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人的际遇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不同的时代， 人的际遇不同，命运也随之改变。

说来也是，自父母到我们，再到我们的儿女，三代人的主要经历，正好处在三个不同的时代。因而，三代人的际遇都打上了不同时代的烙印，三代人的命运也因此而各不相同。

一

先说说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出生于解放前的三十年代。他们出生在相邻的两个村委会，村名又都以“白”字开头。但两家都不以“白”为姓氏。父亲姓朱，母亲姓陈。俩人结婚时，按照旧俗，母亲改随父亲姓“朱”。

两家人世代都是农民。朱家三个儿子， 父亲是老大。陈家五兄妹，母亲是老三。尽管世道艰危，生活困难，爷爷奶奶还是懂得读书识字的好处。当父亲到读书年龄，就被送到几里外的小学读书。岂奈生不逢时，世道不遂人愿。父亲小学还没毕业，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国民党妄图挽救行将倒塌的腐朽统治，还在垂死挣扎。为了补充兵源，征兵时就连十二、三岁的男娃娃也不放过。由于国民党政府长期欺压人民，人民早已恨之入骨，只望早日解放， 哪还有人甘愿为它去卖命？每遇征兵，都要想尽办法躲避。当时，我父亲年纪还小，却也被选中。为了逃避，奶奶让父亲躲到外婆家。俗话说，躲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这一次算是躲过去了，下一次却再也躲不了。征兵的人扬言说，如果儿子不去，就抓老的。得知消息，父亲年纪虽小，却也能想到爷爷是家中的顶梁柱，若上了战场，再出现个三长两短，这一家人还怎么活？面对这样的情势，父亲不顾家人的反对，跟着征兵的人上了前线，成为一名国民党兵。

到了部队，父亲被分配到一个连队。连长看我父亲年纪小，个头也不大，便心生怜悯，让他做了勤务兵。当兵三年多，行军是常事，打战也难免，好在有连长关照，倒也没有遇到大的危险。后来，省主席宣布起义， 云南和平解放。父亲所在的部队也跟着成为起义部队。

解放后，起义部队集中学习整顿，进行改编。就在这个期间，父亲收到一封家信， 说是奶奶身患重病，很想见一见儿子。父亲向领导说明原委，请了假，回到家，却见奶奶并无一点病态，一问才知，信中所说，目的是要哄儿子回来，不让儿子继续当兵，以免一家人骨肉分离。就这样，从小懂得孝顺的父亲，从此结束了军旅生涯。

过了几年，父亲结婚，接下来就有了我。这时，社会进入了“多快好省”搞建设的特殊年代。县里成立农具修理厂，父亲有点文化，自然就被招为工人。进厂后，父亲跟随木匠师傅东奔西跑，常年忙活在县内外的建设工地。几年下来，家庭是没法照顾，手艺倒还学得不错。三年困难时期，县农具修理厂精简人员，父亲被精简回家，重新拾起农民身份。

就在父亲进厂后的这几年，家中发生了变化。爷爷奶奶与母亲分了家。母亲带着我单独过日子。爷爷奶奶带着年纪尚小的三叔一起过。二叔小学刚毕业就招在县里工作， 给县委的一位领导当秘书，平时很少回家。在那个大干快上的年代，一个女人，独自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幼儿，生产生活别提有多艰难。

这里，我说两件与我母亲有关的事。一件是与两口铜锣锅有关的遭遇。这事发生在大炼钢铁铜的岁月。那个时候，人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实行集体劳动，到集体食堂打饭吃。同时，还土法上马，大炼钢铁铜。有集体食堂，农户就无需生火做饭。所以，各家的所有金属制品都要上交，作为大炼钢铁铜的原料。若是发现私藏， 一律收缴不算， 当事者还要被戴上纸糊的尖尖帽，五花大绑地押解着批斗、游村。母亲就是因为藏匿了两口铜锣锅而享受了这样的待遇。母亲之所以宁肯挨批斗、游村也不交出这两口铜锣锅，不是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只是因为它是分家时分得的唯一家产。有这两口锅，一口煮饭，一口煮菜，这样，分家后的伙食就算开起来了。况且，分家时父亲不在家，母亲一旦将这唯一的家产交出去了，日后怎么向父亲说？母亲将两口铜锣锅藏在不易发现的地方。村干部听说我家有两口铜锣锅却又没有上交，就到家里来催。没有结果，就三番五次逼迫母亲。先是思想教育，不成就刑讯逼供，最后是戴尖尖帽批斗、游村，母亲就是抵死不承认有铜锣锅的事实。最后，村干部又带人来搜家，也一无所获，事情才算不了了之。我家的两口铜锣锅，也才幸存下来。后来，集体食堂解散了，这两口铜锣锅又派上用场。上世纪末期，因为铜锣锅笨重，且又费柴火，就搁置不用了。多年后，人们时兴铜炊具，我就想到家里也有。回家问母亲， 母亲说，几年前当废品卖了。接着，母亲还悠悠地向我讲述了这两口铜锣锅早年的故事。

