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共婵娟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题记

一

我与她的故事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但我却始终挂念着她，希望她安好！

事情还得从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说起。

一九七三年农历腊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当夕阳在深蓝色的天幕上越过金黄色的云朵，照射在大地上的时候，我信步来到瑞丰中学。校园里宽阔的草坪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凳子，一群小孩子在凳子间穿梭、嬉戏。草坪上方的露天舞台下，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正指挥着台上的姑娘小伙挂布幕，布置舞台。看来，中午去厂里买醋的那位妇女没有说错，今天晚上在瑞丰中学确实有一场文艺演出。

我漫不经心地绕过篮球场，在舞台前面的草坪上徘徊，只感觉指挥布置舞台的姑娘似曾相识，好像在那里见过，但却又一时想不起来。正当我打算暂时离开，待天黑时再来观看演出的时候，她一转头，我们四目相对。

刹那间，我想起来了，哦，原来是她。

那是一年前的事了。一天清晨，我在岭南县城汽车客运站购买车票，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清纯可爱的姑娘。她递给售票员一张一元的人民币，售票员以为是五元币，看也没看便丢进抽屉，从小小的窗洞里递出一元的车票和四张一元的人民币。姑娘只接了车票，说：“娘娘，我给你的是一元。”售票员收回人民币，微笑着感激地看了看她。见此情景，我也向她投去了赞美的目光。姑娘微红着脸拿着车票离开了售票窗口。那个时候的四元相当于现在的四十元还不止。我内心不由得泛起了对她的一股敬意。

买完票后才知道，原来我们同路，都是去瑞丰方向。

在候车室和客车上，她主动与我交谈。我们相互还作了自我介绍。交谈中，我知道，姑娘家住紧邻瑞丰街的肖家屯。当时我十八，她比我小一岁，刚刚从县城高中毕业，回家。我想，如果不是因“右派”父亲的缘故，让我残酷地失去升学的权利，我和她应该是同学，此时也应该是与她一起，同时毕业回家。我只是告诉了她我是清水湾的，没告诉她我的“右派”家庭出身。

我们一起结伴乘车回瑞丰。在通往肖家屯岔路口，下车步行。我帮她背着她的包，拎着皮箱。进入瑞丰地面，认识我的人不少。在那个年代，男女走在一起是会受到议论的，特别是青年男女。如若让别人看见我跟她走在一起，那还不无端生出许多闲话来？因羞怯、惶恐，我始终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她也不着急，挎着挎包拎着装有洗漱工具等的网兜，悠哉游哉地走在后面。看来，她是信任理解我的，跟我有同样的认知和心思。

从岔路口到肖家屯，还有五六公里的行程。虽说那时天下太平，但偶尔也会有不良的情况发生。为了她的安全，我没有把她拉得太远。当我觉得我已离开她太远或拐过了一个山嘴，她看不到我的时候，便停下来等她，待她离我约二三十米远的时候，我又继续前行。到了肖家屯对面可以行驶汽车的河堤上，她要走田间小路直插肖家屯，我把背包和皮箱还给她，好在皮箱不是很重。

二

姑娘叫肖雨晴！现在是瑞丰业余文艺宣传队长。她把我带到瑞丰中学的后院排练节目的地方看她们排练节目。

记得，大约还在三四岁时过春节，父亲带着我走亲戚，在亲戚家的村子里平生第一次观看戏剧——古装花灯剧《假报喜》的演出时，我便对演戏产生了浓厚兴趣。单纯、幼稚的我好想登上舞台一显“身手”，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此时见到她们文艺队如此热闹好玩，就就很想参加文艺队的活动。

便问道：“我可以加入你们吗？”

姑娘说：“可以！”

