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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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我从鹤壁二中毕业已经整整50年了。想起在学校的一些往事，竟还历历在目，如在昨天……
当了一次“将军”
开学第一天，班主任梁传玲老师拿着班里学生的花名册，挨个点名。我当时不知正在想什么，突然一声“吕将军”，把我惊呆了，这是在点我的名吗？虽然全班就我一个人姓“吕”，明知是在叫我，我也不敢答腔。我想，肯定是有人把我名“吕洪军”中间的“洪”错写成“红”（以前是叫“吕红军”，文革中父亲挨斗，其中一条“罪状”就是：你胆敢把“红军”当成你的儿子，反动透顶，于是忙改“红”为“洪”），花名册字体再一潦草，“红”就有点儿像“江”，“江”音同“将”……
都怪有人马虎，被老师喊成了“吕将军”。虽不敢应声，但低头窃喜：15岁竟当了一次“将军”。
念 作 文
我们班都喜欢听贺福全老师上的语文课，他讲得风趣有味、生动活泼。当然，更喜欢听他念作文，即班里哪个同学的作文写得好，他就要在课堂上念给大家听，边念边指出优缺点，念到谁的谁便暗自得意。
一天，贺福全老师上课又给我们念作文。记得他念了同学申保全写的《水龙头》，好像是他发现一个水龙头没有关紧，一直滴着水，怕浪费水便去关上了。还有班长刘众录写的什么，篇名忘了，还有其他几位同学写的，我很嫉妒。我的作文本这次没有发还给我，我窃喜，肯定也要念我写的作文了。然而，贺老师念了六七篇之后，算着时间，也该要念我的作文了，下课钟声偏巧响了，使我失去了一次机会。
等下次吧！可不久又开始“反右倾回潮”，老师挨批，作文是念不成了。想等“反右倾回潮”结束，我们又提前毕业了。学校一般都是6月底毕业，我们却在4月15日就匆匆毕业了，被赶到了农村，作文最终没有念成……
哄堂大笑的“检查”
上世纪70年代初，学校没有开水房，学生上学口干舌燥，喝不上开水。一天上午，我实在渴得难受，仗着离家近的缘故，课间休息时便火速跑回家喝口开水，喝完后又火速跑到学校，哪想还没有进学校大门，上课的钟声便“当当当”敲响了。迟到了，正巧是谢寒芳老师的课，好像很生气，她便让我写“检查”。写就写呗，我就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完完整整写了一遍。谁知几天后上课，谢老师便把我写的“检查”在课堂上给大家念了一遍。现在我也忘了当时都写了些什么，只记得中间好像有上课的钟声“当当当”敲响了，把“检查”写成了故事，惹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从头至尾都是笑声，也不知他们在笑什么，好像谢老师念的不是“检查”，而是一段“单口相声”。
这也好，“检查”也相当于作文，语文老师没念，化学老师却念了，还引起了全班同学“反响”，也算回家那开水没有白喝。
一口醋，走了40里路
一天上午，学校准备派两个同学到鹤壁集北站为学校拉东西，没有人自告奋勇，因为到鹤壁集北站20多里路，拉着平车，来回步行走40多里，是个苦差事。当时，我不知道哪根筋出了问题，竟然说：“我去！”同班的同学李学习也报了名。也可能是枯燥的课听烦了，想去外面透透气、散散心。
我和李学习拉着空平车走了几个小时，到了鹤壁集北站，装上货后就往回赶。中午约两点走到半途的中山，当时又渴又饿，那时也无瓶装水，学校也没有安排我们怎么吃午饭，好像我们都是机器人，也不用吃饭，只好饿着肚子。见前面正巧有一家饭店，李学习忽然对我说：“走，咱去饭店。”我说：“咱裤兜里也没有一分钱，去那儿干啥？”他说：“到那儿你就知道了！”我暗想，难道他想当“叫花子”去要饭？
