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城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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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胡正刚新著《南山行》，是其在巍山县南山村两年驻村生活结出的硕果，是外地作家以大理为题材创作的重要收获。整部作品分《驻村记》《西河志》《热血吟》三部分，其中《驻村记》直接取材于南山村的驻村扶贫生活。《西河志》以行走阳瓜江（西河）铺开，是关于红河源人文地理的记述。《热血吟》是巍山明末清初义士陈佐才的评传。
初读《南山行》，我便对这部作品的体裁分类纠结，这是惯性思维使然。按出版社的上架建议，是“纪实文学”。以青年作家李达伟的理解，是长散文。我起初觉得像散文，又感觉与传统的散文划分有明显区别。比如《驻村记》， 既可将之归入散文，又可划为微型小说。《西河志》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严谨的 史志文笔，可归入学术文章。《热血吟》则是陈佐才的评传，也有诗评，不能简单地以“散文”归类。当然，以中国古代“散文”与“韵文”分类，归入 “散文”也未尝不可。时下流行“非虚构”这个词，这似乎是个很大的筐，将
《南山行》装入其中是妥当的。《南山行》的出版发行，有较强的文学价值和学术参考价值，为后人了解大理、巍山的人文历史、自然地理和当下乡村的生活现状有借鉴作用。同时，也对大理的写作者有不同寻常的启示。
《驻村记》塑造了真实鲜活的当下乡村人物群像
《南山行》的首篇《驻村记》，应当是最有份量的，其塑造的人物形象真实鲜活，没有更多虚构加工的成分，这也是当下乡村“建档立卡户”和底层人物最真实的群像。文学与政治密不可分，但文学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脱贫攻坚进程中，很多文学作品成了新闻特写或人物通讯，成了宣传品，太过于强调“正能量”。那些“建档立卡户”在大多作者的“生花妙笔”之下，经过基层组织和驻村工作队的用心帮扶、苦口婆心，“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愚”。从此，这些贫困户振作起来，实现了思想脱贫、经济脱贫，成了脱贫致富的带头人，成为社会主
义的好公民。这令人想起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大多文艺作品，塑造的是“高大全”式的人物形象，与之对应的便是“假大空”，那些作品早已昙花一现，消逝在文学的天空中， 甚至沦为笑柄。
胡正刚《驻村记》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呈现了真实的底层人物形象。尽管在各级各部门和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他们已从经济上脱贫，但在精神上仍然潦倒，使之不再返贫绝非易事，而精神的垮塌并非经济帮扶能够解决。《失语者》中的陈春，是个颇为荒诞的人物，他是土生土长的巍山人，却操着一
夫是个“乡村建筑师”，属于村里的高收入人 群，因为盖房子时从梁上掉下摔死，徐泉从 此与患有酒精中毒症的儿子罗成相依为命。她是个坚韧的女子，想方设法医治儿子的精 神疾病，拼命攒钱想为儿子娶妻。然而儿子 依然不停买酒喝，精神病时常发作。徐泉不 得不请精神病医院将儿子接去冶疗，此时正 是春节在即，母子俩在春节期间恐怕无法相 聚。文章至此戛然而止。徐泉儿子罗成的精 神病治愈没？娶妻没？终成悬念。《霜露繁重 的夜晚》叙述的是两代猎人的故事，喝酒的 “我”和白胜，还有头顶呜呜怪笑的“恨虎”
口流利的粤语，他的母语已从记忆中被删除。 （猫头鹰），在夜晚森林里的火堆旁，白胜讲
