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83

1983年7月的一个早晨，屋后山梁上的大喇叭向我发出通知，叫我去县人事局报到。

我是四川统计学校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的毕业生，家住合川县太和区木莲公社农村。合川县原属永川地区，但因上半年行政区划调整，纳入了重庆市的管辖范围，所以我的工作分配也转由重庆市人事局管理。十多天以前，去重庆市人事局报到时，他们告诉我已被分回合川，去原永川地区人事局留守处把自己的档案提到合川县人事局即可。于是我转奔永川，但把档案提回来交到县人事局后，县人事局却叫我回家去等待，等到分配的单位定了，就把电话打到我们所在的公社，公社再通知我。

这一等就是十多天，我觉得这十多天比一年还长，所以喇叭一播完，我立即翻身起床，收拾了两件换洗衣服，早饭也顾不上吃就就匆匆忙忙往太和镇上赶。

家里离太和镇十几里地，当我赶到太和镇车站时，早已汗流浃背了。

那时太和镇还没有专门的车站，担当车站职能是街南大桥头那一小块青石板铺成的坝子。所谓的大桥其实不大不长也不宽，是建在小溪上的一座能勉强双向过车的单拱石桥，说它大，只是相对小溪上游的其他桥而言，因为再往下几百米就是小溪和涪江的交汇口。

我去买票时，售票员说，由于太和镇明天赶场，今天许多做生意的要去县城进货，所以赶车的人特别多，现在买的票最早也只能坐午后那一班了。我跟她说，我有急事，能不能先走，站也行。她说，不行，每班车都计算了站的人，不能再多加了。

无奈，只好等。肚子在咕咕地叫，催我吃早饭了。于是走进最近的一个馆子去吃小面。吃碗小面也不过十来分钟的事，还有三个小时左右怎么打发？我就去丝厂表哥那里，那里离此只有200多米远。

丝厂是一个乡镇企业，改革开放的产物。改革开放前后三四年间，压抑太久的农民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各种农副产品产量呈现快速增加的势头。由于合川县有栽桑养蚕的传统，当时蚕茧产量已经超出了国营县丝厂的需求。为了解决蚕茧的出路，为了增加就业，1979年下半年，县里就决定新建一个乡镇企业性质的丝厂。因为太和区是一个传统的蚕桑主产区，又是名人张森楷创办“四川省蚕桑公社”的地方，那个立着高烟囱还在发挥作用的茧站——起收购和烘烤蚕茧的作用，就是“蚕桑公社遗留下来的，所以，这个新丝厂自然就落户到了太和镇上。

当时规定的进厂硬条件为：2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和集资300元。由于是乡镇企业，所以愿意进厂的大多是农民子弟，和我同届高中毕业的同学，有几十个都成了丝厂员工，甚至有好几个复读的同学都放弃了复读进厂了。

正在复读的我也很想进厂的，但那时的300元钱，对于我的家庭来说却是一笔巨款。父亲说，你想都不要想，老老实实地复读吧！我只好安心复读。

表哥是大姑的大儿子，与我同年，比我大半岁，他家在涪江岸边的沙金坝，坝上产甘蔗产蚕桑，收入远远多于我们，所以他家给他凑齐了这笔钱，当上了丝厂工人，让我好羡慕！

表哥是立缫车间的工人，寒假时我去他寝室玩过。他们的寝室和我们学校的宿舍布置差不多，窄小的房间安了四张上下铺的床。

但我到他寝室却没找到人，他寝室的人告诉我，他正在上班。我又去车间找他，可生产区的保卫不准我进去，后来遇到一个同学出来，我把我的来意向他说了，他又转述给保卫，保卫这才让我进去。

进入立缫车间，表哥他们正在工作。他们一个人负责一台立缫机，索绪、理绪、加新茧、拾落绪茧……手工活很多，要不停地来回走动，看似很忙。但表哥技术娴熟，游刃有余，一边操作，还一边与跟着他走来走去的我闲聊。后来车间主任粟春林巡视至此，我又和他搭上了话。

