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辩宋玉

极左盛行、宋玉倒霉时，人们都躲之犹恐不及，挖他的坟、砸他的碑、拆他的庙、烧他的书，骂他的人，图个革命彻底；宋玉走红了，有市场潜力了，人们又趋之若鹜，争着和他套近乎，纷纷言称宋玉属于他们所有——这也难怪，市场经济了，都在图求利益最大化，名人是摇钱树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是千古以来芸芸众生的自觉选择。然而，“吾日三省吾身”、“敏于事而慎于言”这些古训，我们也不能就完全罔顾，有时候，把立足点稍稍移动一下，也有必要的。否则，大家都纷纷标榜自己是“正宗”，不屈不挠，“正宗”将流于笑谈，无人置信了。这对谁都没有好处。为此，笔者在写此文前，先严告自己：一定要跳出三界外，学学宋玉的“独耿介而不随”（宋玉《九辩》），不能站到当今任何一方争宋玉的队列里，而要头脑清醒地站到自己最应该站的位置——宋玉一方，且替已逝去两千多年、不能再说话的宋玉来说点儿不得不说的话。

说什么话呢？就是要针对当前对宋玉宣传并兼及宋玉研究中所呈现的一些偏见和误解，力所能及地作些辩论澄清之功，以免以谬传谬，以致积重难返。

当年，宋玉写了《九辩》，九曲回肠，净为日暮途穷的楚国忧;我今写《九辩宋玉》,要为宋玉忧一下、辩一下——否，是忧九下、辩九下。

一：宋玉只能生在宋国，因为他姓宋。

辩：这说的未免绝对。春秋战国时的一个个“国”，大都是诸侯国，都是周天子的从属国。这些诸侯国，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一个个省，国家间人员的流动，是没有什么特别限制的。而且随着商业和交通的发展，各国间的依赖和联系日益密切，难解难分，“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篇）。哪个国家好，适宜自己发展，人们就可移往该国。战国时一个和宋玉同姓的知名学者宋钘，是宋国人，可他却久居齐国国都临淄的稷下学宫讲学，还为贯彻“天人合一”的思想而走遍天下，何等自由！孔子的祖籍不也是宋国吗？他的祖上不想在那里呆了，走为上，就奔鲁。他们的后代孔子就成了鲁国人，孔子的故里就成了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孔子在鲁国呆不好了，不用任何人批准，他又带领他一班弟子周游列国，见好就留居下来。他的弟子子贡是卫国人，来鲁国孔子门下就读，又在鲁国为相，后又移居齐国任大夫。秦国强盛期间，“客卿”居多，各国有识之士，纷纷到秦国谋职为官，是“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李斯《谏逐客书》）。许多商人自由进入秦国经商。就连许多他国的农民，在本国受不了苛捐杂税的盘剥，也纷纷逃往秦国。秦国不仅不驱赶，还予以善待，分给他们土地耕种。楚国强盛时，来楚之人也不会少。宋国建国800多年，他国之人迁居宋国，以国为姓的宋人迁居他国，自是常理。宋玉的祖上——甚至500年、600年前的远祖迁到鄢，此后繁衍的子孙便是楚地鄢人，又怎么不可能？何况宋国还和楚国接壤，宋迁楚是近迁、还不是远迁！刘向在《新序·杂事第四》中记有战国时期一个梁国（即魏国）县令致力于梁、楚友好的轶事。这个县令就姓宋，叫宋就。可刘向和《辞源》都明明白白记载他是梁国人。还有最不应被忽视的宋玉在他的《笛赋》中叙及的“宋意将送荆卿于易水之上”的话，这个宋意，也许他的祖上是宋国人，可是《辞源》等众多史料都明明白白记载他是战国时的燕国人，是燕太子丹的门客。他姓宋，就能是燕国人，宋玉又为什么不能是楚国鄢人？最早记载宋玉籍贯的史籍《襄阳耆旧传》卷一里载：“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此后众多典籍都如是记载。什么叫尊重史实？宋玉的文章摆在那里，史家的典籍摆在那里，我们怎能无根据地就断定因为宋玉姓宋，所以他就只能是宋国人?!

二：宋玉是宋国的末代王子。

辩：为节约文字，就多用最权威的史料——让宋玉自己来说话吧。宋玉在他的代表作《九辩》里说：“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说自己是贫苦的读书人；宋玉的另一作品《登徒子好色赋》里，有这样一段话：“是时，秦章华大夫在侧，因进而称曰：‘今夫宋玉盛称邻之女，以为美色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焉足为大王言乎！’”——章华大夫说宋玉的东邻女子，是中原南部楚国的一个穷乡僻壤的姑娘。这都说明宋玉是生在穷乡的寒门子弟，和有尊贵身份的宋国王子毫不沾边。研究宋玉，再重要的典籍都没有宋玉自己的作品可靠，宋玉自己都说他出身贫寒了，我们再给他另外臆造一个出身，岂不是舍正求误？再假设一下——假设宋玉是宋国的王子，而宋国正是被齐、楚、魏三国所灭，并三分其地，楚王能放心地将一个被其所灭国的王子留用在身边吗？宋玉又怎会死心塌地地对一个灭其国的暴君忠贞不二、就是在被楚王贬离失职悲苦潦倒“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宋玉《九辩》）之际，不但不恨楚王，还虔诚之极地为他招魂、祝愿他“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宋玉《九辩》）？若是这样，这个宋国王子便是一个叛国背祖、卖身投靠、为虎作伥之人了，哪来的“立身高洁”（李白《感遇四首》）？李白、杜甫都不会答应的！

