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

              （本小说根据真实的史料改写而成）

                   何进

            遭遇伏击

完全出乎杨正国的意料：经过大榜村的红军仅仅是一支伤病队，衣裳褴褛，疲惫不堪。

这支队伍不到二十人：三人躺在担架上，其中一人头上缠着肮脏的绷带，处于昏迷状态；第二个可能是腹部受伤，昏昏欲睡；第三个大腿血肉模糊，在抬担人的缓慢的行走中大声地呻吟着。

其他的轻伤员各有姿态：有的拄着青竹或树木做成的拐杖，有的胳膊缠着各种颜色的绷带，垂着头向前行走着，但手里的步枪还是攥得紧紧的。

有两个小战士太年轻了，不过十五、六岁的样子，手里紧握差不多和他俩一样高的步枪，眼睛警惕地向四周搜索，他俩显然是这支伤病队的护卫。

这支伤病队极可能参加过舞水战役，不知为何与大部队走散了。但他们还保持着队形，尽管人人都已疲惫至极。

杨正国是从铜仁得到消息的，说红军的一支败军可能经过黄道乡或湖南的波州乡，大约百十号人，命令他率领万山自卫团协同黄道乡自卫队严加防犯，相机围歼。

“要是他们不走黄道，改走波州呢？”杨正国发电报去问。

“那就不关你的事啦！”铜仁回电。

红军走进伏击圈的时候，杨正国一声令下：“开火！”万山自卫团和黄道乡自卫队的三百多条枪差不多同时响起，子弹如冬日的雪粒般撒向那不到二十人的队伍。

那伙红军很惊慌，他们没料到在这么偏僻的山沟还会遭到伏击，纷纷向两旁的草丛和石堆散去。一个指挥员模样的女红军掏出短枪，命令还击，于是卫生员，担架上的重伤员，拄着拐杖的轻伤员，还有那两个小战士，都举枪向着山坡射击，整个大榜山谷回响着激烈的枪声。

但是地形对红军太不利了，人数和战斗力更是显短。不到半个时辰，枪声渐渐平息了，自卫队员们开始清理战场。十几名红军伤员尽数牺牲，女红军卫生队长脖子中了一弹，弹头从喉咙边穿过，昏死过去，被俘了；两个小战士，一个腿部中弹，倒在田埂上，另一个在战斗即将结束时，像一只被老鹰追逐的兔子，向着小溪边的一块巨石飞奔而去，随后就无影无踪了。

倒在田埂上的小战士，遭到了黄道乡自卫队员的残害。他举枪撩倒了一名队员，打伤了另一名，直到打完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五六个自卫队员有的用枪托砸他，有的用刺刀挑他，有一个年龄与他相近的，外号叫山狗的小队员手举一根粗大的木棒狠狠地向他的脑袋捶去，直砸得小红军脑浆迸出，没有了气息。杨正国心里很疑惑：“这个小队员与小红军素昧平生，对共产党会有如此大的仇恨？”

夕阳落山的时候，山谷里死一般寂静。杨正国让黄道乡自卫队打扫战场，自己带着万山自卫队一百多号人，抬着昏迷的女红军，沿着那条蜿蜒的山道回万山老街总部去了。

黄道乡自卫队长肖家杰见天色已晚，叫大伙儿都回肖家祠堂去，说那里已经准备了好酒好肉，好好地犒劳大家。他大概早就预想到这场伏击战的结局，预备好庆功宴了。

一个自卫队员跑过来报告肖家杰，说大石头块后面的那个小红军不见了，问要不要搜寻一下。

肖家杰挠了挠油污的脑袋，问：“有这么一个人吗？”

那个叫山狗的小队员说：“好像有……他应该是两个护卫中的一个。”

“会不会看走眼了，他在这里面哩。”肖家杰指了指田埂上，小溪边，石堆旁的那些红军遗体说。

山狗和报告的队员也狐疑不定，说：“那块大石头后面有一滩血呢！”

“兴许是哪个留下的吧！”肖家杰说，“大伙儿都累了，还是先回去喝酒吧！”