另一件是关于吃饭的记忆。吃集体食堂那阵，大概我还年幼，按理说，还不到记事年龄。但有一个吃饭的过程，却让我记忆终身。那一天，我独自一人在家，冷风从有裂缝的墙壁上吹进来，让我又冷又饿。母亲从外面回来，将一碗略带热气的饭送到我手上。因为饿极了，接过饭碗，埋下头，一口气将碗里的饭吃个精光。抬起头，见母亲深情地看着我。我问她怎么不吃饭，她说，饭被你吃完了，我还吃什么。母亲话虽这么说，却没有怪我的意思。我有些诧异，不知怎样才好，只是怔怔地愣着，没有动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很多年后，我曾向母亲提起这个事，母亲告诉我，那个时候，城里的一些人家，不知什么原因，被分散下放到我们村。我家的那间房子比较好一些，就被安排给城里来的人住了， 而我们母子俩又被安置到生产队的一间闲置房里。这间房子雨天漏雨，冷天漏风。我记忆中的那件事，就是发生在那间房里。

集体食堂不办了，人民公社这条路还得走。从体制上说，人民公社，就是县以下设立公社。公社之下设大队，大队之下设生产队。生产队是最基础的生产单位。队里的活计， 都由队长分派。每个成年人出工干活， 一天计 10—12 分工分；老年人和年纪小一点的，工分就要少一些。每个生产队有一名会计记工分。各家所得工分，作为分粮、分红的依据。每年大小春粮食收上场后，根据收获情况，除掉上缴公粮、余粮、种粮、集体备用粮外，按生产队总人口平均分配。分红则每年年底进行，按公分来计算。每年的分红水平，大致就是每 12 分工分二角钱左右。分红少的年景，我家可以分得一百块左右， 多时，也不到二百元。每个家庭，主要靠着这样的分红，来支撑全年的花销。可以想见， 父母那一代人，在用钱的问题上，是非得咬紧牙关不可的。所以，老人们常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一分钱掰作两分用”。这话放在今天的人身上，是没有人会相信的。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说的却又一点都不假。我的父母就是这样花钱的，而且还形成了习惯， 终身难改。

除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外，包括副食品在内的一些生活必需品，也实行计划购销政策。与公职人员不同，农民可以养猪养鸡，但消费上有规定，就是上交任务与自己留用对半开。每年冬天，农户养了一头壮猪，须经过公社食品组人员进行等级验收登记，宰杀后， 分成两半，一半上缴食品组，留下一半农户自己食用。若是能饲养两头，则可以交售一头，自己杀一头自用。那个时候，能养两头猪的人家，实在太少。没有粮食喂，又缺少饲料，猪长得慢，也不长膘。所以，普通人家， 一年能饲养一头六、七十公斤的年猪， 已算不错了。鸡，是不能不养的。每年都有活鸡、鲜蛋方面的交售任务，由供销社负责收购。完成了交售任务， 定额供应的煤油、盐、酒、糖之类生活用品才好买。一般来说， 无论是上交猪肉或是活鸡鲜蛋，社员都还是会完成任务的。只有完成了任务，自己才能享用，而且，还可以获得部分收入。布票也实行定额供应，每人年内发一丈二尺布票， 再凭票到供销社买布来做衣服穿。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农民的生活清苦是清苦一些。但人人都一样，所以，人们也就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想要改变一下生活状况的话，那就得更加勤劳，更加节俭。只有更加勤劳，才能多分到几块钱， 只有更加节俭，才能多攒下几个硬币。其他的非分之想，是不能产生的。如你想做点小生意，种点违规的作物，或私自编织点篾货， 做点小板凳之类出售，一经发现，就是资本主义尾巴，必然被割掉。想搞点腐败，就更不可能了。生产队时期，我父亲是财务保管员，多少年来，生产队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在父亲手上进进出出，却从来没有出现一分一毫的差错。联产承包后，财务保管也到此终结。然而，清账后的所有单据，还被他锁在抽屉里长达二十多年，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将它清理出来，连同他的遗物一起烧掉。

随着时间推移，我先后有了二弟和三妹。

有了他们，家里热闹了一些，也给父母增添了压力。我家原本就只有一间房子，随着人口增加，住房就显得拥挤起来。为了解决房子不够住的问题，建盖新房，就成为父母的愿望和奋斗目标。经过十多年的省吃俭用， 到了改革开放前夕，我家才算是新建了三间瓦房。

改革开放，农村发生巨大变化。先是土地承包到户，农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想怎么种就怎么种。接下来是开始发展市场经济， 逐步取消公粮以外的一切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可以放开手脚，或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 或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同千千万万个质朴农民一样，我的父母干活的劲头更足了。就我父亲来说，当年在县农具修理厂学到了木工手艺，回到生产队以后， 依然有用武之地。集体化时期，生产队、大队、公社各级都会有一些建房工程。父亲有手艺，自然就是师傅。按照大队或生产队的安排，带上一班学徒，便活跃在一些建筑工地。渐渐地，父亲便成为远近闻名的木工师傅了。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活跃了，农民有钱的多起来。有了钱，就盖房子，这是中国农民的一大特点。建房人多了，父亲的木活就忙起来，跟着父亲学手艺的人也多了， 就连我的弟弟中考没有被录取，就回家跟着父亲学手艺去了。这样，父亲带徒弟，徒弟又带徒弟，父亲便成为我们地区木匠行内的大师傅。

时代在飞速发展。渐渐地，农村盖土木房子的人少了，砖混结构的“小洋楼”却逐年增多。与此相应，只会建盖土木结构房子的父亲，盖房子的机会越来越少。在父亲带出师的徒弟当中，年轻一些的，或改做房屋装修、或改行成砖工、或改做别的行当。父亲年纪大了，已适应不了社会的巨变，改行已不可能，但又不甘心被淘汰，就在家做一些常用的家具。虽然略显笨重，但做工却属上乘。渐渐地，家中的木制品用具，没有一样不是父亲亲手制作的，就连他和母亲百年之后的寿材，都是他做好放置在空闲屋内。当时我曾说，现在用不着，做了也是接灰尘， 还不如到时买新的。他却说，趁自己还能动， 做了摆着，到时候搬出来就用。