三：宋玉和景差是同学。

辩：不对！景、昭、屈属于楚国“王族三姓”，是身份显赫的贵族，楚国又一直奉行的是世袭制，贵族们世代养尊处优，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确有保障，捧的是“铁饭碗”，他们的子女从小就能在条件优越的地方，受到良好的教育。景差怎么可能在穷乡僻壤的私塾里，去和宋玉作同学？

四：宋玉是公元前298年出生、前222年去世。

辩：关于宋玉的生卒年，历史上一直没人能说得准，而今怎么忽然就有人给他判定了？依据在哪里？说他死的依据，一是有关宋玉《笛赋》这篇文章，文中写及荆轲刺秦王之事，荆轲刺秦是公元前227年，宋玉定是在此之后死的——这一条还说得过去；二呢？可能是根据秦灭楚。楚国是公元前223年亡国。国亡了，宋玉才绝望而死？这一条就是推测吧，依据何在？史籍没有任何记载呀？至于说宋玉是公元前298年生，更不靠谱。公元前298年，是楚顷襄王元年，而秦将白起攻取鄢郢、邓、西陵是在前279年，攻取纪郢、焚烧夷陵、攻到竟陵、安陆，建立秦的南郡，向南又攻取了洞庭湖五渚、江南，迫使楚迁都到陈，是前278年。若宋玉是前298年生，此时才十九到二十岁，还未入朝，家乡和首都就已沦陷，他已由“楚人”变成“秦人”了，这说不过去，在宋玉这里通不过，他的作品否认这种说法。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中的名句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又说：“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这些话是宋玉入朝为官后，针对登徒子的诽谤，而进行自辩的。从这些话里分明可以看出，就在此时，宋玉的家乡鄢邑也没有沦陷于秦手，而一直是楚国的领土。这样他才能自豪地说天下最美的女子在楚国，楚国最美的女子在自己的家乡，而且东邻的女子还在追他。楚王也才有兴趣听他说这些。如果此时鄢已被秦占领，是人家秦国的地盘了，连楚国继鄢郢之后雄踞其上数百年的纪郢也被人家端锅了，已是国破家难圆了，怎会再说这些不合时宜的话？即使说了，也只会勾起君臣伤感，哪里还能落个“楚王称善”的结局？更何况，宋玉说这些话时，还有“秦章华大夫在侧”，这个“秦章华大夫”，还跟着宋玉的话凑趣，说了一大通话。他的话中有如前所引的“且夫南楚穷巷之妾”的话，这也可以作为当时鄢郢、纪郢仍是楚国领土的旁证。章华大夫称宋玉的家乡是“南楚穷巷”，是中原之南楚国的一个穷乡村，如果此时宋玉家乡已属秦地了，章华还能这样说吗？章华什么身份？他虽是楚国人，但在秦国为官，他若是在秦国相继攻取了楚国的鄢郢和纪郢两都之后出使楚国，他就是敌国的使者，他说出楚国南部宋玉家乡的话题，只能勾起楚王失地之恨，哪里还能称赞他讲得好？勿须再辩，宋玉不会是公元前298年出生的人，他入朝前以至入朝后相当一段时间，鄢、纪两都并未沦陷。他的出生年月应当往前推，应在公元前300零几年。这样，他就是在荆轲刺秦王之后甚至楚亡之后去世，享年也至多80来岁。

五：宋玉有云梦之田。

辩：宋玉的《小言赋》中，有宋玉因答对出色，楚王表态“赐以云梦之田”之说。此事应有三种结果，一是赐田只是戏言，并未兑现，或是佞臣设阻，赐田落空；二是宋玉拒绝领赏——这个不奇怪，宋玉作为一个效法先贤、心忧天下、常有“瑰意琦行”（宋玉《对楚王问》）的士大夫，其抱负和胸襟是常会不与人同的。他在《九辩》中就反复申说过这样的话：“骥不骤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喂而妄食”、“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食不媮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等等，这都是他可能拒赏的思想基础。三呢，可能宋玉接受了云梦之田的赏赐，但不久这“云梦之田”便随着鄢、纪失陷，而成了秦地，这赏赐也就不再拥有。——之所以摆出以上三种推测，并不是主观臆断，而仍然是有宋玉自己说的话作铁证。他在其晚年所写的代表作《九辩》中说过多少这样的话：“霜露惨凄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济。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将至。愿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与野草同死”、“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廓而无处”、“蹇充倔而无端兮,泊莽莽而无垠.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等等，无须再引证，这些自传性的话语，足以证明宋玉的晚年是饥寒交迫、穷途潦倒、孤苦无依的。如果他拥有云梦之田，会是这种境况吗？

