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延安》到《延河》有多远

《回延安》到《延河》有多远

众多周知，《回延安》是贺敬之的代表作之一。诗人以“赤子”自居，亲切地称呼延安为“母亲”。难能可贵的母子深情尚可明鉴，怎能不感地动天？

峄县（今山东台儿庄），是贺敬之的第一故乡。故乡给了他生命，也给了他苦难。当年那里有贫瘠的土地、简陋的房屋和战争（台儿庄大战）的硝烟。我想，这些必定都是贺敬之刻骨铭心的记忆吧！

16岁的时候，他到了延安。从此，延安就成了他的第二故乡。这个故乡给了他新的生命和诗的尊严。17岁的时候，他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的光辉，温暖地照亮了他心中最柔软的部分。延安也给了他文学素养。鲁迅艺术学院的求学经历，让他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他的生命的意义是动感的，也是多层次的。自然的生命与政治的生命亲切握手，完美拥抱，筑就了非凡的精神丰碑和卓越的文化口碑。1946年，因工作需要，贺敬之离开了延安。再回到延安的时候，已经是1956年了。十年阔别，兴奋几何？激动几何？喜悦几何？说什么都得感谢团中央组织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否则，延安的影子，还只能是在诗人的脑海里日夜萦绕。

三月的夜色，依旧穿着防御寒冷的外衣。诗人一边哼唱着写诗，一边激动地流泪。不知不觉间感冒光临，诗人的嗓子失声，不能登台朗诵《回延安》了。贺敬之回京以后，《回延安》就发表在了《延河》杂志上。

一个“回”字，落笔素笺，喜极而泣，激动万分，溢于言表，但又不失荡气回肠。全诗突出了一个“情”字。感情，真好！情感是人类的生命的枢纽，也是诗歌的生命的主宰。正像《红楼梦》的思想核心是“情”字一样，《回延安》，又怎是一个“情”字了得！一个“情”字就是诗情画意，一个“情”字就是万语千言。情在山水间歌唱，亦在文字间流淌……

心灵跪倒在延安的怀抱里，诗人深情地发出了“母亲”的称谓：“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他的第一故乡呢？可想而知：“千声万声呼唤你，峄县母亲就在那里。”正像乡愁诗人余光中所说的那样：“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这是一位被两个母亲深爰着的游子呀！怎能不诗意心扉？怎能不泪透文字呢？诗人于坚在《黄果树瀑布》中有言：“我周身湿透，我有湿透的话要说。”《回延安》中的话，就是湿透的话，就是掏心掏肺的话。

从心底里面走出来的文字，才是最为美妙的。《回延安》不仅陶醉了作者，也陶醉了读者。它不但是一面爱国的旗帜，而且是一曲爱党的颂歌。“想到作为它队伍中当年的一个小兵和今年还活着的一名老兵，我不能不感到无比荣幸”，现当代著名革命诗人贺敬之如是者说。电影《小兵张嘎》是打击敌人的精神武器，诗歌《回延安》是建设生活的文化药方，不也是充满战斗的活力吗？

如此大作，发表在《延河》杂志上，理应水到渠成，情当顺理成章。可历史真相并非如此。三个字——不顺利，四个字——一波三折。请看下文分解。

除了贺敬之以外，《回延安》的第一位读者想必就是郭强了。1956年的时候，郭强是西北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他被单位委以重任，去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作专项采访。郭强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他喜出望外地住进了贺敬之的房间。那是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面有两张床，贺敬之显然是先来的，在靠里面的一张床住下了：“领导安排让你住这儿，与贺敬之同志住在一起。”贺敬之凭借《白毛女》的剧作，早已是斯大林文学奖的获得者了。一听这话，郭强喜形于色，心情比吃了蜂蜜还要香甜。当时的三月天的河水呀，清澈见底，已经开始流露出春天的气息了。

“近水楼台先得月”，两人交谈甚欢。郭强同志捷足先登，准确地说是先下手为强了。要不，别人怎么会说老郭是强子！这是什么情况？还不是因为他从贺敬之的手里“淘宝”到了《回延安》的初稿吗？