“下午下班以后，我才有时间来参加排练和演出。”我说。

“没问题。我们随时欢迎你来！”姑娘说。

那时的我毕竟是青春勃发的年龄，为了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我竟然在她面前卖弄起“功夫”来，弯下腰掐住一只脚的后跟，把脚掌高高举过头顶。紧接着，我纵身而起做了一个竖的劈叉，便倒立在地上“拿大鼎”，用双手走路，姑娘小伙们围拢过来看呆了。当我正过来时，姑娘指着我对大家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叫钟……”

她记不清我的名字了，转身问我：“你叫……？”

“钟有恒。”我说。

她对大家说：“他叫钟有恒，公社食品厂职工，从今天下午开始，他将和我们一起排练一起演出。大家要互教互学、互相爱护。”把我介绍给大家后，又逐一向我介绍了大家。

姑娘小伙们散开后，她对我说；“你今天晚上就可以登台表演。舞蹈《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剧情是一名‘尖兵’先一个劈叉飞身出场。这个‘尖兵’的角色原来一直是由我扮演。长征路上由女红军战士当尖兵，显得不够真实。你参加我们了，今天晚上你就来扮演这个尖兵的角色吧！”

“这恐怕不行吧？我没有排练过。”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不这么想。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今晚就能登上舞台正是我所希望的。我不就是想显显“身手”、出出风头嘛，演“尖兵”正好能满足我的虚荣心，我为此而窃喜。

当“尖兵”，符合我的人生愿望，我不想当将军，我要当一名尖兵，一名跑在最前面的尖兵。

“不用排练，像你刚才做的那样就很好!”随即，她开始给我化妆。

此时，我才更加细致地打量了她。

她清纯美丽，丰满的脸庞白里透红，长睫毛下的双眸闪耀着如同中秋之月般的光芒。那张活泼、甜美、神采飞扬的脸上既有姑娘的柔情，又有某种淳朴的仪态，举手投足之间都透着青春的活力；她朴实无华、热情奔放的自然风韵像一股挡不住的幸福的激流，淹没了我的灵魂，云里雾里，我感到头晕。

恍恍惚惚之间，见她时不时停下来，对着我的脸左右端详，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

她说话的声音甜美、委婉、悠扬，犹如扣人心弦的音乐。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此时我觉得，现在的她已经不再是一年以前那位天真、稚气的女中学生了。成熟、稳重、干练，比一年以前更热情、更大方、更率真。不知咋的，我的内心倒海翻江，沸腾的血液在体内急速流淌。

出场之前，她帮我戴好“军帽”，扯平“军装”。我一个劈叉从舞台的左台口飞身而出，脚上的“草鞋”变成愤怒射向敌军的炮弹，不偏不倚地向坐在舞台右侧的一位乐师头上飞去，还是那位乐师反应快，头一歪，“炮弹”擦着他的肩头一闪而过。观众席上顿时爆发出一阵剧烈的欢笑声。

三

在后来的不断接触中，我才慢慢知道，肖雨晴的大姐是县文工团的演员，还是团里的台柱子；二哥是瑞丰中学的教师，家中只有爸爸、妈妈和二嫂。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她从小耳濡目染，多才多艺，在器乐、舞蹈和表演等方面均有很好的天赋，上中学时一直是学校里优秀的文艺骨干。那个年代，农村文盲充斥。只要家庭出身好，小学毕业就有参加工作，端上“铁饭碗”的。她之所以回乡，是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高中毕业生必须回乡参加生产队的农业生产劳动，接受两年的贫下中农再教育，才可以安排工作或者“推荐”去上大学。她家庭出身好，可谓是“根正苗红”。虽然回乡了，但不久就理所当然地就被列为了重点培养对象。她人虽在生产队参加劳动，但公社却让她担任不脱产的公社团委副书记兼业余文艺宣传队长。当然生产队长也很会看势头、会来事、体谅人。净是安排她做轻松的事，如螟虫监测、桑园管理、采桑叶喂蚕等等。她也很努力，兼任业余文艺宣传队长后就奉公社之命组建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并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首新歌，她看着曲谱就能唱出来。她演奏的《浏阳河》《北风吹》等乐曲，直到今天还萦绕在我的耳畔，轻盈的舞姿直到现在还旋转飘飞在我的眼前。

