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奶奶

关于奶奶，在我的记忆中，是少得可怜的，只能从亲人断断续续的口中、我儿时短暂的印象拼凑大概的模样与形象。她太渺小、太微不足道了，以致于历史对她也充满了吝啬之情。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对于一个普通女人，尤其对于一个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农村普通女人，时间、历史、岁月对她吝啬到了仅仅只愿意留下她的一个姓。在一百一十年前辛亥革命后不久出生的奶奶，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去世的时候，墓碑上显眼之处镌刻着简约的符号：黄汪氏。名字是没有的，姓氏也是排在夫家后的第二位，甚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血管里流着一部分汪氏家族的血液，我不清楚这是出于哪一方面的考虑。是否是伯伯们及父亲忘记了他们母亲的名字，还是那时的风气风俗只容许一位老太只留下姓氏，或许是其他无人知晓的缘由。总之，历史是如此的小气，个人在浩瀚的海洋中，只是微弱的一滴，随时干涸或走在干涸的路上。除此之外，再也没有能在岁月的流逝之中剩下些什么琐碎来。

作为旧式的农村妇女，裹脚缠足在奶奶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正如作家杨杨在《小脚舞蹈——滇南一个乡村的缠足故事》所言，“许多村庄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奇妙的缠足史”。奶奶个人的历史，也是一部微型的缠足史。奶奶那备受摧残早已变形没有一丝血色的脚，我是见过的，我也见过她把她小如粽子一般的脚如何缠上又如何解下。长了又长的，粗糙得不能再粗糙的布，一遍又一遍从她一对形似三角体的已经不能称之为脚的，丧失大部分功能的器官上，缠上解下，解下又缠上，周而复始，无限循环。我曾经好奇疑惑心疼地问过奶奶一连串问题，“为什么要把脚包成那个样子？”“包成那样不难受吗？”“不会影响你干农活吗？”“洗脚不麻烦吗？”，而我似乎从未得过什么准确的答案，她心理或许明白，或许更多是不明白。那时候的黄龙还是典型的农村风貌风物，还不叫黄龙社区，还没有划入县城驻地的镇现在的街道管辖，与城隔着的几百米，县城与农村泾渭分明，工人与农民楚河汉界。那时候的村与县城之间，还留有大片大片集中相连的肥沃土地，长着色彩斑斓的蔬菜瓜果，蛙声一片，蚊蝇成群，田埂上长满了野草，开遍了野花，茂密茂盛的根、叶、杆径延伸到了清澈见泥的沟渠里，淤泥上面有鲫鱼、花鲢鱼、虾，里面躲着泥鳅、黄鳝，有时甚至会出现水蛇。那时候村上劳作的农民比拼的依旧是体力的大小，锄头、镰刀还是千百年来常见的农具。那时候裹小脚的，也不止奶奶一人，邻家的，邻村的，都是有的，都是一群一群的，一伙一伙的，是一辈人的集体行为，是一个集体或几个集体的集体记事、集体仪式。集体的事，不一定能找到确实的理由，这个确实的理由也不一定是存在的，更多是模糊的未知的不可言说的。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指出：“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正如此，归属感，是我猜测为什么奶奶及一个集体裹脚时首先涌出的词，所谓的“归属感”，不过是在苦难的生活上又添加了一剂毒药。这剂毒药，似乎毒效有限，至少表面上看没有造成什么恶劣的后果。作家杨杨发现，“在更早的年代，小脚老太太们还下田薅秧、上山炼钢铁，在田里车水，在马路上蹬三轮车，凡是男人们能干的事情，她们都能干。”杨杨的故乡在通海县六一村，与我的故乡黄龙村相隔不远，六一村有的，黄龙村必然也是有的。这些不容置疑的伤害、这些不可思议的事实、这些不可辩驳的历史使我深信不疑它们共同诠释了奶奶要强、不比别人差的个性，即便在我能记住事情的年纪，奶奶已经老了，不再干什么重活、农活，我依旧深信不疑她的努力、顽强与坚持。小脚老太太们能干的事情、男人能干的事情，她一样也干得来、干得好。

是的，奶奶始终是以一个强人的形象占据着我的心房的，尽管在她离世时，我的年龄还只是六七岁。而强人背后的辛酸苦辣，迟钝的我是后来慢慢感受到的。不可以想象的是，在爷爷离世后三十多年的日子，她是怎么熬过这一秒秒、一分分、一时时、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的……。奶奶一生唯一的男人就是爷爷，爷爷沉默寡言、木讷、老实本分，但干活扎实、肯吃苦，这些特点让旧社会地主家无论是雇长工、雇短工，都喜欢雇他。但他的饭量也比一般人要大得多，流汗多吃得多，活也干得多。而后面的这个特点，没有人会想到，却要了爷爷的命！那是在一九六零年代的一天，身体健壮的爷爷在吃不饱饭的年代里，倒在了土地里，以这样惨烈的方式和他的时代、他的土地、他的亲人告别。据说爷爷倒地的当时就已经没有救了，一瞬隔开了生与死，如此之近却又如此之远。我想，在此之前，爷爷大概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把不多的粮食留给了妻儿，日渐一日口粮的减少，侵蚀了他原本健壮的身躯，苦苦支撑到倒下一天不过是时间的问题，早晚会来的事件。父亲每每在喝米汤时，想起他的父亲，我的爷爷，总不免叹息，“要是当时，有那么一口汤，你爷爷或许就能活下来了。”

