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 戈

作者：乔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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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浩浩荡荡的十万人的共同赴死。鲜血浓稠，大地仿佛被轻轻地盖上了一件红色的袈裟，西洱河成了一条暗红色的腰带。白头的苍山不语，洱海蕴泪。

在史料记载上，曾记下这样的文字：“白日晦景，红尘翳天，流血成川，积尸壅水。三军溃衂,元帅沉江。”—是的，这不是某部电影里的场景，也不是来自一个文学故事的虚构。

这是发生在公元754年，唐朝和南诏国之间的一场真实战争，因为发生在天宝年间，故史称“天宝战争”。

铁马金戈和西洱河水，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只有湿重的猩红色，勉强挺立在同样血流披面的马背上，将军李宓的心中想必是充满了痛悔和不甘的。天色苍茫，夕阳如血，他勉强用双手扶了扶帽盔和几丝滴着血的乱发，极目四望，带来的十万大军已躺下大半。此刻，他的心情想必是很复杂的，充满了宿命的悲凉感，又充满不得不服气的认命。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所面对的对手是一位非同寻常的人物，一位从少年时期就开始带兵操练行军打战，精通谋略，和父亲征战四方无往而不胜的勇谋之士。如果说征战之前，他尚心存侥幸，但当他真正和对手正面交锋时，那股凌厉的杀气和锐气越空而来时，悔之晚矣。

因为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武力讨伐，为了万无一失，朝廷特地派了熟悉当地情况和对手实力的他，更针对地形派出大量水军，力图水陆齐发，彻底打赢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但是事实无情地证明了他们对对手的智慧和军事谋略还是低估了太多。

是的，历史没有偶然，一切都是必然，更没有如果与时光重来的假设。随着他一声喟叹的中断，身体沉沉地砸在河水之上，他最后看到的，是一道比日光还刺眼的剑光在天空扬起，随着剑光的滑落，天空闭幕，这个世界在他面前永远地关闭了。水花四溅，却无法平息，因为身边的士兵们一个个地倒下。浓稠的红色河流，突然就变得逼仄起来，壅塞不堪。一条猩红色的河水，一片赤红色的天空，一双双血红色的眼睛。

2

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唐李宓带去的十万人全军覆没—这是一个很难想象、也突破想象力的残酷画面。虽是见惯血雨腥风的阁罗凤也不禁长叹，“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以中华礼仪厚葬阵亡的唐将士尸骨，祭奠之；并将李宓葬于点苍山十九峰之斜阳峰，封为西洱河神。自此后，李宓将军就在遥远的西南封了神，往后千年的岁月里，斜阳峰上，受人祭祀跪拜。

这当然不是阁罗凤人生中统帅的第一场战争，也不是第一场取得碾压式胜利的战争，就在李宓之前，一场统一六诏的追逐中，被他率精兵打得四处逃命的越析诏于赠被迫自沉泸水。在这场战役中，他获得了一把惊世绝艳的宝剑，根据史书记载，这把宝剑名叫铎鞘，砍金切玉，所指无不裂也。自此以后，每战，剑必随身。

李宓其实和阁罗凤父子早已是旧识，可是在阁罗凤父子心里，他不过是一个奸佞小人。这一点，千年后的我们可以在阁罗凤留下的《南诏德化碑》里找到其言证：“其李宓忘国家大计，蹑章仇诡踪，务求进官荣。…… 李宓外形中正，佯假我郡兵，内蕴奸欺，妄陈我违背。”由此可见，比之廉颇，卫青，霍去病等，虽然大家都是将军，可将军和将军还真是不一样。不过转头一想，在大唐王朝时任剑南节度使之职的李宓眼里，看阁罗凤父子，大抵也不过是一些不成气候不懂事的边疆蛮夷而已。

如果你去到大理，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天宝公园和将军洞走一走，天宝公园里有仅存的一个“万人冢”，白居易在其《新丰折臂翁》里提过，下文有详述，此处暂略；“将军洞”之“将军”李宓，至今仍祭拜祷祝者众。

