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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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夏天的北京中央团校，格外美丽、温馨，虽然我离开那里已经整整40年了，但不知为什么，往事竟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那一年的7月至8月，我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杂志社的邀请，在北京中央团校参加了第三期全国儿童文学作者讲习会。前两期，第一期讲习会1964年举办，胡耀邦、周扬接见了全体学员；第二期讲习会1978年举办，茅盾接见了全体学员。我能参加第三期（也成了最后一期，因此后未再举办），实属幸运，因为当时我连一篇小稿也未在《儿童文学》上发表过，只是投了一些稿。
1982年7月12日下午，我从河南省鹤壁市出发（因鹤壁当时不临京广线），先到安阳市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6点从安阳坐上了开往北京的38次特别快车。当时我在鹤壁市农业银行工作（那时名叫吕洪军，后来改名吕游），受邀参会，行长还不想让我去，说市里随便在文化口派个人去不就行了，干嘛非要我们银行的人去（他还以为类似银行的工作会呢）。最后我找到了市委宣传部的傅朴副部长，并告知全部费用由《儿童文学》杂志社负担，不用银行拿一分钱（尽管银行很有钱），单位才并不情愿地放行。
中午12时22分到达北京。下了车，我首先游览了天安门广场，那是那个年代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地方。傍晚，我来到位于前门附近的团中央大楼，坐电梯至10层到《儿童文学》杂志社报到。晚饭后我与从云南来的作者沈石溪步行到天安门广场东北不远处原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和平起义、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程潜家，见到了程潜的夫人（程潜已于1968年病逝），因云南有人托沈石溪给程潜夫人捎东西我们才到此。
晚上，《儿童文学》杂志社的专车把我与沈石溪送到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团校（现在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整个儿童文学讲习班将在这里举办。中央团校环境优美，附近就是北京有名的紫竹院公园，晚上我们经常来这里散步。
这中间还闹了个笑话。《儿童文学》编辑部从我来稿的字体、文笔来看，以为我是个女作者，差点儿把我安排到女生房间，一见面发现竟是个小伙子，顿时哈哈大笑。
这次讲习会，全国共有14个省市的31名作者参加，其中江苏5名，山东、北京各4名，湖南、河北各3名，湖北、福建、云南各2名，上海、辽宁、江西、黑龙江、四川、河南各1名。
7月15日上午，团中央书记高占祥、书记处书记陈昊苏来到中央团校，看望了全体与会人员，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议介绍了与会的每一个作者。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昊苏与我握手时，说我真年轻，当年我才25岁，是这期讲习会中年龄最小的。至今我还记得高占祥说的那句话：“一颗子弹可以打死一个人，一本坏书可以打倒一片人，而一部好书可以影响一群人、影响人的一生。”陈昊苏也说：“你想知道中国几十年后的现状，就要看现在的孩子；看现在的孩子，就要看现在的教育和你们这些为孩子写作的人了！”
7月18日至8月4日，基本上是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讨论，先后有十几位著名作家来到中央团校给我们讲课，他们是：叶君健、严文井、金近、叶至善、王愿坚、刘绍棠、王蒙、刘心武、韩少华、吴泰昌、理由、王路遥等等。他们的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益。
我一直记得王愿坚讲课时很动情地讲的那些话：“我1954年写《党费》《七根火柴》，那是我的处女作，过了28年，起点仍是我的顶点，很多人都逃脱不了这个规律。最初的作品是因为几十年生活积累的喷吐，所以才写得好；而以后的作品之所以未达到第一篇，是因为生活积累的喷吐没有超过第一次，或逐渐枯竭了。”王愿坚曾采访过从元帅到将军共300多人，他说，一个作家一生的任务就是收集美，并用自己的作品把它表现出来。成本太低（指生活积累太少），怎能写出高价值的作品？
记得王愿坚讲完课后，正要离去，我忽然想到机会难得，便向讲习会组织者提议能否与老作家合个影？建议马上被采纳。这之后，每逢作家讲完课后，我们都要与他们照张合影像，这才留下了这些珍贵的照片。王愿坚讲完课后，烟还没有吸完，就手夹着烟与我们合影，手夹烟的姿势真酷。