         戴头巾的男人和补锅匠

山伢子左臂中了一枪，血汩汩地往外冒。他像只受惊的免子，丢下步枪，撒腿就跑，一口气跑了两三里，看到追兵离他越来越远，躲到一块大石头后面，右手掌捂住了伤口。大概是身体过于虚弱，加上连日的行军和战斗，他一下子昏厥过去了。

当他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家农舍的竹床上，两个中年农夫打扮的男人，带着善意的微笑看着自己。

山伢子挣扎着起身，两个男人忙把他按住。一个头戴布巾的男人说：“你不能动，动了伤口又会流血的。”他问道：“小红军，你叫什么名字？”山伢子回答后，他又笑着说：“那么你是湖南人啰。”山伢子说自己不是湖南人，而是湖北人，不过离湖南很近。

山伢子问两人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救自己。戴头巾的男人指着另外一个男人说：“他是个补锅匠，到过很多地方，见的世面广，知道红军是好人，是穷人的队伍。”

山伢子问：“我们那些人呢？”

补锅匠答道：“他们都死了……有一个被抓到万山老街去了，是个女的。大概是你们的头吧？”说着，脸上露出沉痛的表情。

小红军低下头，叹口气：“她是我们的队长。”

小红军急于去追赶自己的队伍，他问：“老乡，你们可知道我们的队伍到哪儿啦？”

补锅匠说：“听说到田堰坪啦，还在那儿打了一仗，杀死不少黔军哩！”

带头巾的男人说：“我晓得你急于赶队伍，但今天查得很严，近几天可能也很严，你还是在这里养几天，养好伤后再去赶队伍。”

小红军说自己的伤无大碍，又怕连累老百姓。戴头巾的男人说：“不要紧，肖家杰是我家近亲，怎么查也查不到我家，他对我敬着哩！”

三人正说着话，门口进来一个布依族打扮的女人，手里提着一个竹篮，篮子里放着些草草。还有一个年龄与小红军相仿的娃子，穿着一件青布土衣，满头大汗。

女人放下篮子说：“平崽蹿了几个山头，才找到这点草药……暂时也够用了。”说着，就来解小红军胳膊上的绑带，又叫平崽去门口溪边洗草药。

戴头巾的男人说：“我来弄吧！你去煮饭，这个小崽崽可能饿了，刚刚醒呢。我和匠哥也饿了呢。”

女人便去煮饭了，不一会儿，平崽洗好了草药，带头巾的男人拿出一个石臼，捣好了草药，和补锅匠一起给小红军清洗伤口，换上新药。

小红军很诧异这几个人的行为，欲言又止。带头巾的男人对着他笑一笑，说：“你不要多想……贺胡子的部队以前来过我们这一片哩……那时我们就有接触了。”

小红军很机灵，他知道不能对这几个人的身份寻根问底了。但他还是忍不住提出一个要求：“你们能不能救救我们队长！”

补锅匠指指后山说：“你们队长现在上头的老街，关押着哩。我们会尽力的，你放心养伤，养好伤好去追队伍。”

女人手脚很麻利，没多久就把米饭做好了。还炒了一只野兔和一碗小白菜。带布巾的男人端出一罐自酿的苕酒，对小红军说：“你要来一碗不？”女人骂道：“你这个老酒鬼！说哪样呢，他还是个伢崽，还受着伤哩！”说着，给小红军盛了一大土碗米饭。

小红军大口大口吞噬着白生生的米饭，嚼着香喷喷的野兔肉，两股热泪一下子淌满了脸。唉！他已经一个多月没吃过热菜热饭了。

           胡锡林先生

万山老街北边，有两栋全木二层楼的房子，一栋是“益民水银公司”的办公室，也是万山自卫队的总部，另一栋是公司的店面和库房。

杨正国正在办公室里，与几个自卫队员谈论着昨天围剿红军的战事，商量着如何把女红军押解到铜仁公署。这时，一个店员走进来，向杨正国报告：“胡锡林先生想见经理。”

