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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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正在一个农场的土地上挥汗如雨。
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幸的一代。上小学正赶上“革文化的命”，中学又赶上“反回潮”，接着又赶上到农村“滚泥巴、炼红心”。不该赶上的都赶上了，该赶上的一个也没有赶上。“推荐上大学”倒是赶上了，可偏巧又赶上了我的“家庭问题”，只能眼巴巴地望着那些有门有路的人一个个走进大学校门。上大学，对我来说只能是一个很遥远很遥远的梦。
1977年10月21日，当我从广播里听到中断了十多年的高等院校恢复招生的消息后，激动得彻夜难眠。这一消息，震动了当时的整个中国以及我所在的这座小城。第二天，我连忙把这一消息告诉给几位好友，谁知他们早已知道了。我们在一起彻夜长谈，谈未来谈理想，一直谈到天明。人生能有几回搏，改变我们这一代人命运的只有高考，大家都决定去搏上一搏。唯有一个在校时学习很好、非常有希望考上重点大学，却因照顾回城进厂、早早结婚的大龄同学沮丧地说：“我也很想去考，可我走了这个家咋办？母亲瘫痪在床，妻子又有病，我总不能只顾自己前途扔下她们不管吧！”大家都深深叹了口气，知道他是个心地很善良的人，只能为他惋惜了（前些天又见到他时，他早已下岗了，摆个地摊勉强糊口）。
我们这座位于豫北的小城十分闭塞，突然要高考了，很多人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特别是又得知这次高考将在1977年11月18日至24日报名，12月8日至9日考试，仅剩下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人们更是手忙脚乱。谁也不知道这次高考究竟从哪复习、重点是什么，到处都在疯了似地寻找复习资料。由于当年上学的课本不是被烧就是卖破烂了，竟一时成了物以稀为贵。幸好我上中学时的一些课本还未丢掉，我连夜步行20多里跑回家翻箱倒柜把它们全找了出来。有一本因是别人的，得两人伙用，我看完后再跑20多里给他送去。母亲为了我少跑路，便一连熬了好几个通宵把那本300多页厚的复习资料全抄了下来。当我从母亲手中接过这厚厚的手抄本时，眼睛不知怎么湿润了。没想到几天后，农场的一个知青竟趁我出工不在屋时把我的那些复习资料全偷走了。我立即扒了辆拉煤车追了十几里地才把他追上，幸亏当场人“赃”俱获，不然他就死不承认。而让我至今仍忘不了的是，另一位知青却主动给我送来了几本复习资料，我一看，正是我所急需的。他说：“反正我也不参加高考，你觉得有用你就拿去用吧！”（可后来听说那次高考他也参加了）。前面一个是我的好朋友，后面一个我至今还叫不出他的名字，在一次高考面前一个人的灵魂就这样被晾晒在太阳底下。
由于上级有文件，对参加高考的知青规定半天劳动、半天复习。可没过几天，我所在的冷泉农场头头又突然宣布，让我们每天凌晨3点钟起来参加当时鹿楼公社组织的柴厂冈平整千亩土地大会战，并欺骗我们说上面根本没有“半天劳动、半天复习”那样的规定。当时，可真把我急死了，本来因“文革”、下乡荒废了学业，一个多月的复习时间就够紧张了，现在连这一点儿可怜的时间又要被剥夺了，让我们如何去应考？此时，我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从此以后，每天凌晨三点钟，天还是漆黑漆黑的，人们都还在睡梦中，几辆拖拉机便把我们拉到了六七里地外的一座山冈上，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座高高的山冈挖平，修建成“大寨式”的梯田。
