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往事

作者/毛克文

一

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九六三年的一天中午，我正坐在我家大门外边的门墩上看书，从大门前经过的几个上级下乡工作队员，被我家的那道大门给一下吸引住了。其中一个戴眼镜看似比较有文化的中年男子指着我家的大门不无赞赏地说，这道大门真不错，山沟沟里保留有这样的大门，这家人过去一定是大户人家吧。我看可以做文物了。这道使这些工作队员如此欣赏的大门，是一道方圆百里之内无与伦比的大门。这道大门飞檐翘宇，雕梁绣柱。左右两侧外墙及过道内墙上的壁画精美绝伦。大门上方高悬着一块两米多高，一米多宽的匾。匾的两侧各镶嵌着一条镀金的飞龙，匾的正中央竖排四个镀金大字：“科贡世第”，何其气派。据说，此匾乃乾隆爷御赐，我的祖上为造这道大门花费了好几千两银子呢。

这座被命名为“科贡世第”的府第，便是我在清水湾村的祖屋。“科贡世第”名副其实。自清代康熙年间始 , 我的祖上家族里曾出过两名进士、三名举人、四名贡生。清水湾周家“周贡爷”之名号，在方圆百里之内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惜的是世事沧桑， 民国年间废除科举制度之后，尽管我家祖屋的西厢房楼上，偌大的两个房间里存放着数万册藏书，什么《四书》《五经》《论语》《春秋》《大学》《中庸》《三言二拍》及各个版本类型的正史野史、医典农技等等，应有尽有， 不胜枚举。但在“周贡爷”的后人中，除我的父亲多少读了几本书之外，其余子孙均认为“读书无用了”而成为文盲和半文盲。

我们清水湾村坐落在一道大山岭前端的山洼里。村庄左边有一条大而深的山涧，山涧里常年四季都汩汩流淌着清澈的泉水。山涧的尽头是一座巍峨的高山，其半山的三道岭岗之上长满了遮天蔽日的古木，由这三道岭岗所构成的两条小山涧便是前面的大山涧的泉水的源头。泉水经年不断地流着，在大山涧的涧口处，也就是清水湾村的左侧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湖泊。滇中地区的人们都喜欢将湖泊、水库叫“海”或“海子”，这个湖泊就叫“兆丰海子”了。水深数米、常年清澈见底。

母亲是二十一岁那年嫁到清水湾村的。她曾经是父亲的学生，比父亲小两岁。学生只比老师小两岁，现在的人听了，也许会惊掉大牙，这可能吗？但上点年纪的人都经历过，其实，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这是一个十分普遍的存在。解放前，穷人家连男孩子都上不起学，更何况穷人家的女孩子。解放后，穷人翻身，其子女无论男女和年龄大小均可以免费入学。当时不仅是农村小学里的学生中有大龄青年，城镇小学里也有年龄比老师还要大的学生。因为他们过去没有上过学，入学后，都得从一年级开始学，十七八岁、二十几岁的大姑娘大小伙也和七八岁的孩子一起读“大羊小羊山上跑，跑上跑下吃青草”，“老师同学在一起，相亲相爱真热闹”……为了普及文化知识，村里还办了农民夜校，让大龄学生白天在小学里学习，晚上也可到农民夜校里一起参加识字， 提前完成初级小学的学业。

二

母亲二十岁入小学之前，就曾在虎街中学做过一段时间的临时“旁听生”，学过识字，有一定基础。父亲和母亲就是在这里认识的。虎街中学设在离清水湾村约三十里地的虎街小集镇里，是解放前夕共产党人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而创办的一所村镇中学。父亲毕业于这所虎街初级中学，毕业后就分到母亲的家乡谷底村小学任教了。母亲也又进了他的班读书。他白天教学生读书，晚上按上级组织安排开展“扫盲”活动，教农民识字。入小学后的母亲拥有两种课本，一种是小学一年级《语文》和《算术》课本，另一种是《农民识字课本》。父亲白天是小学里的教员，晚上是农民夜校的老师。不用说，在父亲的“因材施教”之下，仅一年多的时间， 母亲就能够阅读当时的各种书籍和报刊了。

