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性文化书写 ——郑能新乡土文学创作简论  

地域性文化书写 ——郑能新乡土文学创作简论                                            

曹万里 

        郑能新是从大别山腹地成长起来的一位富有艺术特质和创作潜能的作家。由于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生活体验，使他的作品具有深刻的质感和内涵。他创作的一大批中短篇小说、散文在全国报刊、杂志发表，有40多篇作品被全国性选刊、选集选载，不少小说、散文成为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其作品多次在《小说选刊》《短篇小说选刊》《读者》《青年文摘》等推出，许多报刊专门为作者作了重点介绍，引起读者的关注和热议，成为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他的小说深沉内敛、张弛有度，艺术特色鲜明，乡土气息浓郁而纯净，在题材的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开拓；其散文更是语言灵动活泼、畅如清泉流水，从民间文化和古典文学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文字清新隽永、富有张力与活性，意境深邃优美，富含深刻的哲理和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影响力。 生动真实描绘了大别山区农民的原生态生活情状，熔铸了作者最质朴深沉的感情 大别山的旖旎多姿和淳朴、敦厚的乡风民情，让郑能新陶醉其中，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给予他丰厚的营养。然而，山区的闭塞、经济落后以及封建残余思想的毒害，使山民们在巨大的生活压力和精神桎梏下，演绎了一幕幕人间悲剧，也让这位富有良知、抱有匡时救世志向的文学青年忧心忡忡，充满痛楚和惋惜，并借助一支灵动的笔，奋力鼓与呼。因而，许多真实生动、婉转曲折的山村故事便在他笔下诞生，并闪烁着奇光异彩。 他的短篇小说《山子》、《山魂》系列作品，均以悲壮惨烈、凄婉动人的笔调描述了山村爱情与婚姻的悲剧。前者塑造了一对热烈追求爱情、敢于反抗没落的封建势力和传统世俗的青年形象，作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深刻揭露了经济上的赤贫和封建思想的愚昧，是导致山村青年悲剧发生的根源。后者则巧妙地将两个爱情纠葛的故事串连在一起，反映了穷苦山民爱情的觉醒与人性的崇高，并十分形象地折射出传统美德与纯朴的爱情在社会生活中所显示的巨大力量。

 短篇小说《山子》，通过描述大别山深处一对穷困山民的爱恋姻缘，声色俱厉地控诉了封建势力和传统世俗对当代青年身心的摧残和压制。作品的男主人公全福是一位老实、憨厚、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山区青年，他与女主人公灵芝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后，随着交往的增加，产生了深厚的恋情，但贫穷、困窘的现实生活，给他当头棒喝，他的美好姻缘在“小才子”天宝的猛烈进攻下毁于一旦，灵芝违心地嫁作他人妇。这一切的悲剧，均源于山民们的贫穷落后及思想的封建愚昧，如果全福与灵芝质朴、纯洁的爱情是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作后盾，如果他们懂得依靠法律作武器，维护并悍卫崇高的爱情，那么，他们不会发生婚外情，不会在世俗的白眼和冷酷的现实中，双双殉情而去。作品既写出了复杂微妙、细腻感人的情感场面，又写出了古朴、敦厚的民风，字里行间渗透着作者深厚的同情和深沉的哀婉痛惜，表明了他与底层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血肉联系。 另一篇写爱情与婚姻纠葛的短篇小说《山魂》，则反映了他对山区群众命运的关切与深层次地思考，作品塑造了一个勤劳、勇敢、敢于自我牺牲、舍生取义的高大伟岸的猎人形象。猎人旺安也有过真挚、纯朴的爱情，但因为山村的贫穷、闭塞，他的恋人秀兰被自己的父亲许给了城里的一个科长，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金钱婚姻。