六：宋玉入朝是公元前276年。

辩：实不敢苟同。公元前276年是个什么概念？是楚顷襄王23年，司马迁编著的《史记·楚世家》告诉我们，就在此前四年,秦将司马错攻取了楚的黔中,楚献汉北及上庸地给秦；前三年，秦将白起率兵大举攻楚，楚的鄢郢（今湖北宜城）、邓（今湖北襄阳）、西陵（今湖北宜昌）落入秦手；前二年，更不得了，白起不但攻下了楚的国都纪郢（今湖北荆州），烧了楚国先王的陵园，还一直向南挺进，攻取了洞庭五渚和江南一些地方，楚襄王惶惶然如丧家之犬逃亡到陈城（今河南淮阳）建都；此前一年，秦军又攻取楚的巫（今重庆巫山县三峡一带）和黔中（今湖南大庸一带）。至此，长江三峡、今湖北全境和湖南、河南部分地域，都被秦占。如果此时宋玉才入朝，就不可思议了。主要有以下两点不可思议的理由：

一是在楚国连连兵挫地削、遭受沉重打击、连国都都保不住、国势急转直下、国运危在旦夕的情况下，楚王哪会有心思常常要宋玉、景差、唐勒等一班臣子陪着，去游高唐、会神女、竞大言、赛小言、吟诗作赋、观光赏景？只有在相对和平的时期，前面诸事才可能发生。而自公元前298年楚顷襄王当政到公元前281年共17年的时间里，除了襄王元年（前298年）秦对楚有冒犯外，此后16年秦、楚不仅基本无战事，而且在此期间，秦还对楚有援，并“予楚粟五万担”（《史记·卷五·秦本纪》）；两国君主也常有友好联谊活动，“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又“好会於鄢。其秋，复与秦王会穰。”（《史记•楚世家》）；不仅如此，楚顷襄王还“迎妇于秦” （《史记•楚世家》），娶了秦女为妻，秦、楚结成了姻亲关系。这期间也无他国侵犯楚国。楚国可说是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在这种时期，楚王生发出种种闲情逸致，方在情理之中。到了楚顷襄王18年（公元前281年），相对和平走向逆转，楚臣庄辛面责楚王“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战国策•楚策四》），而且不久真的就“必危”了——不到五个月，强秦就下决心要吃掉楚国，楚国被动挨打，丧都失地，祸事连连。眼看君国难保的楚王，此时最应该有的态度——实际也确有这样的态度，就是“亡羊补牢”，赶快修好自己的“羊圈”，以防止自己侥幸逃脱的小命，被狼吃掉。这态度何止是楚王，只怕头脑正常的人都会采取这种态度，就连不是人的动物，也会采取这种态度的，因为自我保护，是一切动物的本能。“虎狼之国”的秦，要吃楚国这只“羊”了，并且那血盆大口已经把“羊”咬得伤痕累累、而且还紧追不放，“羊”还有兴致去游山玩水、猎艳寻欢吗？就算它有兴致，也没有实现的环境啊。如果宋玉此时才入朝，他那些游历文字，根本不可能产生。

二是宋玉的作品本身，否认他不是公元前276年才入朝。

下面仅举两篇作品为例：

先举一个例子：《登徒子好色赋》。前面已经说及，此处不得不再说及，该赋的写作时间当在楚的鄢郢和纪郢未失之时，即在公元前278年以前。这从秦章华大夫的话语中尽知。章华大夫称宋玉的家乡鄢是“南楚穷巷”——中原南方楚国的一个穷地方。如果此时鄢已成了秦地，章华是不会这样说的，他甚至也不会出使楚国，因为自公元前281年起，秦对楚发起了全面进攻，不仅攻陷了楚的鄢、纪二都，并将其纳入了秦国的版图,置为南郡,还要灭掉整个楚国，秦、楚已成了空前的敌对关系。在这种情势下，秦王还会派个章华大夫使楚吗？就是使楚，也充满了火药味儿。可是章华大夫到楚后，也看不出秦、楚两国有任何紧张气氛，反而只见他接着宋玉分辨自己不好色、登徒子却迷恋丑妻的有趣话题，趣上再凑趣，也向楚王趣谈自己遇见美女并相互诵诗的境况，还从宋玉和自己的经历中，总结出“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的君子所应具的品格，博得了楚王的称赞。通篇话题轻松幽默，充满了浓厚的喜剧色彩，哪里有一点儿两国交恶的影子？《登徒子好色赋》这篇赋作，是宋玉入朝后所作，这一点是无疑的；是秦还没有对楚实行大攻势，楚的鄢、纪都未沦陷，秦和楚还处于相对和平期间所作，这一点也应当是无疑的；那么，宋玉不是在公元前276年入朝、而是在此之前、早在鄢郢和纪郢都还未沦陷时就入朝了，这一点当然也是无疑的了！