历史在岁月的更替中，有时候会成为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误会。

如果时间和心情都足够，还可以去太和村西面的南诏太和城遗址去看一看《南诏德化碑》，碑文里细述了有关天宝战争的起因和南诏对此战的态度——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块碑如今被“吃”得残缺不清。没错，吃。因为有传言说，吃了可以治病，于是附近的村民一旦有了病痛，就会去碑上刮石粉下来兑水喝。也不知道，这些人的病，治好了没有。

枯骨成灰，万人成冢。唯有这千年不化的苍山雪，为这许多亡命异乡的孤魂，日日缟素。

3

在知道这段历史之前，我自认为大理是个我特别熟悉的城市，以前的生活闲适，隔三岔五的会找个由头去大理。现在来看，自然觉得以前喜欢的地方不能不说是确实太肤浅了点，喜欢美食如乳扇、树花、海菜等，毕竟浪漫如大理古城，加之又有苍山雪、洱海月，至于上关花和下关风倒没什么感觉，毕竟风实在是太大了，又冷又干；那些城楼和城墙则不明所以然，也没想追问一下有什么说法。后来慢慢地，对云南的历史有了兴趣，从我们当地的傣族历史开始，一点一点向外延伸，就有了令我吃惊的收获（这样看来，以前的我确实肤浅得很。当然，现在也不见得就深刻）。

“西南夷”进入中原王朝政权的视线，大概是在汉武帝时期，张骞的军事外交出使未遂，却无意中发现了这里居然有一条十分热闹的商道。这条路，可以绕开当时强盛的匈奴直接通往印度。

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就曾在其“入四夷路程”内提过这条通道，《新唐书》卷四十三下有节录。云：“自羊苴咩（今大理）西至永昌（今保山）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至诸葛亮城（今龙陵镇安）二百里；又南至些乐城（今瑞丽） 二百里；又入骠国（缅北）境……一路自诸葛亮城西去腾充（今腾冲）城二百里；又西至弥城（今盈江盏西）；又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今缅甸克钦邦达洛）；乃西渡丽水（今伊洛瓦底江），龙泉水（今孟拱河）二百里至安西城（今孟拱）；乃西渡弥诺江（今亲敦江）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

可见从汉朝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有了接触开始，中原文化就逐步进入西南并且产生影响，在云贵川交界的地方则更为明显，这些地区流传下来的民歌民俗中，显见和汉文化已经融合得很好了。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西南地方民族政权成了让中原王朝比较头痛的问题。

发展到唐朝时期，公元七世纪中叶，吐蕃统一了青藏高原各部后，便与唐争夺四川边境和洱海地区，给唐带来不少烦扰。为了抵御来自强大吐蕃的威胁，唐特意扶持南诏（当时还叫蒙舍诏）统一六诏，成为滇西洱海地区最为强盛的势力，但随着南诏方面的“拓东、开南、镇西、宁北”扩张，实力的快速发展与稳固，唐王朝就和之前的其他所有王朝一样，面临了一个两难的局面：既要联合地方民族政权，稳固边疆，但又恐其坐大，前朝之鉴比比皆是，心结一直都在，矛盾也很容易一触即发。

唐玄宗李隆基不会忘记，发生在公元707年的“唐标铁柱”一事——那是唐中宗景龙元年，对吐蕃忍无可忍的唐朝派出唐九征为讨击使，将其逐出，并拆除漾水、濞水上所建的铁索桥，融成铁柱记功。后来此事被清朝著名民间学者、古滇名士孙髯翁写在了他的大观楼长联里：“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这“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就分别记述了汉、唐、宋、元四件发生在云南地区的历史事件。忆起这片土地上曾发生过的征战杀戮，成王败寇，如今还在的无非是滇池一片月，真正应了那句：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按照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和理解是，一般大规模战争的起因，多半出于疆土之争，扩张之举或皇位之争，让人难以想象的是，这场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点分量的战争，我最先看到的起因竟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云南地方文学史》古代卷里说到阁罗凤起兵一事时，笔者仅淡着笔墨，说：“ 阁罗凤按惯例至云南谒见，其妻遭到云南（今姚安）太守张虔陀的侮辱，阁罗凤气愤，列举张的六条罪状，连表控告，无效，于是起兵问罪，杀张虔陀。”并“取姚州及小夷州三十二”。

