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心态古今观

·文学评论·

“好编剧太少”——这在当今已成了众怨。当一个戏在投入巨资排演后观众并不买账时，当我们忙了多少年戏剧、回过头来竟没有保留剧目时，这种抱怨声便不绝于耳。这也反证了“剧本是一剧之本”的道理。你无视剧本的作用，拼命在包装上下功夫，只能是用大堆的银子去买教训。

我们的戏剧编剧人数不能算少，尽管有流失，但全国加起来恐怕仍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之所以好编剧太少，并不是说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不具备写出好戏的能力(诚然，混日子的也大有人在)，缺少好编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一个较长时期以来，许多编剧的心态出了问题：浮躁不安、急功近利、贪多图大、薄积厚发、投机取巧抄前人、不肯扎实做学问。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创作的活儿便干得快、粗、差。

什么是“快”？三下五去二，急就章。为迎接什么什么评奖、什么什么节庆，而抢时间、争速度，在追兔子般的节奏中写完剧本，甚至没写完就投排，边写边排，争分夺秒。什么是“粗”？粗放经营，偷工减料。深入生活？免了！宾馆里住住、宴席上坐坐、公园里转转——你能说这不是生活?!苦读经典？免了！“读书破万卷”已不时髦，翻翻资料，看看简介，东抄西凑，再加上来点儿故弄深沉，也能潇洒走捷径。字斟句酌？免了！君不见电影、电视、书刊那么多差错都出来了，什么“吟得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什么“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现在谁还费那个功夫！什么是“差”？差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结果，差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结果。不是说你拿了多少润笔费就不差了，不是说有几篇评论文章夸奖了就不差了，不是说获得了什么荣誉就不差了，这“遛遛”就是经观众和历史检验。观众不愿买票进剧场就是差，虽进剧场、看了跟没看差不多就是差，速生速朽、剧目留不下来就是差！

这种“快、粗、差”，成了影响当今戏剧创作质量，造成戏剧不景气甚至前景暗淡的大敌！文艺和经济有同理之处，在经济生活中，企业因产品质量差而倒闭的例子比比皆是；戏剧让“假冒伪劣”的剧本泛滥，能不走向危机和崩溃吗？自己打垮自己、毁在“自己人”手里的道理，大概不用再多讲。

编剧心态浮躁，干活快、粗、差，自然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客观原因应是不少的：市场经济了，各方面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编剧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终生与清贫厮守；专业、业余剧团众多，加上各种“文化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米下锅，剧本的需要量增多，一些编剧认为机不可失；戏剧行业从昔日的以编剧为中心演变为以演员、导演为中心后，编剧地位下降，剧作家心理难以平衡；电视剧异军突起，需要量激增至一年一万多集，粗制滥造之风盛行，不少戏剧编剧旁观或参与电视剧创作，受粗俗之风的浸染……尽管有再多的客观原因，我们也不能把引起编剧心态浮躁的主观原因忽略不计，因为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的确有着既有扎实功底又有良好心态、高度责任感的剧作家(尽管这种人现在不多)，他们以写出了《雷雨》、《茶馆》这些大师们的创作态度为楷模，写出了无愧于时代的力作(尽管这些力作也不多)，只要想想这些，我们就应该知道主观的原因是多么重要！

既然编剧心态浮躁其主观原因不可忽视，而这种心态又比较普遍且还有蔓延之势，以致出现了“好编剧荒”，这里不妨借助“他山之石”来攻一攻。元、明、清三代是公认的戏剧繁荣时期，在这个时期产生的许多的戏剧精品力作，久演不衰，我们就借这个“他山”。

首先应提及的是元代戏剧家关汉卿——这位中国戏剧里程碑式的人物。位于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之首的《窦娥冤》和十大古典喜剧之首的《救风尘》都是他编剧的。他一生创作杂剧60多种，在当时享名极盛，《永乐大典》称他“为一时之冠”。他是元杂剧的奠基人和中国戏剧走向成熟的举旗扛鼎的领袖。他的戏数百年盛演不衰，至今仍生机盎然。上世纪五十年代，世界和平理事会定他为“世界文化名人”。这样一个重量级的编剧，他的心态状况是怎样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观察他的窗口，这里举其二：一是他择业的心态。关汉卿熟读经史，学富五车，本可求取仕进，光宗耀祖，可是他所处于的元代初期，却废止了科举，广大士子走投无路，地位空前下降，许多人因此消沉颓唐，忧郁终日。关汉卿却能在困境中及时调适自己的心态，来了个“兴趣转移”，将其饱学用到了戏曲创作上。二是他敬业的心态。一旦选择了以戏剧为业，就不再“这山望着那山高”，也不是心焦气躁、急于出活儿、早作张扬，而是一头扎进去，潜心钻研。不仅钻研写戏的基本知识、钻研如何改革宋金杂剧和提升其水平，还长期深入到社会的最底层，终生与普通民众为伍，为其以杂剧创作来为人民疾呼、鞭挞丑恶、干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他还放下文人雅士的清高，不顾“戏子”在当时社会中地位底下的现实，常常出入于勾栏瓦肆，并且亲自“躬践排场，面敷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臧懋循《元曲选》序)。自己顶角上台演出，以此体验和揣摩戏剧表演技巧，学习舞台知识，探索获得最佳演出效果的途径。有了如此认真执着、一丝不苟的敬业心态，他的创作才能做到“曲尽人情，字字本色”(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才能进入“一空依傍，自铸伟词”(同前)的佳境。