他穿得邋遢，魂不守舍，却每天晚上七点准点收看新闻联播，涉及到扶贫举措立即到村委会询问。而在村人的言语中，陈春是个“飞檐走壁的人才，上过十多年大学”，这其实是指他监守自盗，后又坐过牢。他二十多年前在外省小工厂任会计，其间卷走十多万巨款。为了不暴露身份，他选择抛弃了母语， 学习粤语，直至粤语成了他的“母语”，巍山 话彻底从他的生命中消失。最后的结局有些意外，那家小工厂的厂长终于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他。陈春进了派出所自首，宛如流浪汉的厂长也下落不明。坐了八年牢的陈春回到老家后，操着粤语的他形象滑稽可笑。他的老屋风雨漂摇，直至长满杂草。他在建筑工地干活摔伤后，生计无着，过一天算一天， 住着城里的廉租房，还得让村里交租金。他虽然苟且偷生，但他的精神已死。这篇文章用大量的情节铺陈和细节描写，可以当成小说来读。如果展开，可以是部中篇小说。《迷 失的青春》中的徐泉，因为丈夫的意外身亡， 整个人生发生了“乾坤大挪移”。原来他的丈
述了猎手父亲和自己的故事，充满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在某个夜晚，白胜父亲对前赴后继的松鼠与鸟雀展开了血腥屠杀，那是个血肉横飞的修罗场。最后白胜父亲陷入极度恐惧之中，抛下猎枪仓惶逃回家。在油尽灯枯的暮年，白胜父亲在另一个夜晚离家出走， 最后死于他当年屠杀鸟兽的森林里，那支腐朽的猎枪躺在他身旁。这多少具有佛家“因果报应”之意，令人想起著名诗人雷平阳
《乌蒙山记》中的文章，还有云南作家徐兴正笔下的村庄。村民白胜也成为了猎手，但他的枪已上缴，他用弹弓打猎，但他的杀戮有了节制，能满足口腹之欲即可。“我”与白胜在喝酒的过程中，再没理会那些越聚越多的松鼠和鸟雀，文章至此收尾。文外之意应是猎枪的没收和杀戮的节制，是时代的进步， 而白胜和父亲的故事， 应当也会终结。《晨雾》记录的依然是猎人白武的故事，他讲述了捕猎的几种方式，夹杂着狡诈、勇气与神秘，在此过程中，人类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最后的猎人》中的陈二，在某次偷猎过
程中被同伴误伤，经过治疗捡回了条命，然而那些细碎的铁砂进入了血管，随着血液的流动在全身游走，“这个过程产生的疼痛，犹如一场在身体内部进行的漫长凌迟”。陈二依靠认得的草药，对身体的疼痛进行了漫长的治疗，最后用上了草乌和附子，喝起了草乌酒，让两种疼痛在体内交锋，那种暂时的止疼对他身体的伤害日益加剧，使他陷入了濒死状态。最后，他忍受不了越来越深的剧痛， 终于自缢于房梁。这就是底层人物生存状态的悲剧。倘若当初他能到较好的医院救治， 或许能够幸免死于自己的猎枪之下，但生命没有假设。《独居者》中的白富，妻子早逝， 长子吸毒送管教，次子酒精中毒入精神病院， 只剩他独居。为了躲避村里的冷眼，他离开村庄搬到“田房”居住，过着隐士般的生活，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没有手机。当村里有人上吊身亡时，大伙都以为是白富。而白富并未死去，而是在山林里开荒种地逃避孤独。当“我”与村干部带着生活和防疫用品见到白富时，他神情漠然、悲凉，平静地谈论那个上吊死去的人。白富不是诗人，他内心的孤独无人可知，亦无人可解。《牧牛人》中的郭光，是个经验老到的牧牛人，懂得养牛经， 靠养牛赚点钱。他懂得中草药，能给牛和人治点小疾。他喜欢钓鱼，只为钓而钓，不在乎能不能得到鱼。郭光就像旷野村落中的隐者， 孤独而平静， 享受着上苍赐予的生命。郭光的老婆则不同，考核组到她家时，问吃得饱吗？她说吃不饱。考核组问多长时间吃一次肉？她答基本不吃肉。考核组问她，成了“建档立卡户”之后，生活是否有改善？ 她答没有改善。考核组打开她家的冰箱，其间有新鲜肉、腊肉和香肠，郭光的老婆却说
