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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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我4岁。母亲生了我大弟弟后，日本人打上海了。
上海的人民十分惊恐，都说日本人是魔鬼，而且铁甲利炮，打不过的。待听到吴淞口、宝山那里隐隐传来枪炮声，上海人再也坐不住了。好多工厂关了，老板不知所踪，关了厂的工人无处做工，没有收入，没法生活，就纷纷逃难，逃离上海，逃回老家。虽然上海有租界，有外国人管制，日本人打进来了也不会怎样。但进了租界，也要住也要吃，穷人能找谁去。
我们全家住在沪东杨树浦，租的是本地人家的房子，离父亲工厂不远的姚家桥，那时还像农村一样，有河有桥有农田。那里距战场很近，日军从吴淞、宝山还有高桥那边登岸，十九路军就在那里布防了主力，英勇顽强，阻击抵抗。敌我双方的枪炮声，轰隆轰隆乒乒乓乓昼夜不息。传到我们那儿，别说小孩，就是大人都颤抖不已。
父亲和母亲都焦虑，一家5口，日本人打进来了会怎么样。都在传说东洋人十分凶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好不容易才生了个儿子，而且都有了工作，日子才有盼头，东洋人要打进来了。
母亲做工的纱厂早就关了，差不多在卢沟桥事变后就歇菜的。那是中国人开的，厂方什么都没有说，说关就关，老板也找不到，母亲就此失业在家。父亲的厂，听工友们讲，是美国人办的，不会有事。但是，厂方不久就贴出通告，停工，什么时候开工不确定，会贴布告的。老板是美国人，也担心东洋人打进来，他不愿让他们的工厂受到战争破坏，但也不愿失去他们的工人，因为他们的工人有专业技能，能为他们创造很大的利润，布告说只是停工，让工人暂避战火。
父亲母亲攒下了点钱，但不多。现在眼看打仗了，做不了工，一家子有大有小，要吃要喝的，往后怎么办？上海很难呆下去了，炮声枪声越来越紧越来越密，父亲母亲就筹划，如何带着一家子逃难避乱。他们这样想，老家的3亩多地已赎回，以后母亲在乡下种点地，父亲兴许还能做工挣钱，一家子有活路，比一家子都窝在上海这个战乱之地省心。
父亲母亲于是就收拾行李，都是些必须的东西，一大堆。大弟要抱，我得搀着走，9岁的大姐自己能走，还能提件小包袱，好在还有和我们一起逃难的大舅跟着我们，那时他15、6岁，大小伙子一个。
于是，父亲到唐山路附近找他熟悉的三轮车夫，但都不在家，生意很好，都载着逃难客跑生意呢。父亲有点失望，正踌躇着，见住在三毛厂围墙边棚棚里住的苏北人从许昌路上拉车回来吃饭。父亲忙前去找他，他说“好滴”。等他吃完饭，父亲让母亲和我们三个小孩坐上车，行李也放到车上，他和大舅就跟在后面步行。
街上一片混乱，扶老携幼提箱挎包，都是逃难的人群，三轮车，人力车载满客和货在人流中穿梭。
到了北火车站，真是人山人海，兵民混在一起，都要涌进车站里面。可是，哪能买得到火车票，进得去啊，而且听人说，各种载人的火车，客车棚车都没有票，大部分车都在运送兵源，一批批的兵，不知是撤退的还是换防的，但是无数的伤兵肯定是撤到后方去的。
火车是坐不上了，父亲想只能走水路了，于是他跟那位车夫说，到苏州河码头看看有没有船到无锡。父亲多给了车夫一点钱，他很高兴，拖着我们，和父亲和大舅，走北苏州河路到现今叫河南路桥的天后宫桥旁的内河轮船码头。那里更是人山人海，而且乱哄哄，三轮车根本靠不过去。
这哪能坐得上船啊，别说有小孩，就是单身大人怕等到天黑也无法买票上船的呀。父亲犯了难了。苏北三轮车夫说，沿着苏州河往西走，看看哪个码头能坐上轮船。父亲说，好的，哪怕到苏州也行。于是又往西方向拉着走去。
来到浙江路近西藏路，听到天上隆隆的飞机声响，很低很低。父亲母亲，大家都在吃惊的当儿，一声巨响传来，惊天裂地，把我和弟弟吓得急哭了出来。一颗炸弹在西藏路南面大世界的地方炸落，没多少时间，又一颗炸响，也像天要塌掉的声响。虽然离我们还有两三里地，周边马路上的人四处乱跑，不知要发生什么事。后来，父亲经常给我们说，危险啊，那两颗炸弹不知炸死了多少人，都是逃难的，跟我们一样。
