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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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母亲已经起床，刷锅煮粥，为父亲也为一家准备早饭。
父亲是前一天从上海回到老家来的。母亲和我们都在无锡乡下，父亲一个人在上海做工。父亲厂里歇工，他就乘机回来了，和他同行的是他们厂里的技师梅先生。
头天晚上，梅先生突然来到我父亲上海住的地方，说，阿荣师傅，让我到你家躲躲。我父亲厂里的人都这么叫他。父亲二话没说就让他进来。梅先生也是无锡我们老家那一带的人，但他飘忽不定，都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是帮穷人说话的人。日本人来了，父亲知道他和他的组织从事着抗日活动，父亲和他的工友们都心照不宣。父亲他们工作的工厂是英美公司办的，比较安全。
梅先生有文化，有技术，很虚心也很和善，父亲非常敬重他，有事就请教他，还常让他代写家书。梅先生也很尊重我父亲，父亲虽然不识字，但操作印刷机的技术不错，而且父亲性格憨厚诚实，待人诚恳，梅先生也十分信任他。梅先生对父亲说，日本人要抓他，他准备到无锡去。正好厂里要歇工，父亲也要回无锡，就约好一起走。
于是，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出发。父亲带的东西很多，梅先生帮我父亲提了一部分，都是我们的衣帽鞋袜，糖果干点，还有送乡邻长辈的东西。在火车站，梅先生幸亏有我父亲作伴，很顺利地通过了进站口日本兵的盘查。他们随着破衣烂衫的人群，挤上了火车。那火车其实不是旅客列车，而是货运棚车，就一个空棚，里面什么都没有。他们攀进去之后，找了个空地，直接坐在车底板上。车底板虽然有层厚厚的木板，依旧搁人。那种作为载人的货车，很长，拖了几十节，而且防震隔音极差，即使开得很慢，还是咯噔噔咯噔噔，左右上下摇晃震动，摇得你震得你骨架都会散了似的。棚车里人很多，挤得满满登登，几乎没有什么空隙，天又热，里面的人相互挨着靠着，个个挥汗如雨。坐这样的车，车票便宜，几乎是客车票价的一半，我父亲每次来回都坐这样的车。这次梅先生也坐了这样的车，他对我父亲说，阿荣师傅，你真是个吃苦爱家的好人啊。
火车停停走走，到苏州的望亭，足足大半天。父亲和梅先生就在那儿下车。那时还没有硕放站，父亲带我们坐火车到上海或者回乡下都是到离老家沙巷里村十几里地的周泾巷站。我父亲自己来回每次都在望亭车站上下车。望亭离我们家20来里，少一站，又能省点钱。
父亲他们背着行李，先是沿着铁路走，然后再顺着小道走。我父亲一路还悄悄地盘算着，这次拿回的钱怎么给家里开销，买的东西怎样分给四邻八舍。因为他是在上海做工的，挣钱的。他们说说走走，不知不觉就到了我们村沙巷里。父亲怕梅先生不安全，就让他先到我们家歇歇。
走进沙巷里，被村东头的银根遇见。他见父亲两人，眼睛骨碌一转，狡狯地问，那是啥人。父亲讨厌他，说，管你啥事。他朝父亲他们俩“哼”了一声。
这个银根也姓施，比我父亲大，是一个族里的，但却是村里的一个恶棍，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父亲有一次回家，他拦住父亲，叫我父亲“大佬倌”，说我父亲在上海发了财，回到乡里，要借点铜钿给他。我父亲知道他是明着敲竹杠，回了一声，“做生活做得苦煞，要养一大家子，哪有铜钿借给你”，撇下他就走。银根恶狠狠向我父亲背影“啐”了一口。
父亲带着梅先生到我们家，母亲连忙给他们做饭。饭后父亲就出去打听，哪儿有日本兵的岗和哨，探实了就让梅先生走了。
不料，第二天一早，那个银根就跑到西宅的日本兵营去报告，说我父亲是新四军的联络员，从上海来，带了个新四军。
父亲和我们姐弟三人还在酣睡，听到“砰砰砰”，如雷般的捶门声，都被惊醒了。
母亲在灶间惊恐地叫，“啥人啊！”门却被什么硬物捶打得更响了。我母亲抖抖闪闪冲到门口，刚抽出门闩，就被强力推开的门撞倒在地上。
是银根，带着两个持枪的日本兵闯了进来，大声叫着，“大佬倌，出来！出来！”
我父亲不知发生什么，因为天热，赤着膊跑了出来，见带头的是银根，说，“混账的东西，这么凶，要做啥”。此时他并没看清后面的两个是日本兵。
银根见我父亲骂他，就拾起和我母亲一起滚到地上的门闩交给日本兵，指向我父亲说，“新四军的有”。其中的一个日本兵接过门闩，就往我父亲身上头上擂去，父亲懵了，双手只护着头，话都没说出来。另一个日本兵举起枪托直捣我父亲腰腿，嘴里叽里哇啦，就闯进里屋搜索。我们几个小孩被吓得挤在一堆，哇哇乱哭。