后来，他舍死忘生地救下群狼虎口下的陌生女子，虽然对方在同情、怜悯和报恩心理下，与他同居了，却并未有真挚的爱情，直至一起逃婚出来遇难的钟华找上门来，猎人旺安的婚姻之梦破灭了。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不仅把两个悲壮而惨烈的爱情故事串连在一起，而且还写出了两对恋人对爱情与婚姻截然迥异的态度，特别是凸现了猎人旺安那种临危不惧、舍身救人的侠义之举，以及面对情敌大义凛然的自我牺牲精神。作者反映了中国最底层的农民身上所具有的崇高美德，他们流淌着情和义的诗韵，演绎了一幕幕悲壮、惨烈的人间真情故事…… 在这些反映贫困山村人物爱情与命运的作品题材中，熔铸了郑能新同志对农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农民命运的热情关注以及深沉的思索，他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无情揭露了产生悲剧的社会环境和各种因素，但又从山民们的原生态情状中发掘出不平凡的人性、不平凡的美。他热情关注普通人物的命运及其心灵世界，揭示出人性中的善与真、伟大与崇高。 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的中篇小说《五叔五婶和他们的儿子》，则写出了一个普通山村人家的命运变迁及其心灵历程，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环境，对人物心灵及生存命运的重大影响。在这篇以自己家族及人生经历为原型的作品中，郑能新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描述了五叔五婶命运的坎坷及心路历程，作品形象再现了五叔独特的人生经历，他身上既有普通农民勤劳、朴实的一面，又具有山民的骠悍、勇敢、执拗的个性。他不畏强暴，敢于与压迫自己的黑恶势力作斗争，表现了山村农民朴素的革命观念，但他有情有义，以传统的侠义行为挽救了国民党军官的命，结果却在新社会不同时期遭遇了两种不同的人生安排。五婶是一位深明大义、能忍辱负屈的农村妇女，她勤劳、善良、贤慧，对儿子深挚的爱，表现了她对生活的理想追求和人性的崇高之美，她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依然显示了坚强的意志力和旺盛蓬勃的朝气。作品塑造了一对患难与共、勇于与命运抗争的勤劳、倔强的山区农民形象，热情讴歌了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予人强烈的精神震撼以及个人和家庭命运的巨大改变。 通过乡村传奇故事找寻民族文化的根，揭示出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在民间的巨大力量 挖掘民族传统的精粹，寻找文化的根，为世人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找到人生的坐标，是“寻根文学”给予他契合心灵的巨大影响和深刻启迪。同样可算作“西河文化”范畴，郑能新的一批反映西河人生存情状及精神境界的中、短篇小说，如那些脍炙人口的乡村人物系列作品，既写出了传统的文化精髓，又从侧面描述了当代社会思潮对现实生活的巨大冲击和强烈的震撼力。作家郑能新以生命的个体体验及精神情状来表现其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深刻的历史意义，他通过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形神丰满的乡村人物形象，来表达他对现实生活的深沉思考和寄予的美好愿望，并通过这些形象所承载的特定文化内涵，折射出现实生活的一个个真实的缩影。其中短篇小说《乡村人物》、《对手》，都是以大别山腹地的西河为背景，再现了西河特有的文化形态以及人物的生命意志力和各具特色的精神风貌。 《乡村人物》塑造了三个各具典型的乡村人物，既写出了人物的独特个性及精神风貌，又烘托渲染了山区特有的世俗风情与人文环境，表明了不同地域环境产生的独特文化形态。熊医生是一位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院院长，在小县城赢得了普遍的敬重，没想到却遇到权势的刁难与暗算，最后却成了乡村人物。但他依然豁达、乐观，凭借自己过硬的医术，为山村群众治病救人，不断为山乡的文明进步做好事，因而他得到了在城里无法得到的精神享受。这说明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贫苦的山民们有了是非标准，心目中有了统一的价值判断。