68岁的老作家叶君健讲了3个多小时，有一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该把它写得像诗。”是呵，好的散文、游记、小说作品，也应该把它写得像诗。好的一切作品，都应该把它写得像诗。
王蒙讲课时好让大家提问题，他再一一解答。王蒙说他虽然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但因父母不合，家里书香气并不浓，过着城市贫民生活。小时他很爱读书，但只上到初中，高中只上了半年，19岁就写了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他说，文学有许多规律，但千万不能机械化、变成一个模子、一个套子。写东西应像小溪流水一样，流水是很自然的，想往哪流就往哪流。如果受了限制，这小溪流得就不那么自然、不那么美了。
课间休息时，我走到王蒙身边，想请王蒙给我签一个名，因当时我也是他的粉丝。他愉快地提笔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王蒙，1982年7月26日于北京中央团校”几行字，至今我还保留着。
刘心武在讲课时说，写小说好比盖一间房子，人物、主要故事情节好比支撑的梁柱，其他好比墙壁、门窗。大梁立好了，其他就好办了。小说《爱情的位置》发表后，他曾收到7000多封读者来信，现在再也没有打破过这个记录。当时写小说发议论是与当时的环境密切相联的，读者需要这些，现在看来却不行了。记得《诗刊》开过一次诗歌朗诵会，其中一句“政策必须落实”就引起热烈掌声，现在再说就成了笑话。
神童作家刘绍棠，上高中时，高中课本上就选他的作品。轮到讲他这一课时，老师不敢讲，让他上台讲，他就代替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解自己的文章，这在全国中学中绝无仅有。刘绍棠年轻时好下乡体验生活，为不给下面添麻烦，就自己背着一大兜馍下乡。谁知这也成了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的其中一条“罪状”，说是脱离农民，自己享受。他背着的也不是什么山珍海味，不知这一兜干馍能享受什么？
这次，我终于见到了我小时就崇拜的作家，他圆圆的脸，稍胖，戴着一副宽边眼镜，他本身就是一篇童话。刘绍棠讲到，我们村孩子的名都是我起的，都是我从唐诗宋词里找的，所以起的名字都很文雅。另外，我们村的男孩子都叫女孩的名，我也是，绍棠就是女孩名。这是我们村与别的村的不一样之处。我没有写过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但我的每一篇作品里都有儿童。他从给孩子起名，谈到细节、语言、人物性格，讲得引人入胜。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向大家坦白：“我13岁就看《金瓶梅》，但我14岁并没有去办坏事。”他还说，我有一个小外孙，经常好缠着我给他买冰糕，买一个吃了不行，还要再买。我有时就有点儿讨厌他了。但你能根据这个就说他以后肯定是个好吃懒做的人？或者说这就是小孩子的天真、活泼、可爱？或者说他将来一定是个贪心十足的人，要住监狱？生活中的人物都是复杂的，连孩子也是如此，不能把它简单化。
当然，作家们还讲了很多很多，由于篇幅，我无法一一写出。本来丁玲、冯牧等也准备来看望我们、给我们讲课，可惜丁玲因去东北没有来成。老作家张天翼不能到会，还发来了书面讲话。北京的作者曹文轩（现在是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也几次前来列席听课，默默坐在最后一排。
7月21日晚，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邀请我们观摩电影，即当时很火、很神秘的内部片，那时能看到内部片机会非常难得。我们集体乘车到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小放映室看电影，记得当晚放映的是墨西哥恐怖片《百慕大三角》、美国电影《插曲》。在看电影前，著名电影演员、时任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于蓝接见了我们，并与我们一一握手。我小时候看过于蓝演的电影《烈火中永生》的江姐，印象非常深刻，这次见到她本人，并与她一起合影，感到十分兴奋。在看电影时我还见到了张国民，上世纪70年代他主演的电影《金光大道》可谓红极一时。我们还在北京展览馆剧院观看了北京舞蹈学院演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
在讲习会期间，我们还参观了官园（原江青住处，现改为中国少年儿童活动中心），观看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演出的儿童剧《闪烁的繁星》；游览了长城、长陵、定陵及十三陵水库、颐和园、香山、碧云寺、卧佛岭等；到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主席遗容，到中南海参观了毛主席故居、幽谷、瀛台等。沈石溪还饶有兴趣地在中南海的湖里划起了小船，我只是在中南海里四处转转，细心观察中央领导住过的这个地方有什么神秘之处，毛主席走过的地方，我也跟着走走，并买了一支刻有“中南海纪念”的钢笔留作纪念。
