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去见贺敬之

      此事虽然已经过去45年了，但每逢想起，我还记忆犹新。那时，我还是一个19岁的小青年，充满着天真、幻想。不知怎么，竟也恋起了文学，用歪歪斜斜的方块字写起什么诗来，往《诗刊》一投，哪想到回信说“5首诗备用”。一下子，我便更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1977年春，一家工厂的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要去北京拉货，我恰巧认识那位叫孔建国的司机，他问我去北京玩不？去北京，这是我做梦都想去的地方呀！那时我还在冷泉农场上山下乡，干一年才挣几十块钱，哪有钱买车票坐车去北京呀，能趁一辆不用掏钱买票的车去北京转上一圈，再说，还可以顺便见一下我崇敬的诗人贺敬之，岂有不愿去之理？于是，我向农场请了几天假，给两位文学好友马淇永、王杰说了我的这一想法，他俩一听，两眼马上放出了亮光，二话没说，就跟着我上车了。

车是1977年3月30日下午3时从鹤壁出发的，我们坐在卡车的后车厢里面，后车厢上面也没个篷，就露着天。卡车开得飞快，车越快，风就越大，虽然有件棉军大衣，但因为太小，仍然是顾了头顾不了脚，根本遮挡不住三月夜晚的寒风，一路上可把我们给冻坏了，从小到大从未遇到过这么冷的夜晚，我们是仰望着一路的星星、月亮来到北京的。仅半夜两点时分在白洋淀旁停了一会儿车，休息了一会儿，看到了月光下的白洋淀。据马淇永回忆，那天夜里真是太寒冷了，我们都被冻得瑟瑟发抖，只好相互依偎着、咬牙坚持着，想睡但根本睡不着。看到车厢里一对情侣在夜色中紧紧搂抱在一起，我们很羡慕，也许有爱情的火燃烧着，他俩肯定比我们要温暖许多。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北京郊外下了车，每个人的双腿都被冻得直发麻，几乎站立不住了，但一想起马上就能见到仰慕已久的诗人贺敬之，也就什么也不在乎了。

本来我们计划游完故宫、颐和园之后再去见贺敬之，但同行的马淇永憋不住了，颐和园还没有转完，就慌着要去找贺敬之，因为在当时，颐和园的吸引力可能还没有贺敬之的吸引力大。这时，已经是下午四点，北京几百万人口，人海茫茫，上哪儿去找贺敬之呢？虽然贺敬之与我父亲吕艾是同班同学，临来时，父亲还专门让我带给他一封信，不过，他们已经37年没有见过面了（仅“文革”前写信联系过几次），特别是这期间还发生了“十年动乱”，文化刚刚经历过一场浩劫，人更是难找。

这天下午，我们先后到《诗刊》编辑部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询问贺敬之的住址，两个传达室一个说他在文化部，一个说他在人民日报文艺部。我们先来到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在传达室打听到他以前的确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过，最近刚刚调到文化部。于是，踏着北京的晚霞，我们又来到位于沙滩的文化部，文化部的人说他刚来没几天就病了，住哪家医院也不知道。无奈，我们又来到位于东四八条52号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在那里费尽口舌，才打听到贺敬之家的电话号码。终于找到贺敬之的一点儿“线索”，我们十分兴奋。这时，已经快夜里10点了，我们还没有吃晚饭，一直拖着极其沉重的步子，在夜色中匆匆地走着，早已忘记了饥饿和疲劳。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又起身了。早7时许，我们用街旁的公用电话，接连向贺敬之家打了几次电话，但都因他家无人接而没有打通。出人意料的是，当我们正准备离开公用电话时，电话却接通了。接电话的好像是贺敬之的长子，当他知道我们从千里之外的河南来，非常抱歉，并告诉我们他父亲现在在首都医院住院，住外宾门诊320房间。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高兴得几乎要蹦了起来，几天的辛苦终于有了结果。立时，我们向位于王府井大街的首都医院奔去，恨不得马上能够见到我们所崇拜的诗人。

