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时代

1956年9月1日。

早晨，我被姐姐叫了起来。她贴着我耳朵，轻轻地说：“弟弟，起来啦，上学去啦”。我懵懵懂懂还想睡，根本没想上学的事。哥哥也来了，拉拉我说，懒胚，迟到了，老师不让你上学的。我才想起，今天是我要上学的日子，就一骨碌地爬起来。

那时我还不知道怎么上学。前些日子，是母亲领着我去学校报名的，姐姐陪着。老师问我多大了，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我都听得懂，也回答得出，但我回答时一口无锡乡下土话，老师有的就听不懂了。回答住在“张家浜“，老师不知道那个地方，就问我“张家浜”在哪儿。我用手指向北指指说“伊嗒”，老师听不懂了，问”伊嗒“是什么，我说，出去“一脚”往前走。老师笑了，旁边听到的老师也笑了。我脸涨得通红，后来老师再问什么我都低着头不肯回答了。姐姐在旁着急了，拽我、催我，我仍不吱声。我母亲难为情地对老师说，我从乡下来了不久，请老师们原谅。后来我一直担心上不了学，姐姐也同样担心着。

本来我们早饭一直只有泡饭咸菜，这天母亲专门给我烧了一个盐花水潽蛋，还放了很多葱末，很香。我看看哥姐，让他们也尝尝，他们不要，说那叫“葱滚蛋”，吃了就“滚蛋”，但会聪明的， 因为“葱”和“聪”是同音。第一次上学要吃碗“葱滚蛋”，这是我们那里的习俗，哥姐他们都吃过的。

我背着母亲为我用粗布缝制的书包，跟着哥哥姐姐他们一起从家里穿过几个巷子后，顺着马路，走到通北路的一条弄堂。弄堂口一边的堂柱上挂了块牌子，上写着“上海市通北路第三联合子弟小学”，姐姐就领着我一起朝里进去。

学校是由我父亲工作的工厂和其他几个大厂为职工子弟联合筹办的，按路名和顺序称谓，周边的人简称“通三小学”，就在原来的劳动公园对面。

教室在弄堂里的一间间石库门房子里，而这些石库门房子中还有几间是居民住着。所以课堂和居民混搭，上午第一节课上课的时候，居民也开始生煤球炉，煤烟会漫到课堂上去。教室跟民居的那种房间一样，门傍着弄堂，大敞，老师、学生都从这里进出，进去就是后排课桌。黑板在房间的尽头，遥对着大门。因为没有窗户，教室很暗，前后四支日光灯一直开着，黑板上的字因被灯照着出现反光。记得，我经常看不清老师在黑板上写的字，因为胆怯，从不敢吱声对老师说，也不敢问同座。

操场在整条弄堂的旁边，那里开了很大的通道，里面场地还是很大的，我们就在那里做操，上体育课。一年级的教室在弄堂的最里面，高年级都在楼上，我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上的楼，也没敢上去过。

我们的班主任是杨老师，男的，年纪蛮大，看上去很沧桑的样子，我见了多少有点畏惧。我想象中，老师都很凶的，有戒尺，谁学得不好，要打手的。但杨老师一点也不凶，从没打过谁，骂过谁。他教我们拼音，写字，算术，有时高兴了还会给我们唱歌。他教的歌我至今还记得，而且都是关于“牛”的歌，不知他是不是特别喜欢牛。一首《老黄牛》：“老黄牛呀肥又大，土改以后到我家，干起活来顶呱呱，哎，一家大小都爱它。”他唱得有点俏皮，在醇厚的男低音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哈哈地笑起来。另一首《放牛歌》是在他代上音乐课的时侯教我们的，我也记得歌词：“放牛啰啰啰，青草满山坡，露水草儿，长得壮喔，耕田不用你吆喝哟喂。”后来，我们经常唱着“老黄牛呀肥又大”以及“放牛啰啰啰”，上学放学。

当我学会了一些字后，走在马路上，见到厂牌路牌店牌，有认识的字，总会很自信辩读，觉得上学真好，能识字了。但我对那些以汉字部首偏旁为标记的拼音字母和那些加减法放在应用题里的算术，我老也弄不明白。