母亲则是家里最吃苦的一个。父亲常在外面做木活，照管不了家。家中的一切农活、养鸡养猪，以及所有的家务活，大多是母亲一个人承担。当过农民的人都知道，农民永远都有做不完的活计。母亲为了做完该做的活计，总是一天到晚忙个不停，也总是有一些活计好像在等着她去做。所以，几十年来， 母亲几乎没有停下过劳作的双手。她就像永动机一样，永远都在不停地运转，哪怕是累倒了累病了，也还要强撑着。久而久之，母亲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无论白天或是晚上， 手中都要有事情做才感到实在，若是闲下来， 静静地坐着休息一会，不到五分钟便打起瞌睡。晚上，父亲觉睡得晚，总是要看电视， 而且看得很晚。而母亲则从来不看电视，也不会看。每当家务活忙完，时间尚早，父亲就会叫她坐下来，看看电视，放松一下，殊不知，她屁股刚落在凳子上，转瞬间就进入梦乡了。我知道，这主要是她终日劳累、超负荷运转的结果。然而，要他放下手中的活计，无论怎样也办不到。

按理说，社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儿女们也早已成家立业。一天天老去的父母，也该安度晚年了。然而，对于在土地上刨食了一辈子的人，他们对土地的感情，早已深深地融入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劳动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命常态。要让他们离开土地，停止劳作，那简直就是要了他们的命。我因工作在县城，家就安在了县城。我每每请父母到县城来住上几天，他们一次也没有答应过。每到节假日或双休，我就买一些食品什么的， 带上妻子儿女回去看望他们。平日里也利用晚饭后的时间回去看看。若是一段时间不回去，他们必定就要到城里来一趟，说是来赶街买东西，顺便来歇下脚、喝点水。其实， 我心里清楚，他们就是专程来看望我们的， 买东西， 只是一个借口。在他们的生活中， 花钱是非常认真的事。我知道，他们这样对待金钱，既不是吝啬，也不是没有钱，而是长期艰苦生活养成的一种习惯。正是这种习惯，让他们每到需要花钱时，都要在手中捏了又捏，捂了又捂。就连生了病，都要到实在挨不过去了，才到村医务室开几片药，打一两针小针水，就敷衍过去了。若是我们知道了，就一定得带他们到城里来看，他们总是说城里看病钱太贵。他们说的买东西，充其量就是买点盐巴、味精之类。就算这些东西，也只有到了非买不可的时候，才去大龙口集市买一点点。他们哪会专程来城里买？ 不过，这倒也好。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会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顿饭， 讲讲话。然而， 饭后，就必然要忙着回去，无论如何也留不住。每次来，母亲都要背来一背篓新鲜蔬菜或是平日里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每当我看到她那瘦小孱弱且又病魔纠缠的身躯上负载着这么一大篓物品，我心里就不是个滋味。

春节，好说歹说，他们才同意到城里来跟我们一起过。过不了三天，他们就非得回去。你道他们怎么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到城里来，整天闷在屋子里面，无事可做。到外面走走，又人生地不熟。这样住长了，怕得病。况且，家里养着的那几只鸡，还在饿着。

进入新世纪，父母年岁越长，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多年辛劳积攒下来的病痛，都集中在晚年爆发。在我和二弟的强烈要求下， 父母才勉强答应将他们的责任田交给二弟家去打理，而自留地却死活都不愿交。他们说， 只要还能动，再老也不脱离土地，留下自留地，种几棵菜，随时都能吃上新鲜的，况且，劳动一辈子的人，一旦不干活了，离死就不远了。话说到这份上，我也只能依了他们。几年后，国家实行免征公粮、种粮补贴， 他们常说，政策好了，可惜却种不了庄稼了。此后，又推行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保、高龄补贴等政策和制度。两个老人也赶上了这个好时光，成为享受这些政策的第一批人。虽然享受的数额不是很大，享受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但却是让二老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获得如此待遇，也算是苍天不负。他们也为此而感到莫大欣慰。

二

我们这一代，正好处在历史转折时期。比起父母，我们的际遇要比他们好得多。我们兄妹三人，都是从苦难中起步，都同时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又在改革开放浪潮中搏击、奋进，新时代的熔炉，将我们锻造得与父母一代有了重要区别。然而，我们血管里流淌着的，还是农民的血液，始终具有农民所具有的那种特质，身上散发着的，还是一股泥土气息，始终抹不掉，洗不净。

在兄妹三人当中，二弟和三妹两家人， 直到现在，他们的身份虽然还是农民，但早已不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式农民了。