四

那段时间，适逢全国在推广“小靳庄经验”，肖雨晴又奉命在肖家屯创办“政治夜校”，并担任理论辅导员。任务主要是政治辅导和出黑板报宣传“小靳庄经验”的两项内容。

那时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除了上班，也没其他事。就自告奋勇，抽出业余时间帮她的忙。我帮她给群众辅导《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杜林论》《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等。很多内容群众不是很听得懂。当然，我也仅仅只是个一知半解的“半罐水”而已。囫囵吞枣、照本宣科、现学现卖。除辅导外，还帮她出黑板报。内容多数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专栏和“小靳庄经验”专题，也时不时出期农业科技方面的内容。那段时间虽然忙碌，但每天与肖雨晴见面，我感到从没有过的充实。

莫非我爱上她了？

这个周末，肖雨晴的“政治夜校”没有课，我们厂里也不加班，我就抽空回了一趟清水湾。

清水湾山明水秀，四面环山，山上的树木长年郁郁葱葱。村子后面的山名曰龙凤山，左山似飞龙，右山如凤舞，中间有座半圆形的山像宝珠嵌在龙山与凤山之间。于是，龙凤山形成了一个“丫”字形的大山涧，山涧上部约两百余亩的阔叶林中尽是苍天古木。“丫”字形山涧的交点上有个泉眼，称“龙眼”，茶碗粗的泉水从“龙眼”中倾泻而出，千百年来从未干涸。除“龙眼”外，山涧里到处都有涓涓细流。这正如白居易诗中所写：“时时闻鸟语，处处是泉声。”龙凤山的泉水是三十多公里外岭南县城生产生活用水的源头。

右侧有个水库，这水库原是一个天然湖泊，其水源便是龙凤山上的泉水。即使下暴雨，水库里的水都是清澈的。村中没有水井，村人的饮用水直接从水库中汲取。由于水源较大，水库的高涵里汩汩流淌着多余的山泉。

清水湾自古重视教育，识字人较多，群众的文化素养相对较高。全村当时虽有三十余户人家，户籍人口仅一百多人。不算旱田旱地，单“旱涝保收”的水田就有一百二十多亩，人均一亩还多。

有这么好的资源禀赋和水源条件，但清水湾就是发展不起来。我所看到的是大部分社员群众都和我家一样，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

那个年代，书籍报刊、广播电台中和领导讲话里天天都在说“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田地里看不到一个搞生产的人。人们都天天在稻场上集中学习“小靳庄”经验。“说说唱唱过‘黄河’、蹦蹦跳跳跨‘长江’”。可学了半天，稻田里只见稗子不见秧，包谷地里的野草长得比包谷苗壮。学习可谓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就是看不到粮食增产。当时有个非常出名的水稻品种台北8号，是新培育出来的。这种品种在当时固然好，但比较适宜于河谷高热地区。但岭南县不管三七二十一，山区、坝区一律硬性推广。生产队没有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做不了主。清水湾属山区半冷凉地区，土壤气候不适应。结果是台北8号变成了“抬头8号”，大面积减产欠收，连公粮都交不上。原本就吃不饱肚子的社员群众更是雪上加霜。

农村靠“记工分”吃饭，子女多又要让每一个孩子都上学的家庭，没有不“超支”的。我的“右派”父亲被遣送回乡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忙着上访。仅靠多病的母亲挣“工分”，家里不仅愁吃、愁住，还愁穿。我每月工资28元，当时的“黑市”大米一元钱一斤，自己不吃不用买28斤米够家里吃几餐？况且拿着钱还得像做贼一样才能买到米。