和关汉卿同时代、与关一样同属“元曲四大家”之一的马致远，其名字仍为当今许多国人所熟知，因为其杂剧代表作《汉宫秋》及有关作品，被世代传颂。当年，他就以这些作品情真词美的优势，而博得了“曲状元”的誉称。就是这个“曲状元”，年轻时的心态也是浮躁不安的：他热衷于追求功名，对“龙楼凤阁”抱有幻想，虽然那时他参加了元贞书会，开始了杂剧和诗歌创作，却是有意无意将创作当成了求取仕进的敲门砖。他“写诗曾献上龙楼”，欲以文邀宠，却未能如愿。在中年时虽然熬上了一个江浙省务提举的官职，但仕途并不得意，社会的黑暗，官场的倾轧，促使他在50岁左右辞官归隐。至此，他的心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淡薄名利，无欲无求，“红尘不向门前惹”，以“清风明月还诗债”，专心致志搞创作，从而佳作迭出——是心态的转变，成就了一个备受时人和后人钦羡的元曲大家。

明代的高濂，是中国十大古典喜剧之一《玉簪记》的作者，擅长传奇、散曲、诗文的创作，曾任鸿胪寺官。他是把做官与写作都和做学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以学者型的恬静心态来为政为文的。比之今人不肯读书的浮躁心态，高濂耐得住孤独寂寞扎实做学问的精神，是值得借鉴的。高濂做学问的特点可用六个字概括，就是“博藏、乐诵、化用”。“博藏”，就是广博地藏书。他自述道：“梦寐嗜好，远近访求，自经书子史、百家九流、诗文传记、稗野杂者、二氏经典，靡不兼收。故尝耽书，每见新异之典，不论价之贵贱，以必得为期。”“乐诵”，就是乐于诵读。他藏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装璜门面，而是为了学习。他批评那些附庸风雅的藏书者：“不乐诵读，务得善本，绫纹装饰，置之华斋，以具观美”，藏书“尘积盈寸，经年不见主人一面，书何逸哉”！而他自己对待藏书的态度则是：“无问册帙美恶，意惟欲搜奇索隐，得见古人一言一论之秘，以广心胸未识未闻”。他精心地将藏书“类聚门分，时乎开函摊几，俾长日更深，沈潜玩索，恍对圣贤，面谈千古，悦心快目，何乐可胜”。乐诵实是读书的一种真境界！“化用”，是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潜移默化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来运用。他如何将因不懈地乐诵而聚积的才情用于为政？虽因史料缺乏难以尽知，但从古人对他“才誉腾于仕籍”(明吕天成《曲品》)的评价里，已能见其一斑。他将才情用于创作，却有其流传至今的作品为证。他博学多读，按说作品里用典会很多，事实却相反，他没有食古不化，作品里流淌的都是他高氏风格的优美语言，所以说他是“化用”。试将他的《玉簪记》信手拈几句：“奴好似江上芙蓉独自开，只落得冷凄凄飘泊轻盈态。恨当初，与他曾结鸳鸯带，到如今，怎生的分开鸾凤钗……”如诗如画，这内里的文学味够你品的，且又能做到雅俗共赏。他的代表作《玉簪记》，其题材早有人写，可都影响不大；经高濂一写，便成为几个世纪以来深受观众欢迎的名剧。可见编剧的确是一门必须以恬静的心态认真来做、丝毫急躁不得的学问。好写手点石成金，而坏写手点金成石，尽管你写得再快，你写的题材再重大。