“快把先生请进来啊！”杨正国对那几个自卫队骨干挥挥手，“你们都去忙自己的事吧。”

那店员道：“先生没来，是在鸿福酒楼约见。”

杨正国说：“怎能让先生破费呢？”说着，便去另一栋楼的店面上向帐房要了些钱钞，作了登记，预备去鸿福酒楼。这时，有五六个山民打扮的人，手里提着几袋碎砂，东张西望地向店面走来，向着两栋楼探头探脑。杨正国感觉有些疑惑，但没多想，匆匆向酒楼奔去。

到了酒楼雅间，见一位满头白发，瘦高，精神矍铄的老人正端着一杯热茶，静坐着，见杨正国进来，起身给他倒了一杯茶。杨正国连忙接住，说：“怎敢有劳先生，学生自己来倒。”饮了一口茶后，问：“先生叫我来此，不知有什么吩咐？”

老先生道：“听说杨经理围剿红军，战果赫然，特设宴祝贺！”

杨正国脸一红，说：“只是灭掉红匪的一小队伤病，有何显赫？先生见笑了。”

胡锡林说：“虽为伤病，但也是红军，理当祝贺。”呷一口茶说：“上报到铜仁，少不了诸多奖励，且天下扬名。”

杨正国坐下，用盏盖轻拂一下水面茶沫，说：“先生话中有话，无须暗讽学生。明说即可。”

胡锡林起身，声音变得有些严厉，说：“好！我们且来议一议。”话锋一转：“当今倭寇占领东北，直指华夏腹地，山河破碎，宛如飘絮。红军提出北上抗日的主张，深得民众之心。你们为何仍然要枪指红军，热衷内斗啊！”

杨正国脸又一红，说：“我也是出于无奈，上头的命令，不好违背。”

胡锡林说：“上头的命令固然令人无奈，但下面的执行大可灵活松缓。你一个生意人，何须参与政治太深！”

杨正国问先生有什么指教，胡锡林说：“听说你捕得女红军干部一名，何不放她回去。”

杨正国道：“俘获女红军一事，万山人悉已知晓，如何放得？先生莫非要我犯通匪之罪。况且红军已远离万山，这女的如何归队？”

胡锡林说：“这个你不别操心，只管放便可。”

杨正国探寻的眼光投向胡锡林，笑道：“莫非先生与共党素来有些瓜葛？”

胡锡林微笑着说：“这个你也不必劳神打听。”

杨正国端起茶盏沉思片刻，紧皱着眉头说：“只是不知如何放，方能交待得过去。”

胡锡林说：“这个你不必伤神，我已替你安排妥当。”他靠近杨正国的耳边嘀咕一阵，杨正国紧皱的眉逐渐舒展开来。

跑堂的拿着菜谱进来，问二位点菜。杨正国说：“还是老样子，来个先生喜欢的一锅烩，再上瓶好酒。”

           山道上的蒙面人

茶子林是通往铜仁的最近通道，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直通幽深的山谷底。这天中午，万山自卫队副队长姚本俊和两个队员，正押着俘获的女红军走在山道上。

姚本俊始终不明白：这么重要的犯人，杨正国为什么不拍电报叫铜仁来人押送，而是叫自己押解过去，而且只带两个人。他把自己的困惑向杨正国说过，可是杨正国淡淡一笑，说道：“朗朗青天，偏僻一隅。你还怕有什么意外不是？自己押送过去，岂不是更能凸显我们万山自卫队的战果！这么大的功劳，可不能被黄道的给抢了。”

姚本俊一想，确实是这个理，自己不是正想在铜仁一带显名进阶吗？于是便带领两人，备些干粮，押着女红军上路了。

临近梅子溪的时候，已到中午。日头正旺，天气炎热。脖子受伤的女红军轻轻哼了几声，姚本俊看去，见她满头是汗，汗水顺着脸颊流向脖颈。

“歇一下吧！”姚本俊对两个队员说，接着走到女红军的背后，给她反剪的双手松了绑，又拿出一个洋瓷缸，到溪水边舀了满满一缸清水，递给女红军。

那女红军有些犹豫，姚本俊说：“喝吧！这是山泉，挺干净的，对伤口不碍事。”