同在一片蓝天下、同样的政策、相似的自然环境条件。肖家屯也在学习“小靳庄”，也“说说唱唱”，也“蹦蹦跳跳”，但人家始终没有放弃生产，生活还算过得去。而我们清水湾却越学越穷，什么都发展不起来。我就在想，这首先是政策不对路，太左；生产队没有经营自主权；更关键的是基层组织不负责任，生产队长不负责任、撂挑子，队委班子瘫痪，什么事情都没人管？我的内心闪现出了要改变这种状况的念头。这也是后来我为什么放弃食品厂“敲钟吃饭，盖章拿钱”生活，回到清水湾的初始动因。

五

好几天没见肖雨晴了，我一直想念着她。这天傍晚，太阳早已落山，天色有些暗淡，皎洁的月亮从东山顶上冉冉升起。我走进肖家屯，怀里像揣了一只兔子，胸口“突突突”地跳个不停。生产队跟食品厂不一样，食品厂下午五点钟下班；生产队社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下午五点钟左右吃了晚饭还得出工干活，直到天黑。我这个时候去肖家屯，应该能遇见她。

越接近她的家，我心里越激动不安。她家的左边是一个稻场。稻场上熙熙攘攘，除了追逐、嬉戏的小孩，便是收工回家的社员。我看遍了稻场上的人没有见到她，心里非常沮丧和惘然。

我鼓足勇气，直接去家里找她。到了她家院门前，抑制不住心跳，想把找她的念头取消，但又心有不甘，我颤抖着把她家虚掩着的院门敲响。门开了，她笑盈盈地走出院门。“汪汪！”一条大黄狗从她身后窜出来，吓得我魂不附体，慌忙向旁边躲闪，她对狗喝道：“大黄！你好好地看看，他是我家的亲戚。”

“大黄”不叫了，摇摇尾巴蹲坐在地上，看看主人又看看我，两只眼睛闪亮着黄绿色的光芒。

肖雨晴说：“快请进，吓着你了吧？我家‘大黄’可凶了，要是我不在场，你就惨了！下次来，它会欢迎你的。”

肖雨晴及她的爸爸、妈妈和二嫂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冒昧造访并没有给她带去消极的影响，相反她很高兴！她给我沏了一杯热茶，便旁若无人地坐下来跟我谈天说地。她的知识相当丰富，无论谈什么样的话题，她都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她送我出院子大门的时候，诚挚地对我说：“欢迎你经常来我家玩。”话是这么说，但我不能这么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我怎么能经常去打扰她呢？从那以后，我去见她不再瞅着社员收工的时候。见了几次面，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见到她，只要远远地看她一眼我便心满意足。

“政治夜校”时断时续。黑板报则每周一期从未间断。如此，见她的机会就多了。与她愈走愈近，导致村里有闲话在传，说我常去他们村是在跟肖雨晴谈恋爱。我不否认，我确实是因为她才去他们村的，但并非像村里人所说的那样是在谈恋爱。我们在一起的谈资非常广泛，诸如社会、人生、哲学、文学、书法、音乐、美术、诗词等方面，可就是从未谈过关于情和爱的话题。村里人在传我们的闲话，她也知晓，无论别人说什么，她都不争辩、不懊恼，依然旁若无人地带着我去拜访她的闺蜜或者跟她家有亲缘关系的人。

六

那年的中秋节，受肖雨晴的邀请，我是在她家过的。我带去了厂里特意为职工过节而加量加料制作的月饼。在她家过了“节”之后，她把我带到了跟她十分要好的闺蜜家里。她的闺蜜把我们伺候到她家会客的小楼上。小楼上靠西墙有一张古色古香的方桌，方桌左右两边各有一把古色古香的椅背靠墙的椅子。她的闺蜜给我们沏了茶，留下一盘切成块状的月饼、一盘核桃和一盘水果便借故离开。看得出来，她是要给我们创造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她的闺蜜离开后，分坐方桌左右两边的我们俩面面相觑，谁也不想先开口说话。少顷，她打破尴尬，起身向对面那道金光灿烂的窗户走去，倚着窗台说：“一年中的明月，今晚最美、最亮！”我也起身走过去，跟她面向窗外并排站在一起，两人之间至少有两市尺的距离。