其实，当时贺敬之只是谦虚地寻求诗歌创作的进步，想请郭强给作品提提意见。这就好像是写完了《白毛女》的初稿，请丁毅同志提提意见一样。丁毅是动了口的，肯定提了不少的意见。丁毅是动了笔的，肯定润色了不少文采。可是郭强同志呢？估计什么意见也没提，只是啧啧称赞：“好！好！！好！！！”贺敬之也没有想到，郭强同志竟然将它视为“机密”，爱不释手了。就这样，郭强同志把这件称心如意的特稿藏在了身边，计划一鸣惊动中国整个新闻界。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其实当时已经是东风了。只是北风顽固，还不愿退出它贪恋的历史舞台。郭强回到省城西安以后，演唱和朗诵都安排好了，正准备播放《回延安》哩，却遭到了主编的拒绝。这真是一个“有眼无珠”“有眼不识泰山”的主编呀！郭强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毕竟端着人家的碗，就得听人家的话，就得看人家的脸。否则，你就是十三属相中的“鱿鱼”了，准备被人家炒着走人呗！

无奈之下，郭强同志的精神仍不服输，他改弦易辙，开始忍痛割爱，向《延河》杂志恭送这份大礼。途中，西安《工人文艺》的编辑杨小一看了《回延安》的诗稿。这一看，可不得了，真验证了青年男女相亲会上的那部神话——一见钟情。“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传说”，可惜当时没有这样的台词。我想，即使有，杨小一编辑也会唱出对台词：“哥就迷恋歌，歌是哥的传说。”杨编辑拍着胸脯“啪、啪”地响，打包票似地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工人文艺》和西北人民广播电台同属西安，同属中国，同唱一首歌，共圆一个梦，不分彼此，不分你我，让我们发表了吧！

唉！旧戏重演，这只是小杨的一厢情愿，一头发热，属于单相思哩！他和郭强记者的处境一样，都当不了各自的“头头”（指领导，抑或是上司，旧时指长官）的家，成不了“头头”肚子里的蛔虫。又一个不识货的主编问世了，笑傲江湖似地站在天地间。文学的天空，仿佛又多了一块乌云。它不会笑，让人看了只想哭。可是又不好意思哭出来。哭笑不得，那种滋味，甭提有多难受了。可以说，想要多难受，你就有多难受。要不，人家怎么会说：“乐是自得其乐，恼是自寻烦恼。请你不必太在意，洒脱一些过得好！”

主编不识货，天空就不应该埋怨大地，大地更不应说埋怨天空。怨天尤人，又能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呢？心中有火，已经烧着肝了。赶快施救，就别再烧着眉毛和胡子。“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到家”，但终究还是好事多磨。《延河》的副主编是位真正的鉴宝专家，他胸怀宽广，深知《回延安》的份量，毅然把它发表在了1956年7月的《延河》月刊上。至此，《回延安》才得以第一次和广大读者见面。只不过，这次刊发的不是初稿，而是定稿。按照惯例，刊文就必须和作者打招呼。于是郭强同志就给贺敬之写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贺敬之见字如面，亲笔写信，并把《回延安》的定稿一起寄给郭强，表示同意刊发。郭强欣喜若狂，他又淘到了一件宝贝。《回延安》的定稿，不是印刷体，而是手写体，不但有诗歌的神韵，而且有书法的雄劲。郭强照手稿立即给《延河》抄了一份，把原稿保存到了心底最深最爱的地方。

我看到《回延安》的时候，正值中学时代。中学时代是人生的“黄金时代”，广大青少年更应该在这个“节骨眼”上重走延安路。中学《语文》教材怎么能够没有文学的身影呢？否则又该如何诠释“语文”二字呢？语言和文学，这是我见过的关乎“语文”的，最完美的解读了。《回延安》和青春一起舞动，给苟且的生活送去了诗和远方。

贺敬之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曾获斯大林文学奖、中国诗魂金奖。他的一首诗歌，发表之路尚且如此坎坷，更别说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写手了。写作应该淡化功利色彩，不能只往钱眼里钻，也不能硬往虚荣心上撞。地位卑微不怕，坚持原创就好。语言羞涩也不怕，笔耕不辍就好。报刊发表受阻不怕，还有杂志在等着你哩！杂志发表受挫也不怕，还有报刊在等着你哩！一种报刊大门紧闭不怕，还有两种报刊城门大开哩！三种杂志转动势力的身价也不怕，还有五种杂志敞开博大的胸怀哩！“成功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人”，不要因气馁而败坏了文字的美好心绪。我愿你以笔为枪，以心为马，在写作的战场上，不断地练兵。只有这样，你的思想才能够茁壮成长。只有这样，你的情感才能够悟出真谛。只有这样，你的作品才能够经得起历史、时代和人民的检阅。

手和足是一家的兄弟，笔和墨是过命的交情。手中的那支笔呀，始终闪耀着思想的光华。即使身体倾斜，它依然心灵不倒。《回延安》到《延河》，到底有多远？就上述的一波三折而言，既是两个拳头，又是一颗爱心。

总之，延安，你好！延河，你好！感谢诗人，感谢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