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处女作

（散文）

“说一位老汉本姓陶，

他六十六岁不服老……”

——以上是我的处女作《管庄佬》里的开头两句话。1965年我写出曲艺《管庄佬》时，才16岁，该曲艺作品完稿后，先是被县刊《宜城文艺》发表，接着被当时的宜城县农村文艺宣传队选中，1965年在全县巡回演出，接着又被1966年第2期的《长江文艺》发表。当然，此前也写过一些别的东西，但这是第一篇在省刊发表的作品，就视为我的处女作。岁月如梭，转眼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敝帚自珍啊，忽然想到得把这篇小作记一记。

《管庄佬》写的是当年农村司空见惯的一个角色——管庄稼的人。曾有民谣说：“碗豆角，蚕豆角，过去过来吃两个。管庄的，莫打我，给你外甥子带两个。”管庄稼的人就不让你吃啊，他负着看护的责任。这个管庄稼的人，群众就习称为“管庄佬”。那时生产队里的“管庄佬”，一般都由大公无私、责任心强、能坚持原则、眼神好、身体也好的老农民担任。《管庄佬》写的不是“碗豆角、蚕豆角”的事，而是一个姓陶的管庄佬，收工后老伴叫他把自留地里“又瘦又小”的辣椒苗浇点粪，他挑着粪路过生产队里的棉花田时，却情不自禁地把粪浇在了“又瘦又小”的棉花苗上。老伴指责他，他用诸如“怪只怪我老眼昏花不顶用，错把棉苗当辣椒。要想我以后不再错，你最好买副老光眼镜让我戴着把粪浇”之类的话，来“插科打诨”，这些类似于戏剧丑角搞笑逗趣的“歪招儿”，逗乐了老伴，化干戈为玉帛。时过境迁，现在，那种生产队的管理方式没有了，然而爱集体的精神应该是没过时的。

其实，仅就作品本身而言，一篇普普通通的文章，尽管是处女作，也没多少可记之处的。窃以为稍稍值得一记的，倒是作品背后的某些东西。

“背后”有些什么呢？

一是自己何以要写作，又何以有了这篇处女作。1958年自己9岁时，从部队转业不久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从此，家庭由原来的“军属光荣”变成了“右派可耻”，自己不仅身受牵连，心亦受牵连——欢笑基本没有，悲凉笼罩心头。13岁辍学随父母下放到宜城县王集公社观音大队务农，想读书流了几斤眼泪也白搭。自学吧，哪里有一分钱买书！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只有好心的乡亲郭大奶奶借给我们的两小间旧草房权且安身——下雨天还安不了身，满屋漏雨。又是郭大奶奶儿子读过的中学课本给我帮了大忙，繁重的劳动之余，我如饥似渴地自学着。城里的表兄看过的一套北大中文系的写作教材，更是我的“恩书”，我一字一句、一章一节地精读细研，自己给自己当老师，自己给自己布置作业，硬是从头到尾学得滚瓜烂熟，许多内容至今还记忆犹新。也许是这套写作教材，奠定了我的人生方向：右派子女能干什么呢？务农都低人一等，出去工作更是痴心妄想，我就写点东西作为精神寄托，总可以吧？写些什么呢？当然是写我熟悉的，写作教材早教给我了；写作教材里还教了我诗歌、散文、曲艺、小说、剧本、论文等等文体的写作方法，每一种体裁我都尝试着一一写来，《管庄佬》就是其中的一种尝试。写好后，就大着胆子寄给了当时的宜城县文化馆。

二是稿子寄出后的辗转情况。稿子先是寄到县文化馆，具体寄出时间已经记不清了，大约是1965年的上半年，因为县文化馆办了一个《宜城文艺》的内部刊物，《管庄佬》就是向《宜城文艺》投稿。经过《宜城文艺》编辑整理后，稿子便于当年在《宜城文艺》发表。因为《管庄佬》是曲艺中的快板书形式，适合舞台演出，当时县里又有一个农村文艺宣传队，可能稿子正对宣传队的胃口，他们便选用了作为下乡巡回演出的节目，县文化馆还把他们的演出本给我寄来一本，并在信中告诉我，已将作品向省里的《农村文化室》刊物推荐。其时已是1965年底了。过不久，《管庄佬》不是在《农村文化室》，而是在规格要高些、影响要大些的《长江文艺》刊出。至于稿子是如何转到《长江文艺》的？是不是《农村文化室》又推荐给了《长江文艺》？不得而知。

三是《管庄佬》发表后的情况。记得是1966年初春的一天，我和本队两个高中毕业后回乡的族兄一道去镇上赶集。我告诉他们，我订的有《长江文艺》杂志，路过邮电所时要去拿。结果是走在前面的一个族兄先拿到了杂志并翻看目录，他看着看着，忽然转身对我兴奋地嚷道：“哎呀、哎呀，你的文章发表了，看，《管庄佬》！”我接过一看，千真万确，这是《长江文艺》1966年第2期，上面真正发表了《管庄佬》！不过，作者的名字变成了“观音大队文化室”。这里面的背景我知道一些。那时候什么都要政审，上学、招工、参军、提干……甚至参加农村的业余文艺宣传队顶个角色，也要政审，不是“根红苗正”的，休想过关。没想到我给自己这个右派子女选择的业余写作行当，也会政审得这么厉害。事先只听说上面有人打电话问过我的基本情况，现在面对的却是作者不能署名。但是当时的大环境就是这样，我也想得通，并且还“高姿态”地表态：“作品能起到教育作用，作者的名字是起不到这个作用的，署谁的名，无所谓。”《管庄佬》先在《宜城文艺》发表时，原作者署的是我的名；往省刊报送时，也署的我的名；省刊发表就改了名，可见当时的“政审”是一级比一级严格。那时不论公民，只论出身。后来杂志社寄来20元稿费，大队书记征求我的意见时，我也毫不犹豫地表态：“稿费全部捐给大队文化室买书吧。”那时20元可还不是个小数目，一本连环画才几分钱，一部长篇小说也不过几角钱，所以给文化室买了许多书。

四呢，《管庄佬》的发表，还惹了个不小的风波。当时《长江文艺》的发行量还是很可观的，因为文艺杂志的总量少，人们的精神生活又相当单调，订阅期刊阅读，是很多人的选择。《管庄佬》发表后，全国各地有许多读者来信寄到了观音大队，因为作品的署名是观音大队文化室啊。其中有些来信是尖锐的批评——倒不是批评作品，而是批评观音大队的名称不好。大队干部也让我看了一些来信，我记得有一封信里就以质问的口气这样说（大意）：“都什么年代了，你们为什么还叫观音大队？你们那里的观音菩萨灵不灵啊？这种有封建色彩的名字，为什么不改掉？”这些来信，给观音大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在那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这种压力可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尽管有人抱怨是我那篇文章闯了祸，可是“祸”既然来了，又能奈何？大兵压境，终于使观音大队采取了“革命行动”，将“观音”改成了“先锋”。“先锋大队”一直叫了好多年，直到文革结束，才又把名字改回来。文革中，自己也没逃过劫难：尽管《管庄佬》的发表自己既没署名，也没要稿费，是“名”和“利”都没要，可是自己仍遭到了批判，罪行是“为名为利写作，是资产阶级的臭老九！”现在想起来实在可笑：当年十几岁的我，就成“臭老九”了，“老九”是那些大知识分子才能享受的“荣誉”啊，可见，历史有时也喜欢开玩笑。

处女作啊处女作，你在我的人生中，是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的！

（20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