如果我们取信于这份文字资料的话，（“百度百科”上所言更甚：“天宝年间唐朝云南太守张虔陀、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残暴的对待南诏，张虔陀还奸淫了南诏王阁罗凤的妻子与孩子。”）那这个事情就让人诸多推敲和费解了：“侮辱”这个词的词性对行为的程度是不具体的，我们也知道，“ 侮辱”这种事情可以是身体上的，语言上的，那具体到男对女，那大致可以框定是两性方面的“侮辱”。可问题是什么程度的侮辱呢？调戏了一下，比如摸摸手，搂了一下腰？还是直接到了最恶劣的程度呢？即算是此行为“未遂”，对于被辱女性的伴侣来说，仍然是一种极强的人格侮辱行为。

但事实上是否真的如此？当我们对现代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强的时候，几乎成为“万能”代名词的搜索软件如此表述会不会成为误导历史的传播者？对这段历史进行多方面的资料究根查底后，关于战争起因，我得出的结论是和以上资料相反的“否”。

我们先来参考一下《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七中所载：“七年，归义卒，诏立子阁罗凤袭云南王。无何，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张虔陀为云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谋，虔陀矫诈，待之不以礼。旧事，南诏常与其妻子谒见都督，虔陀皆私之。有所征求，阁罗凤皆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恶。阁罗凤愤怨，因发兵反攻，围虔陀，杀之，时天宝九年也。”

在此段可考的文字记录里，并没有说其妻被“ 强占”，连涉及“侮辱”的字样都没有，只说因张虔陀多次有所征求，大概也就是吃拿卡要那类，而阁罗凤的政治情商也太低，或者过于高傲正直，居然“皆不应”—试想，如果其妻被玷污，虽然南诏多年来得大唐扶持，才得以统一六诏成为一方之主，这么多年来的基业毁之可惜，但以阁罗凤之血性和地位，如若遭此大辱尚还忍气吞声当没事人，想必南诏国的臣民们从此也看不起这个王了。

除了《旧唐书》此处，还有现存大理太和乡的《南诏德化碑》也可证其事，全文三千八百余字，亦无一字提及其妻有被辱之事。所以阁罗凤其妻被辱导致起兵杀张虔陀，终究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战争此说，基本可以排除了，至于坊间为何如此传扬，则难以究其根源了。

这里插句题外话，和阁罗凤与“天宝战争”情况相似度极高的还有另一个历史事件：大名鼎鼎的吴三桂和他反明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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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时候不曾看过史料，在各种碎片渠道的认知中，总觉得吴三桂是个十分猥琐的男人，既不能保护自己喜欢的女人，又不忠，竟然反叛自己的主子。但实际上的情况哪有这么简单，非黑即白的。

吴三桂出身辽西将门之后，在父亲吴襄和舅舅祖大寿的教诲和影响下，文武双修，善骑射，不到二十岁便考中了武举，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崇祯十七年（1644年）降清，山海关大败李自成，迎清入关，受封平西王；陈圆圆，当时的秦淮八艳之一，色艺双全，名动江左，前半生颠沛流离，辗转服侍于各种男人身侧，直到遇上了吴三桂，才得以安定。