就二弟一家来说，成家之后，从父母那里接过了一份土地，种庄稼就是他的一份坚守。所以，直到现在，在自家土地上种点农作物，是每年都在做的活计。然而，侍弄土地，从来都没有成为他家的主业。还在早年的时候，他继承父亲的衣钵，又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开始做家具，能做到如做工艺品那样的程度。后来改做家装，也做到了让同行羡慕和妒忌。他不仅手艺活做得精致， 头脑也被市场经济洗刷得比较灵光。本来， 搞家装，已是一个来钱的行当。他却又改做生猪养殖。在他看来，装修市场难以匹敌生猪市场。中国十四亿人口，绝大多数都离不开猪肉。养猪就成为一个具有广阔前景的行业。而养殖业， 自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 一般都呈波浪式发展态势。只要把握好这一特点，市场需求强势的年份多养，市场疲软时少养。虽然搞养殖也很辛苦，还需要一点科技支撑，但把握好了，就能稳赚不赔。事实也果真如此，通过近些年的打拼，他的生猪养殖，已经有一定的规模，钱也赚了不少。特别是前些年，猪肉价格暴涨，且持续高位， 这让他尝尽了养猪的甜头。

三妹家的情况，与二弟又有所不同。成家之后的妹子一家，曾经在土地上辛苦耕耘了些年，也能温饱，但身上总是没有多余的钱，想做点别的事，总是寸步难行。于是， 夫妻俩先后告别土地，远离家乡，到广东当起“农民工”。曾经的农民，离开土地，进入车间，干起了曾经是国家工人才能干的活计， 虽然也很辛苦，很枯燥，但比起干农活，又算得了什么？辛苦后的回报，也总比盘田种地强得多。大凡经历过农民生活的人，不仅勤劳，吃得苦，更懂得节俭。勤劳，就能获得回报，节俭，就能少花钱。若干年下来， 就存了不少的钱。于是，就回家拆了旧房盖新房，又到县城买商品房。重要的是，随着生活状况的改善，人的精神面貌也在发生着变化。虽然，他们现在还是“农民工”，走的还是一条打工路，但也是一条适合他们的路。我相信，他们还会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出自己的人生新境界。

与二弟和三妹相比，我的人生经历却与他们大有区别。我出生较他们早得多，曾与父母一道，经历了他们没有经历过的苦难， 也走出来一条深受时代影响的人生道路。

就一般人而言，人进入青少年阶段后， 要记住一些事并不难，但要在记忆中铭刻下幼小时的一些经历，确实非常困难的。而我则是相反。成长以后经历的许多事，都如过眼云烟，早已消散殆尽了。而发生在早年的一些事，却记忆深刻。

其实，饥荒无食的时间，不是吃集体食堂时期， 而是在撤销集体食堂之后。那时， 农户遇到的困难着实不小。由于大炼钢铁铜， 农业生产上大刮浮夸风，造成粮食严重欠收， 紧接着是对苏联老大哥实行国家赔偿，致使我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这样，国家和人民都只能勒紧裤带过日子。这个时期，没有粮食吃，就用树皮、树叶、野菜充饥。春夏之交，车前草、蕨菜，是很好的食物。挖蕨根磨粉，制作成食物，准饱又经饿。这些， 都是那个时期过来人的一种经历。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生活状况好转得多。

这时期，我也开始上学读书。我们村里只办一年级班，二至五年级都要到启明小学去读。小学毕业后，我又到大龙口小学去读附设初中。才读了一年，大龙口小学附设初中撤并启明“ 五·七”中学。我又到启明“ 五·七” 中学读了一年初二，这样，初中就算毕业了。

当时，在初中生流行草绿色的衣服、帽子和可以挎在身上的红色语录包。家庭情况好一点的学生，身上一般都有这几样。我们这些家庭条件差的学生，哪怕只要有顶这样的帽子，也是一种奢望。一次，我随父亲到徐官坝供销社，看到那里正好卖着草绿色帽子，我便要父亲买一顶给我。父亲不答应，我就耍脾气，赖着不走。父亲倒是没有生气，而是被一个正在拿着苍蝇拍打苍蝇的人训斥了一番。听到训斥，我转头看了看这个人，只见他的年纪比我父亲大一些，身上衣服虽然陈旧，但很整齐，瘦高个子，面色清癯，既严肃，又儒雅。他的口音，像是普通话，又不像，反正我听不大懂，只知道他是在骂我。经他这一训斥，我乖乖地跟着父亲离开了那个地方。虽然遭到训斥，乖乖回到家，想要一顶这种帽子的想法仍然萦绕在心头。听别人说，用一种植物的叶子舂出汁， 就能把其他颜色的帽子染成草绿色的。我如法炮制，果真染出一顶属于自己的草绿色帽子。说也凑巧，过了不久，我二叔从昆明回来，在带回来的礼物中，就有一个红色语录包，我真是高兴极了。第二天，我便带上草绿色的帽子，挎着红色的语录包到学校，很有底气的样子。

就我们学生来说，参与社会实践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每年的春耕生产期间要发挥作用。春耕时节，大队和生产队都要集中精力抓好农业生产，叫做大战红五月。为了配合春耕生产，学校放农假期间，要挑选部分学生组织一支宣传队，叫春耕生产宣传队，由一名老师带着，创办“红五月战报”，然后到干农活的田间地头去读给人听。所谓战报， 就是先将宣传内容刻写在蜡纸上，再用手推油印机双面印在一张八开纸上。每天一期。为了增强宣传效果，念一段简报，往往还要齐唱一二首革命歌曲。我的字写得稍为工整一点，就被安排去协助简报制作，渐渐地我就学会了刻蜡版和手推油印。再后来，又学会了照着素材编写简讯。渐渐地，我就在我们大队小有名气了。那一年，县上召开一个什么会，我居然被通知参加开会。记得会议是在姚安中学召开，大概开了三天或是四天记不清了。我人小，不知道参加会议要做什么，只知道开会时，跟着人去听，吃饭时跟着人去吃饭。会议结束，听了些什么，全都不知道，只记得会议期间顿顿有肉吃，特别是红烧肉，红彤彤、香喷喷的，特别好吃。回来上学，学校领导说，你能参加这样的会议，是学校的光荣，学校准备在近日内召开个大会，请你在会上讲讲会议精神。听领导这么一讲，吓得我说不出话来，什么叫会议精神？我哪知道啊。为了躲避这次会议，一连三天，我都没敢上学。到第四天，我才提心吊胆地来到学校。幸好，老师也没有找我说什么，我忐忑着的心才算平静下来。