我们走进饭店，趁饭店人员不注意，李学习拿起餐桌上放着的一个醋壶（每个桌上都放着醋壶，醋不要钱），喝了一口，他还让我也喝一口。又渴又饿的我端着醋壶喝了一大口，真好喝呀，真解渴呀，这是我喝过的味道最美的醋。
靠这一口醋，我们拉着平车走了40多里路……
闲着没事学起了针灸
那时学校白天上课，晚上基本没事，更没有手机、电视消遣，又没有书看，闲着没事，就学起了针灸。当时针灸挺火，报纸、广播都把它吹神了！恰巧我一个哥在江西当医生，给我寄来了几本医书，我又买了厚厚的一本744页的《赤脚医生手册》，还买了一盒银针，其实针只是叫“银针”却并不是银做的，就自己学开了。什么穴位、脉络，一套一套的。
当时年龄小，才十三四岁，也真是傻大胆，拿着针，照着书本上画的穴位，没地方练针，就在自己身上练习，有时还扎得挺深，整根针都扎进肉里了，也不怕疼，也不怕把自己扎残废了。练习多了，就熟练起来，好像自己真的成了不穿鞋、光着脚的医生（那时流行“赤脚医生”）似的。有一天晚上，豫剧团家属院里一个小孩发高烧（那时医院晚上都关门），就跑到我家请我去看看。我二话没说，拿起一盒子银针就往他家走。三扎两扎，也许是瞎猫碰着死老鼠，还真的让我给治好了。
这以后，还真有找我看病的。这事也不知怎么传到学校了，一天上卫生课，老师居然让我上讲台给全班同学讲针灸课。我哪里敢讲呀，只好跑到讲台上，拿起老师放在讲台上准备讲课用的一根银针，照着自己手上的合谷穴位就扎进去了……
第一次上台“讲课”
我从小性格内向，不好说话。记得上小学时，我丢了一件东西，有人捡到交给老师，老师在放学前举着那件东西说：“这是谁掉的？”我明知是我丢的，却不敢张口认领。后来还是家长跑到学校领走的。
上高二时，一天，班主任、数学老师梁传玲竟给我安排一个任务，让我上台给全班同学讲一堂数学课，因为我曾得过全校数学竞赛第一名。梁老师再三催促，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就这样硬着头皮“登”上了讲台。那时，我有一本苏联的数学解题书，便挑了一些难题、怪题，照葫芦画瓢地“讲”了起来。记得当时，我手拿着粉笔一直在黑板上写着解题的步骤，边写边说，却始终不敢面对台下的同学，更甭说用眼睛、嘴巴交流了，等于背对着台下、面朝黑板“讲”了一节课……
学校组织参观红旗渠
1973年10月12日，学校从工厂找了8辆拉货的大卡车当客车，把200多名中学生拉到了林县任村。现在出行都坐大巴车，那时哪有什么大巴呀，我还坐过拖拉机、拉煤车。当时同学们都坐在大卡车的车斗里，上面帆布一蒙，一辆大卡车上坐30多位同学，还各自带着被子。到任村后，我们住在任村一个大礼堂里，当然是睡地铺，一个挨着一个躺在一堆草上。女同学少，睡在主席台上，相当于领导待遇；男同学多，睡在台下，相当于群众。一道席子隔开了两个世界，也开始了我们参观红旗渠之旅。
几天里，我们先后参观了青年洞、南谷洞水库、分水岭发电站、曙光洞与曙光渡槽，桃园渡槽等，当然都是步行，每天都要走上几十里地。后从任村转移到林县一中，将近60里路，同学们都是背着背包走过去的。
那时真年轻，每天那么累，有的同学早起还要起来跑操。一天夜里，忽听外面操场上响起“咚咚咚”的跑步声，跑者以为天快亮了（学生谁也没有手表），其实才半夜。在这里，没听到“半夜鸡叫”，却听见了“半夜跑步声”。在他们的感染下，我早起也跑了几次，一天天刚蒙蒙亮就起来，竟跑了20里。咋知是20里？因公路边都竖有小小的里程碑，跑过一个石碑1公里，我连跑了5个，再返回正好是10公里。我跑回来时，有的同学还在“呼呼”大睡哩！
听作家华山做报告
10月22日这天，同学们都去参观红旗渠最壮观的“红英汇流”，即红旗渠与英雄渠汇合之处，贺老师专门叫我留下（算是对没有念作文的一种补偿），还有另一个班的同学，名叫张文杰，叫我俩和郑州大学的学生一起，到林县一中大礼堂听正在林县体验生活的作家华山关于林县红旗渠的报告。他的报告讲了整整一个上午，讲得活泼、生动，也不用讲稿。他说他准备写一部关于红旗渠的长篇小说，后来也没了影儿。这是我见到过的第一个作家。