是邻居寄存的。她还会在分红现场会上装病， 惟妙惟肖，清泪长流。这俩口子能长期相守，颇令人费解。由此可见作者观察细致入微。其实在广袤的乡野，这样的家庭俯拾皆是，种地、养牛、儿子在建筑工地干活，女儿嫁到邻乡，这几乎是常态，也谈不上有多贫困，甚至可以说平安幸福。但郭光老婆沉浸在巨大的不平衡与伤痛之中，说明心态有问题。这样的女人在农村里也挺多，嚎啕大哭、撕扯打架、在村巷中痛骂数小时，直骂到声音嘶哑，这似乎成了他们释放压力、对抗孤独和苦难的方式。《拒绝体检的人》也是两个人的故事，罗梅因为首次婚姻失败，患上精神分裂症，上门女婿罗强不堪承受生活重压，喝酒释放压力，渐渐患上酒精依赖症。在反复的醒酒后，他被列入医院定期体检名单，但他却拒绝体检，不愿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疾病，其实他已经出现了精神障碍。《痛哭的人》是个荒诞的故事，陈军的儿子陈金初二辍学，为了躲避读书，办了个残疾证。村里还专门请了学校的老师来补课，让其参加了中考，取得了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的证书。岂知游手好闲的陈金在娶妻问题上却遇到了困难。得知陈金是残疾，很多家庭不愿将女儿许配于他。陈军无奈，又让儿子重新体检， 请民政部门注销了残疾证。但在四村八里， 人们都认为他患有残疾，难以娶妻。陈军又要民政部门给儿子办个“正常人证”或“非残疾人证”，这当然行不通，陈军唯有失声痛哭。这个故事荒诞却又悲苦，儿子要办残疾证，是为了逃避读书。陈军愿为儿子办残疾人证，是为了“低保”。而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却因为这个残疾证使娶妻成了难题。这个故事塑造的农民形象极具代表性。《赌徒》
中的罗万和村人，守着“小赌发家致富，大赌修身养性”的信条，这样的村庄能否小康， 实在很悬。《表情》中的赌徒陈信，是个聋哑人，因为无法言语，面对驻村工作队抓赌时， 他脸上诡异的表情令人难忘。《孤独者》中的陈平，家中突发变故：他儿子在母亲六十寿宴次日死去，母亲（陈平妻）自责病重，儿媳离家远走，孙女有抑郁倾向。尽管有村里的返贫保险，也有儿子生前公司同事对孙女的帮助，但年逾六旬的陈平还是重新担负起全家的重担。文末是“我”与林管员进山巡逻， 见到陈平在坟前哭泣，松涛遮盖了老人的呜咽声。《苦熬》中的陈顺年过四十，与苍老残疾的母亲相依为命，不喝酒是个脚勤手快的善人，喝酒后便成一摊烂泥。陈顺生性和善， 也有戒酒的可能。《奔丧》虽只有一两百字的篇幅，却直指疫情防控政策中的僵化与死板。父亲病逝，外出务工的儿子回家奔丧，却被隔离十四天，隔离期满，儿子只能到父亲坟头痛哭。《被多次提及和验证的死亡》中的苏学父子，属于“整户人口自然减少”，但派出所却拒绝开具证明，几经周折，由工作队与派出所联系，才开具了证明。此事也揭露了脱贫攻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猪食子》中的主人酗酒，不照顾产后的母猪。母猪将产下的猪仔逐一咬死，并吃了其中的两只，后生病死去。这事令人想起中国历史上饥馑年代的“人相食”，从某种意义而言，人性与动物性是相同的。
总体而言，《驻村记》用环境、语言、细节描写、故事讲述等方式，以塑造系列农村底层人物形象为主，真实地再现了当前农村的现状。系列文章中的人物大多由于酗酒、赌博、生病、意外事故、无妻等致贫，丧失
了生存意志，这也是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 作者将这些家庭和人物真实地呈现，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如果不能彻底改变农村的精神生态，在物质上帮扶只能暂时缓解贫困， 而不能解决“精神贫困”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小康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西河志》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严谨书写
《西河志》是《南山行》的第二部分。志