他也是我高中79级的同学，三班的。我说，不错嘛，都当上主任了。他说，这有什么，你们班的吴从华都当生产科科长了，但哪比不得上你们考上学的。我说，你的认识恐怕落后了吧，都改革开放快五年了，你还没看出，干什么都是机会嘛，将来，没进厂也没考上学的同学和我们比，谁好谁差还不一定呢！他说，那倒是，书读得多的人见识就是不一样。

我就跟着他一边巡视，一边闲聊，仿佛是他的助手。转得几圈，时间快到中午，他请我去食堂吃饭，我说不行，赶车的时间快到了，怕吃饭错过赶车时间，于是与他和表哥说了再见就往车站走。

等了大约二十分钟，车来了。售票员说，司机要吃午饭，吃了饭再上车。早知如此，还不如接受同学的邀请呢。

好吧，你吃我也吃，我去买了两个烧饼来吃。读高中时，我就爱吃烧饼，但是手头没钱，只能半个月吃一次，半背篓红苕换两个。尽管那时农村缺米吃，但红苕是不缺的，于是，每个星期回家拿粮时就从家里多弄一点红苕到学校，积攒两周剩余换一次烧饼吃，做贼一样，生怕被父母发现，说我只顾自己。现在好了，自己工作挣钱了，烧饼可以随便吃。

还好，司机吃得很快，十几分钟就搞定。车门一开，赶车的人就开始拥挤车门。售票员说，有坐位的先上，对号入座，一下又不那么挤了。最后，坐的，站的，挤得不能再挤了才开车。第一次感觉我们的交通条件太落后了——不仅客车的数量不能满足客流量大增的需求，而且公路质量也相当的差，本来不到40来公里的距离，由于弯多路窄，坑坑洼洼，沿途颠颠簸簸，走走停停，竟走了近两个小时才到达县城。

县城车站热闹繁华，“汽水！”……“冰镇汽水！”……“冰糕！”……“冰糕凉快！”……叫卖声此起彼伏。听着叫卖声，我感觉在太和吃的那两个烧饼不经饿，便走进车站外的一个馆子吃了一碗担担面。

去到人事局时，虽然还未到上班时间，但人事局办公室已经有人了。我向他说明自己的情况，可能是早就开好的介绍信，我一说完，他就递给我了。我看介绍信上填的，不是我心念的专业对口单位——计委，而是统计局。

刹那间，心中充满失望！

为什么要失望呢？这和我的理想有关。我的理想是当一名经济师。要实现这个理想，工作和所学必须对口。我学的是计划，当然就希望去计划部门工作。恰恰我在永川地区计委实习的时候，县计委主任到行署来开计划工作会，地区计委的老师便将我引荐给他。他们夸我的硬笔书法和文章都写得好，并向他展示了我去地区机砖厂调查后写的调查报告，还说如果不是马上就要与重庆市合并，等我毕了业，一定把我要到地区计委去工作。那位主任马上就接话说，欢迎毕业后回本县来工作！我当时也没多想，就爽快地答应了。没想到结果却是这样！早知如此，答应重庆市计委，到市计委去工作多好！重庆市计委在我们临近毕业时曾派人到学校来选人，选了三人去谈话，其中就有我。他们说，从他们了解的情况来看，我是很不错的，问我愿不愿意毕业后到市计委？我记着那个主任说的话，就放弃了这一机会。此时，真后悔呀！

那人见我脸色变了，大概知道我不满意，就安慰我说，你算分得好的吗，今年的中专毕业生，只有两个人留在了城里。

我想也是，你一个中专生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家会把你当宝贝，说欢迎你，也许就是那么随便说说而已，岂能当真！况且人家说的是“欢迎回本县来工作”，又没说是计委，这能怪人家吗？

