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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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9月21日《襄樊日报》发表
£2005年8月收入《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一书，由崇文书局出版
《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
“文如其人”，从作品里能够看到作者的性格、思想、立场和世界观，而在代表作里，尤其能看到这些。笔者通过反复研读《九辩》，觉得它在以下这些方面，给人深留印象：
一、爱国之心，溢于言表。
一部《九辩》，字里行间都写满了“爱国”二字，体现着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关切。它对先贤们因励精图治而出现的使人可以“高枕而自适”的太平盛世，极力赞美；对现今的、体弱多病、日暮途穷、“云蒙蒙而蔽之”的楚国，则心生百忧！一忧其君：“诚莫之能善御”（不善用人）；二忧其民：“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农民弃耕，田地要荒芜）；三忧其臣：“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群小居高位，贤士无栖身处）；四忧其朝：“关梁闭而不通”（贤士报国无门）；五忧其世：“逢此世之俇攘”（世道纷扰不宁）；六忧其政：“窃悼后之危败”（将导致君国倾覆）……宋玉是进亦忧、退亦忧，他的爱国，就从忧国之中表现出来。唯利是图、投机钻营、损国肥私之人，无心也不会去真正忧国，只有深深爱国之人，才会深深忧国的！整部《九辩》，可说就是一部爱国主义的抒情诗！
二、忠君之心不可化。
在宋玉所处的那个君主专制的时代，爱国和忠君是不矛盾的，忠君甚至就是爱国的代名词。“朕即国家”，君主是至高无上的，国家的一切财富都是君主的，君主可以把土地和财富赏赐给任何一个人，也可以从任何人手中把这些夺走。君主是“一国之主”—— 一国的主人就他一人，别人全是依附品，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国家利益，就是君主利益，忠君就是爱国。虽然也有不少仁人志士（包括宋玉），以不同方式提出了“民本思想”，可是这种进步思想不断被扼杀、被限制，在整个封建社会始终占不了上风。宋玉是深深忧国、深深爱国的，他当然要执着地忠君。在《九辩》里，忠君思想贯串始终。我们从《九辩》中得知，宋玉在朝为官的时候，是“窃不自料而愿忠”（奋不顾身地效忠君王），为君王分忧，为国事劳碌；他被人排挤离朝后，还是“忠昭昭而愿见兮，然霠曀而莫达”（我愿表达光明磊落的忠心啊，然而浓云蔽日，丹心难达于君前），还是“专思君兮不可化”（一心一意要效忠君王的决心不可改变）；直到多次求见楚王以表白自己的忠贞而未遂、只好选择“放游志乎云中”去四处飘游时，还十分虔诚地表白：“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我对楚君、楚国的忠心不可改变，但愿这种心意终于会推而广之），还心诚意实地祝愿：“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仰赖皇天的深恩厚德，保佑楚王无病无灾）。
三、苦谏君王，企盼国势好转。
宋玉的忠君，并非愚忠，而是始终以谏君和忠君相伴。他并不是千方百计地去向君王讨好、邀宠，而是冒着被君王怪罪的危险，不断地、反复地批评和规劝君王。整部《九辩》，就可看成是一篇谏君书。他为奸佞阻挡报国之路而谏君：“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奸佞像猛犬一样吠人，城门和桥梁闭塞）；他为君王亲小人、远贤才而谏君：“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君王对贤才弃而远之，贤才虽愿竭智尽忠又如何能够？）；他为要及时发现人才而谏君：“太公九十乃显荣兮，诚未遇其匹合”（有了明君，人才才能立身扬名）；他为社会风习败坏而谏君：“变古易俗兮世衰”（世风日下）；他为楚王好大喜功而谏君：“既骄美而伐武兮，负左右之耿介”（楚王自夸美善、自恃勇武，并对伪装耿介的近臣信赖）；他为人民的生计而谏君：“农夫辍耕而容与兮，恐田野之芜秽”（农夫弃耕，田野荒芜）；他为国运堪忧而谏君：“事绵绵而多私兮，窃悼后之危败”（人们争相损公肥私，楚国面临危亡的威胁）；他为必须疾行改革而谏君：“今修饰而窥镜兮，后尚可以窜藏”（改良政治，寻找和改正自身的缺点，才能逃过危险，谨慎自保）……总之，宋玉是在强烈责任感的驱使下，无休歇地苦苦谏君，而他谏君的目的，便是企盼国势好转。