当时大部分知青才十七八岁，平时营养也不好，每顿饭只能吃两个发了霉的玉米面窝头及无什么油水的盐水煮菜，一个月才有一两斤细粮，大家谁也不敢独自享用，等同学或家人来农场时才敢拿出来，因为总不能让客人吃发了霉的黄窝头吧。这次“平整土地大会战”一开始，农场头头为了让我们加快进度，以便在这次“大会战”中夺得个名次，好给他们脸上贴一些金，曾改善了一天伙食，即白馍随便吃。平时只能吃个半饱的可怜的知青发疯似地啃着这过去只有在过节时才能吃到的白面馍，我亲眼看到一个年龄小点儿的瘦弱知青一顿饭竟吃了9个2两多重的馍，差点儿把他撑死……头头一看，让我们随便吃不行，吃得太多，第二天又恢复起每顿饭只能吃两个霉窝头的日子来了。在这样的营养条件下，干这样重的体力活儿，每天又起得这么早，那劳动强度可想而知了。当我们抡着铁镐、挥着铁锨、推着平车在山冈上干得精疲力竭的时候，鸡才刚刚开始打鸣……这场面使我想起了一个很有名的动画片《半夜鸡叫》。
每天，我们在山冈上挥汗如雨，一直干到夜色降临。晚上，骨头散了架似的知青才有一点可怜的时间拿起课本复习。那时农场经常停电，我与同一住室的两个知青便围坐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复习。由于天气寒冷，刺骨的北风嗖嗖往屋里钻，屋内好似冰窖，我只好在身上披上一条露着棉絮的旧被子，以遮挡那很难遮挡住的严寒。时间长了，煤油灯的煤油气味特大，熏得难受，我又不得不戴上了一只大口罩……我的两个同伴捧着书看着看着都先后栽在了桌上，他们“呼呼”睡着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攥着复习书。我怕睡着，一次次用凉水洗脸、浇头，以便能强打起精神，强睁开那红肿困乏的眼睛。一次为了弄懂一个问题，晚上下工后我步行20里地去请教一位中学老师，连夜赶回来才刚刚躺下，门又被砸响了（那敲门声特别大特别响，仿佛不是在敲，而是在砸）。每天十四五个小时的强体力劳动，加上每晚的复习，身心极为疲惫，已经超过了极限，凌晨三点钟的门若不是被农场大小头头们一遍遍“哐当哐当”地脚踢砖砸，甚至一些门都已经被砸烂了，是很难震醒那些才睡着的知青的。一些十六七岁的女知青已经有些受不了了，晚上回到宿舍，宿舍里总是哭声一片。至今，虽然已30年过去了，但我的耳边仍清晰地回响着当年那“哐当哐当”令人心惊肉跳的砸门声，仿佛就在昨天。
为了能挤出一点儿可怜的时间，在“会战”工地上，我专挑那些别人不愿干的比较累的推土的活儿，以便趁别人往车上装土的短暂几分钟空隙里，能悄悄看上一眼书，记上一个词，或背上一个公式。我还把一些复习要点抄写在小硬纸片上，插在推土的车上，边推车边背，一次背入迷了，差点儿连人带车摔下深沟。不久，片上开批判大会，停工半天，全体知青一早来到会场。趁着人多杂乱，我与一位同伴悄悄溜了出来，钻进附近一个瓜棚，躺在乱草堆里，难得复习了半天。外面口号声震天，我们竟在瓜棚里闹中取静，复习得津津有味。后来，一个小头头发现我干活儿时老是好带着本书，没能一心搞“会战”，大为不满，上去夺过我的书就要撕，我立时发疯似地冲上去就要与他拼命，他才不得不把书又还给了我。一天，与我一起干活的两个知青悄悄把我拉到一边，十分认真地对我说：“我们也想好了，今后，凡是你的活儿我们两个人都轮着替你多干点儿，你就省下些时间多看会儿书吧！”“不不，你们不是也要去考吗？这可是改变命运的难得机会啊！”谁知他们竟说：“唉，反正我们考上的希望也不大，与其大家都耽误，还不如多帮帮你！”我一听这话，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一次，我在工地一角落休息时一坐下竟睡着了，醒后吓了一大跳，如此对待“会战”那可是政治问题。但那天却虚惊一场，原来竟有七八个知青为我悄悄打了掩护。当时在农场的灯油都是定量的，几个知青见我成天熬夜复习灯油肯定不够用，便先后将自己的灯油悄悄给我送来。这一点点灯油现在看来根本算不了什么，可在当时却让我泪流满面。
那时，一些有门路的人或装病或找其他理由都悄悄离开农场回家复习去了，我真羡慕他们，不用再干重体力活儿了，每天都能有充裕的时间在家全天复习。而我因是“黑五类”子弟，不敢“装病”，也得不到“恩准”，只得小心翼翼，就连农场每天派活儿也是把最脏最累的活儿派给我。因农场主要领导曾在全场知青大会上宣布过：“谁要是劳动表现不好，只要我一句话，就是考上了大学他也走不成！不信咱就走着瞧！”在当时那样的政治形势下，“政审”一关何等重要，是现在的人无论怎么想象也想象不到的。那时别说是上学，就是在报上发表一首4行小诗，报社也要给单位来公函调查作者是否有政治问题。两个月后发给我们填写的《河南省高招初选考生登记表》中还专门设了这样一栏：“直系亲属与主要社会关系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有无被逮捕、法办、监护审查、隔离审查、点名批判等情况。”可见“株连”这两个字在当时是多么的大、多么的重。