于是苦笑着对那人说了声谢谢，赶紧逃离了人事局办公室。一路上，边走边调整情绪，到了统计局，心情基本平静下来——希望被浇灭，就当最初没有希望好了。

我到统计局报到时，大家都笑脸相迎，特别是一帮年轻人，下班后还为我举行了一个欢迎会。先是他们凑钱请我吃了个晚饭，然后回到会议室开联欢会。联欢会的第一个节目是大家合唱《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欢快的气氛一扫我心中的不快，我决定不再去纠结专业不对口的事，准备向着新的目标——统计师出发！

第二天一上班，局领导就对我的工作作出了安排，叫我跟彭川一起搞农村经济统计——抽样调查。

彭川接近30岁，是我的校友，但比我早了一个年代，读书之前当兵，在部队入了党，退伍回到农村，由基层党组织推荐上学，属工农兵学员，在统计局已经工作七、八年了。

明确了自己承担的工作，我就开始学习做事。为了弄清农村抽样调查这项工作的究竟，我向彭老师提出了两个建议：一是请他从头至尾给我讲一遍；二是请他把涉及工作的所有文件和报表给我，让我自己学习。

彭老师说他不擅长讲解，就从资料柜里抱出一大堆资料码在我的办公桌上。

我也不嫌多，认认真真地学起来，学累了就想去给木莲公社打个电话，叫公社用广播通知家里把穿的给我送来，因为离家时走得匆忙，没有把热天穿的衣服全部带走。等家里面送衣服来时，顺便也好把工作分配的情况告诉家里。

长这么大还从来没亲自打过打电话。“我想去打个电话，怎么打？”我问彭老师。他问我打哪里？我说打太和区木莲公社。他说很简单，按下话筒摇几圈摇把拿起来听就行了。

我去到会议室搁电话的地方，按他说的那样，按下话筒，呼噜呼噜地摇了几圈摇把，拿起话筒一听，里面一个女音问我：要哪里？彭老师在旁边提示我说——太和，我就对着话筒说：太和。她马上就回答我：占线。我反问：占线？彭老师说没接通，放下吧，过会儿再来打。

原来要打一个乡，就要先拨通县邮局，县邮局转接乡所在的区公所支局，支局再接通那个乡。只要任何一个环节占线，就只好等一段时间从头开始。这电话还真不好打，我连打了两天也没打通，郁闷得要死！

打得没信心了，只好给家里写了封信。写信后的第四天，正好是星期天，我没事在办公室看那些快看完的资料，父亲就来送衣服了。

父亲读过一点旧学，算是初通文墨，集体时还是生产队会计，他看了我们的办公室、会议室后，说我们的房子比公社原来办公的地方还要高级得多。

我知道原来木莲公社办公的地方是一座寺庙，名字叫作报恩寺，那里的建筑虽然也是传统的古建筑，但确实没有一处赶得上我们办公的这座单廊式木结构建筑。

我问他自己的工作分配得好吗？他说当然好！能在县里面工作，哪个不说好嘛，生产队的人都说八字先生算得准，将来肯定要当官！

我想起来了，当年算八字那老头叫张八字，他来我们院子算八字时，父亲也把我的生辰八字说予了他，只见他微闭双眼，嘴里咿咿呜呜念念有词，五根手指掐来掐去，几番之后，就说我八字好，长大了会当官。

“这个你也相信？”我问他。他说算的时候不信，现在这种情况不信也得信——只要你今后好好干，完全有可能。

我说你这么说也对，有了一定的条件，任何人，只要他好好干，都能干出一点名堂来！他笑了，看得出，那是一种自豪的笑！

我知道他爱喝酒，中午就陪他喝酒，吃好喝好后，他要忙着回去，我就把他送到了车站。送走他后，又回到办公室继续学习。

我花了一周的时间，大概理清了我将要做的是一项什么样的工作。

原来，农村经济调查是一项统计工作的新任务。是国家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以取得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的农户家庭收支的情况。

抽样调查由国家统计局和各省统计局建立的农村抽样调查队实施。省农调队通过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县和样本户进行调查。我县就是国家抽中的农民家庭收支统计样本，共有120个样本户，分布在全县各地的12个生产队（点）。每个点聘请了一位在本队相对有文化和声望的人作代登员（辅助调查员），指导各样本户及时做好家庭收支情况登记，协助县统计局编制季度报表和年度报表，配合统计局实施其他各项需要的涉农调查。