关于这个《登徒子好色赋》，这里还想再多说几句。还有学者推测，宋玉是公元前296年生，公元前272年入仕（入仕更晚了），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元年）作《登徒子好色赋》——这里不得不再辩一下：（一），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里自豪地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这里的“臣里”和“臣东家”，都明明白白地限定在楚国之内。宋玉的家乡鄢是公元前279年被秦占领，到前262年，鄢属秦地已经17年了，宋玉还会说“臣里”是楚国的吗？还能说“楚国之丽者”吗？恐怕只能说“秦国之丽者”了！（二），按照上面的说法，宋玉是公元前296年出生，前272年为官，到前262年，已经是34岁了，他跟随楚襄王、又跟随楚考烈王已经从政许多年了，难道到此时还没结婚？多年为官，也讨不到个老婆？还是就打算一辈子不结婚？（三），宋玉自己说“然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那就是从“至今”往前推，东家之女已经趴在墙头看了他三年——问题又来了，宋玉不是从公元前272年为官时就远离“臣里”、在朝多年吗？他早已不呆在家里，那个东家之女又怎能看得到他？（四），既然这东家之女是从宋玉31岁时登墙窥看他的，一直看到了宋玉34岁，想这东家之女的年龄也不会小，是大女看大男了，古代妙龄女子的标准，一般都是“年方二八”即16岁左右。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这样的规矩：“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国语·越语上》）。试想，宋玉会把一个比当时适婚年龄大一倍的“半老徐娘”说道给楚王听、来作为自己不好色的依据吗？“半老徐娘”还会是“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齿如含贝”再加上“惑阳城，迷下蔡”的“嫣然一笑”吗？拿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一个老女子，是不是太酸了？就算此女面容果真十分姣好，可是一个三十左右的人，能作为“楚国之丽者”的代表吗？她能代表，岂不是说楚国青春年少的黄花闺女中，没有这样的“丽者”了？还有，宋玉又为何34岁了还不娶、并且美女看他三年也不动心，他是冷血动物吗？要么他就是另有所爱？可是“至今未许也”又告诉我们，宋玉此时并没有他爱，他只是还没有应允，不但不“好色”，对女色还毫无感觉，听他说话的样子，那个东家之女就是再看他三年，只怕他也会稳坐钓鱼台、难以动心的。其实，这个“三”还有一个多数或多次的义项，如《战国策》中有“鲁仲连辞让者三”的句子，“三”就不止是三，而表多次；若照此理解，“窥臣三年”就是多年了，就是人家美女已经看了他多年，他一直无动于衷。而立之年又趋近不惑之年了，既没有此爱，也没有他爱，人家有的“人之大欲”他却没有，那他打算这一辈子不结婚了？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啊！王逸在《楚辞章句

再举一个例子：《招魂》。《招魂》虽然通篇都是呼唤楚王的灵魂回来，回到人间的楚宫里来，并重在描述楚宫所拥有的一切是多么美好，可是从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拎出地域的蛛丝马迹乃至宋玉入朝的时间来。如《招魂》里说：“魂兮归来，入修门些。”《江陵记》中明确解释：“南关三门，其一名龙门，一名修门。”这“修门”就是纪郢（今荆州城北5公里的纪南城）的南门。由此可知，宋玉招楚王的灵魂回来，是回到纪郢这个郢都来，招的是楚襄王的魂，而不是别的王，也不是回到别的地方。《招魂》里还有“魂兮归来，反故居些。”这个“故居”也只能是纪郢，楚国在此建都数百年了，十几代楚王在此定居，还不是“故居”吗？《招魂》里还有“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梦”是云梦泽，“兕”是犀牛，是说臣子随楚王奔梦泽（今湖北境内长江以南）比赛打猎，楚王亲射犀牛受惊丢了魂（所以才为之招魂）。这还是说的在纪郢时发生的事，纪郢就紧邻梦泽，过江就是。《招魂》中还有“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的句子。说的是作者从北往南到纪郢，他走水路过庐江后，再沿着沼泽南行，就看到一望无际的平原了，而纪郢就在这平原之上。这里说的“庐江”，即指当今襄阳、宜城交界处的潼水。他过潼水往南，就能直达郢都。这和郢都及其以北的地形地貌，完全吻合。《招魂》中还有大量的、引不胜引的描述楚国宫廷富丽堂皇、气派奢华的景况，这些都无不表明是要招楚王的魂回到纪郢这个郢都，宋玉是在纪郢还未沦陷时（公元前278年以前）就入朝为仕了，而绝不是公元前276年或更后才入朝。