作品所塑造的另一个人物典型郑文书，则再现了独特的时代环境中的人物形象。郑文书因为扯旗造国民党的反，而被送上法场“陪斩”，导致精神失常。新政府成立后，他被举荐为政府文书，但因事旧病复发，只得打回原籍享受政策待遇，使他成为令人艳羡、半人半仙的乡村人物。“老王”这个形象则反映了社会新时代的崭新事物，以前敌对的台湾国民党军官，由于党的开放政策而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因而在山村生活中掀起了阵阵涟漪，老王在感情和精神上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滋味。这篇小说反映了市场经济所带给山区群众思想心灵的重要变化，找寻到了海外华人深长而硕大的文化之根。 《对手》通过描述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重游故地凤凰山时独特的心理活动，再现了战争烽火的冷酷无情，表明了新社会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作者通过两位不同阶级阵营的对手在新时代狭路相逢的故事，发人深省地提出了一个革命传统如何继承的问题。作者还非常形象、鲜明地阐述了在新时代抓好农村经济建设与发展，是顺应民意的壮举。将军临死前所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含义。 文学是人学。表现人特定的生活情状及心灵世界，是小说独特的文学功能。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塑造出一批内涵深邃、形神丰满的人物典型，往往取决于作家在生活的宝库中提炼与加工铸造的过程。 身为农民的后代，郑能新深知民生疾苦，他与山区群众有着深厚的血肉联系。在《家事三题》里，他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娓娓叙写着给予他深挚的爱，给予他成长力量的亲情故事，父亲的一支烟杆，在作者笔下写得那样神奇而充满人生的辛酸，它带着父爱的温暖，带着亲情的伟大力量，伴随着他成长的脚步。而作者心目中的母亲是一位勤劳、聪慧、心地善良的农村妇女，她对子女浓浓的爱以及对生活理想的憧憬，表现了她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进取的精神，她身上闪耀着中国几千年来女性的传统美德，给予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智慧启迪。短篇小说《姐姐》则颂扬了当代农村女青年积极进取和自我牺牲精神，它表现了姐弟之爱的纯洁与崇高，姐姐身上的闪光点与母亲一脉相承，相互映衬，使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大放光彩。 郑能新不仅热情关注山区普通群众的命运，揭示其心灵世界的美好纯洁，还以过人的胆识与智慧，为那些平凡的各色人生树碑立传。短篇小说《组长》、《老邮差》、《周老师》、《文癖》、《老师》等，都是为平凡的乡村人物树碑立传的传世之作，发表后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塑造了一批形神兼备、内涵深刻的山村人物形象，如爱护群众、为集体主义英勇献身的老组长老莫，爱岗敬业、勇于奉献与自我牺牲的民办教师周老师，工作兢兢业业，与群众保持渔水情深的老邮差，爱诗如痴、乐于助人的乡村熊秀才；还有爱生如子、毕生心血酿得桃李香的李老师，他们均代表了社会主义农村的文明进步与前进的方向。尽管他们每个人的命运或结局各不相同，或凄惨，或悲壮，或令人扼腕叹息，或让人潸然泪下，悲愤不已，但他们身上仍然闪耀着夺目的精神光彩。 这些乡村人物作品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人物个性鲜明、真实，作家把典型人物的精神情状写得淋漓尽致，生动传神，让人读后经久难忘，形象挥之不去。作品处处渗透着浓郁的乡土气息，有着厚重的地域文化特色，对其作品反复咀嚼、品味，往往容易获得新的启示，得到深层次美的享受。 大别山区的婚恋故事与情感记忆，成为满载乡愁和美好憧憬的载体 爱情是艺术永恒的主题。如果说郑能新以火热的激情关注底层群众的命运及其心灵世界，从而使其作品具有了坚定的人民性，那么，他还通过追踪普通人的爱情历程而去探索人物心灵嬗变轨迹，找寻其命运变迁的社会意义，而使读者获得智慧启迪和灵魂的洗礼与升华，为社会的历史进步起到了潜移默化的积极推动作用。其小说《飘荡的紫云》、《错过冬季》等一批作品，则闪耀着浪漫的理想主义光芒。