后来，在父亲调任县百货公司经理之时，母亲怀上我已经有七个多月了。父亲让母亲停学，回家待产。母亲回到清水湾村的家中后，虽然像对待亲生父母一样地对待公婆，但我的祖母对母亲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无时无刻地刁难、折磨母亲。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在旧社会，婆婆磨媳妇是一种沿袭了上千年的社会现象。哪个女人不是从小媳妇在婆婆的一天天折磨中又成了婆婆的。虽然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妇女也得到了翻身解放。但在解放初期的那个年代，婆婆磨媳妇这一不良社会风气依然普遍存在。当然，祖母之所以无端地折磨母亲，除“婆婆磨媳妇”这一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良社会风气使然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祖母认为母亲嫁给父亲，门不当户不对。母亲出自寒门小户，而父亲祖上的祖上则系名门望族。如果不是清末民初，我祖父的祖父变卖了绝大部分田产和房屋，只留下仅够维持生活的少量田地和住宅，土改时，父亲所属之家庭肯定将被划分入地主之列。

祖母身材高大而且挺拔，常常虎着一张老脸，就像别人欠了她的账没还她似的。她不仅对儿媳妇狠，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也那么不近人情。我的一个姑姑因为饿极了，偷偷做了一个火烧粑粑，被我的小叔叔看见，吓唬我的姑姑说要向我的祖母报告。可怜的姑姑害怕了，跳进村边的那个“兆丰海子”里淹死了。“兆丰海子”没有“兆丰”而是“兆灾”了。

母亲生下我刚满月，就依然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她天不亮就起床挑水、扫地、抹桌子，完了还要上山背柴，背柴回家以后还要忙着给一大家子人做饭。尽管如此，祖母从来不给母亲一个好脸色。

三

婆媳不和、家庭矛盾，使得母亲只能带着我离开清水湾村，向着娘家方向的谷底村走去……

接近谷底，母亲老远地就看见我的外祖母站在家门口手搭凉棚，对着我们下山的山道张望。进村后，母亲加快速度奔向外祖母，带着哭腔叫道：“妈！”

“芸芸啊！我的女儿，我的眼睛都快要望瞎了，你终于回来啦！”外祖母抱住母亲和我，带着哭腔说。

母亲背着我随外祖母刚进堂屋，我的小姨从屋里闻声而出，抢在外祖母之前，把我从母亲的背上解下来，抱着我在堂屋里来来回回地串。在厢房楼上读书的舅舅听到声音也跑下楼来，站在小姨旁边用手指头刮着我的小脸蛋，逗我笑。

回到谷底村的第三天，在岭南县建筑公司砖瓦厂任厂长兼党支部书记的外祖父回家来了。他见到我，不像外祖母、舅舅和小姨见到我时那样地有说有笑，那样地笑逐颜开，只是远远地看了我一眼，把身上背着的挎包拿下来挂在房屋中柱上的钉子上，便在火塘旁边坐下，从衣袋里掏出烟锅头抽了一会儿草烟，才扭过头来问母亲：“这孩子起名了吗？”母亲回答说：“起了，小名叫顺顺，学名叫志文。他爹起的。” 外祖父听了没说什么，又继续抽他的草烟。外祖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苟言笑，外冷内热。

四

两年后，我有了一个弟弟，父亲给他起乳名为聪聪，起学名为志武。又过了两年，我又有了一个小弟弟。我的这个小弟弟长得非常乖巧可爱，可惜的是他上嘴唇唇裂（俗称缺嘴），裂口一直延伸至鼻孔处。我很喜欢我的这个小弟弟，他好像也很喜欢我，曾外祖母抱着他时，他总是冲着我笑。可怜他死得早，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仅两岁多点就病死了。那夜，外祖父用一块破席子包裹了他，一手打着火把，一手拎着他，把他送到村外一个叫做鬼磨箐的山箐深处，高高地挂在了那棵七扭八歪，干瘪糟烂了半个身子的歪脖子老松树上。在我们滇中很多地区的葬俗中，不满十岁的幼儿死亡了是不能入土埋葬的，都是统一一个区域，包裹捆绑好后挂在形状怪异的老树树梢上。那句你这个“挂树头”的，就是骂人最恶毒的咒语。我们村外的鬼磨箐也叫挂死娃娃的地方。

五

说到我的外祖父，他还曾经有过一段当红军的经历。那是红军长征经过我们滇中地区岭南县时。当时正在岭南县城郊外一家砖瓦烧窑场做小工的外祖父在一个工友的邀约带领下，便同几个一同做苦工的工友们一起参加了红军的队伍。他们跟着队伍走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翻了很多山、穿了很多林、过了不知多少条河，也参加了大小的多次战斗。来到藏族地区，一个月明星稀的晚上，部队在一座雪山脚下的一个树林里宿营，大家都抱着枪睡了，外祖父却一个人坐在一棵大树下面望着天上的明月伤心地流泪。外祖父不是哨兵，连长查哨见外祖父不睡觉感到有些诧异，便坐到外祖父身边亲切地问道：“同志，为什么哭，是因为当红军艰苦、危险，后悔了吗？”外祖父摇摇头。