也许是我的上述表现，引起人们的注意，初中最后一个学期刚一结束，毕业照都还没来得及照，就被大龙口供销社的领导招去工作。才一个月，学校开学前，大队书记又找到我，说已经跟供销社协商好，要我到小学去教书，身份是民办教师。什么民办、公办， 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就这样，我当了五年民办老师。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的一天，大队书记到学校通知校长和我，说上级分配了一个读师范的名额，大队决定推荐我去。这样，我告别了我所在的白家屯小学，到了大姚一中附设师范班报到。中学办师范班，就如小学办附设初中班一样，是新事物。上一届两个班， 完全按照中等师范的学制和课程办班，名叫“红师班”。我们这一届也是两个班，按照课程设置，分别叫做文史班和数学班。文史班专修文史，数学班专教数学。我读的是数学班，学的自然就是数学专业。

在大姚一中的两年读书生活，对我后来的人生产生了较大影响。说起来，在中学校里办师范专科班，本身就有点不伦不类。况且，我们这些学生，学习基础不一样，有高中毕业的，也有只读过初中的。年龄差异也大，小的不足二十岁，大的可能是三十岁左右。面对这样一群人，怎么开展教学，的确是个问题。然而， 教我们课程的那些老师， 却能有条不紊地开展教学，这的确让人佩服。就拿我们数学班来说，上课的老师有四个， 专教代数和高等数学的是吴大年老师，专教几何学的是刘成英老师，上政治课的是罗国民校长，还有一个体育老师姓名已记不清了。在这几位老师当中，吴、刘二位先生的知识非常专精， 尤其是吴大年老师， 知识渊博， 又精通音律，板书潇洒漂亮，讲课的节奏感非常强，能把枯燥乏味的数学课讲得既浅显明了又富有音乐感，感染力特别强，全班学生都非常喜欢听他讲课。更为重要的是，他充分考虑到学生的知识基础上的差异，实事求是地制定了以高中和大学一年级的知识为重点，以小学、初中知识为基础的教学计划， 从有关数的概念入手教学，这就让我们这些基础薄弱的学生也能跟上他的教学步伐。正是有了这样好的老师，一个只有两年初中学历的我，不仅能够顺利完成每一阶段的学习任务，每次考试，都还算过得去。

除了上好数学课，我还喜欢文史班的一些课程。我利用空余时间，通过文史班好友的帮助，向他们班的老师学习文史知识和写作知识。有一位姓杨的老师，对我帮助很大。

一有空余时间，我就会向他求教。他还将一本很厚的大学历史教科书借给我，要我慢慢读。这本书，讲中国历史，是通史类，却又收录了丰富的史料，既有很强的学术性，又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这本书，我随时看，直到毕业几年后，得知杨老师将要调刚成立的大理师专任教时，我才通过好友将书送还给他。另一位教写作的女老师，编写了一本写作教程大纲。我很想讨要一本，就和好友一同到她宿舍拜访。那是一个雨天下午，我们敲门进去，老师很热情，又是让座又是倒水。好友向老师介绍了我，说明意图，老师欣然送我一本。她的丈夫也是一个教语文的先生。他跟我们谈论了一些写作的问题。其中，他以我们姚安坝子东山山脉为例来讲述观察对写作的重要性，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说， 姚安东山，不仅高大，还连绵起伏，就像一座巨大的屏风，在秋天阳光照射下，显现出一派莽莽苍苍的气象。如果写姚安风光，能抓住这个特点来写，就能写出特点。这番话， 数十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忆犹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下旬，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步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此后，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党和人民的各项事业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迈入发展的快车道。

就在这年的十二月底，我从大姚一中数学班毕业回到姚安。再次踏上从教之路，直到一九九五年离开教育系统，先后在仁和中学、大龙口中学、县教研室工作了十七年。这十七年，正是我国教育系统恢复、整顿和改革、发展的变革时期。我作为一个推荐读师范，然后毕业于历史转折关头的年轻教师，为了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工作，曾经奋斗过， 也倾注了心血，留下了一些难忘的记忆。

记得，我们刚从师范毕业回来，正赶上教育系统开展社教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于是，同时回来的同学，只分配了一部分人的工作，留下一部分参加社教。我和另一个同学被分配到适中。我心想，有了这次社教，后面的分工，大概也可以定局了。我那个同学，原本就是适中人，回适中工作，他自然高兴。而我家在坝区，一旦留在适中，离家实在是太远了点。那个时候， 从县城到适中，还不通公路，只有一条崎岖山路，爬坡过坎的，极为难走，走快一点， 也需要大半天时间才能到达。适中公社教育组就设在适中小学。小学里有一个教附设初中的李老师，老家仁和，到适中地区教书已近二十年，一直盼望着调回坝区，不知申请了多少回，都没有调成。这次我来，他格外高兴。拉着我的手， 激动得没头没脑地说， 这回好了，你来了，我就可以下山了。他还说，我来的时候，就跟你差不多年纪，现在， 都成老头子了。