屋里没有他们要搜的人，父亲被两个日本兵赶出门，赶到门前场地上，用绳子将父亲强硬捆住。父亲才知道他被银根告发，被日本兵被当做了新四军，就拼命挣扎着，辩解。一个日本兵哇哇叫着，意思要我父亲说出另一个新四军的去向，父亲摇摇头，说“没有，没有”。另一个日本兵举起手里的门闩，又朝我父亲身上一阵乱打。那门闩多实沉，打在父亲身上，“砰砰”作响，我听得惊恐地捂住脸。我们全家人被突如其来的遭遇一个个都吓呆了，待缓过神来，一起上前拉住那两个鬼子，哭着求着放了父亲。日本兵哪管我们，一个拖，一个赶，将我父亲带去日本兵营。
我们哭呀喊呀在后面追，村里的闻声赶来的几个婆婆见状，也喊着帮着求饶。到了村西的桥头，我父亲仍在挣扎，母亲和我们也涌上去发疯似地拉父亲。日本兵就把我父亲往河里推。那河，那时水很大很深，母亲和我们害怕地齐齐尖叫了起来。几个善婆婆也一起围着日本兵恳求，说，这个人是好人啊，冤枉的，他不会是新四军。又对着那银根说，“天打呀，要遭报应的。”
我父亲就这样被日本兵拉到了距村3里地的西宅村日本兵营里。我们被隔在外面，听到父亲被日本兵审讯拷打的声音和父亲无力的申辩声呻吟声，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在颤抖。
那天，我们一家真不知怎么过的。母亲痛定之后想了想，就撇下我们三个小孩，跑的到几里地外的鳌塔桥。鳌塔桥是母亲娘家，是个大村子，我母亲姓方，方姓是个大家族，村里一半是本家亲戚，有穷的也有富的。舅婆见我母亲青一块紫一块地哭着奔来，知道出了这样的事，也慌了手脚，不知所措。我母亲是老大，鳌塔桥村里的乡邻都“大阿姐大阿姐”地叫她，闻讯而来，围着我母亲一同揪心伤心，愤怒愤慨，不住地安慰安抚着母亲。他们七嘴八舌出主意出点子。这时，有人忽然想起，说，舅婆的一个堂房姐妹，我们叫方舅婆的，被征到西宅日本兵营去烧饭，可以找她去说情求情。
第二天母亲给父亲准备了饭菜和衣物，留下姐姐照看我弟弟，提着篮子，拉着我一起跑到西宅日本兵营。
我们让看门的伪军找方舅婆。方舅婆来了，认出我母亲，就和看门的说，我们是她的亲戚，要探视新拉进来的人。看门的经日本兵同意后，就让方舅婆领我们到父亲被看押地方。那是什么地方啊，原来就是一个猪圈，又脏又乱，堆了很多稻草。我父亲和另一个人就躺在稻草上，都像瘫了一样，一动不动。父亲还光着膀子，浑身鞭痕伤肿，口边都是血迹，苍蝇在他脸上身上停着飞着，他浑然不顾。我和母亲心痛得一起唤他叫他。他张开眼，挣扎想坐起，我和母亲哭着上前扶起他。母亲拿出布巾给他擦拭身上的血迹、污秽和被蚊虫咬的无数肿疱，嘴里“作孽作孽啊”念个不停。一天一夜了，父亲滴水未进，我赶紧帮母亲从篮子里拿出饭用勺子喂父亲，可是父亲一张嘴就一口血。母亲哭着对我说，“你爹爹被打伤了啊，打伤了啊”，泪如雨下。
在一旁的方舅婆也在抹泪，安慰我母亲说，我会帮你们求日本兵的。
方舅婆后来找了翻译官，日本人也在。她对他们说，这个人老实巴交的，不会是新四军，是他那个混账堂兄借钱不着瞎说的，她说我父亲是她的侄婿，她敢保证的。翻译官叽里呱啦跟日本兵说后，对方舅婆说，让我们找村里的保长交钱担保。
我母亲听了方舅婆回话，高兴得什么似的，拉住她的手，连连说“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
村里的保长叫阿元，也是个老实头，日本人举着枪叫他当保长，他不得不当，只是给日本人敲敲锣，对村里的人喊，要干什么干什的，挨家挨户叫，征多少税交多少粮。西宅的兵营小，没几个日本兵，这儿新四军游击队活动少，比较安静，所以保长的任务也不多。
母亲找到了他。阿元知道了我父亲的事，他说，这个畜生，煞千刀，害得兄弟吃足苦头。他对母亲说，兄弟屋里的，担保要铜钿的。他叫我母亲准备多少多少钞票，最好金条。我母亲一听，又有点急，这么多钱怎么办啊。阿元“唉”了一声，没有办法啊。
母亲急匆匆又赶到了鳌塔桥舅婆家。舅婆安慰母亲说，不要急，她会想办法弄钱的。
于是，舅婆东家西家，这个借点，那个借点，凑了不少，她又把母亲的弟弟，我们的大舅舅，挣的一根金条拿了出来一起交给我母亲。大舅那时在上海的一家单位做账房，几年来，他挣的钱，就换了这么一根金条让舅婆收藏着。
母亲回到家，饭也没顾上吃，拉上我和弟弟，跑到阿元家，要把钱交给他。阿元推了推，没接钱，就起身就引着母亲和我去西宅日本兵营。我们看着阿元交了钱，在文书上画了押，母亲和我们就去领父亲。
猪圈里就我父亲一人了。后来据我父亲说，在他被关进去后就没听到过那人的生息，肯定被打得不行了。父亲是在迷迷糊糊时听到有人哭着喊着抬那人出去的。
我父亲几乎奄奄一息，站也站不起。母亲和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扶起。父亲知道他被保了出来，似乎有了点精神，颤颤巍巍，在母亲和我的搀扶下，终于离开了那个让我们惊恐的魔窟。
—节选《施勤回忆录—我和我的家》 施鹤发改编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