有学者推测，说宋玉写《招魂》是在公元前241年之后，即是在楚迁都到寿春（寿郢）之后，招的则是楚考烈王的魂。此说难找依据，值得商榷。楚考烈王是在秦陆续对各国展开大举攻势、兵慌马乱之际，才从陈郢迁都到寿春的，他到寿春后不过两三年就病重而亡。由于政治上日趋腐败，楚国在考烈王的爷爷楚怀王当政时，就弄得民不聊生，全国陷入“食贵于玉，薪贵于桂”（《战国策•楚策三》）的境地。到考烈王的父亲楚襄王时，更是“良臣疏斥，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战国策•中山策》）。到了楚考烈王手里，已是一个千疮百孔、日暮途穷、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内忧外患空前严重的楚国了，他还怎么能够变“城池不修”为“城池大修”、大兴土木地严格按照老郢都的形制去兴建安乐窝、而且是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完成？如此，时间和财力都是绝不允许的。退一万步讲，即使鬼斧神工地建成了，也只能是楚考烈王的新居，又怎么可能和宋玉自己在《招魂》中一再呼唤王魂“返故居些”的语境相符？而原来的鄢、纪之都，可是在楚国兴盛时所建、并且又经过数百年的扩修增建。宋玉在《招魂》中所描写的“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穾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湲些。光风转蕙，汜崇兰些”，“翡帷翠帐，饰高堂些。红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观刻桷，画龙蛇些。坐堂伏槛，临曲池些”……等等等等，如此富丽堂皇、气象万千的王宫盛地，是非鄢、纪故都莫属的！

还有，照宋玉是公元前276年入朝、到前241年之后写《招魂》的说法推算，这期间他已经入朝35年了，那他就是“常青藤”官员，是朝中元老“不倒翁”了；可是，对宋玉那句众人皆知的“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宋玉《九辩》）的话，又该怎样理解？难道他没有失职？就算他干了35年之后才失职吧，可问题又来了，一个当了35年官的人，还会是“贫士”吗？就算他没贪一文钱，也应该有些薪俸节余呀！

至此可以推定：宋玉的《招魂》不会是在公元前276年之后、甚至迟在楚考烈王立都寿春的公元前241年之后所写，而只能是在公元前278年之前——即楚的鄢、纪两都未失之时，为招楚襄王的生魂而写，当然，宋玉入朝，也应是在公元前278年之前了。

七：宋玉和东家之女结婚。

辩：非也。还是让宋玉自己来“说话”。宋玉不仅在他的《登徒子好色赋》中言之凿凿地说“此女登墙窥臣三年，至今未许也”，主张对待女色的态度应是“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表明他只是赞颂东家之女的美貌，却并不爱她，拒绝她的单相思；而且在他的另一作品《讽赋》中，面对另一美女的不只是“窥臣”，而是“内怵惕兮徂玉床，横自陈兮君之傍。君不御兮妾怨谁？日将至兮下黄泉”——采取的是更加露骨和执著的性挑逗，可是宋玉仍是不为所动，申明“吾宁杀人之父，孤人之子，诚不忍爱主人之女”……等等等等，无不表明宋玉不仅是一个把对女性贞洁看得无比重要、神圣不可侵犯，而且对自己这个男儿身，也同样万分珍惜，坚持“守身如玉”，不是自己所爱之人，不仅绝不能有越轨之举,甚至连非分之想也不能有。如果宋玉是一个到处拈花惹草、寻美猎艳、淫乱无度之人，那他就不是“立身高洁”的君子宋玉、而是一个卑劣小人了！

宋玉不爱东家之女，他更不会和她结婚成家——我们还是要尊重宋玉作品这个“正宗”渠道所提供的可靠信息，而不要乱配鸳鸯。

八：宋玉的大部分作品，不是写于他在朝任职时的鄢郢和纪郢，而是他失职多年后在异地所写。

辩：“大部分作品”是多少？宋玉传世的作品一说是14篇，一说是16篇，《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载：“宋玉赋十六篇。”那就按16篇算吧，10篇算不算其中的“大部分”？那我们就列出10篇来一一分析。

1、《大言赋》。此赋文的开篇，宋玉自己就把地点给点出来了：“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这个地点就是“阳云之台”。“阳云之台”就是阳云台，也即阳台。《寰宇记》卷148“巫山县”辞条标明：阳云台“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长江。楚宋玉赋云‘游阳云之台，望高唐之观，即此也。’”商务印书馆1931年初版、1982年重印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阳云台”辞条标明：“阳云台，一名阳台，在四川巫山县阳台山上。”于此可见，阳云台在四川巫山县无疑。巫山县在楚时属于巫郡。《史记•楚世家》载：“十九年（楚襄王19年，公元前280年——笔者注），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於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史记》记载得明明白白，不但楚襄王22年（公元前277年），楚国的巫郡、黔中郡都已被秦攻取、归入了秦国的版图，就连经营了数百年的楚郢都（纪郢）亦在此前被攻陷，楚襄王早逃往陈城保命，此后绝无可能去游敌占区的阳云台，当然，此后也绝无可能有宋玉写《大言赋》之事。楚襄王铁定只能在公元前278年郢都失陷前去游阳云台，宋玉也铁定只能在公元前278年前写出《大言赋》，而其写作的地点只能在游览地和鄢、纪两郢都及其附近。《大言赋》是即兴创作之文，最大的可能是襄王和宋玉等文学侍臣即兴比大言后，由一旁的侍从记录下来、或由宋玉自己记录整理成文，存档传世，那么，写作的地点也就在巫山阳云台了。