那天晚上，风清气爽，晴朗的夜空中没有一缕云烟，碧空中那轮金光闪闪的月亮不同往常，皎洁、柔美的辉光洒在山岗、田野、村庄和我们俩的身上。多迷人的夜啊，多美的银蟾！我和她久久伫立在小楼东面的窗户里，凝望着碧空中那轮多情、妩媚的月亮。月光下的她显得更加美丽，温情脉脉的两只大眼睛清澈闪亮，红润娇柔的面庞光艳照人，她足可以同碧空中的婵娟媲美。站在她身边与她有两市尺间隔的我，已经完完全全地淹没在幸福的海洋之中。

一切都在不言之中。我觉得她的眼睛里似乎有热切的等待。可由于我有个“右派”父亲的政治背景和贫困的家庭处境，内心深处又十二分的自卑和无奈。没敢大胆地说出那三个字，把我的心迹向她表露出来。还自以为崇高伟大，十分天真、幼稚、可笑地认为，我既然爱她，她就应该拥有充分的自由和幸福的未来。能与她保持兄妹或好朋友的关系，就很满足、幸福！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对她说过“我爱你！”那三个字。

我们俩就这样在皎洁的月光下伫立着，沐浴着静夜里的蛙鸣蝉语，默默无言。尽管那层薄薄的窗户纸未被点破，但彼此都知道了对方的心思。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有甜、有苦、有酸、有涩，还有咸。但更多的是幸福！我在心灵深处默念着苏轼的《水调歌头》。念至“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时，已是泪眼婆娑！

七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一转眼，肖雨晴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两年了。她本来是可以上大学的，可那时的大学招生极不规范，招生时间不固定，什么时候想招就什么时候招。大学生不叫大学生，叫工农兵学员。入学实行“推荐制”，不需考试，只要“根正苗红”，初中生、小学生，甚至是文盲，凭着手掌上的老茧就可以上学。那段时间只有“红师班”招生，她想当老师所以就直接去公社报了名。“红师班”设在岭南县第一中学，面向全州招生。那天晚上“夜校”散学时，她告诉我她拿到了“红师班”的录取通知书，过两天就要走啦！她还让我第二天早上九点钟左右去供销社一趟，她在那里等我。

供销社就在我们厂的旁边。第二天早上，我如约而至。她买了一支手电筒送给我，说我今后走夜路要用手电筒照着走。她赠我手电筒或许含着某种寓意。我买了一支“英雄”钢笔和一本笔记本送给她，这样的礼物实在是太轻，可那时就时兴这样。她让我下午下班后去她家吃饭。我向厂里请了一天假，准备第二天早上送她去城里读书。

当天晚上，她把我安排在厢房楼上她的“闺房”里住，她自己和她住在正房楼下的母亲挤在一起。她的房间朴素、美观、整洁。后窗外，如钩的月亮挂在树梢。后窗下有一张书桌，书桌旁边的书架上整齐地竖放着当时时兴的政治著作和其他各种各类书籍。

第二天早上，我帮她打背包和收拾行装，她母亲和二嫂在厨房里做饭。吃过早饭后，她眼里噙着泪向家人告别。我背着她的背包，拎着她的皮箱，到两年前我和她一起下车的岔路口等车。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开往县城的公共汽车才到来。

我一直把她送到学校，待她办完入学手续，把她的床铺打理好，安顿完毕，我便准备离开。临别时她塞了一叠饭票给我，说让我今后到城里办事就到学校里吃饭。

八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清水湾与邻近的多个村庄联合挖了一条通往坝区可以行驶汽车的马车道，虽说有些绕，但毕竟解决了交通运输问题。清水湾山林地域宽广，水源充沛，即使不种庄稼，也能过上好日子。清水湾有这么好的生态环境，为什么还会饿肚子？我认为那是纯粹是人的原因所致，生产队的班子太弱、领导不力。

