盖，轻轻张开嘴，徐徐吹走眼前的茶叶，双唇一抿，清香悠长的茶便流入了五脏六腑，一股热气腾然升起。茶的清新渗透着我们，翩翩的茶，在晶莹的茶杯里轻歌曼舞。品一口好茶，肠胃里始终荡漾着复活的春天，尤其是在冬日。

沙市的茶馆很有些历史了。据《资治通鉴》记叙，唐朝末年，江陵城下旧三十万户，实指当时散居于城垣外廊，主要包括现北京路、江津路、荆沙路、中山路一带的商人和居民人数。两宋时期商贾云集，舟车辐辏，有史学者查证，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朝廷设定“茶纲”，于此地主持调拨荆湖七郡之茶叶贩运事务。这可能是沙市设立茶事务官的最早记载。这里由于自古商贸发达，既靠长江，又傍湖泊，店铺鳞次栉比，街巷四通八达，各类茶楼应运而生。上世纪初，沙市江堤下有两条南北向的巷子，拖船埠连通（现广场附近）长江和汉水，穿过靑石街，再越一道长坡，便是分布着大量茶馆、戏院、酒楼的便河垴。

茶杯中水波泛动，可以感知时光流转，茶叶飘香，弥漫中缭缭的水气渐渐勾勒出不少往事。

抗战胜利前后，杨家花园茶馆（现江汉北路百纺附近）远近闻名，简陋的房子，芦席棚围墙，四周用木头支撑，显得十分破旧。但由于在此讲书的胡先生是荆沙地区的头牌，因名气大而吸引了许多茶客，一些穿长衫，腰间扎根带子的，一些搬运工，赶牲口的，做体力活的，都喜欢上那儿去。沙市不产茶，茶客们泡上一杯劣质的绿茶，仍然感觉清香扑鼻，他们听胡先生讲三国、水浒、岳飞，讲打小日本。说到日本鬼子残害我同胞时，茶客们热血沸腾，有的站到凳子上高呼口号。

解放初期，沙市建立了工人俱乐部，桂线街（现五一路新沙路附近）设有一个较大的茶馆，砖木结构，可坐八人的方桌，一条条长板凳因客人众多，早已被磨得锃亮锃亮的。一尺来高的土台子上摆着一张长桌，穿长衫的说书人在上面借古喻今，推波助澜。那时的人们到茶馆就是喝茶、听书。据郑昌杰老先生（今年83岁，现住肖家坊）介绍，说书人大都念过几年私塾，拜过师傅，而且坚决不讲黄色、下流、反动的段子，主要是红岩、抗美援朝的故事。八分钱一杯茶，一场评书分三场，中间休息15分钟时，跑堂的便把茶客们的杯盖收集到说书人看得到的地方，以便他知道今天来了多少客人，收入多少。茶馆里既有绿茶的绵香，又夹杂着烟卷的混合味道，好在客人们专心致志听书，顾不了许多了。

沙市多街巷，长长的靑石板路，早晚都有些湿润，高低不一的民居，间或一些杂货铺，酒楼，最多的算是茶馆了。它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守望，对过去的好奇，也有一种满足和无奈。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就这样浓缩在方尺之间。

沙市以说书为主要内容的茶馆一直开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记得华堂庙附近有一家居委会开设的茶馆，31个桌子，人数最多时达四百多。八分钱一杯茶，说书人得3分，一本《水浒》讲下来得两个多月，客人们手捧一杯茶，听得津津有味。长江的水用明矾沉淀后，再用铁皮壶烧开，炉火很旺，上面“扑哧”“扑哧”冒着水气，九个水壶还不够用，居委会经常到邻居家借篾制的暖水壶救急。茶水由香浓到寡淡，由滚烫到温热，茶客们全然不知，真是如痴如狂。

后来，旧式茶馆渐渐衰落，崇文街的一步楼茶馆，中山路菜场附近的茶馆，梅台巷的茶馆，三清观的茶馆，新沙路的老茶馆先后不见踪影。我印象中最后一次听说书的好像是八十年代中期，在北京路江汉路口的搬运宿舍茶馆。再以后便是天南地北的茶叶涌进来，咖啡挤进来，麻将也插进来，茶馆的内容增加了，往日的那种纯净、嘈杂、懵懂也慢慢失去，留下的唯有挥之不去的茶香。

饮茶的确是一种生活，各地民俗不同，茶馆特点及喝茶习惯也不尽相同。朱自清先生在《说扬州》一文中，便点出扬州最著名的就是茶馆。坐定了沏上茶，便有卖零碎的来兜揽，手臂上挽着一个暗淡的柳条筐，框子里摆满了一些小铺包分放着瓜子花生炒盐豆之类。余秋雨先生近来推崇到茶馆品茶，他在《品鉴普洱茶》中，特别赞赏张奇明在上海开设的大可堂茶馆，并为此书写了一方碑刻，那里早已成为一个极重要的文化会所。有茶客还模仿西方人的语言，说自己平日“如果不在大可堂，就在去大可堂的路上”。作家肖勤在散文《恋上一座城》中，将贵州湄潭称为靠茶吃饭的城市。男人到了茶馆，大都变了性格，许多年放不下的事情，全都丢开了去。仿佛他们这长长短短的一生，或乐或死地一路走来后，最终都是为了到茶馆来，等那一壶茶水开。

走了一些地方，见了一些茶馆，也喝过不少名茶。茶馆应该是包容的，无论是中国的各类茶，还是西方的咖啡，都该拥有。老茶馆说书听戏，满足了那时人们文化水平低、传播载体少的需求。新茶馆没有了这些内容，多了些信息沟通、商务交流、增进友情、私密封闭的元素，这也无商务交流、增进友情、私密封闭的元素，这也无可厚非。如果这里也像北京那样，增添几处传承沙市历史文化，开辟古典家具，街巷特色，市民用具，手工制品的茶馆，既有听戏的大包间，又有聊天的小雅房，还有票友的过瘾厅，茶馆内清音缭绕，茶叶飘香，那就再好不过了。

这应该不是一种奢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