四、以秋设喻，长谏不止。
如果宋玉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高度民主的社会，君主也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人都可以批评他，甚至可以起诉他，提议罢免他，那么，每个臣民都可以毫无顾忌地直言谏君，不需要弯弯绕绕。可是，宋玉所处的不是这样的时代，而恰恰是一个没有民主、只有专制（对楚国而言则专制得更残酷）的时代，稍一不慎，就有杀身之祸。既要谏君，又想奏效，就不得不考虑方法问题。他可能是汲取了历史上直谏之臣的一些教训，特别是总结了先他在朝的屈原的犯颜直谏和君不纳谏的教训，便在谏法上另辟蹊径，独出机杼地创造了曲谏（就是讽谏、谲谏、婉谏、晦谏、智谏）。这曲谏，曲言说志，曲径通幽，曲线救国，往往能收到直谏所收不到的效果。宋玉的作品中，有不少曲谏的范例。如他在《风赋》中，借说风有雌雄、贵贱，婉谏楚王切勿凌驾于万民之上，沦为独夫；他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又巧借和登徒子辩解谁不好色的问题，而言在此、意在彼地讽谏楚王不要沉溺于女色而不顾朝政；他在《钓赋》中，以钓鱼之术喻治国之道，巧谏楚王从沉迷游乐的状态中自拔出来，学习先贤治国安邦的“大王之钓”……宋玉这些高明的曲谏，都收到了好的效果。
在《九辩》中，宋玉对曲谏方法的运用，更有“高难度”的展现。在此文中，宋玉以秋设喻、以秋起兴、以秋成谏，从“秋”这个喻体着眼，匠心独运地铺陈出一篇大文章。在顷襄王执政的当时，楚国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国运凋敝，宋玉仅用一个“秋”字，就把楚国当时的这种社会状况描摹得惟妙惟肖。是呵，秋天来了，凉气弥漫，满目枯黄，万物萧条，生机颓败，这一切不都是眼前楚国的真实写照么？如果直言去指责政治黑暗、民不聊生、国运凋敝，不仅刚愎自用的楚王不能接受，只怕哪一个朝代的统治者也都是不能忍受的，也是难以收到劝君改过的效果的；可是启用“秋”这个形象的喻体，却很利于把劝谏的话说下去。这是宋玉谏法讲究的一个生动体现。
宋玉在《九辩》里以秋设喻进行的长谏，可分为三个较大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悲诉秋气肆虐的种种现象：“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悲凉啊，秋天的肃杀之气！萧萧瑟瑟，草木枯黄、凋零。凄凄凉凉，好像是人在远行；又像登山临水，送人将踏上归程）；“惨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屡次叹息秋凉袭人）；“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干？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秋雨绵绵，土地久湿不干。独守芜泽，仰天长叹）；“白日晼晚其将入兮，明月销铄而减毁”（日昏月损，暗淡无光）……悲秋的内容占据相当大篇幅，将肃杀秋气造成的种种迹象揭示出来，使人感到问题的沉重。第二个层次，是追寻秋气产生的种种原因：“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弃良骏，用劣马）——用人不当；“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办事不按规矩地胡来）——没有好的制度；“闵奇思之不通兮”(好的建议不能上通于君)——言路闭塞；“既骄美而伐武兮，负左右之耿介”（君王炫耀武力，好大喜功，刚愎自用，偏信佞臣）——抛弃仁政……对使楚国衰败的“秋气”的追根溯源，文字也不少，理透据实，使人信服。第三个层次，则是宋玉为抵制“秋气”、挽救国运，而开出了药方：“愿皓日之显行兮”——盼君王能像皓日一样显耀地在空中运行、明察一切；“今修饰而窥镜兮，后尚可以窜藏”——现在寻找自身的弱点,还可逃过危险；“尧舜皆有所举任兮，故高枕而自适”——像尧舜那样任用贤才，才能高枕无忧……宋玉为振兴楚国献计献策，开出的药方情真意切！
宋玉以秋设喻，长谏不止，不管当时的君王是否听得见、听得进，但对后世的君王和执政者们，却永远有劝谏的作用。《九辩》应是千秋长谏！
五、疾呼用人问题，力主远小人、近贤才。