吴三桂之所以引清军入关，坊间流传的版本如下：李自成攻占北京后，这位倾国倾城的美人被其副将刘宗敏掳走，吴三桂得知老父被囚，爱妾被抢，一怒之下愤而降清，正是“冲冠一怒为红颜”来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此段史事确凿，可参考《明史·流寇》：“初，三桂奉诏入援至山海关，京师陷，犹豫不进。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袭破贼将。”陈沅即陈圆圆。于是，在正规军吴三桂和清军联合夹击下，李自成的农民军只有仓皇逃离北京城一途。面上看，确实是英雄为救美一怒冲冠（刘建《庭闻录》记载：吴三桂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但事实上，吴三桂的反明又是否真如坊间传言呢？

我们可以尝试来进行分析一下。第五代南诏王阁罗凤智谋双全，是不折不扣的少数民族英雄，而吴三桂虽然是个很有争议的人，历史上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但也是将门之子，除了很会领军打战，审时度势肯定也差不了。吴三桂当时身处的战局其实很清楚，只有三条路：一是战死殉明，二是投清，三是投李自成。

他困守山海关年余，李自成先清军一步招降吴三桂，送上大量军粮和数目可观的白银，并许诺功成之日给其裂土封侯。吴三桂其实已经动摇了，但进京途中，一路听到传闻，一下是老父锒铛被囚，一下是爱妾陈圆圆被抢，便疑心招降是李自成骗自己入京灭之的策略，思前想后，越想越不靠谱，所以半路才又反了悔。

坊间之所以如此传言，大概是因为这段历史事件被清初文人吴梅村写成了七言歌行体乐府诗《圆圆曲》：“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此曲流传甚广，久而久之，在民间的认知里，吴三桂就成了情种，投清的真正政治权衡原因反倒被忽略了。这两件历史上的大事，却长久以来，以一种误解的方式存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真是啼笑皆非。

好了，再回到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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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长官张虔陀被杀，姚州及小夷州三十二城也被阁罗凤顺手给收了，遭此变故，公元751年（天宝十年），唐派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统领八万军队往击征讨，分两道出戎州（今四川宜宾）、巂州（今西昌），至曲州（今曲靖）、靖州（今湖南靖县）。

阁罗凤从小到大，必定是第一次面对如此巨变，因为从他的父亲开始，南诏就和大唐一直亲善，并且得大唐扶持才统一六诏，册封为“云南王”，如今翻脸，不单杀了大唐的人，还掠了大唐的地，心中肯定也是忐忑不安的。思前想后，还是决定差手下带着状子去剖白冤屈，再三表明自己的不得已，并表示愿再置府城，归还俘虏，以证明自己及其父皮罗阁均对大唐忠心耿耿，主动护边，不愿意与唐为敌的态度，并且把话说得很清楚：“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结果必定就是“云南非唐有也。”

从小饱读中原文化，并且非圣不读的阁罗凤这番话可谓是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把战争的利弊、局势都分析得十分透彻清楚，但这位鲜于大人态度骄横，面对主动求和并且一向忠诚护边的南诏，反而“唯言屠戮”，并囚其使。

阁罗凤毕竟是自小就习练领兵打战的一方之主，眼看这事遇上这么个人，根本没有转圜的余地了，深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紧迫性，于是立即与吐蕃联合，断其粮草，两相夹击，于西洱河大战，唐军八伤其六，这位鲜于大人逃师夜遁，狼狈不堪。（西洱河贯穿于大理城区东西，是洱海流入澜沧江的河道。因古巂人栖居于河两岸，所以原又称“巂洱河”。）

强盛的大唐如何咽得下这口气？尤其是在杨国忠等人的挑唆和谎言下，公元754年（天宝十三年），唐再派李宓率兵十万征讨南诏，而结果是，唐全军覆没——其情景便是此文开头所描述的惨状。