统计局干部的工作就是：平时到点上去检查督促和指导记帐情况，了解农村改革中的新鲜事，或者完成省农调队布置的专项调查，或者围绕县里的中心工作实施某项专题调查任务；到了季末，就通知各点的辅助调查员，带齐10个帐本，到局里来编制各自的季度报表，经统计局审查汇总后，再向省调查队报送。

“如何？”彭老师看见我往文件柜里放文件和报表，问我，“晓得是怎么回事了吧？”

“有个大概吧。”我说。

“那好，我们到点上去看看。”

“那个点？”

“铜溪。”

铜溪镇是铜溪区公所所在地。公共汽车开了近两个小时，我们没到镇上去，而是在离铜溪镇还有一公里多的地方下了车，然后直接往点上走。我跟着彭老师走了二十来分钟的田间小路，眼前出现一个院落。彭老师说，辅助调查员就在那个院子坐。

还未进院子，辅助调查员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忙为我们驱狗。

“这是我们局新分来的小何，以后和我一起搞工作。”到了院坝，彭老师把我介绍给辅助调查员后，又把辅助调查员介绍给我，“这是老袁，袁承高，以后就叫他袁老师吧。”

“不敢当，不敢当！”老袁一边和我握手，一边说，“欢迎指导！”

到他屋里坐下后，其一边和我们说情况，一边叫爱人烧开水。

可端上来的却是两碗荷包蛋！我本不好意思吃，见彭老师大大方方地吃起来，也就跟着开吃。

吃了开水，袁老师带我们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去走：访农户，看账本，问农情家事。

走访完已过正午，说是到家合计情况，实则是请我们喝酒。

袁老师三十几岁，是个乡村医生，在镇上租得有门面，行医、卖药兼农事，家庭搞得很好，和乡亲们关系融洽，所以在他们生产队没有比他更适合做辅助调查员的了。

袁老师两口子都爱饮酒，量还不小。尤其袁老师，酒量特大，据他自己说，老白干最多喝个两斤的，喝个一斤，轻轻松松。

他当辅助调查员四年了，彭老师算是领教过了，一点都不感到吃惊，我一听说，眼珠子鼓得比牛眼还大，因为我的酒量顶多二两。

经过一番酣战，袁老师以一敌二，屁事没得，彭老师和我则东倒西歪，休息了好一阵才去赶末班车回城。

“农民很质朴。”第二天彭老师对我说，“他们把招待客人的荷包蛋叫开水。喝酒也有学问，在他们看来，酒风就是作风，酒品就是人品。”我记着他的话，跟着他走了大半个月，把全县的12个调查点走了个遍，当然也喝了不少的开水和酒。

走完调查点后，他就叫我去看会议室的墙壁。我说墙壁又不是电视屏幕，有什么好看的？他说看了就知道了。我就去看，看到墙壁上有不少奖状，只是不见一张抽样调查工作的。

“知道为什么吗？”他问我。我说不知道。

他说是缺少统计分析，叫我今后把主要精力放在写统计分析上。

我说不行，业务也得兼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不搞报表，哪来的素材！

他开心地笑了！看得出他对我这个学生还是很满意的。

转眼农村抽样调查三季度季报时间到来。12个调查员到局里来编制和汇总季报表，我认为这是一个理解报表各项指标和了解报表编制过程的机会，于是以调查员为师，全过程虚心向他们请教。

经过这次季报会，我虽然只弄清了报表上指标间的技术关系和逻辑关系，对报表的编制过程也只是初步掌握，但辅助调查员们那种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却深深地影响了我。

季报出来后，我将去年和当年一至三季度的季报资料做了汇总，然后进行了认真研究，写出了到统计局后的第一篇统计分析。

彭老师认为不错，但他说还得交彭永庆副局长把关。

彭副局长有统计局笔杆子之称，他看了我写的这篇统计分析后，就把我叫到会议室，叫我挨着他坐下，然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写得不错，如果把它和当前的时事政策结合起来分析，那就更好了。