女红军喝完水后，姚本俊和她攀谈起来。“看你这个样子，该是读过些诗书的人，应该在家里做大家闺秀，怎么去做了共匪啊？”

女红军听到“共匪”两个字，清秀的双眉皱紧了。她说：“不要叫我们共匪！我们是红军。我们的信仰不同，追求也不同。”

姚本俊心里“格登”一下，静默了好一阵，问道：“我们处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你的大名呢，敢问一下。”

女红军淡淡一笑：“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叫田静，是红六军团的一名医生。”

“啊啊，是喝过洋墨水的啊，比起我们万山老街的程郎中如何？”一个队员问道。

田静一只手捂住嘴笑道：“我学的是西洋医，程郎中是中医，不好比。”

“田医师是在哪儿学的西洋医？”姚本俊也笑起来，问道。

“在上海。”

“啧啧啧，大城市啊！见的世面宽。”姚本俊说，“按理说，住在城里，又有门手艺，日子过得舒舒坦坦的，该多好啊！咋个跟共匪……啊，不，跟着红军，四处奔波啊！”

田静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她说：“你们大概也听说了，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现在又虎视眈眈，盯紧了华北。国既不保，家何能存？我们红军北上，就是为了驱逐日寇，保卫家园。”

一个队员说：“管他日寇倭寇，我们连个卵影子都没见着，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

姚本俊瞪了那队员一眼，骂道：“你小崽不要对田医师说流话！你也是识几个字的人哦。”

田静不在意地笑笑，对着那队员说：“等你见着倭寇的时候，你也过不好日子啦。”

休息了一阵，姚本俊把田静的双手反剪上，又开始上路。刚走完梅子溪，来到一片竹林边的时候，隐隐约约看见竹林里有几个人影在晃动，姚本俊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他对两个队员说：“我们是不是遇上打劫的了？”

“不会吧！从没听说过万山山道上有劫匪啊！”一个队员说。

田静也有些紧张，说：“你们看啊！这个世道已经不太平了，你们还想着过太平日子哩。”

四个人小心翼翼地向前走着，走到竹林处，却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姚本俊说：“可能是砍柴的人走过去了。”

走到竹林边沿，大家刚松口气，戒备心里刚放松的时候，突然从茂密的草丛中跳出六、七个蒙面人来，每人手里握一把弯镰，架在四人的脖子上。三人手中的枪，也被缴去了。

姚本俊很慌乱，心儿“突突”直跳，他壮起胆问：“你们是什么人？”

一个矮小粗壮的蒙面人答道：“我们是这座山的主人。”

姚本俊又问：“兄弟们劫道，是为钱财，还是为人命？”

一个身材高大的蒙面大汉瓮声瓮气地说：“不为钱财，不为人命，只想带走这女的。”

姚本俊镇定下来，说：“这女人是我们要押往铜仁的政治犯，你们不能带走。”

大汉很执着地说：“我们一定要带走，你阻拦不得！”

矮小粗壮的汉子厉声说：“你再啰嗦！把你们的脖子抹了！”

姚本俊很恐慌，也很恼怒，他说：“你们可晓得惹了什么人吗？我们的人赶来，分分钟可以踏平你们山头！”

瓮声瓮气的大汉以一种调侃的口气说：“晓得的，你们是万山自卫队的。你是姚副队长。”他对三人说：“枪和人我们带走了，你们回去给杨队长报告吧！”说完，收了三人的枪，押着女红军，消失在竹林深处。

三人很沮丧地坐在草丛边的石头上，半晌没缓过神来。

一个队员说：“这几个人的背影很熟啊！好像在哪里见过。”

另一个说：“好像是昨天到门面上来卖砂的那几个。”