关于淞沪战争期间，大世界前面炸弹爆炸事件不仅历史有记载，而且老一辈的上海人对这件事个个刻骨铭心：
那是淞沪战争的第二天，国军飞机轰炸日军阵地后返航，其中一架受损，快到跑马厅上空了，想在那里空旷的地方，卸掉多余的炸弹，不料误落在大世界前面。飞机上第一枚炸弹落下，直接落在马路上爆炸，第二枚炸弹是离地面仅数米的空中爆炸。大世界是什么地方，那里店铺林立，马路宽敞，不仅是上海，乃至全国，甚至整个亚洲最热闹，人员最集中的地方，而且淞沪战争打响，大世界因为属于租界，设立了难民临时救济站。那天从杨树浦、虹口、闸北的难民足足有五千余人逃往并聚集那里，为避战火，熟料反而遭此大难。据统计，两枚炸弹炸翻10余辆公共汽车和私人汽车，当场死伤两千余人。
停在苏州河上的船很多，一路上码头也很多，父亲问遍了船家，都没有到无锡的火轮船。也不知走到了哪里，父亲终于问到了有一只货轮要到苏州去的。父亲想，只有先到苏州再说了。货轮的船把头看我们一大家子，起先不肯，说是拉货的，好在，父亲那时带的钱不少，而且很多是银元。父亲做工的工厂是美国人开的，给的工鈿高，而且发的大多是银元。父亲母亲非常节约，平时一分两分都舍不得花，但此时他们是舍得花的。他们一直教导我们“穷过日子富上路”的生存法则，以后我们姐妹兄弟南来北往在路上，他们总是鼓励我们路上该花的就要花，以后三弟远赴边疆，他们甚至把积攒的钱，缝在他的内衣上，让他有危险就乘车回家，让三弟激动得至今不忘。
父亲拿出了两块银元，那时银元流通得少，市面上用的的大都是法币，尤其眼看着打仗了，银元再好不过。船把头见了当然高兴，就爽爽快快答应了。
到了苏州，又是找船，父亲东跑西跑，终于在一个河滩上找到了一艘到浒墅关的小船。浒墅关虽然属于苏州，但到我们家乡不是很远，但也有三、四十里地吧。母亲抱着大弟，姐姐跟着，舅舅搀着我，父亲背上，肩上，手里都是行李，一行徒步往西。
我们沿着铁轨下的路脊走，那是沪宁铁路，我们家乡离铁路线不远，沿着铁路走近，比起不时有河沟阻隔的田埂小路，要好走得多了。
铁路沿线有很多人在走，很多像我们一样是逃难的。还有很多兵，他们稀稀散散，都是战场上溃散下来的国军，都是往西走，往与战场相反的方向走。更多的是伤兵，一瘸一拐，有的走不动了，坐在或者躺在地上，喝水吃干粮，眯眼休息。这些兵很沮丧，充满着怨气和怒气，有的甚至骂骂咧咧，让人见了害怕。但也有和颜悦色的。有的见到我们，用北方话说，老乡，逃难的吧。有一个兵见我看着他手里吃的饼干，就递给我说，孩子，饿了吧，拿去。然后对着疲惫不堪，满是尘灰的父亲母亲说，真可怜，逃得远远的吧，日本兵厉害着呢，很快就会打过来的。他们知道中国军队是守不住的，只是拖延时间拖延日军的进程而已。
逃难真不易，我们折腾到这里已经好几天了，一路没好好地吃过睡过。弟弟嗷嗷地不停要哭，我也叫，“吃力煞了，走不动了，肚子饿了”。父亲拿着那么多行李，母亲一路抱着弟弟，走了几十里了，个个筋疲力尽。我小小年纪，这么走，哪能受得了，就一路吵着让父亲抱着走。父亲怎么可能再抱我呢，被他骂了一声之后，我竟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不肯走了，舅舅拉我也不起来。父亲母亲骂我打我，还是不动。闹了半天，行人都不知过了多少，他们再也顾不上我了，只好撇下我。走了老远，快看不到影了，我仍在地上哭。
那时逃难，很多小孩就是因为累赘，被大人遗弃成为了孤儿，一路就有很多大大小小无奈的流浪儿。
这时舅舅返回来了。舅舅走着，不时回头看我，很远了，仍不见我跟上来，快见不到我影了，他不安起来，父亲母亲给了他一个眼色，就连忙放下手里的包袱，就回跑，见了我，哄也没哄，硬把我从地上抱起就走。
--节选《施勤回忆录--我和我的家》，施鹤发改编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