南诏作为偏居一隅的地方民族政权，为何竟然强大至斯，以至大唐三次举兵均以惨败而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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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原因前面提过，公元七世纪时候的滇西洱海周围先后兴起了六个较大的部落，他们同属于乌蛮，蒙舍诏因为地处五诏之南，故又称“南诏”。在吐蕃的不断侵扰下，中央王朝开始扶植历来与唐亲善的南诏，旨在以南诏之强树坚固屏障，可抵御吐蕃侵扰；在此背景下，公元738年，皮罗阁和阁罗凤父子吞并五诏，统一了洱海地区，唐册封南诏第四代王皮罗阁为“云南王”后，皮罗阁便将都城从蒙舍巄嶼图城迁往太和城（今大理城南），又在太和城南端建龙尾关（今大理下关），城北建龙首关（今大理上关）。

这个时候的太和城已成坚固堡垒，背靠险峻巍峨的点苍山十九峰，东临洱海，又有上、下两关作为双翼，便有了超强的军事防御能力。可以说皮罗阁时代就已经为阁罗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阁罗凤自小熟读兵法，又有多次不凡的实战经验，及至公元748年，皮罗阁逝，阁罗凤成为新一代南诏王，次年承袭蒙归义之职时，已是一位拥有成熟经验的军事家了。

此次面对李宓大军，南诏已早早做好了充分准备，就在大败鲜于仲通之后，阁罗凤和群臣分析形势，深知下一次鏖战紧跟着就会来，险恶危难只怕远超上次。商量以后，决定投靠吐蕃。为表忠诚，阁罗凤还将儿子铎传和南诏王室子弟数十人作为质子送往吐蕃，得到了吐蕃的接纳和出兵承诺。

南诏国东西有苍山、洱海，南北有龙首关、龙尾关护卫，唐何履光统领安南军队自洱海东岸发动，李宓则从陆地往邓川方向进逼，意图水陆齐发一战而胜。没想到的是对手强大至斯，比起前两次战争，阁罗凤更加沉稳和成熟，他首先命军将王乐宽等派兵偷袭，破坏唐军修造的舟楫，打击唐军的水师部队，摧毁唐欲从洱海进入南诏的军事计划。王乐宽十分得力，在这一偷袭战中，大唐水师几乎全军覆没。而陆路，阁罗凤正面迎战李宓大军。

对于每一场战争，评估双方实力的不仅仅是人数，还有天时、地利、人和。南诏此时就占尽了这三点优势，他们士气高涨，深知此战关乎国之存亡。阁罗凤亲自率兵，连贵族、女眷均全部参与进来，作战、救援、后勤，力所能及均无观战者。

而长途跋涉、远征而来的大唐军士在进入云南以后，尚未到达目的地，就因为各种水土不服，无法适应西南恶劣的气候，死于瘴气和疟疾，十去二三。这一路行来，弹尽粮绝，又有一些士兵因为饥饿而死，余下的多数没了斗志，加上对连年征战的唐朝亦有所怨愤，怨声载道，一路咒骂，军心涣散，如何斗得过这气定神闲、适应边境气候的南诏及吐蕃精兵？

南诏军队和吐蕃大军已制订好作战计划，内外相应，以掎角之势包围唐军，只等李宓率军前来，做这口袋里的饺子。此战中，李宓的长子李贞元任副总兵，带兵从红山出发，过沙坪、江尾，阁罗凤亦派长子凤伽异出兵应敌，双方激战于沙坪，所率士兵全军覆没，李贞元中箭，战死。所以，唐军发动的三次“天宝战争”都以大败告终，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不久之后，天宝十五年，也就是公元756年，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攻入潼关，唐玄宗仓皇西逃。此后的近半个世纪，南诏国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地方民族政权。

7

再去大理，心境却再也不能一样了。我再也不能如前一般单纯地欣赏这堆积千年的苍山雪，因为这雪里，封印了多少沦落异乡的孤魂野鬼，他们朝向东方来处夜夜哀鸣，日日不休；洱海的明月清冷，大概也是因为对这人世间的杀戮不休感到无言伤悲……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不见今时月啊！