             追赶红军

十来天后，山伢子的伤口结痂，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

一天上午，补锅匠来到戴头巾的男人家，对山伢子说：“好消息，你们的队伍在田堰坪灭了黔军的一个营后，还有小股部队在那儿活动，听说准备在那一带建立游击区。你不是要赶队伍吗？去田堰坪找找，兴许能找到。”

山伢子很兴奋，想立即动身。补锅匠说：“等我和你朝贵叔好好合计一下，准备准备再去不迟。”于是便和戴头巾的男人夫妇俩，到屋前的空地商量。好一阵后，三人回到屋里，山伢子看见女人的眼圈红红的，脸上还有泪痕。

午饭过后，补锅匠挑起自己的家什，和戴头巾的男人、平崽、山伢子一起上路了，山伢子穿上平崽的一身土布青衣，一付布依族的装扮。女人倚靠在门边，一付失魂落魄的样子，看着他们沿着一条土埂路走去。他们没有走黄道街上，而是朝着湖南波州方向走去。他们不想引起人们的注意，特意选那些偏僻的山道走，补锅匠看到山伢子东瞅西望，有些紧张，就宽慰他说：“伢崽，莫慌，出现啥子状况都应对得过去的。”他又说：“路上遇到哪样人，你都莫吱声，有我和你朝贵叔对付。”

他们走到贵州与湖南交界的那座石拱桥上时，发现波州那边远远走来一队人，肩上都挎着步枪，领头的一个推搡着一个少年，边推搡边扇着耳光。

肖朝贵对山伢子说：“是肖家杰，那天打你们埋伏的那个人……你莫吱声就行。”

走近了，肖家杰主动打招呼：“朝贵叔，你带着平弟和老补锅，这是要去哪儿啊？”

肖朝贵迎上去，笑着问：“你咋从波州那边过来啰？到湖南还有公干啊？”

肖家杰说：“是啰，前天波州乡自卫团抓到一个小崽，在偷阎老财家火塘上的腊肉，怀疑是我们漏掉的那个那个红军，叫我们去辨认，谁知是偷漏儿这小子！”

这个偷漏儿，全黄道乡都认得，补锅匠也熟。他父母死得早，没人管，人们把他交给族长，族长又把他交给肖家杰，要肖家杰找点事给他做，混口饭吃。肖家杰把他留在自卫队，发给他一杆枪，要他为黄道乡看家护院。谁知这小子不做正事，伙同万山老街的一些地痞流氓，抢山民的朱砂，恐吓乡民，还大闹过万山的名妓楼“梦里香”。影响大了，万山自卫队把他的那伙兄弟驱逐出了万山，杨正国把偷漏儿发还给肖家杰，肖家杰一气之下，缴了偷漏儿的枪，把偷漏儿一脚踢出了自卫队的大门。从那以后，偷漏儿成了黄道街上无人管的浪儿，靠沿街乞讨来度日。

“莫非朝贵叔到波州也有活计？”肖家杰问，“还带着平兄弟。”

“我一个农杆子，不会手艺，哪会讨得哪样活计？”肖朝贵笑道：“是匠哥打听到晃县那边最近出了不少沙窝矿，地皮浅得很，想去弄弄，弄点小钱。”

“喔喔，是吗？那是值得去弄一下……”肖家杰走近山伢子，眼睛上下扫一遍，“这个兄弟是谁啊？面生得很。”

补锅匠接话道：“他是我侄儿山伢子啊！好几年前我带着他来万山走家蹿户的，肖队长难道忘了？”

“啊啊，是吗？”肖家杰攒劲地去回忆几年前的场景，可是什么也没回忆起来。他喊一声：“山狗，你来看看，这是山伢子吗？”

山狗凑上前，仔细看了一番，说：“都好多年了，我也不记得了。”

肖家杰摇摇头，问补锅匠：“你们也是要去晃县发财吗？”

“侄儿去，我不去。”补锅匠笑笑说：“我啊，还是干我的老行当，补补锅，磨磨刀过日子。”

肖家杰又对补锅匠和肖朝贵说：“两位，请到一边说话。”三人走到一边，避开众人，肖家杰说：“两位既然要去晃县发财，可以把偷漏儿带去吗？让他去那儿做点事，干点活儿，总比在黄道街上浪着好。”