与散文不同，需要客观精准，需要较强的逻辑性，需要大量的资料佐证。在写作这部分之前，作者肯定是下足了案头工夫的。但如果仅限于案头工夫，写“西河志”并无多少意义，因为有县志和水利志摆在那里，更具有权威性。此篇《西河志》之所以能独立书写，重要的原因是作者的田野调查，是以个人经验加考据工夫撰写，便有了独立成篇的价值。
《西河志》包括《红河之源》等 37篇短文。相对于严谨的志书而言，《西河志》写得更为舒展自由。古时，这条河流称之为“阳瓜江”。早在唐代，南诏第一代王细奴逻就被唐王朝赐封为“阳瓜州刺史”。《西河志》中的文章大致可归为几类。《红河之源》《从高原奔向大海》等数篇文章是关于阳瓜江源流的考证。《模糊的源流》《徐霞客的巍山之行》
《溯源红河》等三篇是关于徐霞客在巍山行踪的考查。《< 皇舆全览图 > 中的西河》《他者的视野》《西方人的溯源之旅》《马帮旅行》四篇是关于近现代西方人对阳瓜江的考察记载。
《红河源的发现与确认》《大红河源—额骨阿宝》《用生命探寻》三篇是关于“当代徐霞客”柴枫子发现考察确认红河源的具体过程的书写，包括对柴枫子的认可与评价。“额骨
阿宝”意为“一条弯弯曲曲的水的父亲”，简而言之便是“父亲河”。在中原文化和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文化中，河流和湖泊常喻为“母亲河”和“母亲湖”，比如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洱海是大理人民的“母亲湖”，蒙古歌曲有《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唯独巍山将红河源称之为“额骨阿宝”，体现了彝族文化的独特性。在这组文章中，作者对柴枫子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并引用了柴枫子诗歌《自白》。《沿河行》《在源头》是作者亲自考察红河源的叙述文字。其余文章包括西河流经的城镇、村庄、古桥、寺庙、名胜风物、饮食等特产介绍，巍山古城和巍宝山本是可以洋洋万言的名城名山，其介绍却也简明扼要，体现了作者的高度概括能力。关于土碱生产的文章写得细致生动，可见作者经过深入走访和翔实的了解。《棠梨花粑粑》《深山藏美酒》《百抖茶》三篇，毫不掩饰作者对巍山生活方式的热爱，巍山风味饮食甚多，为何单写三种，可能有作者偏爱的缘故。
《西河志》是一篇“杂志”，没有严格的体例，纯粹按作者的兴趣谋篇布局，有别于志书的写法。这其中有河流、村庄、人物、建筑、风景名胜、风味饮食等，还有个人亲历性的书写，是对《巍山县志》的补充与延伸，无疑对外来人了解巍山、走近巍山提供了借鉴，其中有些文章体现了作者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
《热血吟》从诗文出发为陈佐才立传
明末清初巍山义士陈佐才，字翼叔，是明代奇人，也是大理历史上的著名诗人。陈佐才的诗，远接晋唐，既有慷慨激昂的壮士之心，也有悠然南山的隐逸之志。陈佐才的“义”，体现在他对南明王朝的忠心不二，至
死不渝。陈佐才的“奇”，在于他的“头不戴清天，脚不踏清土，渴不饮清泉”，死后葬于石棺之中。前几年，大理出版了《陈翼叔诗集》，收集了陈佐才留存于世的部分诗作，深受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喜爱。著名诗人雷平阳对陈佐才敬佩有加，在昆明时曾叮嘱我去看是何庵。回大理后，我便组织了巍山十多位文友去拜谒陈佐才遗迹，对陈诗也有研读与交流。
胡正刚先生对陈佐才的评传，主要包括五个部分。一是陈佐才追随黔国公沐天波扶助南明朝廷，热血与悲辛交织的军旅生涯。作者引用陈佐才的词句，表明陈佐才的拳拳爱国心，也有“撑风老干坚如铁，几度凌霜不改节”的民族气节。二是对陈佐才诗歌的整体评介。《以诗歌书写的时代史和个人史》认为“陈佐才的诗集，可以视为他用诗歌书写的自传，也可以当做诗体的时代史。”《长歌一曲黍离词》中，作者认为，陈佐才写诗的初衷，缘于巨大的亡国之悲，并以“瓮中有酒不留残，醉把镆铘月下看。痛绝十年人去后，空余血泪染衣丹”等诗佐证。三是陈佐才诗酒田园的隐逸人生，他的“流水生涯， 浮云事业”。这其中有“邀朋堪饮酒，策杖好寻诗”的洒脱，有“莫若结交山共水，死生常傍不相离”的无奈，有“竹树与梅树，共我为三户”的孤高， 有“栽花遮破屋，插柳补颓墙”的困顿，也有“亲友喜来赠酒肉，妻儿愁去借盐茶”的窘迫。四是陈佐才的交游。这其中有“诗书画三绝”的担当和尚、“明末孤臣”徐交伯、巍山“雪峰社”诸友， 还有遗民、诗人、画家、僧人、道士等，友人甚众。陈佐才也喜欢出游，“我是闲人不得闲，只因问水与寻山”，行踪至大理各