明明是写得不行，但他的批评意见说出来却叫人感到很舒服，很容易接受。

我说第一次写统计分析，还未入门，要请他多多指教！

他说，年轻人嘛，都有一个过程，然后，就开始读他改后的文章，逐字逐句地讲解修改的道理。

我对他非常佩服！可听说他还只是个助理统计师，看来自己今后还够得努力！

统计分析发出去后，我对彭老师说，上面不是很重视农村专业户发展吗，不如我们结合到各点指导解决三季度报审查发现的问题，搞一个农村专业户发展情况调查。

他说好，叫我赶快把调查的内容列出来。

我把内容列出来后，他就和我分头去下点。经过一周多时间，我们取得详实的资料。我对资料进行认真研究后，写出了《我县农村专业户发展情况报告》。这个《报告》指出了专业户所从事的专业收入在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中的重要贡献，对其他农户的示范带动作用，以及专业户更好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彭副局长说这个《报告》写得好，肯定能引起县委县政府的重视。

结果，还真如彭副局长所说！《报告》到了县委办，立即就引起了县委办领导对我的注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县委办正要从各部门的年轻人中选择一位秘书，看到这个《报告》后，他们马上就把我作为了候选人。但县委办在征求局领导意见时，却被局领导以才参加几个月，不能仅凭一篇文章就弄去担当那么重要的岗位为由给卡住了。我当然是被蒙在鼓里，后来农业局有位年轻人调到县委办当了秘书，才有人告诉我这事。

我知道后虽然有点失落，但失落感片刻即去。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大概是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农村抽样调查这项工作了吧！

这个小插曲不说了，回到那个《报告》。《报告》报送到省队后，省队也说那篇文章写得好，这可把彭老师乐坏了，还专门请我去喝了一回酒。

到了12月下旬，进入了年报工作阶段。

年报不同于季报，不仅要编制四季度的季报，还要将全年的四个季度的报表进行汇总编制年报。由于国家会根据农村变化的情况对年报指标进行调整，所以年报并不是全年四个季度的简单加总，必须跟着年报指标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正因为这样，在正式编制年报前还得对调查员针对新出现的变化进行培训。

培训他们，也是培训我这个新人的机会。我为了弄清年报表的具体编制过程，就向彭老师建议，直接培训具体操作。

他问我想怎么做？

我说，把12个辅助调查员按两人一组分成六个小组，然后，将去年存在局里的帐页提6户出来，抹去原来的编码痕迹，发给他们，每组编制一户的年报。在编制过程中，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最后，交叉检查每笔帐的编码，发现问题，总结提高。

他赞同我的方案。

正式培训时，我们作了一下调整，就是把参会人员全部弄到天星调查点上去操作，我随机挑了一组进行学习。

在辅助调查员手把手的教导下，我终于弄清了报表编制的全过程：第一步，对每笔帐进行编码，第二步，对相同编码进行汇总填入报表相应指标，第三步，对报表收支指标分别汇总，计算出收支差额和结存，再与帐面余额核对有否出入。

最显水平的是编码。报表上的每个指标都有一个编号，每个指标包括若干内容，每一项内容又对应帐上的若干笔帐，就像牧业收入，养殖业除了水产养殖属于渔业收入外，其他养殖就要归类为牧业收入。记得到还好，记不住就得像电影里的密电员一样，一边翻编码本一边编码。

为了加深对编码的理解，培训会后，我还专门抽时间对编码本进行了学习和记忆。然后又编一些收支帐来反复实战练习，就像做游戏一样，快乐地掌握了编码技能。

熟练地掌握编码技能后，在正式编制年报的汇审会上，我就像彭老师一样，具备了独立指导调查员编制报表和审查报表的能力了。

年报出来后，我利用年报资料又写了一篇统计分析。这次彭副局长没怎么改动，还夸我进步很大！

由于我的加入，1983年，我县农村抽样调查水平大幅提升，第一次获得了省统计局的嘉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