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的帆布包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和我们兄弟三人、小妹一起整理父亲的遗物，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挂在墙上的那个帆布包。

那是一个普通的帆布包，灰白的颜色，偏大，里面由一块帆布隔开，分成两隔；外面由一条宽宽的布带联缀两边，挎在肩上很方便。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干部流动互相支援，父亲和母亲从云南个旧锡矿一起调到了贵州万山汞矿。

父亲是生产科的科长，协助生产矿长管理全矿的生产。他很少在办公室待，一个星期总有三、四天到生产一线去。汞矿的生产单位叫坑，一个坑相当于一个科级单位，有六七个采矿点。父亲每出去一次，几乎要走完一个坑的所有采点。

坑口离矿部有近有远，远的有七、八公里。父亲这个级别的干部，是没有资格要专车的，除非生产矿长要亲临现场，父亲可以搭一回便车。其它时候，父亲便在天蒙蒙亮的时候起身，穿一套灰蓝的工作服，头戴藤编安全帽，在帆布包里的隔层一边放上手电筒、保温杯，一边放上母亲给他刚蒸好的馒头，两包“朝阳桥”香烟，脚步匆匆地去赶发往各个坑口的交通车。

父亲的足迹，几乎遍布万山的山道、山洞和厂房。他走到冶炼高炉边，总是询问高炉冶炼是否正常；走到高炉的烟道边，查看烟道的壁面是否破损；走到矿石运输皮带边，用手电照照皮带是否有裂痕；走到坑道里的凿岩机边，去操作一下机器，看看自己是否还有年轻时候的身手……

父亲和工人们的关系很好。无论是在坑道里，炼炉旁……或是电机车的轨道边，休息的时候，工人们总是把他团团围住，要他散烟。他也挺大方，一支一支抛出去，工人们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接住，点上火大口大口吸起来。有时走的场地太多，烟卷散多了，自己还有一个漫长的下午要过，父亲便舍不得了。这时，工人们便不依不饶，上来两个人把父亲的双臂按住，抢过帆布包，把包里的烟卷“扫荡”干净，才放开他的双臂。经历几次“打劫”之后，父亲总是在自己的衣袋里偷偷藏上几支烟。

不过，工人们从不动帆布包里的馒头和保温杯。馒头是养胃的，保温杯里装的是一天的中药。工人们都知道父亲有严重的胃病，从来不抢他的小馒头。坑口食堂的饭不是太软就是太硬，一点都不合父亲的胃口，父亲也从来不吃食堂。每到一个坑口，父亲总是把馒头拿去请炊事员们加热，然后要一份白菜汤或西红柿蛋花汤，坐在餐桌边一口一口细嚼慢咽，四周是一大堆笑语喧哗的工人。

发往坑口的交通车都是定时定点的。父亲在坑口检查的场点多，常常误车，他就步行回家。从坑口到矿部家中，有十多里或二十多里路程，他又不能按时吃饭，走到半路就胃疼起来。他用手电筒顶住胃部，额头上满是黄豆大的汗珠，边走边呻吟，一直坚持走到家里，一下子躺倒在床上。叫来我们三兄弟中的任何一个，给他揉胃部，揉了很久，才舒缓过来。母亲抹着眼泪，给他送来止疼药，止住了疼，又给他端来一碗煮得很软的热气腾腾的面条，让他坐在床上吃。

最使他难受的是在冰封雪飘的冬季，那时交通车也不开了，父亲却坚持到各个坑口去。母亲怕他身体吃不消，劝他不要去了。主管生产的副矿长也劝他不要去了，打几个电话问问各坑口的情况就可以了。父亲却说近年关了，一年的生产任务吃紧，不下去走走看看不放心。他往帆布包里放进手电筒，保温杯，一塑料袋馒头，两包烟，还特地放了一把小铁锹，说是走到山坡小道上时如果有冰凌，滑，可以开条路。然后在两只鞋上各扎上一束稻草，便向着那条无生命痕迹的公路走去……

冬季每去一次坑口，回来总要住两三天医院。矿领导来看他，坑口的工人们来看他，有些懂草医的工人还给他送来一些奇形怪状的草药，一再叮嘱他吃下去，包管能把胃病治断根。父亲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捡了其中一种按时按量服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果然把胃病治好了。从此以后，他逢有胃病的人便宣传这种草根根，还给远方的亲戚朋友打包邮寄过去。

六十岁的时候，父亲退休了。一下苍老了许多，头发由灰色变成了全白。他变得沉默寡言，不喜欢走家串户，不喜欢与人攀谈，也不喜欢到棋牌室图书馆去。他只有小学文化，平时除了他关心的生产任务外，他几乎没培养出什么业余爱好。离开了工作岗位，他的心变得落寞，失去了精神的支撑。

每到晴朗的日子，他总是端出一把椅子，坐在家门口静观远处的青山，山谷，瀑布和蓝天中的浮云，一直到夕阳西下。

他在六十六岁时去世，去世时矿部为他举行了追悼会，一些坑口的工人来参加了追悼会，他们是父亲的好友。

父亲去世前几年，我就调到省城来工作了。三十年中，我仅回去过几次。每当我站在一个山头远眺那些山间小道、悬崖陡壁，离离青草，瀑布流泉……我总看见父亲的身影闪烁其中一一他左手拿一把电筒，右肩挎一个帆布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