旁座的女生这样那样地帮我教我，还是不明白。她就问我上没上过幼稚园。我不知道什么是幼稚园。她说幼稚园有老师，也教她们拼音数字，像玩一样，可开心了，那时她们就会了。她还说幼稚园老师还教她们唱歌跳舞，还做游戏，还让她们喝牛奶吃点心。我听傻了，想不出还有那样的地方。我回到我们家那边，问别人，也都不知道什么是幼稚园。

杨老师蛮和气，我们好多同学学习成绩差，不骂也不批评，只是要我们认真听，努力学。可我真不知道怎么认真，怎么努力，因为，我在课堂上坐在那儿一直不敢动，不敢说话的，更别说提问了。听着老师读课文，看着在黑板上写字，时间长了，我老觉得犯困。那时我哥哥已获得了学校三好学生的奖状，每天早晨就在他读书的时候，我就学他，也举着书本“嘟嘟嘟嘟”地念语文书里的拼音和算术书里的加减列题。于是我的作业里面慢慢没了红灯，多了3分4分，偶尔也有5分了。

第二年，1957年，我已经适应了学校生活，也渐渐脱离了乡下人的那种土气，敢自己上学去，也会邀结同学一起走。

上学路上，我们看到马路上都张贴着各种大字报，漫画，很多，凡宽阔平整的墙面上都有。大字报我们看不懂，但看到很多特意写成歪斜的“胡风”两个大字，并用红的颜色打了叉，就像我们写错的字被老师打了红叉一样。

“胡风”，是什么意思，我不懂，我父母亲也不懂，但我看到有的漫画上画了一只只很夸张的人头胡蜂，似乎向着镰刀斧头的红旗扑去。胡蜂，我知道就是马蜂，所以我们就以为“胡风”就是要刺人扎人“胡蜂”，后来不知怎的，我一直会把蜜蜂马蜂胡蜂的“蜂”字，老要错写成“风”字，被老师狠狠打了个红叉。

过了夏天，上二年级了，我们的老师换了。杨老师，我们的班主任，传说原来当过国民党的连长，被抓走了。后来又隐约听说，也因为那首“放牛歌”。

现在我方明白，问题在于这句“耕田不用你吆喝”，大概认为杨老师在说，他勤勤恳恳工作，不用听谁吆喝，听谁管教。

我们小朋友听到了杨老师被抓走的消息虽然会吃惊，但后来谁也不会当回事。杨老师的事虽然与我们无关紧要，可我还是把这天大的事讲给了我父母听，讲给哥哥姐姐们听，讲给我们那边的小伙伴们听。我们那边的小伙伴说，乖乖咙嘀咚，你们老师还当过连长，蛮结棍的。

后来我在我们那边，经常看到一个缺胳膊断腿的腌臜老头，听人说，这人曾经是个国民党团长。他每天就在马路边的电线杆底下摆象棋摊，等着别人与他下这盘看似能胜却永远胜不了的残局，当作职业，赚钱度日。每当路过那里，见他披着那件挂有抗战勋章却又脏又破的呢质军装，缩头缩脑地靠着墙根，晒太阳打瞌睡的样子，我都会想起那和蔼可亲，但当过连长，被抓走的我的启蒙老师—杨老师。

后来管我们并给我们上语文算术课的是个女老师，叫殷老师。有的同学背地叫她小殷老师。殷老师年纪较轻，有点洋气，女同学都很喜欢她，但有些男生在她上课的时候总爱调皮捣蛋，因为上课时，总爱讲她喜爱崇拜的电影明星，什么白杨啊秦怡啊谢芳啊等等。她还会对我们说起她当群众演员，上过荧幕的那段经历。这些和学习无关，所以男同学就觉得轻松了，有机会说话做小动作了，继而便会打闹。殷老师制止不住，就会委屈地哭。她一哭，有的女同学也会跟着哭，男同学们这才惊醒，这才安定下来。

我们低年级是半日制，就是上半天课就回家，教室让给另一个班级用。我们上课有时侯是上午，有时候在下午。我们半天在家，作业又少，玩的时间就多。所以那时的孩子在弄堂里时间长，玩的花样多。我们玩的游戏有“官捉强盗”、“斗鸡”、“跳马”、“骑马”、“抽不死”、“打铃角”、“刮香烟牌子”、“顶铜”、“打弹子”、“斗蟋蟀”等等，等等，很多很多。

半天放学的时间，谁也不会一直猫在家里，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大多时间都在外面游荡、玩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