这次社教时间不长。临近学期结束，县教育局就通知我们回县局接受分配。结果， 我被分配到仁和中学，就是那个李老师的老家。当我听到调令，禁不住想起李老师跟我讲话情景，心想，这回，李老师恐怕又要失望了。

春节过后，我背上行李到学校报到。我接手的是初三年级的数学课。这是春季学期， 是初三年级最后一个学期。第一次教初三年级，是一次不小的考验。自从恢复高考以后， 中考也同时实行了统一考试。这就给中小学教育带来了竞争。面对只有一个学期的教学压力，我只能以真诚的态度，虚心地向有经验的老师求教，倾心掌握学生学习状况，精心研究教材和教法，有计划的在前半个学期内教完本学期课程，然后用后半个学期来复习和整理知识。花了功夫，总算较好地完成了教学任务。新学年开始，我从事两个班的数学教学，还当了个班主任。通过三年辛勤付出，学生毕业后参加统考，成绩非常喜人。我也有幸参加了县教育局组织的教育教学考察团，先后到楚雄一中、昆一中、昆三中、昆八中、云锡一中考察学习。通过听名师讲课、参加经验座谈，让我比较直观地了解掌握了全省一流学校的教学状况。

然而，这学习考察回来后，我却告别了数学教学，开始改教语文课。原因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源自于我对文史学的长期爱好。追溯起来，还在读附设初中的时候，我就迷上了文学作品。我有个舅舅，虽然读书不多，却买了很多文学作品，几乎那个时代能卖的长篇小说，在他家里都能找到。我每次去他家，都要带上三五本回来。每天上学， 书包里都会装着一本小说。不仅课余时间看，上学路上也边走边看，晚上更是必看不可的。那时还没有电灯，夜晚照明，用的是自制煤油灯，即：用一个墨水瓶子，在瓶盖上钻通一个洞，穿上用棉线拧成的灯芯，加满煤油，擦亮火柴，点着灯芯，室内就有了光， 虽然没有后来的电灯亮、油烟又大，但那个时代，这就是最好的照明。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就着这样的灯光，一看就是几个钟头， 甚至是一个通宵。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读师范前夕。诸如《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红旗谱》《金光大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春秋列国传》《水浒传》《封神演义》《隋唐演义》《镜花缘》……等等，都是那个时候读过的。到大姚读师范，又在老师的指导下，开始读一些古典文学和古代史方面的书籍，既培养了爱好，也扩充了知识。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受到现实教育形势的影响。改革开放后的形势发展，对我们这一代人形成不小的压力。我们这一代人，从读师范到参加工作，正好处于时代转折点上。上学时间处在恢复高考的前一年，实行推荐上学，名称是中专，学的却又是专科，是文革时期的最后一个怪胎。改革开放后，各项事业逐步走上正轨，教育界狠抓教师队伍建设，我们很快就成为不合格教师，至少，在学历上就不符合要求。按照规定，凡是“文革”期间入学的师范院校毕业生，都必须参加在职教育培训，通过资质培训考试过关者，才能从事教育工作。如果学历不达标的，还必须取得相应的毕业证书，才是合格的教师。资质培训，初中由县教育局组织培训，小学由各区教育组组织培训。考试则由县教育局统一组织。考试八十分以上为合格，发给培训合格证书。在仁和区，我被区教育组确定为区内的培训教师。从县级来说，我又是一个不合格人员，还得参加县上的培训与考试。结果，我和我负责培训的人员都通过了考试。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在中学教书，若不取得相应的学历证书，还必须参加这样那样的培训或考试。几番折腾下来，终于促使我放弃数学教学，决心通过改教语文后，边教边学，通过自身的努力，重新获取一个被认可的学历证书。就是怀揣着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开启了语文教学生涯。一年后，我调大龙口中学，教的还是语文课。一九九○年八月，我调入县教育局教研室任中学语文教研员。此间，我参加了省教育厅组织的成人高等自学考试，获得了云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证书。

多年从事教育工作，让我对学校产生了难舍之情。在离开教学生活的时候，我确实有些恋恋不舍。说实话，从仁和中学到大龙口中学， 十二年间， 我都与学生朝夕相处， 无论是积极上进的，或是不求上进的，我都对他们倾注了一份心血。在日常教学生活中， 我与学生们教学相长。在教授他们知识的同时，我也在不断提升自己和丰富着自己。这就使我对教书生活多了一份感情。尤其是在大龙口中学的那些时光，最令我怀念。那时候，老师除了上课，吃住都在学校，教学任务重，工作紧张，生活艰苦，但工作氛围、学习氛围和生活氛围都很好。工作上为了取得一个好成绩，各自都在下功夫，又都在互相较劲。课余生活，大家又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学校还组织开展一些文艺活动，编排一些生动活泼的文艺节目，通过校园文艺晚会来展示个人的才艺，既发挥了各自的优势， 又丰富了校园生活，融洽了人际关系，使整个校园充满了活力。有时，学校的文艺晚会， 还到大龙口的一个礼堂公演，受到社会好评。在教书生涯中，我也遇到了众多让我难忘的学生。他们不嫌我教得不好，反而还有许多学生喜欢我的课。他们和我，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许多年后， 一些学生，见着面，我连他们的姓名都想不起来了，而他们却还能认出我来。一些学生， 到现在已是时隔三十多年，他们仍然还在跟我有联系。特别是我退休后这些年，他们时不时到家中看望我，有同学聚会，也都忘不了我这个老朽。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心灵的慰籍。