活下来，如何活下来？走的人已经走了，接下来，活的人还必须得活，但如何才能活下来？三个伯父加上我的父亲，成年的尚还不能独立，读书的还在求学的路上，最小的刚刚学会了走路。四口张开的嘴，落在了这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肩上，她来不及悲伤，来不及痛苦，面对着为数不少的田地，只能是孤身一人，咽下了所有的苦和泪。田地已经不能满足养活奶奶及伯父们，在特殊的年代里，奶奶开始偷偷摸摸躲躲藏藏做一些小生意，以补贴一些家用，她一个文盲，不识字，但算起账来，不用算盘，那时也没有计算器，她用心算，往往别人还在拨弄算盘的工夫，她早已心中有数，且从来也没有出过错，令村里的老少男女羡慕嫉妒没有恨。善良的父老乡亲，对这个女人的遭遇充满了同情，看着她拉扯四个孩子不容易，也就睁只眼闭只眼，对她的行为没有过度干涉。

奶奶一生养育的四个孩子，也算是给她争了气，跳出农门的居多。大伯父成为教师吃上了皇粮，后来又改行去了粮食系统，二伯父是家族那一辈人唯一的大学生，上的是师范大学，三伯父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结束后，刻苦补习失去的时间，抓住了最后的机会，于千军万马中闯过了独木桥，考上了师范学校。父亲作为最小的儿子，一路上跌跌碰碰，最终留在了农村，留在了北面为湖、南面是山的黄家营。父亲曾试图着离开这里，离开这世世代代的土地，在当兵热的时候，他参与了。他是否能够知道，六百多年前的一天，来自南京柳河湾的士兵，卸了一身戎装，握起锄头，一锄挖下去的这个地方，从此寄托了黄家数百年的乡愁。数百年后，他想以同样的方式离开，正如数百年前，他的祖先以同样的方式进入，但他终究还是因种种原因失败了。而一个深藏山中的水力发电厂的建设，又燃起了父亲希望的火花，这也是他曾经离跳出农门距离最近的一次，那机会过去是那么地清晰可见，似乎可以触摸得到，似乎近在昨日。父亲一说起，眉飞色舞。他和村里的几个伙伴，放下用了十几年的镰刀扁担，扔下地里大片大片的烟叶、蒜苗和麦子，跋山涉水去了发电厂，成了临时工人，一干就是好几个月。在这半年还是一年的时间里，奶奶一直没有停止过对父亲的催促，“我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你还是回来干农活了，一家人总是要留个人在家里的”。是啊，一个家总要留个男人在家才像一个家，可以想见，奶奶的恳切、渴望与希冀如何强烈。爷爷去世后的十几二十年来，这个没了男人的家，大儿子、二儿子、三儿子，一个又一个迈出村子，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旁人眼里的幸福，村里人羡慕的心情，却成为了奶奶心里的苦涩。奶奶苦啊！如今，最小的儿子也要离她而去，看看满是青青稻穗洋溢着稻花香的土地里，没了小儿子劳作的身影；看看昔日温馨今日空荡荡的家，小儿子回家吃饭的事情不再重现。奶奶心里真是苦啊！而父亲，面对着已经年过六旬的老母亲，又岂能了无牵挂的，像无事一样躲进深山，住进发电厂，从此不闻黄龙事？回去是唯一可以选择的路，回去是唯一能让母亲安心的路。后来，与父亲同去发电厂的那些小伙伴，大部分都成为了正式员工，领着退休金，过着相对宽裕的生活，这是后话。

在父亲回来后，在我能记住一点事情了的时候，奶奶已经不再掌管她依赖了一辈子、依靠了一辈子、熟悉了一辈子的土地。她，这个家族的功臣，在功成名就后，不用再为柴米油盐而焦虑，不用担心今年的收成几何明年菜蔬的价格高低。那时奶奶的土地已经分成了几块，给儿子们儿媳们来栽种，大家也商量好，她就由几家人轮流照看照顾，她爱来这家吃饭就来这家，喜欢去那家喝水就去那家。她似乎也没有多少事情，只是缝缝补补，每次都让我帮她穿穿针线，每当穿成一根线，一种窃喜在这个童年的心里油然而生，既有能帮大人干活了的得意，又似乎在心里笑话奶奶这么简单的事情也不会做。殊不知，奶奶老了，奶奶真正地老了！奶奶更多时候是到处走走逛逛玩玩，风平浪静的晚年，儿子们已经成人成家，奶奶吃上了儿子们的几口饭菜，是享过几年福的，这个时候，她与日俱增更加思念因为粮食短缺而逝去的爷爷。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奶奶从来不会缺席，按照人家通知的时间，一个月一次几次还是几个月一次的各村庙会，她都会去参加，一个人跺着小脚，不再健步如飞，不再步履匆匆，但依旧稳健地踏在黄龙的大道小路上，依旧用那一双小脚吻遍了一个又一个陌生而熟悉的村庄。她参加后都会带回一些糖果，糖是那种粉红色纸粗糙包装的水果糖，果更多是便宜的香蕉，苹果偶尔会见到，这些东西而今的孩子早已不新鲜，但那时却是我们难以得到的宝贝。而这些宝贝，大部分都进了我和我弟弟的口袋。或许这正应验她临走时一直放不下我父亲的事实，她是偏爱这个小儿子的，这个小儿子是陪他时间最多的，也是让她最操心的，同样还让她操心的，还有小儿子的两个儿子。毕竟那时候吃皇粮的与干农活的生活差距，不说是巨大鸿沟，也算是显而易见的。

奶奶走了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年，妇女的缠足，男人的饥饿，已经一去永远不会复返了。作为女性姓名符号的“氏”字，也几乎再无用武之地。这，或许就是我在岁月静好的今天怀念奶奶的莫大欣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