“是想家了吗？”外祖父点点头说：“我跟着队伍走的时候，家里人不知道。我家里的人带着两个孩子在乡下一个财主家当奶妈， 也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什么情况”。

过了几天，指导员代表党组织找外祖父谈话，要外祖父跟带他们参加红军的那位工友一起返回岭南，作为革命的种子，到虎街中学加强党组织的力量，从事秘密的革命活动。那位工友姓张，后来外祖父才知道，他还在省城昆明当教员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之所以到岭南来做砖瓦烧窑场的工人，是受党组织的委派，到滇中地区工人中间发展革命力量。他动员参加红军的工人，不止外祖父一个。

外祖父和姓张的工友接受任务后，部队除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老百姓的衣服外，还给他们每人发了二十块银元作为回家的盘缠和活动经费。离开部队的第三天傍晚，银元和身上的衣服全被土匪抢去。由于没有钱住店，一个阴沉沉的晚上，两个人在一个丛林中的山崖下露宿。夜里寒冷，两人衣服单薄，又无被子盖，冻得直打哆嗦，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只好一烟锅头接着一烟锅头地抽草烟，顾不上身后闪烁着的那两道阴森的绿光。天亮了，他们才发现身后有一个脸盆大的岩洞，洞口非常光滑。他们这才意识到，那两道阴森的绿光应该是一条大蟒蛇的眼睛。喜欢夜间活动的大蟒蛇为什么没有出洞来伤害他们，那是因为他们一烟锅头接着一烟锅头地抽草烟。

外祖父和姓张的工友或“化缘”或给人家打短工换吃的，一路上挨饿受冻，狼狈不堪。两个多月以后，他们又回到了地处滇中地区的岭南。进虎街中学后，姓张的工友做教员，外祖父做校工。外祖父将我的母亲带到虎街中学跟他一起生活过两年。张老师教母亲识字，手把手地教她“描红”，还经常把她带到教室里做“旁听生”。也就是在这里， 在虎街中学师从张老师的父亲认识了母亲。

六

母亲很重视子女的教育，从五岁开始，就教我读书写字了，六岁时我已会读会写很多汉字，能流畅地阅读少儿读物。我那时所阅读的少儿读物，也像现在的少儿读物一样，均插有彩图。小铁锤骑日军的马给抗日游击队送信、岳飞大败金兀术、“要钱不要命”的人在汹涌的波涛中挣扎等画面至今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除抵抗外敌入侵的故事书外，母亲还给我买过民间故事、成语故事、寓言故事等方面的书。

一天中午，我和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正在我家大门外面的大柳树下玩耍，黄梅箐小学的解老师突然来到我的面前，他把我的左手拉到我的头顶上，要我够我的右耳朵。我照着他说的做了，可是我无论怎么够也够不着右耳朵。解老师对我说：“看来你要等明年才能上学读书。”我明白了，解老师是专程来找我去上学读书的。我说： “为什么要到明年呢？我会写字，会背古诗，还会做算术题呢！”

“你说你会写字，你把你的名字写给我看看！”解老师似乎有些不相信。我找了一截短木棍在灰土地上端端正正地写出了我名字。 “你能背一首古诗让我听听吗？”解老师高兴地问。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侵古道，……”我还想再背一首，却被解老师连声制止了。他说： “好啦好啦好啦！回去把你妈叫出来吧！”我连忙跑回家把妈妈叫出来。

“解老师来啦？去家里坐坐吧。”妈妈高兴地对解老师说。

“吕老师，你家这个孩子还不到七岁吧？” “是的，刚满六岁。”

“孩子是小了点，但我觉得他可以去上学了。”

“是吗？那就拜托解老师收下他啦！”

这时的母亲，虽是民办，但也已经是名副其实的谷底村小学的一名老师了。她白天在幼儿园教小朋友唱歌、跳舞、做游戏，晚上到夜校“扫盲”。新中国成立以后，“扫盲”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直到后来，我也当上小学老师的时候，还到夜校给文盲和半文盲上过课。

谷底村小学是解放初期为了解决穷人家孩子上学的问题而创办的一所新学校，第一任教员就是我的父亲。但随着大龄学生完成了初级小学的学业，谷底村的适龄儿童每年又都只有四五个。因此，几年后，谷底村小学停办，老师和学生一起并到邻村黄梅箐小学，我也随母亲一起又来到了黄梅箐小学。