离高考只有短短几天了，农场头头还不肯放过我们，还让我们每天凌晨3点起来没明没夜地像牲口一样去干活儿。幸亏上面及时下了通知，让所有参加高考的知青回家准备3天，我才有了3天金子般的复习时间。但3天时间毕竟太短了，想好好复习一下无论怎样安排也安排不过来。这时我竟想，若是有人能给我一个月的复习时间，哪怕让我给他当两年长工我都情愿交换。离开农场那天，知青们帮着我们参加高考的人在公路边截了一辆拉煤的大卡车（当时农场到市区10公里车票仅两角钱，可我们知青却坐不起）。19岁的我正要爬上煤灰飞扬的拉煤车上，踏上我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高考之路，突然，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出现在我面前：“叔叔，你走了，还会回来吗？”我一看，原来是邻村常来我们农场玩的那个小姑娘，她常好让我给她讲故事。“会回来的！”“那俺可等着你给俺讲故事呢，你的那个故事还没讲完哩……”可是，我这一走30年了还没有回去，我常常感到内疚，那个小女孩还在等着我给她讲故事吗？
10年“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报考的人特别多，当时在我们这个很小的城市里就有4000多名考生，最小的16岁，最大的30岁。我的准考证号是“3165”，这是我一辈子都刻骨铭心的数字。1977年12月8日，当我踏进鹤壁市第四中学考点，望着那一群群匆匆赶来参加考试的大小悬殊的考生，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此时此刻，他们一定也和我一样有着一种难以述说的滋味。上午8时15分，一阵清脆的铃声响彻校园，一场令当年应试的人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考试开始了。当时各省的考题都不一样，记得河南语文卷的作文题有两个，一是《为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而拍手叫好》，二是《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因当时正在“抓纲治国”，毛主席纪念堂也刚刚建好，出这样的题带有很重的那个时代的痕迹。作文满分70分，占了语文卷的一大半，可出的题有点不伦不类、又大且空，让人无从下笔。不得已我只好选作第二题，硬着头皮洋洋洒洒竟也写了1000多字。
考试这两天，我每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饭也顾不上吃，慈祥的母亲总是把饭给我热了一遍又一遍，我常常边看书边随便吃上几口。长时期的重体力劳动，使我的身体极度虚弱，考试第二天脚竟肿得无法走路，是父亲用自行车把我推到了考场。当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看到日渐衰老的父亲在寒风中吃力地推着我一步步走向考场时，一股说不出的酸楚涌上心头，我第一次发现父亲头上竟有那么多白发。到了学校门口，自行车不让进校门，可离考场还有一段距离，眼看考试时间就要到了，父亲二话没说，背起我就往考场奔去，一百多斤重的我压得父亲大汗淋漓，至今我还时时能感觉到父亲那吃力的喘气声。
高考过后不久，消息传来，在全市4000多名考生中有100多人上了录取分数线（当时录取率非常低，只有百分之四），我竟也名列前茅。可我并未兴奋多长时间，因后来只见比我分低许多的人都一个个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而我却一直两手空空……直到最后，当得知我彻底与大学无缘，超过本科录取分数线近70分却只能上一所中专时（当年许多大学招不够新生，录取分数线一降再降，我的分数比某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高出66分，那时一分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犹如一盆冰水倾头浇下，一个下午都没回过神来，仿佛世界在这一刻坍塌了。后来我才得知，因父亲当时还未平反昭雪，我在政审中受到了重重株连……