眼前的人潮与喧嚣全部退回时空以外，而那些已经消失了一千多年的蒙嶲诏、越析诏、邓赕诏、浪穹诏、施浪诏，那些血迹斑斑的城墙、孤独的将军洞、苍凉的万人冢依次明晰……

千年前的悲壮与辉煌，一一复活在我的视网膜里。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阁罗凤并不快乐，虽然在他的时代里，每战必捷。在他和父亲的联手下，甚至连滇东北的爨氏都为之分裂消解，南诏的势力远达滇东北，但是，这位王仍不能快乐，即算是南诏受吐蕃封称东帝，自建国号大蒙。因为南诏在他手里，终究还是和大唐分崩离析了。

为此，他深深觉得痛苦。在后来的《德化碑》碑文里，我们仍可以依稀听见那一声千年前的叹息：“天宝七载，先王即世，皇上念功旌孝， 悼往抚存。遣中使黎敬义持节册袭云南王。长男凤迦异时年十岁，以天宝入朝，授鸿胪少卿，因册袭次，又加授上卿，兼阳瓜州刺史都知兵马大将。既御厚眷，思竭忠诚，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将谓君臣一德， 内外无欺。”

君臣一德，内外无欺啊，那是多好的时光，多令人留恋的回忆！奈何的是好景不长，便变故迭生：“岂期奸佞乱常，抚虐生变。”作为被唐朝扶持起来的强大地方民族政权，镇守压制吐蕃蠢蠢欲动的边疆，是大唐西南边的一道重要防线，但因当时的唐朝奸相杨国忠当道，政治腐败，各级官吏傲慢贪婪，不但妄开边衅，而且冲突发生以后，处理的官员没有意识到和边疆地方民族政权关系的重要性，不是采取安抚和理服的办法进行修复和维护，而是一味粗暴简单，蛮横失当，造成了后来的一系列无法挽回的重大后果。

相信这结果，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历史惊人的相似。在后世明朝，亦发生过类似的战争，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征麓川”。三征麓川虽然消解了同样位于西南的傣族地方政权，但大规模的征战“转饷半天下” 是何等的劳民伤财！明朝几乎在这三次征战中耗尽国力，却是中饱了如王骥这等权臣的私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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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在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里从来不曾缺席，他们或记录，或评判，都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这些可堪后人警醒的事件，也可算是正史以外的佐证。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四月，李宓由海道击南诏无功回到长安，杨国忠又让李宓准备发动新的征伐时，唐朝的诗人高适写了一首《李云南征蛮记》：“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廉蔺若未死，孙吴知暗同。相逢论意气， 慷慨谢深衷。”“李云南”即李宓。这大概是因为高适不懂战争政治局势，也有可能是没有什么是非观，诗里对这场战争还颇有赞颂。而后来，大家都知道结局了：“征蛮”的李云南浮尸西洱河。

于是，明朝文人杨士云便有诗《李宓》讽刺云:“西洱全军覆没时，捷闻犹自报京师。归来召见甘泉殿，高适分明为赋诗。”不得不让人叹息，当时的大唐昏聩到如何程度了， 欺上瞒下，一叶障目。

关于“天宝战争”给民间带来的苦难， 白居易在其《新丰折臂翁》里完整地进行了记述。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玄孙扶向店前行，左臂凭肩右臂折。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弓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是时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将大石捶折臂。张弓簸旗俱不堪，从兹始免征云南。骨碎筋伤非不苦，且图拣退归乡土。此臂折来六十年，一肢虽废一身全。至今风雨阴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终不悔，且喜老身今独在。不然当时泸水头，身死魂孤骨不收。应作云南望乡鬼，万人冢上哭呦呦。老人言，君听取。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边功未立生人怨，请问新丰折臂翁。这首叙事诗作于元和四年(公元809)，直白易懂。新丰翁自述生逢圣代，惯听梨园，不识旗枪与弓箭。但想不到的是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他时年廿四，年纪虽轻，却也知道此行凶险，为了不做“云南望乡鬼”，他竟然在一个深夜，狠狠心抡大石锤自断一臂——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狠劲才做得出来的事？ 臂伤极重， 痊愈后亦留下后遗症， 以至于后来的五六十年中，每逢风雨阴寒夜， 直到天明痛不眠。但老翁终究不曾悔过，因虽失一臂，但保全了一身。