肖朝贵连忙摆手：“要不得！要不得！你都管不了，他咋个听我的？”

肖家杰以恳求的眼光看着肖朝贵说：“老叔，你就不要推辞了！他换个地方，有了正经的事儿，兴许会改一些。”

肖朝贵还是一个劲儿的摆手，补锅匠见了，怕闹成僵局，不便早脱离危险，连忙说：“我看肖队长说得有些道理，换个地儿，怕是会做个正经人的。”边说边给肖朝贵递眼神。

肖朝贵立即领会了补锅匠的意思，但他还是摆出一付很无奈的样子，摊开两手，长叹一口气：“唉一一”

肖家杰很高兴，立马走到偷漏儿的身边，很严厉地对他说：“你现在马上跟朝贵叔们去晃县，找点正事做做，挖点砂，卖点钱，规规矩矩过日子！说不准以后还会发财哩！”

偷漏儿一个劲儿地摇头：“我不去！我不去！那苦得很！”

肖家杰大怒，在偷漏儿那红肿的双颊上又是一记重重的耳光，打得偷漏儿的牙齿都渗出血来。“你不去就不得！以后不要在黄道街上露脸，我要是见了，见一回打一回。叫别个见了也打，叫你在黄道站不住脚。”

偷漏儿揉着红肿的脸，极不情愿地跟着那几个人向着波州那边走去。

望着补锅匠一行人的背影，肖家杰问山狗：“你看清楚没？那伢崽是不是那个小红军？”

山狗说：“打仗的时候离那么远，哪个看得清。补锅匠不是说是他侄儿吗，前几年还来过。”

肖家杰抠着脑壳说：“有这回事吗？我咋个记不得了。你记得吗？”

山狗做鬼脸，摇摇头。肖家杰说：“管逑他什么小红军哦，伤透老子的神了。”

        后记补充

山伢子一行人在田堰坪没有追赶上红军队伍，而是在羊坪追赶上了。平崽和偷漏儿加入了红军的队伍，继续向西，到了水城附近的时候，偷漏儿习惯不了红军的急行军和艰苦战斗生活，脱离队伍，到水城街头加入黑社会，干起了偷摸抢拿的老行当，解放初期被人民政府镇压。

山伢子跟随大部队到达陕北，红军东征的时候，在黄河岸边，在与国民党军队的一场激战中壮烈牺牲。

平崽在革命队伍的大融炉中逐渐成长起来，被部队送到抗大读书，在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淬炼后，迎来了新中国的黎明。解放后，转入地方工作，在铜仁行署的一个科室里做民族工作。

补锅匠和肖朝贵送走山伢子、平崽和偷漏儿后，回到万山，继续潜伏。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他们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在万山积极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捐资捐物，支援抗日前线。抗战胜利以后，两人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一九四九年十月，铜仁解放前夕，被枪杀于铜仁监狱。

女红军田静被中共亚鱼支部一班人救出后，隐居于亚鱼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不久为了便于隐藏，她嫁给了组织委员陈威。抗战爆发后，她和丈夫公开了自己的身份，随后到独山前线，做救护伤员的工作。后来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亚鱼支部派人去独山打听，始终没有二人的消息。估计是死于日机的轰炸。

杨正国的先生胡锡林在解放后当上了万山的政协委员，六十年代初去世。

杨正国始终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摇摆不定，四九年底率自卫队到铜仁接受整编，五O年初带着队伍发动叛乱，最后被击毙在野牛山附近的一片玉米地里。

姚本俊没有参与杨正国的叛乱，谎报放走女红军有功，建国后做了几年万山汞矿护矿队队长，后来被亚鱼支部的党员揭发，不久被解职，文革期间，因历史问题被批斗致死。

肖家杰在四九年解放后交待了自己的反革命罪行，认罪态度好，在铜仁监狱中坐了十年牢。服刑期满后，回到黄道乡，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夫生活，七十一岁时去世。

这就是万山一些人和两个红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