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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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中国地图像一只公鸡，公鸡头上的“鸡冠”是中国的最北端，就是我们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漠河。黑龙江由西向东，到我们下乡村子的北端，折了个弯，再向南向东流去。这个弯，就是在中国地图上看到的鸡冠顶。中国地图缩得再小，这个鸡冠总是显得很清楚。现在，在这个拐弯处，建了一个叫“金鸡之冠”的广场，树了个大型雕塑，作为“金鸡之冠”标记。不管这个雕塑与主题有着怎样的关联，或者寓示着什么，.总是个“中国最北”，或“中国北极”的标记。
因为“中国最北”，我们这里出了名了，原本是漠河的村子，理直气壮地改名为“北极村”。
漠河出了名的不只是中国最北，还有金子。早在清朝的时候，因为漠河老沟一带发现了纯度很高的沙金，闯关东的人，就蜂拥到了那里，挖矿淘金。清政府为了运送金子，建了直到漠河的驿站，驿站从嫩江开始，一站一站，后来沿着黑龙江往上，到漠河是第33站。
那时的漠河，有5个自然村，从“鸡冠”那儿向东向南，分别叫老街基、新街基和小街基。往西的一个村叫洛古河，远了，在黑龙江上游几十里处，几乎是黑龙江的源头。还有一个村，也远，黑龙江下游，也要几十里，叫北红。另外在北极村南2-30里地出产沙金的老沟，漠河人叫老金沟，曾经繁荣过。我们60年代末去漠河下乡的时候，那里没人烟，只有额木尔河渗出的几条河沟，环抱着一大片砂石滩和荒草地。
漠河的三个村现在合在了一起，叫北极村，并在将进入村子的元宝山下，树了个门楼，上写，“北极村旅游风景区”，成了全国闻名的旅游胜地。而洛古河和北红也各有特色，一个是黑龙江源头，一个是真正的最北，而且原始风貌依旧，也非常吸引游客。老金沟因淘金出名，近几年建了金圣李金镛祠堂、观音山及妓女坟区，也成为特色旅游景点。
那时这5个村都属于漠河公社。漠河公社的所在地，就在新街基和老街基之间，现在的黑龙江大街旁。
漠河公社原属于呼玛县。呼玛县地域很大，漠河是最西北的一个公社，离呼玛县城约1000里地，江苏省从东到西也是这些里数，但那可是一个省。如果冬天坐汽车，还好说，可以在公路上走，也可以在封冻的江道上走，有个一天两天到县城了，但如果在开江以后，天暖和了，公路不通，只能在黑龙江上坐船到县城。漠河到呼玛县城是顺流，快多了，3天，如若从县城回来，回漠河，那就慢了，因为是逆流而上，一倍时间也不够，总得一个星期。
那时，呼玛县境内，在黑龙江上行走的仅两条船。所以出行万不可错过船期，错过了，少则几天，多则10多天。不过那个时代，黑龙江畔的人，像漠河这里的百姓很少有人出行。就是我们知青，2-3年能坐上船，再换汽车火车回趟上海，就开心死了。轮船的到来，是个大事，公社通到各村各户的有线广播里会叫，“从呼玛来的轮船到啦”，或者“到呼玛去的轮船来啦”。轮船停靠在新街基和小街基接壤的江边，就是现在的“神州北极广场”那边。那时没有码头，但那里岸边水深，可以靠船。一块长长的甲板搭到岸上，上客下客，卸货装货。
江上行走的两艘船，起先是一艘小船和一艘大船。大船是火轮船，是最初的蒸汽机船，锅炉里烧的是木材，推动船体行进的不是螺旋桨，而是安在船体两旁的旋转轮子，靠着横板划水而进。那时候和我们一起下乡的一位上海博物馆工作的干部，曾画下了这艘船，不知保存下来没有。这艘大船太慢，坐这艘船，就享受它拍打水面的声音吧，“啪塔啪塔”，听几天几夜。这艘船没两年就淘汰了。估计拆得什么都没有了，如若留到现在，用作旅游，那又该是北极村的一大亮点。
呼玛县实在太大了，到了80年代初，改革开放了，漠河与古莲区和阿木尔区合并，另设立了个漠河县，与呼玛县分开。原先的漠河，由漠河乡改为北极乡再改为北极镇。而漠河县城、现在的漠河市所在地，就是我们三个村在西林吉拓地开荒，辟出的一大片耕地上建造的。从无到有，从几顶帐篷，愣是发展了成一座城镇。之间由于森林砍伐过度，县城曾被森林大火烧毁，却“春风吹又生”，仍坚挺地发展成将近10万人的城市。
而60年代末，漠河，那时只有漠河，或者说漠河公社，到我们这批从上海来的下乡知青在内，拢共才2000多人。
漠河的老乡来源很杂，没有世代就是漠河人的。那些世代在大兴安岭的少数民族，鄂伦春人、鄂温克、达斡尔族等游猎民族，在漠河几乎没有定居点，只有个别，借居在漠河的熟人和朋友那里。漠河大多数的人来自关里，山东河南河北，沾亲带故，淘金伐木放排捕鱼打猎垦荒种地，都是来谋生来发家，来“闯关东”的，到解放后仍一直络绎不绝。他们几乎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有着艰辛曲折的历史或者人生经历。漠河的老乡们，说起往事，哪一个不是有苦有哀有喜有悲，哪一个没有尝尽人间的喜怒哀乐。所以要划分阶级，他们几乎都是贫下中农，也有个别因淘金伐木放排致富的，也有被划为地主富农，但他们都是一些能人或者强人。我们在那里时称他们为“大拿”，不仅有力气，干活还有门道，什么活儿都能拿得下。村里一般人做不了的活儿，得靠他们动手或指点。