那天，我偶然听到父亲叹着气在屋里悄悄对母亲说：“要是我不在了、没有我了，不知孩子还会不会受到株连、受到影响？要真的是那样，我情愿马上就去死、现在就去死……”多少年过去了，遗忘了多少不该遗忘的记忆，可我竟始终忘不了这句让我一想起就泪流满面的话。
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一天。“文革”中，因株连，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常常遭人打骂、侮辱；后来，入团、入伍、招工回城，一次次没有份。如今旧伤未去，新痛又来，我真是欲哭无泪、欲喊无声。我曾气呼呼地坐火车跑到省有关部门想问个明白，可走到大门口却停住了，脚像生根似的怎么也迈不进去。生来性格倔犟的我从不愿去乞求任何人，我头一扭愤然离去，默默地咽下了这颗本难以咽下的苦果……
至今，已经30年过去了，我仍保存着北京大学当时给我的来信：
吕洪军（我当时的名字）同志：
你这种迫切要求深造为祖国多做贡献的精神，诚属难能可贵，值得赞佩。奈我校不能直接招收新生，须由各有关省、市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办理，因此，此次新生的录取与否，我校是无能为力的。请谅解。
此致
敬礼
北京大学中文系
那一年我19岁，从未掉过一滴眼泪的我跑到无人的荒野上大哭了一场。
那一年，我成了全国恢复高考制度第一年（当时还未拨乱返正）“极左”思潮还未烟消云散下的牺牲品。也许当年绝大多数考生都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阴影只是沧海一粟，对整个高考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对我来说，却是我生命的全部，因而也改变了我整个一生的命运，荆棘丛生的小路取代了铺满鲜花的大道，坎坎坷坷的人生淹没了如花似锦的前途。但是，我还是应该感谢那次高考的，因为它使我的生命得到了一次刻骨铭心的锻打与淬火，使我的人生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磨砺与铸造，而那场泪水也悄悄化作了我人生路上的一块块基石……
2003年秋，曾担任过鹤壁市政协副主席的80多岁的父亲临终前，还一直没有忘记26年前的这件事。那天，久久闭不上眼睛、好像有什么重要话要对我说的父亲终于等来了我，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父亲突然有了意识，他紧紧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我……我这一辈子无怨无悔，但……但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最……最对不起你的，就是因为我，把……把你的一生都给……给耽误了……”我立时扑在父亲身上痛哭失声：“不，不不，这都是那时的极左思潮造成的，我又怎么能怪您呢？”“你……你真的没有怪我？我……我还当是你……你一直在怪我呢……”父亲终于含笑闭上了眼睛。
不久前，一个朋友告诉我，我的文章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及全国高考语文试卷，我苦苦一笑，不禁又想起了那场高考。虽然30多年过去了，多少往事已如过眼云烟，当年参加那次高考的许多人可能记忆早已模糊了。然而，那个别人能拧出欢笑而我只能拧出泪水、别人记忆淡漠而我却一直刻进肉里刻进骨子里的1977，我又怎能忘记的了呢？ 因为它在我心上深深剜下的是一道永远也难以愈合的伤痕！
我知道，受过伤的地方，能长出思想。
（首发《散文》月刊2006年第10期，《读者》2007年第2期转载，并被收入《读者最受欢迎的文章集萃》《读者30周年精选集》《当代青年散文精选》等书中。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