地。五是对陈佐才“内儒外佛”思想的阐述。以《身未如僧心是僧》《亦师亦友的担当和尚》《壮心皆为逸响》等文为证。实际上，陈佐才至死都未走出对南明朝庭的死忠，“明末孤臣，死不改节，埋在石中，日炼精魂。雨泣风号，常为吊客”即为陈佐才的写照。而“相逢老衲休相笑，身未如僧心是僧”的诗句，无非是陈佐才暂时的逃避，与担当和尚等高人的“逃禅”颇为相似。卷末还有作者数次去寻访陈佐才遗迹的记述，有陈佐才后人对“是何庵”的保护与修复过程，彰显着 陈佐才人格与诗文对后世绵延不绝的影响力。
《热血吟》以陈佐才的存世诗文为基础，
从不同的角度切入，立体化地呈现了血肉丰满的陈佐才形象，既是评传，也是读书笔记。
《南山行》的创作特色
简洁、凝练、精准、质朴，融田野调查、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于一炉，这是《南山行》的创作特色，或者也可称之为底色。一是简洁凝练。《南山行》中的绝大多数篇章， 都是短文，甚至有如《猪食子》般只有两三百字的极简记述，这应当有明清笔记小品的影响。当下的非虚构写作，浓墨重彩、长篇大论者甚众，极尽铺陈之能事。胡正刚的精短行文， 应是文体自觉使然。二是用语精准。应当说，精准是学术写作的强项，而非文学创作的特长。在文学创作中，模糊性、多义性、异质性，似乎成了当下写作的流行趋势， 认真推敲锤炼文字略显落伍。但在《南山行》中，用语精准是其重要特色，也是优点。正如诗人于坚提倡的那样，尽量用准确的名词和动词。在写作中，大量的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运用，虽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却也显得虚头巴脑而不真实，《南山行》力避此类状况。三是文风质朴。文风质朴是科学写
作的特点，但在非虚构写作中尤为重要，《驻村记》《西河志》等真实记录的文字，需要不夸张、不掩饰、不杜撰、不浮躁，老老实实地调查，老老实实地写作，方显得真实可信， 这在《西河志》中特别明显。四是融田野调查、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于一炉。比如读
《土碱生产：种盐法的遗存》，从中可知田野调查功夫扎实，既有文学写作的趣味，也有科学写作的严谨。《驻村记》在写作方式上虽借鉴了小说的表述方式，但也可以看出是作者对乡村人物生存状态的真实记录。《西河志》在田野调查和查阅资料的基础上写作，如果没有作者亲历性的文字掺杂其中，完全与严谨的学术写作无异。《热血吟》主要借鉴陈佐才存世诗文，从中体察感悟陈佐才的人生轨迹，既有对陈佐才内心的解读，也有对其诗作的鉴赏，更有对其一生的综述与评介。
当然，非虚构写作是没有边界的写作， 这样的写作方式既有探索，也有冒险，因此存在不足也是情理之中。《南山行》的不足主要是缺乏整体性，《驻村记》《西河志》《热血吟》无论是题材上还是体裁上，区别都很明显，很难融为一体。这三部分都可以再深入， 单独成书，如此便没有割裂感。此外，《驻村记》中有些文章很精彩，但有些文章也略显重复、单薄和粗糙。《西河志》中有些文字感觉较为突兀， 比如《四季》，单独看是篇美文，但其文风却与别的短文大相径庭，削弱了整体性。
身为八零后作家，胡正刚的文学之路还很漫长，具有诸多可能性。自信、勤奋、敏锐、野心勃勃、视野开阔，是这一代作家的特质。假以时日，相信胡正刚定如鲲鹏展翅， 遨游在当代文学的天空。(一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