此诗被评为是白居易的“极工之作”，“其气势若常山之蛇，首尾回环救应，则尤非他篇所可及也。”除了写诗的技法上乘之外，这首叙事诗最重要的意义是深刻地批判了杨国忠之流穷兵黩武、妄开边衅的罪恶，和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给国家埋下的覆顶之祸，提醒后世应该记取“边功未立生 人怨”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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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自小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阁罗凤虽然大败唐军，但心内郁郁，不得已归附吐蕃，但他始终觉得叶榆（大理）为中华国土，如今交恶，但“岂顾前非，而忘大礼？”所以他在每次战后均收敛唐军将士尸骨，葬而以相关礼仪祭之，以存思旧。终其后半生，对此事都无法释怀。时光忽忽，日渐苍老的阁罗凤留憾而逝，临终嘱后人有朝一日定要归唐，以偿心愿。

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阁罗凤的孙子异牟寻继立，在唐朝剑南节度使韦皋的积极斡旋下，异牟寻决定遵阁罗凤遗命归唐。而唐经过这几十年的痛定思痛，不断反思，确认“天宝战争”的过错并不在南诏方面，而是杨国忠无故扰之使叛。而且就军事方面来说，南诏臣属中国，此后中原不单可以断吐蕃之臂，更可南通云南。于是，公元794年，唐遣出巡官崔佐时作为使臣，与异牟寻会盟于大理点苍山，赐贞元金印；翌年，派御史中巫袁滋持节赴云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

至此，南诏再次回到大唐。据说，当时唐朝廷对前往南诏持节册封异牟寻的使者人选，颇费了些功夫。西南一带瘴深林密，中原人士一向视为畏途，所以对这趟苦差事是频频摇头，拒不肯受，只有袁滋能够不畏险途，不辞辛劳，担此重任。当袁滋自蜀入滇时，第一站就是乌蒙磅礴，昭明通达的昭通盐津豆沙关。袁滋一行人行至此处，见地势险要，绝壁峭立，隔朱提江与对面的峭壁相对峙，如两扇巨大的石门，不禁感叹，实在是扼锁通道，咽喉之地。素以书法见长的袁滋题下了一段文字，就是我们现在仍能完整看到的“袁滋摩崖石刻”。

全文如下：“大唐贞元十年 九月廿日云南宣慰使内给事俱文珍 判官刘幽岩小使吐突承璀持节册南诏使御史中丞袁滋副使成都少尹庞颀判官监察御史崔佐时同奉恩命赴云南册蒙异牟寻为南诏其时节度使尚书右仆射成都尹兼御史大夫韦皋差巡官监察御史马益统行营兵马开路置驿故石纪之袁滋题”。

这副刻于盐津豆沙关摩崖之上的文字，字迹至今仍基本完好，记载了这段唐与南诏重建友好关系的史实。袁滋的书法十分有名，有评曰：“工篆籀书，雅有大法”。全文一百二十余字，八行，从左至右，除“袁滋题”三字落款为篆书外，其余正文均为楷书。且袁滋手迹，世传极少，如今以比较完整的摩崖石刻存于西南边陲千年不毁，其历史价值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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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从皮罗阁（ 阁罗凤之父）起，至其后的数十年，南诏势力虽已扩张至滇东北，但总是偏远难至，但南诏一直和中原王朝保持密切友好的臣属关系，并不因为偏居一隅而骄狂自立，主动接受汉文化，三次“天宝战争”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以战止战”，不但平息了一时战乱，也在《南诏德化碑》给后世子孙留下“ 我上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的遗言警示，及其唐的痛定思痛，化干戈为玉帛，足可窥见南诏与大唐双方的胸襟气量。南诏与唐，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的又一真实例证，也或许，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