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文化

在北京电影学院攻读博士研究生的时候，获赠一本我们公共课叶远厚老师的著作。按照惯例，他在书的后记中，答谢了很多人，其中包括自己的母亲。

他说“，我特别要感谢我没有文化的母亲……”

我看后私下里对他说，这样说不大合适吧。怎么能说令堂没文化呢？在你家乡那边，任何一个母亲都知道四时农事，会说好多家乡谚语，绣好看的花，唱动听的民歌，难道这些不是文化？

老师闻过则喜，说下次再版时改过来。

我说，充其量最多只能说，不识字的母亲。

我的母亲也不识字。她除了认得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其他的字基本上都认不出。但是母亲是我见过最有文化的人之一。

外婆家一直很穷，上世纪五十年代年以前，一直颠沛流离地四处给人做工。只有大舅小时候读过几年书，知道“人之初”和“关关雎鸠”。

母亲七八岁就开始和外公外婆一起，给别人家打工，外公当佃户，外婆和母亲在一个乡绅家开的织染房里，帮人织布、染布。我们家族一直做木匠手艺，爷爷是方圆百里有名的能工巧匠，修房建屋，做家具什么的，手艺好得很。当时正好在外公当佃户的人家给人做木工活，和外公熟悉。攀谈起来，才知道外公和我奶奶他们是一个大家族的，都姓陈，他们聚族而居住在一个叫做陈家营的地方。

于是我母亲就被许到我家，最先是当作童养媳来到我们家中的。我想外公的意思是，除了我爷爷有本事，为人侠义外，更重要的是，我奶奶也是陈家人，把女儿许到这样的家里，相当于让一个当姑姑的照应着。外公这样想也是对的，但第二条却并未尽如人意。在多年媳妇必须历经煎熬之后才能掌家当婆婆的旧时代，母亲可没少吃苦头。

母亲自幼没有读过一天书，但是她懂得的人情世故、生活智慧其实一点也不比我这读了博士的人差。我们经常自以为读了一点图书馆里的圣贤书，就以为掌握了世界的真谛。其实，世界没有真谛。即使有，也绝非唯一。

我是学民间文学的，这一点我知道得略早。

上好的故事、活泼的语言、绮丽的想象、质朴的诗章，都来自民间，从远古的诗经楚辞，到西方的神话、童话，无不如此。文人学习了他们的精髓，融于自己的创作，就成了所谓的精英贵族文化，其实太过自诩了。

普罗普的民间故事研究成果表明，全世界的核心故事就那么100多个，人类古往今来编过去编过来，都不过是围绕着这些核心故事打转。

母亲自小给我们讲的《白衣婆》《月亮上的姑姑》《太阳和月亮成亲》的这些故事，我不知道她是从何处听来，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民间文学的研究生了，才从故事集里看到相关的故事原型。其实白衣婆就是熊家婆、狼外婆、小红帽的故事，月亮姑姑就是嫦娥奔月，太阳月亮成亲的故事完全是伏羲女娲故事的原本。当我用文化人类学，用民俗学理论，用神话学理论分析这些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这些功底竟然都来自幼年母亲对我的教育。

母亲的文化，在用于农事耕作方面，我至今也不可能望其项背。他虽然不识字，却对二十四节气倒背如流，而且大致上能够根据气温变化，自然流转，判断出季节轮换。对于什么时候种瓜，什么时候种菜，什么时候山上的檀木树会发出新枝，哪些鸟在什么季节飞回来……她的判断从不会错；对于挖下的竹笋怎样处理吃起来味道更好，哪些野菜可吃哪些有毒，各种蘑菇何时出土和如何烹调……她了然于心。她甚至会背很多乡间的儿歌，歌词合辙押韵，节奏旋律好听。

这些，我没有在母亲在世的时候认真向她学习。现在，我没有机会向她学习这些知识了。

母亲除了给我讲过那些古老的民间故事，她所能讲的谚语和歇后语，生动有趣，充满人生智慧，对世故人情有一针见血的判明，那些谚语中带给我的正向人生价值，比我读书所学要多。自幼她教我——