这两篇描写爱情与人生的小说，其笔触直入人物心灵世界，既写出了爱情的复杂细微、美丽曼妙，又从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中折射出人物的精神光彩，揭示出现实意义。作品把理想与现实、爱情与生活、社会与人生之间的种种复杂矛盾关系，写得绘声绘色，深刻而形象，让人读后留下一串串沉重的思索。 《飘荡的紫云》把爱的委婉幽微、浪漫多彩，刻画得淋漓尽致，生动逼真，让人产生强烈的情绪感染和精神震撼。小说揭示了社会现实的复杂矛盾，特别是对社会体制中的某些弊病及传统习俗作了无情揭露与批判，也说明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即使再真挚、崇高的爱情，在权力和阴谋的双重压力下，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这是文明社会的巨大悲哀。这篇小说熔铸了作者浓重的理想主义思想，字里行间贯注了对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深深同情、怜悯和十分沉重的惋惜感慨。 《错过冬季》讲述了一个美艳动人、曲折多变的爱情与婚姻的故事，作品借大学毕业生谢钟文与两个女人的爱情纠葛，写出了爱情与生活、社会与人生的辩证关系，揭示了传统习俗和封建忠贞观念为爱情制造的悲剧。这些描写爱情与婚姻的小说构思缜密、精细，故事安排集中、完整，情节波澜起伏，作品善于通过生动传神的细节描写，再现人物的精神情状，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飘荡的紫云》末尾，“我”与紫云的对话及那如泣如诉的琴声，写出了紫云的善良、软弱和多情，揭示了爱情悲剧的另一种根源，更增添了作品浓重的凄美情调。《错过冬季》结尾与小说开头部分相互映照，极力渲染了爱情的浪漫温馨，寄托了作者厚重的理想主义思想。作品对女主人公赵慧慧惟妙惟肖的生动描写，以凄惨、苍凉反衬其坚韧、宽容，彰显了她崇高的思想境界，其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比其前述作品里一批女性形象更有深一层价值，起到了启迪智慧、凝聚精神力量的重要作用。

 他近年出版的散文集《地坪河》是一部写满乡愁乡思、寄托了作者朴素理想和美好善良心愿的优秀系列作品，全书以作者家乡英山地坪河为经纬，串联了大别山区普通百姓的不同命运和各具特色、性格迥异的平凡人生，热情讴歌了社会主义新时期之后农村发生的巨大历史变迁和伟大嬗变过程中，人们的精神升华与心灵纯净。作品不仅写出了地域环境之美、人文蕴含的历史、民俗之美，而且还写出了独特的人性美、人情美、精神美。这是作者以赤诚之心、纯洁之情奉献给故乡人的一曲时代赞歌。 郑能新的不少名篇佳作在全国发表后引起较好反响，给予广大读者以美的愉悦享受和智慧的深刻启迪，其散文《风情遗爱湖》《中秋夜品湖》写出了黄州遗爱湖的美丽风情、万种风姿，作者用富有诗情画意的语言描绘了文化黄州、绿色之肺的真实面貌和独特韵味、丰富内涵，作者把诗歌的优美意境、和谐韵律完整运用到散文的结构之中，还把情景交融和白描的手法运用灵活自如，表现了作家高超绝妙的语言艺术。其散文《红叶醉秋》《天堂揽胜》《桃花冲走笔》《五彩天马寨》《英山有个陶家河》《梦幻天堂湖》等等都是文字简洁优美、风格清新淡雅、意境宏阔深远的优秀作品，犹如一串串晶莹透亮的明珠，折射出大别山区独特而富有韵味的景物之美、淳朴厚重的人情、文化之美，给予读者以久远的启迪和绵长的回味、思考。 其散文集《乡愁里的世界》更是以“乡愁”为诗眼，诗意地描摹大别山区广阔而深刻的社会变迁和思想习俗的传承和裂变的细腻、真实的过程，反映了时代嬗变的历史轨迹。在山乡巨变所带来的新气象、新风貌以及产生的新矛盾、新阵痛中，作者以敏锐的眼光、深刻的洞察力以及丰富的想象力，对新时代文明发展进程进行了细致生动的描绘，这是作者唱给后工业文明时代一曲发自肺腑的悠扬赞歌。阅读这些充满乡土气息的散文佳作，如同畅饮琼浆玉液，芬芳四溢，绵长醇厚：他的作品总是冉冉不绝地流淌着浓厚的乡情和淡淡的乡愁，质朴而动人，厚实而丰满。 郑能新与底层群众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血肉联系，因为熟谙农村且有深刻的生活体验，故而其作品在毫不经意中带着质朴的泥土芬芳。在他的所有作品中，其乡土文学的创作具有更大的潜力和后劲，相信他会继续沉淀，让那些纷繁复杂的乡村生活艺术而鲜活地通过他的作品，飘向更加广阔的世界；随着他生活空间的拓宽和阅历的增加，其创作将更有成就、更有艺术特色，但愿，我们能够从他的作品中常常闻到泥土的质朴、清新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