上午9时多，我提着刚买的一大兜水果，在首都医院来客登记表上“探望何人”的栏里，填上了“贺敬之”的名字。登记完了，我们就在又明又净的外宾门诊走廊里轻轻地走着。此时此刻，我想了很多很多，见到他该怎样说，对他又该说些什么……但是，时间不允许我多想。你看，前面不就是诗人所住的320号房间吗？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鼓足勇气，轻轻地推开那半掩着的屋门，一眼望见屋里的病床上正坐着个穿病号服的人。

我连忙向他打听道：“贺敬之叔叔（因贺比父亲小3岁）是在这儿吗？”

“是。”随即从那个瘦弱的病人口中飞出一个字。

啊，眼前的这个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就是我要见的著名诗人？

贺敬之长着大脸盘，皮肤较白，身子微微有些发胖，个子不高，一见他我就想起他在《放声歌唱》中写到的诗句：“你的军装要‘三号’的——唔，不过裤脚还得卷起……”这句诗对我印象很深，当时就知道他的个子可能不高，现在果然猜对了。

贺敬之与我父亲是同班同学，临来时，父亲还专门让我带给他一封信。贺敬之看了信以后，心情非常愉快，一一问我们都多大年龄了，现在都在哪儿工作，我们都做了回答。当得知我们也爱好文学时，他十分高兴，说又多了同行了，并鼓励我们多深入生活、大胆创作。贺敬之又关心地问我父母现在何处工作，文革中受到冲击没有，现在如何，身体健康吗？我都一一做了回答。听了我的介绍，他非常高兴，多次嘱咐我回家后一定代他向我父母问好。

还是在我上小学时，就经常听父亲经常讲，他过去有个同学叫贺敬之，上学时曾在一张课桌上学习，两人关系十分密切。早在1937年在山东省立滋阳乡村师范学校读书时，他们就是同班同学，父亲当时16岁，贺敬之当时才13岁，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位同学。抗战爆发后，他们随学校西迁，步行3000余里，历时约4个月，到达四川梓潼县。贺敬之在学校上学时就显露出写作才华，作文成绩总是在班里名列前茅，写诗也特别勤奋，一次为请名家指教他刚写出来的诗稿，竟冒着大雨步行200多里登门求教。在学校，贺敬之还积极办壁报、办刊物，与我父亲共同主编了《五丁》进步壁报，贺敬之在这个壁报上发表了大量诗歌。1939年，贺敬之主编了纪念高尔基逝世三周年专刊，还约我父亲写了一首长诗。

据父亲回忆，贺敬之当时还积极参加学生自发举办的读书会活动，与父亲一起参加“挺进读书会”。梓潼县紧临潼江，被称为七曲山九曲水，风景优美宜人。那时，贺敬之喜欢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诗，所以写出的诗都带有楼梯格式。当时学校位于四川梓潼县，左为潼江，右为长卿山，风景优美。几乎每天晚饭后，贺敬之都要邀父亲等同学到江边公路上沿潼江散步。走着走着，贺敬之便诗兴大发，腹成口诵。散步时，贺敬之还经常把自己新写的诗歌朗诵给父亲等同学听，让大家品评，或把自己的诗稿拿到同学中间传阅，互相切磋，总是博得一阵喝彩。在贺敬之的影响下，父亲的创作与思想也有了很大提高。

据父亲讲，那年秋季连日阴雨，父亲不慎患了重感冒，高烧39.5度，又无药吃，数日卧床不起，时常望着窗外的芭蕉出神。贺敬之得知后，急忙赶来探望。为安慰父亲，贺敬之还即兴写了一首短诗慰问父亲。那首短诗父亲还记得几句，大意是：

雨

　      　落着……

　            　芭蕉叶上

                           流着

　                                        泪，

呵，兆修！

（那时父亲名字叫吕兆修，后来才改名吕艾）

       据父亲回忆，1940年4月底，父亲与贺敬之等6位同学决定结伴分3组北上奔赴延安，去投考延安鲁艺。前2组长途跋涉40天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后，贺敬之来信说，国民党沿途设岗，重重封锁，道路已断，不能来了。父亲接此信后，连连叹气，他痛惜一生最大的愿望未能实现。父亲说，贺敬之到延安后，写出了歌剧《白毛女》、歌曲《南泥湾》等一批佳作，父亲若能与贺敬之同去延安，一定会在他的感染下进步更快……