报告完后，张文杰拉着我去找县城的新华书店，他买了一本薄薄的书《鸡毛信》（华山就是此书的作者，还改编过电影）。我问：“你专门去买《鸡毛信》干啥？”张文杰说：“咱去找华山签个名。”这是我见到过的第一个“追星族”，当时我怎么就没有想到？等我俩气喘吁吁地跑到大礼堂找作家华山签名时，他早已没影儿了……
一“缺”缺了50年
1974年4月13日，我们高二四班全体同学（包括5位任课老师），到市东风照相馆照毕业合影相。这合影相一照完，我们就算中学毕业了，过去朝夕相处数年的同学就要分别了。我心里有点儿酸酸的。
全班同学几乎都到齐了，36位同学有蹲、有坐、有站成前后四排。5位老师当然是坐在第二排中间，我个儿高，站在第三排，14位女同学站在后面长条凳子上成第四排。
等照片洗出发给大家后，我发现少了3位同学，一个男同学、两个女同学：熊庭旺、苏振芬、郭荣。不管什么原因，也不该缺席这一辈子才能照上一次的中学毕业合影。听说郭荣当时也来照相了，可在照相师傅将要按动快门前，她不知为何闹情绪，蹲在大家身后不站起来，当然合影照上就没有了她。
之后，每隔几年，同学们都要拿出毕业合影照晒晒，想念过去的同窗友谊。一年年过去了，至今已过了50年，也不知看了多少次，这3位同学却永远补不进去了。现在虽时兴PS修补技术，即照片缺了的可以修补上。可50年前同学正值青春少年，如今都老了，能补上缺失了的青春吗？
这一“缺”，就是缺了整整50年呵！
他才14岁，就走了……
胡保兵，是我上中学时的同班同学，因同学时间不长，才半年多，他的模样现在我已记不大清了。
那时学校响应上面号召“深挖洞，广积粮”，“深挖洞”就是挖防空洞。1971年11月21日中午，其他同学都回家吃饭去了，只剩下胡保兵与另两个同学在工地上看管工具。胡保兵闲不住，便与两个同学跳进坑道挖起防空洞来。那时好像谁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不想歇着光想多干点儿活。他们正干着，突然有个同学发现坑道要塌方，大喊一声：“快跑！”话没说完，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胡保兵没来得急脱身，便被硕大的土块埋在了下面。
听到呼喊声，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直挖了老长时间才把他挖出，而此时的他早已没有一点儿气了。他年仅14岁，正是一朵含苞欲放的鲜花，可突然间就这样彻底凋谢了，全校师生谁也无法面对这一事实。记得往东岭公墓送葬时，全校一千多名师生抬着花圈，形成了一支一里多长的队伍，引起数万市民围观。我们班因与胡保兵一个班，去时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回来时走在最后面。当将装有胡保兵遗体的棺木放入土坑中下葬填土时，同学们全都哭声震天。幼小的心灵本该像盛开的花朵，本不该承受这残酷的场面，可我们却不得不承受了，那一年我14岁。
事后，学校只是追认胡保兵为共青团员、让其母亲坐在主席台上露了一次脸就算完了篇，其家人当时还不知道向学校索赔。我们班还编印了一本《向胡保兵同学学习》纪念专辑，是油印的，由我与同学郭全海、王建民编汇刻印，主要收入胡保兵日记摘抄、学校命名决定、记述胡保兵事迹的通讯等等。至今已53年过去了，我还保存着这本油印纪念册。
胡保兵要是活着，也该67岁了。然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停留在了14岁……
2024年4月写于河南鹤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