2、《小言赋》。这个勿须赘言，《小言赋》是紧接着《大言赋》之后，君臣竞比小言而成文，是同日、同时的产物，写作时间当然只能是公元前278年以前，地点就在巫山阳云台或在尚未失陷的鄢、纪二都整理成文。

3、《风赋》。感谢宋玉，他也许是写作习惯，也许是担心后人纠纷，此赋一开篇，他就有交代：“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这里，宋玉不仅把写作的年代和地点交待得相当清楚，连季节也交待了。地点是“兰台”，这个兰台，198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解释说：兰台，“战国楚台名。传说故址在今湖北钟祥县东。”楚辞赋研究专家吴广平先生经过考证，2001年在其由岳麓书社出版的《宋玉集》一书中《风赋》一文的下注里说：“兰台：楚国宫苑名，旧址在今湖北省钟祥县。”这样，兰台就可定位在现今钟祥县的地盘了。写《风赋》的年代呢？应是楚襄王在鄢、纪两都当政时，即公元前278年以前，因为此后紧邻鄢、纪两都的兰台亦同两都一起沦为秦地，楚王再无缘去游。写《风赋》的季节则明显是夏季，气候较闷热，所以当“有风飒然而至”时，楚王才“披襟而当之”，还乐呼“快哉此风！”有人说，《风赋》是若干年后，宋玉失职离开朝廷所写——这绝不可能：像《风赋》这种对问体也是即兴创作的文章，又是在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只会及时整理成文，哪会等到若干年后，再去慢慢回忆呢？

4、《高唐赋》。此赋一下笔，宋玉也是先交代：“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这里交代的地址是“云梦之台”和“高唐之观”。“云梦之台”即云梦台，是楚国云梦泽中的高台。《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云梦泽“在湖北安陆县南，本二泽，合称曰云梦”。云梦泽虽然相当大，是梦国的大泽，跨长江南北，云梦台可能也不止一处，然而，在“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就把位置局限得小而具体了，因为这个“高唐之观”（就是高唐观），光绪《巫山县志》卷三十《古迹志》里指明：“高唐观，在县城外西山顶，宋玉赋高唐即此。”高唐贴近巫山，才得以观其上的朝云暮雨。《高唐赋》这个游历文学作品，应是在这里产生。至于开篇的“昔者”二字，给人的感觉是在回顾以前的事，似在游历之后的好长一段时间才写成的“回忆录”。然而，只要细读全文，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回忆录”若干年后是写不出来的。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文字，而是有着骈散结合的句式、回环和谐的声律、讲究平仄对仗、更讲究身临其境之感受的赋体文学。作为“赋家之圣”、作赋高手的宋玉，当时随王出游，触景生情，才思涌动，出口成章，于旁人或有登天之难，于这位赋圣确是寻常之举，不然，楚襄王又何以任他为文学侍臣？如果是时过境迁、斗转星移、甚至国都沦陷、楚国成了秦的眼中钉从而屡遭重创、到了朝不保夕的份上，宋玉还会兴趣昂扬地写出这种歌赞楚国山川胜景的美文、而且还是回忆着从零开始地写吗？不会的！此时他只会有伤春、悲秋的份了。所以，这个《高唐赋》，即使不是当时成文，也是被以初稿的形式记录下来，事后——也许数日、数月、数年之后，但绝不会是鄢、纪沦陷、家国破碎之后——宋玉将旧作整理后面世。面世时，当初君臣游高唐已成昔往，当然开篇就有“昔者”之说了。这个“昔”字之义，远可溯及十年、二十年、远古，近则可表数日前、昨天。这里的“昔者”，当作近期看待。

5、《神女赋》。此赋既然和《高唐赋》是姊妹篇，内容又相互衔接，所记之事基本上发生在同一时段，所以其写作的地点及时间，应大致相同。即：地点应是云楚泽中贴近巫山的高唐观，应是当时速记出草稿，事后整理成文；时间应是两都未陷之前。