贺敬之也对我们谈了一些往事。他虽然现在名扬天下，身居高位，但并没有忘记昔日的老同学。虽然他与我父亲一别已经近40年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后只b通过几封信，始终未见过面，“文革”期间再没有联系过，直到1978年父亲到北京出差，他们才见面），但他对父亲的笔迹还是那么地熟悉。他十分关心父亲这些年的情况以及我家的情况，多次询问。他说：“像我和你父亲都是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过来的，很早就参加了革命……”

早在上中学时，我就十分喜爱贺敬之的诗，曾不止一次地反复朗读、背诵过。他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回延安》等许多诗篇，都深深地打动过我……而这时，我就坐在他的身边，坐在这么个大诗人的旁边，激动、紧张自不必说，两只手不知放哪儿才好，话也不敢多说，只是呆呆地望着他……

我向贺敬之讲述广大群众都十分喜欢他的诗，许多人因买不到《放歌集》，就全部抄了下来。我有个疑问，就问贺敬之，这本诗集那么受读者喜欢，可为什么不能多印一些呢？贺敬之说，因为“四人帮”想组织人马对《放歌集》进行公开批判，但在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下没有批成，于是，他们就下令不准再印，至使读者长期买不到这本诗集。在“文革”中，贺敬之也遭受到冲击，“文革”初就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后又到首都钢厂劳动了3年，直到打倒“四人帮”，他才获得了解放。由于积劳成疾，他才得下了心脏病、肺结核等病，不得不住医院治疗。我一再对贺敬之说，盼望你病好之后，能写出更多更好的诗篇。贺敬之没有回答，只是微笑着（不久他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整版长诗《“八一”之歌》）。

贺敬之与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使我们深受教益。他说，创作没有什么诀窍，就是要有激情，要反复地、长期地深入到火热的社会生活中，观察、研究，然后再大胆地构思、创新。当谈到《雷锋之歌》的创作经过，贺敬之的神情一下子变得激动起来。他说，刚开始他并没打算写《雷锋之歌》，是他妻子柯岩去抚顺深入到雷锋的连队采访了大量的有关雷锋的材料回来后，她极其兴奋的情绪与强烈的创作冲动，无形中深深地感染了我。特别是当我读到她那厚厚的采访记录时，马上被雷锋的动人事迹所深深地感动了，我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了，创作的欲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立时拿起笔在稿纸上“刷刷刷”地写了起来。当时我们俩彼此你追我赶激情创作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令人难忘，那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无形地推动着我们。柯岩写的长诗首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的长诗《雷锋之歌》也在兴奋与激动中完成了。记得当1963年3月31日我写完最后一个字，激动的心情已经无法控制了。

后来，我们又谈到贺敬之的挚友、著名诗人郭小川，前不久（1976年10月）在河南安阳（离我们居住的鹤壁市仅40多公里）因宾馆房间失火不幸逝世时，他的话音变得更加激动，悲痛得几乎要流出泪水来……

贺敬之在病榻上和我们交谈了40多分钟，直到他说话感到吃力了，我才忽然想起他这时正在病中，急忙起身告辞。这时，我才感觉到时间真是过得太快了！诗人抱歉地说：“现在我有病，也不能好好招待你们。要不，可以带你们到家坐会儿……”我说：“我们能和你见上一面，谈上一会儿话，这就是你对我们最好的招待。”这时，他又一次鼓励我努力学习，深入观察生活，拿起笔来写东西。我说：“我和广大读者都寄希望于你，盼望着您的佳作!”贺敬之听了这话，微微一笑说：“不，希望还是在你们这一代年轻人身上！”

临走时，贺敬之把我们送到门口，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久久地凝望着他，不肯离开。这时，贺敬之又一次嘱咐我回去后一定代他向我父母问好，我说我一定会转达的。因贺敬之当时正在病中，我们也不便久留，只好恋恋不舍地与他告别了。

事后我才知道，贺敬之当时已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后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然而，我所见到的贺敬之，同我心目中想像的一样，待人温和，热情洋溢，给人一种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感觉，没有一点儿架子。“握手热血两相通，话语一席春风起”（笔者）。他说一口普通话，但他的每一句话都像他的诗一样充满着激情……

                                                           （根据当时日记、父亲回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