调入县教育局教研室，我的工作对象变了，工作内容也跟过去不同。但终极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增强办学效果，培养更多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 教研员也是老师。只是他直接面对的，不是向学生传授知识，而是要帮助老师改进教学， 提高教育教学能力，在有限时间内，获取更好的教学效果。因此，这就不单单只是教学方法的问题，更是更新教育观念，转变教育思想，创新教学思维的问题。在日常教学活动中，教学方法，是每个教师备课和讲课都必须考虑的问题。但由于教学工作的习惯性及经验性，会导致很多教师对新观念、新思想、新思维的接受存在差距。在这种情况下， 要让他们自觉运用新理论和新观念来研究实践问题，往往会出现两个极端：要么按习惯办事，遵循常规教学，改进教学成为口号；要么就是搭花架子，华而不实，课堂上热闹，课后学生收获不多。这就说明，不切实掌握新理论或新理念，要切实改变方法、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几乎很难办到。而我国办学历史悠久，形成的优秀教育思想非常丰富。过去， 传统的教育思想， 曾一度遭到批判， 但随着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一些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又引起人们的重视。八九十年代，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教育思想的前提下， 结合各地的教育改革实际，开展新的教育探索已成风起云涌之势，各地涌现出来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模式、新方法比比皆是。我县的一批年轻优秀教师，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也在进行着自己的探索。如何将先进有用的东西在我县总结、推广，让越来越多的教师接受，从而带动教学现状不断改观，就成为教育工作必须解决的大问题。这就决定了县教育局教研室的主要任务，就是不但要推动上述教育思想的传播，还要及时发现、总结、推广我县广大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涌现出来的鲜活经验，使之尽快变成推动我县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的巨大动力。担任中学语文教研员五年，我和同事们一道，主要干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功夫不负有心人，事实充分证明，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一九九五年，我的人生发生重要转折。它彻底结束了我的从教生涯，让我从此步入行政行业。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改变，完全是源自于我职责外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一年中期，县上要召开一个教育工作会，对实施“两基”工作进行阶段性总结，同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部署。会议筹备阶段，需要由教育局负责起草县委书记的讲话和县长的报告。初稿形成，报经审阅，又返回县教育局修改完善。局领导的作风也很民主，就召开了一个全局职工参加的征求意见会，会上宣读了两个材料，要求人人都发表修改意见。本来，修改完善这两个材料，是起草人的事，其他的人是不必当真的。但向来为人老实直爽的我，就直率地说了我的看法。我认为，县长的报告，从框架到内容安排都比较适当，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材料。只需要对文稿中的个别提法作修改就可以了。主要是文稿中谈到要坚持多渠道解决“两基”办学投资问题时说：“要坚持三条腿走路，多渠道筹措办学资金”。我认为，“三条腿走路”的比喻不恰当，一个健康人怎么会三条腿走路？只有老人或者病人才需要借助拐棍。大家认为有道理，但又说这个提法是政府领导加进去的，不能改。我却坚持认为，也许是领导工作繁忙，审阅文稿时没来得及句斟字酌，我们把它改合适了不是更好吗？在我的坚持下，同意改为：“坚持两轮驱动，分级办学，多渠道筹资”。其中，“两轮”指的是党委、政府，“两轮驱动”，就是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同时发力。“分级办学”，是当时的一项教育政策，“多渠道筹资”，是“分级办学”必须履行的职责。这样修改后，报经政府领导最后把关，得到了认可。对于县委领导的那个讲话稿，我持否定态度。我认为，文稿站位太低，只讲一些工作事务性的话语，与政府领导讲话没有太大区别，不符合县委主要领导的身份。我的意见得到认可，但重新撰写讲话稿的任务也就不可避免地落到我的头上。我也无法推脱，只能勉力而为。按照时限，我完成了讲话初稿，由筹备组呈交县委主要领导审阅，很快得以通过。县教育工作会召开之后，教育局的工作任务更加紧张， 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不停地忙碌着。一天， 局办公室通知我，说是接县委办公室电话通知，要我到县委办去一趟。我不知道去干什么，一路揣测到了县委办。一位领导已经在等我。一进门， 就问我的姓名和工作情况， 然后直截了当地对我说，县委办公室人员少， 工作任务重，现在又正处在传达贯彻中央全会和省党代会精神的关键时期，要借调我来办公室工作一段时间，县委领导已同县教育局作了协调，要我从此刻起就到县委办上班， 别的事情不用管了。在县委办工作了几个月， 我向领导提出要回原单位，领导却做我的工作，要我调到办公室来工作。此时的我，已年近不惑，家庭又多有不顺，所以，只想返回教研室，继续做我已经熟悉了的那份工作。就这样坚持了半年多，领导还是在反复做我的工作。最后，我只好答应调动。这样，组织部门很快就把我的人事关系转到了县委办公室。从此，我告别了教育生涯，开始了新的职业。

自从进入行政行业，我先后有了县委办、县人事劳动局、县人大常委会机关的工作经历。这就使我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了。