《牡丹亭》的作者、以“玉茗堂四梦”等剧作饮誉明代剧坛并斐声世代梨园的汤显祖，其创作心态今人不可不研究。我们先看一看汤公的简历：年少时刻苦好学有文名；21岁中举；此后因不愿趋奉权相张居正，历时12年共4次上京考进士均遭报复未中；张居正死后第二年汤显祖才考中进士，时已34岁；获得功名后，又因不阿权贵而不受重用，仅任南京太常博士等闲职；41岁时因上疏弹劾宰相申时行，触怒权贵和皇帝，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43岁时调任浙江遂昌知县，虽在任上兴利除弊、颇受百姓拥戴，可又因不依附权贵，处境艰难，只得于46岁时弃官归家；49岁时被弹劾免职——看着这些使人不得喘息、接踵而来的人生打击，人们会以为汤显祖的心态一定要糟透了，其实却不然，在他丢官后余生的20年里，他就在乡间自建的“玉茗堂”内，在十分困苦的环境中，长伴孤独寂寞，潜心戏曲创作，为其当代和后人奉献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如果没有汤显祖那种“修炼”而成的，超然于物欲、权欲、财欲之外的心态，这份精神食粮只能是子虚乌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南洪北孔”，中国十大古典悲剧二人各有其一，共同代表了清代戏剧的最高成就。《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少年勤读既有诗才，却一生未获官职，只做了二十多年的国子监生。他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努力，数易其稿，完成了传奇剧《长生殿》的创作。剧本一出来，便轰动一时，争相传抄、搬演。因在皇后丧期演出此剧而犯忌，被康熙皇帝革除了他国子监学籍。有人作诗为他而叹：“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可是洪升及时调适心态，在当时戏剧创作对他已是毫无功利可言的情况下，仍在流寓困穷之中坚持写戏。不仅如此，对“断送功名”的《长生殿》，他也爱不释手，在倒霉数年后又“不识时务”地张罗演出，并连演数昼夜。那踊跃的观众，也许是对他唯一的报答。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其经历和洪升有着惊人的相似：其也是满腹经纶，但屡试不第，只做了国子监生。不过，因了一个偶然的机会御前讲经，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被破格授予国子监博士的官职。他公事之余致力于戏曲创作，经过十几年的苦心笔耕(此前还经过多年酝酿)，亦是数易其稿，终使传奇剧本《桃花扇》完工。该剧以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观众。王公显贵争相传抄剧本，北京清宫内廷与著名昆曲班社竞相演出，轰动一时。康熙皇帝派人向他索取了《桃花扇》剧本，定是剧本中有使“龙心不悦”之处，不久就罢了他的官。在余生的十八年里，孔尚任归隐山林，著述甚丰，写了不少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

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南洪北孔”因戏得祸并不奇怪；以现今不少人的眼光看起来可能会感到怪异的，是他们的创作心态。这种心态首先表现在创作周期上，洪与孔写作都是以反映兴亡之感的《长生殿》和《桃花扇》，各自都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十几年哪！他们把多少心血、汗水、学识、生活积累、以及生命的一个较长阶段都搭了进去，他们怎么能如此地耐得住清苦和寂寞的煎熬？他们如果生在当代，时下的人一定会以“时间就是金钱”的依据来嘲笑他们是多么地“低产”！然而，他们的“低产”却经住了时间的检验，成就了千古生辉的名剧；而现今的许多“高产”，却走向了速朽！时人会对洪、孔创作心态感到怪异的另一个方面是——他们的功利心哪里去了？按时下的做法，人们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戏得祸，连利益的最小化也没有啊？得祸之后，还是对戏痴迷不改，“撞了南墙不回头”，这心态简直是出了毛病啊！的确，用“艺术乃敲门砖”的理论来衡量他们的心态，是无法理解的，最好也只能归结为“傻子精神”。然而，“傻子”们有另样的功利在支撑着，这功利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当戏剧的手指按在国家兴亡、人民安危这个脉搏上时，好的编剧是既不会松开手，也不会马虎从事的。也许，崇高的源头就在这里！

作家余华对自己的创作心态曾有一番说道，他说去欧美前惭愧自己写得少，在国内算不上高产；可到了欧美，了解到那些令他崇拜的作家比自己写得还少时，他又惭愧自己写得多了。他说：“原来他们是用写五本书的精力去写一本书，而我们的作家是用写一本书的精力写五本书”。其实，像欧美那些有责任心的作家，我们古已有之，而且为数众多，不然，我们的历史文化是无从辉煌的。在接受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学学这些遗产创造者的可贵心态。当然，仅有好心态，不一定就绝对能写出好剧，因为作者的学识、阅历、思想、技巧、语言、独创等等方面的因素都不能忽视；但，没有好心态，是绝对写不出好剧的。

 (写于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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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心态古今观》发表情况：

2005年《戏剧之家》第6期发表；

2006年《艺术》杂志第3期发表；

2006年中国网络文学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