6、《对楚王问》。楚襄王听信谗言责问宋玉有不好的行为，宋玉面对楚王之问，来了一段雄辩，这就诞生了《对楚王问》。雄辩在运用比兴之法时，有“客有歌于郢中者”和“国中属而和者”等句子。其中的“郢中”和“国中”便是地点了。无庸引经据典，“郢中”和“国中”都无可争议地指的是国都——即楚国的纪郢（今湖北荆州）或鄢郢（今湖北宜城）。虽然楚国从丹阳南下后曾四建其都，首迁鄢郢、次迁纪郢，再迁陈郢，终迁寿郢，但其兴旺发达、自认为是太平盛世的时段，还是鄢郢、纪郢时期。其中鄢郢立都180余年，纪郢立都200余年，这两都相继于公元前279年和278年沦陷，此后，楚国的“太平盛世”便宣告完结，国势每况愈下。迁陈郢后仅立都25年又因畏秦而临时迁都到巨阳；再由巨阳东迁寿春（寿郢），此时楚国外患内斗更剧，在寿郢立都才18年便被秦所灭。自陈郢往后，乃楚的苟延残喘、朝不保夕之日，哪里还有歌舞升平？而宋玉《对楚王问》中所描述的“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的歌场盛况，是只有在国家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的环境里才会有的。即使宋玉是追述以往的事，也不会在国运衰微时去津津乐道昔日那些一去不返的风光。由此可知，《对楚王问》只能诞生在楚的鄢、纪两都未陷的公元前278年以前，即楚顷襄王21年以前。写作地点当然也得跟着时间走，才两、三百字的短文，在哪里发生的，在哪里就写了；他是在国都对应楚王问的，在国都也就成文了。

7、《登徒子好色赋》。此篇前面论及太多，只能诞生在鄢郢、纪郢和宋玉的家乡鄢邑未陷之时，无庸再赘述。

8、《招魂》。前面也已述及，此篇宋玉说得太清楚了，宋玉要把楚王的魂招回到哪里？是回到“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宎厦,夏室寒些……”的地方，这种王宫深殿、豪华居所、人间仙境，只有分别建都二百年左右、久久为功的鄢、纪之都才有，仓皇败逃暂栖身的陈郢和内外交困、濒临绝境的寿郢，焉能有之？楚王是去江南的梦泽打猎受惊丢了魂，陈郢远在北方，不仅距梦泽千里迢迢，中间隔着长江天险，还隔着大片的敌占区，甚至梦泽这个旧日的猎场也早被秦占，襄王迁都陈郢后才去梦泽打猎，根本说不通。因此，宋玉就是在鄢郢、纪郢未失时写的《招魂》，再清楚不过。

9、《讽赋》。“楚襄王时，宋玉休归。”——让宋玉自己来澄清史实，真是如鱼得水！一开篇，宋玉自己就把时间说得很准，是“楚襄王时”。楚襄王是公元前298年到公元前263年在位，历时36年，《讽赋》应是在这36年内所作；“宋玉休归”，又把时间说得更具体了，他“休归”自然是朝廷给他探亲假，让他回家，他的家在鄢邑，而鄢邑是公元前279年被秦国占领的，那他作为楚国朝廷的公职人员，来去自由的“休归”又“休还”，就只能是在公元前279年以前，即楚襄王20年以前。——一切明明白白，《讽赋》是写于宋玉在朝廷任职的时候，写于鄢、纪未沦陷即公元前279年以前，写于他休还回朝之际。

10、《舞赋》。还是得听宋玉的。《舞赋》一开头，宋玉又说：“楚襄王既游云梦，将置酒宴饮。”云梦既贴近鄢、纪两都，又是物丰林茂、景致佳好的沃野，是楚国的“风水宝地”。所以楚王常到云梦游猎、观光。云楚泽中为楚王建造的行宫、台观自不会少。然而，这么好的风水宝地，“虎狼之国”的秦国焉能不垂涎三尺？所以，那个令楚国君臣痛心疾首的日子就来临了——公元前的279年和278年，秦国的“战神”白起领兵大举攻楚，不但云梦泽归了老秦，连楚国经营了数百年的大本营鄢都和纪都，都易主他人；还连江南的洞庭五渚，也被人家捎带掠去；甚至还连楚国的先王也不得“安寝”，墓园被人家焚毁殆尽；如丧家之犬的楚襄王仓皇逃到陈地保命。此后，他若还想再游云梦，只能是妄想了——只怕妄想也不会有，只有“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了！而《舞赋》中描写的“楚襄王既游云梦，将置酒宴饮”，这是何等气派！楚襄王领着一班臣子和侍从，浩浩荡荡，人欢马叫，玩够赏够大饱眼福之后，还要大饱口福，于是便在一处行宫或王家馆驿，大摆酒宴，还要宋玉作赋添兴。这种大胃口的兴头，必定产生在庄辛警告楚襄王“专淫逸侈靡，不顾国政，郢都必危矣”（《战国策•楚策四》）之前，而不会产生在两都失陷、襄王接受惨重的教训、采纳庄辛的“亡羊补牢”建议、从此力戒玩兴之后。至此，《舞赋》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已不言自明。