在县委办，我主要负责文字工作。这是一份十分辛苦的差事。许多时候，它需要你站在领导的位置上思考问题和看待问题。这就要求你必须紧跟形势，及时而又深入地学习政治理论和各级党委的决策精神，全面深入地了解掌握全县各级各方面的工作情况， 及时把握领导思维和领导意图。只有这样， 所写作的材料，才能既符合中央和各级党委的指示精神，又符合姚安实际。在几年的文字工作中，我一直坚持这样做，因而形成一种习惯。即便是开始写作某个材料时，心里还没有形成很好的思路，或是缺乏对所写问题的了解认识，也绝不去照搬照抄已有的现成材料。正是因为这样，我的文字工作，进行得非常投入，也非常辛苦。可以说，在县委办工作的六年，是我所有工作经历当中花费心力最多的时段。

进入新世纪，我调入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工作。这几年，正是国家深化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根据省州部署精神，我县的企业改制全面展开。企业改制，最难的是人员安置。只有人员安置好了，改制工作才能顺利推进。人员安置，既要严格按政策办事， 又要用足用活政策。我县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无论是领导干部，或是普通职工，都有很强的政策水平，又有踏实的工作作风， 开展这项工作，倒也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压力最大，也是风险最大的，要算是组织和护送务工人员到广东务工。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一项政治任务，各级政府都有指标任务。落实这项任务，人事劳动部门是责无旁贷的主力军。好在这个时期，我县政府主要领导到广东惠州挂职锻炼。借此时机，我们与惠州的劳动保障部门建立了劳务输出合作关系。为我县的富余劳动力有序输出构建了一条通道， 动员和组织人员有序输出，就成为劳动保障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一时间，我县劳务输出迅速启动，一批批有志于外出务工人员， 在我们的组织和带领下，及时送往惠州和东莞等地。每次组织输出数十人乃至数百人。这些人都是姚安各乡镇临时凑合称的群体， 护送路途中的安全问题，既是压力，也是考验，最让护送者心焦。劳务输出，让我及我的同事备尝了其中的艰辛。

退休前的十年，是工作较为轻松，也是自我丰富的一个阶段。这时期， 按照规定， 年满五十者，不再担任科级实职。于是，我高兴地卸去了身上的重担，组织又安排我到人大常委会机关工作，我心情非常愉快。到人大机关上班后，又被抽调到一个水利工程管理局， 做办公室工作。这一去，又是五年，吃住在工地，很少回城。工程管理局办公室，事务不多，又比较单纯，每天都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自主安排。多年来，我别无他好，只有读书兴致最高，其次是练习书法。所以，我就利用这些时间读书，做笔记，偶尔也写一点与读书有关的文字，然后就是日课书法，向古人学习，向经典求法。五年下来，我不仅学习了众多的文史知识，还在学习书法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了一段路程。

现在，我已退休多年，须发尽白，垂垂老矣，唯有多年形成的读书、写字、练书法这一积习难改。若要说有什么变化，那就是过去的工作这一项内容变成了现在的带孩子、做家务。这，也许是我的命运使然吧。

三

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一代，我们已经步入晚年。我正朝着“人生七十古来稀”的方向走去。二弟、三妹也都过了知天命的关口。下一辈的子侄们，大都已步入社会。

与我们相比，年轻的下一代，遇到的了一个大好时代。可以肯定，现在和将来，我国都将是一个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突飞猛进、社会安宁的美好社会。身处这样的社会，就业前景广阔，就业途径多元，就业环境宽松。这对于年轻人来说，完全可以“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确，单从就业的灵活性来说，现在和将来，都远非我们这代人可比。年轻的一代，真的是赶上了好时光。

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自主择业，灵活就业的今天，也不完全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简单。伴随着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的高度市场化，时代对从业者的要求和选择也更严苛，使得从业的竞争性和残酷性更为突出。面对这样的挑战和考验，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没有一点真本事，没有勤奋进取和脚踏实地的精神，势必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甚至还会败得很惨。正是这样，在年轻一代的人生道路上，不仅会有鲜花，还会有荆棘、有玄机和陷阱。只要稍有不慎，便会遭受挫折，遭受失败，甚至会一败涂地。既然竞争如此残酷， 就业又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又不能不就业。因此，就只有努力地去适应， 积极地去面对。打拼是必须的， 失败了，跌倒了，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愿从自身去寻找问题，当然就无法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不能吸取教训的人，当然也就找不到完善自己和提升自己的方向和途径。不能完善自己，不能提升自己，那就只能在失败中挣扎、在困境中沉浮，既破不了重围，更难看到未来的希望。

机会只会眷顾有准备的人。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必须先具备“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的本领。这个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只有不断完善自己，不断提升自己，本领才能练出来。只有切实练出了过硬本领，才能在激烈社会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得不说，与我们这一代相比，年轻的一代，既有优势，也有短板。由于他们出生和成长的最初阶段，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远非我们那个时候可比。我们经历过的，他们没有，我们养成的一些品质， 他们也没有。苦难，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种经历， 对于他们来说， 则是不可想象的。在日常生活中，每当你说到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之类的话题，他们往往会显得有些不耐烦；每当你说某件衣服还可以再穿，他们总是说你是“老土”；每当你说花钱要有节制、要有计划，他们总是嘲笑你太抠门；每当你要他们多花点时间来读点书、学点东西，他们总是嫌我话太多，太婆婆妈妈。的确，年轻的一代，他们与我们之间，差别真的是太明显了。每当看到两代人之间的这种差别，我就会在心里问自己：我们从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那股泥土之气，是否还能在下一代得以传承？因为，在我看来，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变化，我们上辈遗传下来的这股泥土之气，永远都是一个人练就过硬本领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