漠河始终是个美丽富庶的地方，宽广的沃土良田，无穷尽的森林资源，是勤劳勇敢的漠河人民的家园。即使在全国三年大饥荒年代，也没听说过漠河遭受怎样的不幸。
那三年，我们这里被老乡叫做“吃三两的时候”，许是社员的口粮每天“三两”。静下来细想，蛮好了，别的地方，四川安徽河南甘肃，很多地方，别说三两，能有一两就不错了呢。
漠河地多人稀，沿江一大片一大片插根棍子都能发芽的土地，只要垦出个三分之一，就能养活几千人。而漠河人以往不以种地为主，或者说不稀罕种地，淘金、伐木、放排、捕鱼、打猎才是他们谋生的方式。
所以，与全国有点相反，偏僻的边境山村--漠河，在“吃三两”的年代，没听说过饿死人，反而增加了人口。老乡说，“吃三两”的时候，光棍们乐呵了，到墙洞子里掏几嘎啦藏着的金粒，或者到山里弄些野货，暗地换些钱，到关里随便挑一个姑娘，准高高兴兴跟着来。更多的关里人，没了活路前来投亲靠友，来了就住下了，到偏僻些的地儿，垦出块地来，偷偷地种点啥，或钻进山里整点野物野货，咋整也饿不死，待过两年，就到山里伐些原木，大伙儿帮着，随便哪儿垒起个房，把家人接来就定居了。山高皇帝远哪，要找活路，谁拦得住。“闯关东”不只以前的事，我们在那儿下乡的时候，不时见到有关里来的人，不管有没有户口，住下了，没人赶，渐渐也跟我们一起劳动，也分红。
“文革”时代，左的思潮也在漠河留下印记。为显示革命性，漠河的三个村从北到南，分别叫“立新队”、“前哨队”、“反修队“、“北红队”，可漠河老乡不习惯那样叫，只说，我们“老街基“怎么样怎么样，我们也习惯了老街基新街基小街基地叫。
城市来的青年，不管上了多少学，都叫知识青年。知识青年不管在学校造没造过反、批没批斗过老师，还是在家玩家家的，都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贫下中农才是真正的老师。后来跟我们下乡的几个干部出了个招，让每个知青都安排一个老乡结帮对，结对的老乡，我们不管是不是贫下中农，都叫“师傅”，就像拜师学艺一样，大家都很乐意接受，顾不上什么阶级成分了，知青和老乡结了对，互相就很亲热，这才是真正的“和贫下中农相结合”。直到现在，说起插队的事，说起漠河的往事，我们总要说“我师傅”怎样怎样。待我们再次回到这“第二故乡”时，总要寻找“师傅”的家，师傅不在了，“师傅”的家人总要找到的，总要联系的。
那个年代，漠河是反修前线。黑龙江对岸那个国家，发了疯，把“马恩列斯毛”的“斯”挖掉了，社会主义硬是被它拗断了链子。我们来到反修前线，说不出的无尚荣光，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棉军装，虽然为了保暖，但感觉自己像真正的战士，觉得一定不能辜负伟大领袖的教导、嘱托与期望，觉得一定要紧密团结在贫下中农的周围，反帝反修，誓死保卫边疆，誓死捍卫伟大的祖国。其实保卫或者捍卫祖国边疆和领土，主要是解放军的事。
可下乡插队落户后，我们觉得，“贫下中农”十分镇静，十分安稳，不紧不慢，根本不顾对岸的敌情，照常生活照常劳动，照常到江里捕鱼钓鱼，照常到山里打猎捕猎。
我们融入的是集体经济组织。那时，中国农村都是这样的集体经济形式。不像城市，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不管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政府主管部门计划指导，工人干部都领统一核定的工资，没有谁多谁少，不按能力体力，按级别工龄。我们生产队的生产资料是集体的，劳动是集体劳动，使用着集体所有的工具农具，可以拉车拉木头拉任何东西的马和牛，按劳分配，采用工分制，集体评议，大伙看在眼里，体力好干得多，评的工分就高，分红就多，体弱多病干得少的，只有对不起了。多劳多得，不劳不得，所以不能不劳动。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首先要接受这种经济形式，然后跟着贫下中农一样，夏天，耕地耘地播地铲地，秋天，割麦垛麦脱粒，起土豆起大豆起萝卜白菜，打草垛草，冬天也要冒着严寒踩冰雪，伐大木拉大木杠大木赶爬犁，学着干活挣工分，学着生活生存。
没办法，这是生活，是老百姓要过的正常生活。我们知青也是百姓，从城市到农村，其实也是为了生活。我们渐渐融入这里的生活，不折不扣的。所以，我们顾不上反修防修，谈不上提高警惕准备战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做个新时代的农民才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从1969年末到1979年知青大返城，从上海各地来的大部分知青，在从前的北极村--漠河生活劳动了将近10年，也有一直留在了北极村的，那是与当地老乡成了家的知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