“人穷志气在，铜盆烂了分量在”——做任何事情不要输了志气和骨气。

“一人吃了长嗉袋，十人吃了传世界”——分享的快乐。

“有了一顿怂，没了掏鼻孔”——持家理财要有计划、细水长流。

“人不出言身不贵，火不烧山山不肥”——口才是重要的处世技能。

如此种种，编出一部辞典绰绰有余。

自己不识字，但是母亲看重知识学问。她节衣缩食，让我们兄弟姐妹七人个个都读上了书，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他们已经六十多岁了。后来我一路从北京读到上海，再从上海折回北京。母亲老了，我读书的开销超出她的支付能力，但她还是坚持喂猪，为我积攒学费，但学费还是太高了，那点钱杯水车薪，于是，她经常为此歉然。好在不久我考上研究生，有助学金了，不再需要母亲担心我的学费和衣食住行。

在她八十岁上，看见我读到博士，到国家电视台做事，心里的喜悦无法言表。但我想起来惭愧，十八岁出门，到母亲去世，我没有在她膝下好好生活过，也没有在她年老时，多陪她说说话。好好地孝敬过她，唯一给过她一点安慰的，可能只是我读书的顺利，多少带给她些许满足和欣慰，使她在人前有那么一点自豪。但这点自豪，又怎能回报得了母亲一生艰辛的付出呢？

记得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备一本字典。那种小本的《新华字典》，五角钱一本。我向母亲要五角钱，母亲翻遍了各处，最后，只凑够了2角多钱。父亲在几十里外一个乡镇工作，在平时，赶去向父亲要这笔钱，却也可以，但当年父亲正在倒霉中，他的出纳工作出了大差错，粗心给别人多付几百元钱，每月大部分工资都扣了赔账。这样的情况下，向父亲开口，定让父亲倍感压力。

母亲经常说，你爹像棵树，支撑着这个家呢，到处都有人在拿斧子砍他，他经得住几下砍呢？人家砍他，我们就要给他支撑起。我从母亲稍一为难便立刻转为沉静的神色知道，这事他不打算麻烦父亲了。

母亲问我，什么时候要呢？我说下个星期一，老师要检查的，没有字典不准上课。母亲开始检查鸡窝，可惜刚开春不久，母鸡刚孵完小鸡，还没有开始下蛋；看看菜园子，没有值钱的蔬菜；看看果树，梨花才谢了不几日，树上的果子才小指头大……家里几乎没有可以变卖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碧空如洗。母亲一大早就起来，背了巨大的背篓，带着镰刀，说是去赶集，给我买字典。我心里一直在想，只有一角多钱，怎么买字典呢？

到了晚上，母亲披着山里的月光，回得家来。从怀里掏出一本小小的书，正是那本绿皮的《新华字典》，递给我。我拿着字典兴奋地大叫起来。凑在煤油灯下，嗅闻着还有油墨香的字典，一页一页地翻着。母亲看着我如饥似渴的样子，脸上笑咪咪的，又不顾一身疲劳，到灶下给我们做晚饭。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本字典原来是母亲用了一大半天的时间，冒着生命危险，在山里割了几十斤莎草，背到镇上，在粮站的晒场上，晒干了，卖来的钱给我买的。

莎草俗名龙须草，是一种长在悬崖石头缝里的野草，因为纤维比较长，是造纸的好原料，乡场上有供销社的收购点，常年收购这种草，卖给造纸厂。晒干的莎草，每斤1.5分钱，两斤多鲜绿的莎草才能晒得一斤干莎草。割四五十斤莎草，要走遍好几面山坡来回艰难攀爬。容易的地方莎草早被人割光了。只剩危崖绝壁处或者有虫蛇出没的地方莎草没人割，艰难危险可想而知。

暮春时节，一个身材矮小、瘦弱的乡下女人，不顾生命安危，在一座座危崖陡壁上攀爬，竟然是为了儿子一个读书的愿望，这是怎样的一个壮举！当割下的青绿色的莎草，晒在粮管所晒场上的时候，母亲心里一定很开心：儿子会有一本字典了，他上学不会被老师挡在教室门外了……

如今，我在北京和重庆的书房里，有上万本书籍，但是，母亲给我买下的那本字典，比我书柜里任何一本书都珍贵。每当想起母亲，我就觉得，我学的这点文化，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以此骄矜于人，实在愚不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