——已经举出10例了，还能举：

譬如一，宋玉的代表作《九辩》。此文写作时间较晚，应是写于宋玉失职离朝之后，但其离朝却不可能离得太远，就是不会离陈郢或寿郢太远，就是“去乡离家”也不能离国都太远，以便“愿一见兮道余意”，向楚王面谏；谁知“车既驾兮朅而归，不得见兮心伤悲”，“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失职一悲，再不能面君相谏、施展抱负，更增其悲，这才使其“悲秋”的情结如潮水般涌来，遂成就千古名作《九辩》。所以，《九辩》的写作时间应是宋玉离职后，写作地点应是其“羁旅而无友生”的异乡，但这个异乡不会是在千里迢迢的地方，这才合情合理。因为既然“去乡离家”是为了面君，却无端地跑到一个比家到国都更远的地方呆着，然后累死马地往返傻跑，这不但不是宋玉，连一个有着正常头脑的普通人也不是！

譬如二，《钓赋》。虽然没准确交代时间、地点，但其时间、地点已隐含其中，因为既然文中反映了楚襄王对钓鱼兴趣浓厚，不厌其详、打破沙锅问到底地向登徒子、宋玉了解钓术，那么这个时间段就一目了然了：事情和文章应是产生于楚国鄢、纪两都未失，楚王“不顾国政”、贪图游乐、醉心渔猎的毛病未改、还没有接受庄辛的诤谏而决计“亡羊补牢”之时。

譬如三，《御赋》。此赋与《钓赋》内容非常相似，应是与《钓赋》创作时间和地点接近的作品。

譬如四，《高唐对》。此赋只是《高唐赋》前一部分的异文，理当和《高唐赋》一视同仁。

譬如五，《郢中对》。此文又是《对楚王问》的异文，其创作时间和地点，又岂能与《对楚王问》有多大差别吗?!

——连举带加，已经将宋玉作品举出15例了。这15例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他的这些文章的创作时间，大都是他在朝廷（即鄢、纪两都）任职时，创作地点或在出行的目的地，或就在都城。

有人说，宋玉的大部分作品不是写于他在朝廷任职时的鄢、纪两都及其附近，而是别的什么地方。笔者认为这样说实在找不出根据。宋玉传世的16篇作品，总共才12000多字，如果去掉后人加上去的标点符号，就只有万把字了。如果这万把字的大部分都不是他在朝廷时所作，而是他失职后流落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所写，那他在朝中就没有写什么东西了!?那他这个“文学侍从”还称职吗!?如果无视史籍记载的、特别是宋玉自己在作品中交代清楚了的史实，而随意造一个说法，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因而也是不可取的。

九：因为公元前222年宋玉去世时，他的家乡鄢邑已被秦国占领，所以他只能葬在湖南临澧。

辩：前面已经述及，春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的来往，是比较自由的，不仅庶民可以自由往来，官员去国他就，也相当容易。放下这层意思不说，即使各国间有所设防吧，也只局限于国都或有城墙城门的城邑，至于民间乡野，是无由防得的。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人故去后,应归葬于原籍，即便是敌对之国，亦无阻葬之理。《史记·楚世家》载：“顷襄王三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楚怀王还是一国之君，死在敌对国强秦手里，秦国还送他之灵回楚安葬；宋玉去世时早已是一介贫民，是个无官无职的穷老汉，又怎么不能归葬于他的原籍？这似乎说不过去吧？

说宋玉只能葬在临澧，还有一个问题梗在这里：既然宋玉是公元前222年去世，那么，秦国是公元前223年灭楚，到宋玉去世时，楚国已经被灭一年，此时何止临澧，连整个楚国都早已归秦了，若按秦国占领地就不能葬楚人的逻辑推理，临澧也被秦占了，也没理由葬宋玉，那宋玉这个楚国人，应是死无葬身之地了？所以，宋玉不能葬身故里的理由未免牵强，难以成立。

至此，《九辩宋玉》该告一段落了。撰此拙文，笔者完全是出于正本清源之考虑，来力图澄清和辩明一些有关宋玉的迷惑的。既然要“正本”，当然要从最源头的“本”——即宋玉所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来说明问题，所以拙文就尽量让宋玉自己“站”出来现身说法。如果这些辩说能稍利于澄清事实，那得感谢宋玉，因为他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在作品里放置了解析迷惑的钥匙；如果这些辩说能对人们达成共识稍有促进，那更得感谢宋玉，因为他让倾心弘扬宋玉文化的跋涉者们，少走些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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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九辩宋玉》刊发简历

△2017年11月，被“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七届年会论文集”刊用（云南大学印发）。

△2019年6月，被“2019年‘屈原与楚文化’学术研讨会暨湖北省屈原研究会年会论文汇编”刊用（湖北省屈原研究会印发）。

△2019年6月，被“中国第四届宋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刊用（中国屈原学会宋玉研究分会、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