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

在那个人民公社年代，推行的是一大二公，什么都是集体的。社员靠“工分”分粮，分红；靠“工分”吃饭。群众眼中只有“工分”，庄稼长得好与不好，没有人放在心上。“各家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反正“天大的一块羊皮，分到个人的头上也只有巴掌大的一块。”晚出工，早收工，干活“磨洋工”，是司空见惯的事。而有的生产队长只起到一个吹哨子的作用，天刚亮甚至天不亮起床在村子里吹一通哨子，便回家接着睡大觉。太阳高照的时候，到田间地头“检查检查”，“安排安排”，“布置布置”，便回家打理自己的菜园或自留地去了。生产队长如此行事，社员晚出工，早收工，干活“磨洋工”，养好精神回家盘自留地，那就是很正常的了。这样的体制环境，粮食产量能提高？社员不饿肚子才怪！

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农村是可以通过集体化，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关键在于带头人。我们那里有句老话说“一山靠一神、一村靠一人”一个地方，一个村寨，只要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与本地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有一个能力出众的带头人、有一个团结协作，心存大爱的班子集体。将群众利益诉求放在第一位、将推动发展第一位、把改变山乡面貌放在第一位，是完全能够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实现共同富裕的。

我当时就想，古人尚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水湾如同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如果有个有能力的人能站出来，担负起这份责任。只要办法对路，解决好人们的思想观念问题，穷则思变，把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是可以创造出一幅快速发展的美好画卷来的。这样清水湾群众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肖雨晴上学去了以后，我就觉得继续在食品厂呆着也没啥意思，作为一名社办企业的小小员工，看不到一点发展的前途空间。清水湾虽然穷，一张白纸好画画。在那里我或许能干出一番事业。一来可以缩短我与肖雨晴之间的差距，与她结为秦晋之好也许就有一线希望。二来是回家去把清水湾建设成不愁温饱的村庄，也可以帮助乡亲们吃饱肚子。就一心想着回到清水湾去，在家乡实现我的理想抱负。

九

一九七五年一月，国家政策出现了调整，形势有了一些好转，把发展经济放在了首要的战略地位。我觉得机会来了，就向公社递交了辞职回乡的书面申请。

不想，我人还没有回到清水湾，就引起了轩然大波。说什么的都有，很难听！其中一种说法是说我看不起在食品厂工作这一“瓷饭碗”，想端“金饭碗”。总而言之，没有人知道我的想法，也没有人认为我是对的。回到清水湾，对我的指责和嘲讽更是铺天盖地而来！我们村的生产队长更是直接说我精神不正常，他还教导我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出头椽子先烂！”

我只好用哲人说过的“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来勉励自己。

既然已经辞职，回头是万万不可能的了，即使撞了南墙，我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我必须克服各种困难，不管是能否达到目的，我也要沿着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前进。我暗下决心，要努力地去做事情，首先要有利于清水湾的社员群众，而后是自己的家庭生活也要有所改善，实现我的人生价值、理想和与肖雨晴结为秦晋之好的目标！

十

我回清水湾回得正是时候。当时，学习“小靳庄”运动虽然已经暂告一个段落。但生产队的事还是无人料理，全村一盘散沙。社员们“各自为政”、各行其是、各显神通。有技术的到外面去偷偷摸摸找点活干，类似今天的打工。自行务工搞收入归自己在当时是“违法”的，叫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是要被斗争或被惩治的，叫打击资本主义复辟回潮、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当时的山区还在刀耕火种。除国有林外，今年砍这一片山林烧了种荞，明年砍那一片山林烧了种荞。待烧的荞把地里自然有很多好木料。没有技术的，就纷纷到山区的荞把地里偷木料到坝区卖了，再买“黑市”大米吃。在那个年头，“黑市”也是资本主义复辟回潮的重点打击对象，偷木料在“黑市”出售和在“黑市”购买大米都属“非法”，被抓住和发现也是要被斗争或被惩治的。那时的社会是一个“人治”社会，小小的生产队长或民兵排长就可以随意把人捆起来，吊起来！民兵把人押解着游村、游街是常见的事。故而，不论是有技术的或无技术的，搞哪行都是提心吊胆。