七

黄梅箐小学设在黄梅箐村和谷底村之间的一座小寺庙里。这座小寺庙离谷底村约一千五百米，离黄梅箐村约五百米。古色古香的大门上方高悬着的一块横匾，上刻写着“黄梅箐小学”五个行书大字。在我的印象里，这座寺庙虽小，大殿却非常雄伟高大。大殿前的檐廊离院子地面约两米。大殿檐廊前的左右两边各有一株高大的柏树，柏树的树冠高过殿脊。大殿左、右两侧的厢房为三间两层楼房。左、右两侧厢房的檐廊与大殿的檐廊衔接处均有六七级台阶。大殿左侧的厢房楼上是解老师的卧室和起居室，右侧的厢房楼上便是我们的教室。

当时的小学分为两段，一至四年级为初级小学，五六年级为高级小学。我上初级小学一二年级时，大殿里的多尊佛像还完好无损。后来有那么一天，学校里来了许多彪形大汉，他们将又粗又长的绳索套在佛像的脖子和腰上，把一尊尊佛像拉下高高的宝座，佛像轰然倒地，扬起阵阵尘埃。

虽然是两个村的学校，但学生不是很多，一至四年级只有二十多名学生。二十多名学生编为一个班，名曰复式班。解老师教某个年级的学生学习时，其他年级的学生就自己学习。复式班的这种教学方法非常适合我。那个时候，汉语拼音尚未普及，识字要靠老师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就不需要老师那么费劲地教了。当时的初级小学一二年级语文课本上的生字，绝大部分我都认识。老师教别的同学识字时，我就自己阅读课文。遇到一两个不认识的字，我就到黑板上写出来，

让老师教我念。解老师非常喜欢我，他不止一次地鼓励我自学。

入学之前，母亲不仅教我识字，还教我算术。入学后，我不仅语文学得好，算术也远远超过同年级的同学。那个时候不像现在频繁地考试，一个学期只有一次测试，即学期末的考核。那时的考试非常简单，语文无论哪个年级，一律只考作文；数学只考一般的算式题和应用题。期末考试后，老师按考试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将学生姓名用毛笔竖排，写在一张宽约三十厘米的长条红纸上，然后张贴在学校大门外的院墙上，名曰“出榜”。我一直名列榜首。

二年级上学期的一天下午，解老师先教四年级学生除数是多位数的除法，然后教我们二年级学生除数是两位数的除法。我举手得到老师允许后，说：“老师，除数是多位数的除法，我都会做了”。

解老师立刻在黑板上出了几道除数是多位数的除法算式。我不慌不忙地上去，在黑板上把那几道题准确无误地做了出来。因为刚刚开学，解老师马上把我编到四年级。也就是说，我从二年级上学期跳级到四年级上学期。跳级后，每次考试，我依然名列榜首。

八

父亲的人生可以说是从虎街中学开始的。在虎街中学，他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进步很快。中学毕业，他就被吸收为“土改”工作队队员。“土改”工作结束，被组织安排到谷底村小学做教员。做了两年的教员后，又被组织调到岭南县百货公司任经理。做县百货公司经理不到一年，就直接被选调到了省轻工业局工作。一九五七年，“大鸣、大放”群众运动中，开始时是鼓励大家踊跃发言讨论的，有什么说什么，畅所欲言。父亲就针对当时愈演愈烈的浮夸问题发牢骚说：“现在的浮夸风实在太严重了，农村一亩地产几万斤粮，谁信？纯粹就是哄鬼！大炼钢铁铜，把群众好端端的铁锅、铜盆等带铜铁的用具全部没收来砸烂了去炼，山上绿油油的树也砍光了，可铜铁并没有炼出来。这样胡搞乱来要不得。共产党人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可谁也没料到，没过多久，风向变了，“反右”斗争就轰轰烈烈地 展开。祸从口出，父亲也因这几句真话，被打成右派和现行反革命，开除党籍，开除公 职，下放到设在临县的鬼打箐劳教农场“劳动教养”改造。几年之后改造期满，便戴着“帽子”被遣送回到清水湾村老家务农。因父亲的原因，母亲的民办教师也当不成了，被清理出了教师队伍。

九

父亲回乡后，就把母亲和我们弟兄俩又接回清水湾村，跟伯父分了家，我们另立门户。这次的人生变故对父亲打击很大，他像变了个人似的。回清水湾村后，可以说父亲就没有像像样样地挣过几天工分，他尽整些不着边际、违反当时政策的事。因而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受到生产队的批判和打击。母亲不仅要顶着因父亲而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且还要起五更睡半夜地操持着家。她白天挣工分，晚上舂米推磨，缝补和浆洗衣服，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弟兄几人，终因积劳成疾，刚过六十便离开了人世！

到父亲平反落实政策时，母亲坟头的蒿草已长得老高、老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