7月29日下午，我们来到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故居。故居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曾经是摄政王府花园。宋庆龄生前爱在花园里喂鸽子，在此生活、工作了18年，直到逝世。花园里有两层小楼，一楼原为客厅，是宋庆龄会见客人的地方，现改为纪念厅，挂满了宋庆龄生前的照片；二楼为宋庆龄卧室，卧室里至今还保留着她逝世时的原样，桌上的日历、钟表表针也永远停留在她逝世时的那一天、那一刻。
8月2日上午，我们一大早便起来了。上午约9时，我们步行来到冰心的住所——北京西郊中央民族学院，去看望住在那里的冰心老人。因中央团校与中央民族学院相距很近，我们一会儿便走到了。
冰心住中央民族学院的一幢二层小楼，那楼名叫和平楼。我们登上狭窄的楼梯，上楼去看望冰心。冰心住的房间面积不大，显得有些拥挤。我们看到了冰心的书房，整个房间里全都是书，左一排书架、右一排书架，仿佛成了书的海洋。我们一一问候了当时已82岁高龄的冰心老人，并祝愿她身体健康。
之后，我们搀扶着冰心老人走下楼梯，在楼前的院子里一起照合影像。那天，阳光很好，冰心和蔼可亲、笑容满面地坐在院子里的一张小木椅上，我们大家便围在她的身边。冰心先生语重心长地说，在中国，搞儿童文学创作，就要耐得住冷清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要“冷水泡茶慢慢浓”。这三个“冷”我都记住了。
接着，大家围在冰心先生旁，有站着的，有蹲着的，先是照了一张全体合影像。然后，大家又分别与冰心合影，有女作者与冰心合影，有冰心的同乡与冰心合影，有分东南、西南、华北、东北等省市的作者与冰心合影，大家围在冰心身边，都想感受一点儿文学的阳光。还有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辑王一地，《儿童文学》杂志谷斯涌、康文信、由岑、刘莹等老师。摄影师快速按动着快门，一张张珍贵的合影留在了底片上，也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儿童文学》杂志社的老师，平易近人，诚恳热情，和我们一起参加听课、学习、讨论，为我们做好无微不至的服务，还利用休息时间，处理学员们带来的稿件，认真提出修改意见。我写的一群12岁学生暑假骑自行车历经五个省、行程五千里的报告文学《展开小小的翅膀》，就是经由岑老师指导修改发表的。
临别时，与我关系不错的大胡子——湖北作家董宏猷（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还挥笔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上一段话：“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小吕马上就要结婚了，那么您的爱人一定会在事业上成为你的一个‘支点’。祝小吕的佳作与小小吕一同问世！湖北武汉 董宏猷。”其实，当时我连对象也没有，只因一个年轻姑娘曾到中央团校找过我，引起了误会。
后来，我们这一期同学中，云南的沈石溪已成了中国动物小说第一大家，上了作家排行榜，版税收入数千万元；湖北董宏猷的《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等作品曾三次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也有的弃文从政，与冰心合影时紧挨着我右边的胖胖的同学叫郭华，在河北曾任副省级官员；福建的陈佐洱曾任国务院港澳办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级），并出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常驻代表，专门负责磋商香港政权交接的具体事宜，还写了一本书《交接香港：亲历中英谈判最后1208天》，成为我们这一期同学的佼佼者。
尽管40年过去了，冰心、叶君健、严文井、叶至善、王愿坚、金近、刘绍棠、韩少华、王路遥等等，那些为我们讲课的老作家们，大多已不在人世了，在一起共同学习近一个月的同学如黄世衡、须一心、张一翔（女），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的黄健民也不在人世了，曾编发过我第一篇散文的《儿童文学》年轻美女编辑由岑老师，因过早去世已成永别。但每逢看到我珍藏着的这些照片，仿佛觉得冰心、叶君健、严文井、王愿坚、刘绍棠等那些老作家们，以及已经去世的同学还活在我们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