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藏书——水土

我的藏书——水土

我必须要写点什么了，不然对不起我手里捧着的这本书。这本取名《爱与同情》的书，是茨威格的长篇小说，张玉书老师翻译的。茨威格是我最崇拜、敬仰的小说大家之一，他的很多作品包括自传我都读过，唯独没有读过这本《爱与同情》。更不可思议的是，这本《爱与同情》居然就藏在我的书柜里，居然就沉睡了28年之久。

《爱与同情》看上去特别沧桑。肤色暗褐、皲皴，毫无光泽。封面污渍片片，一如老年斑块。拿起来闻闻，除了灰尘之味，已没有了一点书香。特别是与鲜亮的新书放在一起，更显苍老。让我外孙女惊讶的是，《爱与同情》是1983年出版的，居然与她妈妈同岁，而且封底标价才1.39元。我敢说，我那已上四年级的外孙女，根本就没见过三毛九分钱长什么样，买东西，大多是五元十元起步的，且一律手机支付。

其实，像《爱与同情》这样的书，书柜里还有好几本，都是差不多的容貌，差不多的身价。仅屠格涅夫的就有长篇小说《春潮》（1980年版，0.53元）、《罗亭》（1983年版，0.61元）、《贵族之家》（1983年竖版（第六次印刷），0.75元）以及早期的中短篇小说集《爱决斗的人》（1983年版，0.95元）；亨利克·显克微支的《十字军骑士》（1978年版，2.55元）；有莫泊桑的长篇小说《温泉》（1983年版，0.97元）；有斯坦培克的《中短篇小说选》（1984年版，1.06元）以及长篇小说《愤怒的葡萄》（1982年版，42万字，1.85元）；有伯纳德.马拉默德的长篇小说《伙计》（1980版，0.66元）；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1982年版，2.4元）；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序幕》(1982年版，1.5元)；有曼努埃尔. 普伊格的长篇小说《蜘蛛女之吻》（1988年版，2.45元）；有《印度短篇小说选》（1983年版，1.15元）；有夏目漱石的《从此以后》（1982年版，0.65元）；有井上靖的《北方的海》（1983年版，1.4元）；有艾丽丝.沃克的《紫颜色》（1986年版，1.55元）；有奥斯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劝导》（1984年版，0.7元）等等，计有二十多册，摞起来两尺之高。我粗略算了下，这么多书，总价不超过25元。

就这区区25元，我也不曾掏过。记得那时我刚从煤矿调机关不久，忽然间“市场经济”成为了热词，从上到下，到处兴起下海经商。机关也念起生意经，不管哪个部门，都谈起创收来。与此同步，机关真刀真枪的开始压缩岗位，精简人员，那些不能带来效益的岗位肯定首当其冲。恰巧，我的隔壁是机关图书室，图书室不但带不来效益，还是消耗效益的累赘（因为图书室不但要购买图书杂志，还得安排两个管理员值守）。所以图书室再没人管了。我得知消息已经是最后一天，那天办公在另一栋楼上的同事跑到我办公室，说你不去挑几本书？一会打扫卫生的就都弄走了。我急慌慌跑过去，图书室已是一片狼藉。大概那些有用的比如电工知识、毛衣编织、写作技巧之类的书都让人挑走了，混乱中，这些个名著被歪斜着抛弃在书架上，于是，我一一捡起来，它们就成为了我的藏书。

把它们归入的我藏书，再恰切不过了，因为我真的把它们“藏”了起来。我虽然数度迁徙，几次搬家，一直都没舍得丢掉这几本“弃”书。但老实说来，我并没有认真的读过它们。这些年，我工作多有变动，随之而来的是事务越来越多，职务越来越高，条件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优越，转眼间，二十多年就过去了，直到闲暇下来，蓦然发现，这些廉价的书们，一直满身灰尘蹲在那个角落里，默默地看着我、等着我，它们可能为我的忙碌心疼过，为我的拼搏窃笑过，为我的磕绊揪心过，为我的狂妄担心过。因为我真切的感觉到，它们就是我经久考验的知己。

是的，它们就是我的老友。它们个个都带着岁月的印记。扉页处，还一律加盖着单位图书室的公章。虽说图书室依附的那个单位早已改名，不复存在了，但看到扉页上的公章，一下子就让我想起那个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的辉煌与彷徨。那是个从文学时代急剧蜕变的年代。八十年代，我所在的那家国有企业，连最基层都订阅着多种文学杂志，图书室更是单位标配，文学青年，时髦而又吃香。年代印痕显著的，还有书里夹着的借阅卡片。卡片用硬壳纸做成，表格上分别写有书名、出版社、价格以及借阅人、借阅时间、归还时间。我翻看了一下，这几本藏书里，借阅人数最多的是《爱与同情》，共有24人。他们都是什么人？男的女的？多大年龄？他们当时都在什么状态下读这本书的？有什么想法？他们现在还在吗？都干什么呢？还好吗？刹那间，卡片上那些手写的姓名，在我眼前幻化成了活生生的人。卡片的信息量太大了，我同样没舍得扔，我把它当成了书签，独一无二的书签。最让人生出怀念之情的，还是书里的那些文字。大概是印刷技术有限，书中的字迹不像现在印刷的字清晰，好像都带着毛边，有种月晕的感觉，但内容里绝少有差错，碰不到错别字，也碰不到病句。读着这些满身历史的书，就像把玩着手工老物件，那里面的旮旮旯旯，都经过了匠人的精心打磨，整本书，从头到尾，就像诚实的老农侍弄出来的地块庄稼，田平畦直，堰齐垄顺，壮硕的麦苗里，没有一根杂草。这让人的大脑禁不住的就蹦出“老实”“实在”这些词汇来。

有着如此一丝不苟的态度，我想翻译老师们，定也不会随便把外边的东西译介过来的。好东西才配得上认真。比如我手头的这本《爱与同情》，实在是太好了。我分明已经看见，茨威格这位情感大师，捏着最细的银针，一下一下把人最隐秘的情感，拨弄得纤毫毕现。我一向认为，中国人是含蓄的，尤其是中国女人，尤其是中国女人在爱情方面。可像《爱与同情》（还有《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这样直达情感深处的作品，为什么出在奥地利的茨威格之手而没有出在中国作家之手呢？这本伸向灵魂的《爱与同情》，因直指灵魂，所以它虽然深藏几十年，蓬头垢面，但仍然是鲜活的。我与它再次邂逅，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只是，我觉得它的原名《心灵的焦灼》更好一些（这是另篇稿子中的话题），不知道张玉书老师翻译时为啥给它换了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