回清水湾以后，我没有去跟风其他人，而是全身心投入农业生产。早出工，晚收工；多干活，少要工分；见易而让，见难而上。回清水湾的第二天早上，因为我不是生产队长，没有权利吹出工的哨子，就一个人下田薅秧，引来众多社员围观。其中一位厚道的老者发一声喊：“看什么看，想吃饭就去薅秧！”社员纷纷脱去鞋子，卷起裤腿，下田和我一起薅秧。

我对他们说：“没有人给你们记工分哟！这两天，我可以不要工分。”厚道的老者说：“让会计记。队长不管，他也不管吗？如果会计不记，我们找一个人先记着再说。”

几天后，跟随我出工干活的人越来越多。

我虽然不是生产队长，但用实际行动带头，已经履行了生产队长的职责。用某些人的话说，已经把生产队长的权力架空了。薅了秧，铲除了包谷地里的杂草，我组织收集社员养猪和厕所产生的粪肥给秧苗和包谷苗追肥。为抵制队长等少数几户给生产队交肥料时以次充好行为，还与他们大闹了好几架。害得“右派”父亲在我的头上大打了巴掌。

功到自然成，那年大春产量比上年翻了两番还多，往年的大春人均分粮一百八十斤左右，那年大春人均分粮四百六十斤，初步解决了清水湾社员群众的温饱问题。

十一

那个时代、形势可谓跌宕起伏，风云莫测。我与肖雨晴虽然没有说破，但彼此都心照不宣，知道喜欢着对方。然而，我们又像大河中的两粒石子，总是被时代的浪潮冲向不同的方向，像两根平行线一样，无法相交。

形势比人强。我的所作所为，触及了某些人的利益，他们不仅便极力阻挠，给我制造麻烦，设置重重障碍。而且，因为大抓生产，一年后抓住形势突变的机会，给我戴上了右倾翻案急先锋和“唯生产力论”黑干将的帽子。说我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贴我的大字报，开我的批斗会。“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要把我当作阶级敌人同“五类”一起施以武力斗争。大队民兵连长已经派民兵从山上砍来一大捆荆棘条子。在多数社员的反对下，他们的“阳谋”未能得逞。

那伙篡党夺权的帮派彻底覆灭后，我们县的一小撮“帮派”骨干分子被关进了岭南县监狱。他们组织并参与“打、砸、抢”被抓起来的，活该！而我也又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借机莫名其妙地扣上了“帮派”徒子徒孙的帽子。

那天晚上得到民兵要来抓我的消息，我连夜逃到邻县的一个朋友家里避难。期间，我产生了日暮途穷之感！山川、河流、田野、村庄，一切都变了样，满目萧条，入眼皆是凄凉。人人都说，爱情是自私的。可我却说，别的什么都可以自私，就是爱情不可以自私。因为我爱肖雨晴，所以，在万般无奈之下，我选择和她分开，不再联系。

后经人介绍，我入赘到避难的地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重回正轨，社会又重新走向平静正常。人们的日子也在不知不觉中一天胜过一天地好了起来。几年后的一天中午，我在岭南县城十字街头的小商店里，见肖雨晴孑然一身、愁眉不展地走在大街上。自认识她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见她这样。工作不顺利，还是遇到了什么麻烦？看着她那个样子，我真想哭！

十二

虽然我们都过上了幸福安逸的好日子，但我始终忘不了那段岁月，忘不了肖雨晴！在随后的多少年里，每当我看到皎洁的明月时，我眼前都会浮现出她风姿绰约的形象，就像悬挂在碧空中的那轮娇媚的银蟾。虽然我们有时空之隔，但只要见到碧空中的月亮，就如见到了她本人一样。我时常在想，她一定也好起来了。因为在这个多彩的新时代，我们大家都好了！

（作者：毛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