这是宋玉长谏君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宋玉自己就是有理想、有抱负、有智慧、有实力的人才，许多有关人才的问题亲见亲受，对人才问题的重要性、迫切性、复杂性、艰巨性的体会，已到了极尽的地步，“失人者亡”的忧患意识在胸中久久聚结，成为庞大的块垒，在《九辩》中便形成一吐而不可收之势：“坎壈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无背景的贫士失去官职，心意难平）；“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澹容与而独倚兮，蟋蟀鸣此西堂”（生不逢时，寂寞孤立，时闻蟋蟀哀鸣）；“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难入；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处事圆滑的小人得势，坚守志节的贤者飘零）；“骐骥伏而不见兮，凤凰高飞而不下”（朝中不用贤人，小人当道，贤者匿迹）；“宁戚讴于车下兮，桓公闻而知之；无伯乐之善相兮，今谁使乎誉之？”（当年贤士宁戚饭牛而歌，遇齐恒公而被重用；现在没有了善相马的伯乐，谁来称扬人才？）……宋玉对人才问题的呼吁，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不容忽视。这种呼吁，在《九辩》中随处可见，本文其它地方也涉及较多，故此处不赘述。
六、呼唤仁政。
《九辩》在诅咒秋气的同时，呼唤仁政的春天，这种呼唤真切而又急切！这种呼唤先从对扼杀万物生机的秋气的控诉开始：“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秋气”，就是施行暴政的结果。暴政误国、亡国，仁政利国、兴国，便是《九辩》所要反复申述的主旨。什么是仁政呢？宋玉在《九辩》中或从正面、或从反面列述了仁政的各种特征。诸如：朝廷政治开明，不“背绳墨”（规矩）；人民安居乐业，没有“俇攘”（纷扰）；举贤授能，斥疏小人，不能对有才能的“凤皇”“弃远而不察”；善于用人，不能用人不当，搞“相者举肥”（不能推举只有空架子、却跑不快的肥马）；政令畅通，上下无梗，不能“闭而不通”；广开言路，让不同的声音发出来，不能“世雷同而炫耀”（群小唱和、众口一辞、善恶不分）……宋玉从各个侧面勾勒出一幅仁政的图画后，说道：“乘骐骥之浏浏兮，驭安用夫强策？谅城郭之不足恃兮，虽重介之何益？”这意思是说，只要真正实行了仁政，朝中必然是人才济济，尽是良马（骐骥），那国君就省事了，不须用强力来鞭策，良马也像畅流的水（浏浏）一样，跑得飞快；金城汤池，铜墙铁壁不足依恃，坚盔重甲（重介）也无济于事，只有实行了仁政，取得了民心，才能无敌于天下。仁政是最省之政，用贤是最良之举——是宋玉通过《九辩》传达给人们的肺腑之言！
七、操守高洁，不趋炎附势。
既是“文如其人”，《九辩》又是宋玉传世作品中的唯一一篇直抒胸襟的抒情之作，其里面宋玉的影子就更多，而给我们最为清晰的影子之一，就是他操守高洁，不趋炎附势。你看：“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难入……”（圆的凿孔，方的榫头，我本知彼此不合、格格不入）；“见执辔者非其人兮，故跼跳而远去；凫雁皆唼夫梁藻兮，凤愈飘翔而高举”（执政者不高明，我只有远去；群小居高位、食重禄，贤人只有远走高飞）；“骥不骤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餧而忘食”（骏马不会急于求人乘用，凤凰不会贪食苟活）；“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压按而学诵”（为不使自己陷于迷惑，经常自我克制，学习诵读《诗经》，借以坚志）；“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光明正直，不随波逐流，仰慕、取法先圣）；“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不喜爱显贵荣耀，与其寡德无义而窃取名位，宁肯处穷困而保持高洁）；“食不偷而为饱兮，衣不苟而为温；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不苟且衣食，追慕诗人遗风，在粗茶淡饭中磨砺志节）……宋玉高尚的人品、高洁的操守，令凡是读进他作品的人深深赞佩。诗仙李白在《感遇四首》中由衷地赞道：“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言，恩情遂中绝。”李白对宋玉人品、文品及二者价值的赞颂，代表了广大宋玉读者的心声。郭沫若先生在《屈原》一剧中，美中大不足地、毫无根据地将宋玉写成“卖师求荣”的小人，实是对文化遗产不慎重的表现！
八、珍惜光阴，盼有作为，为报国无路而痛苦。
从古至今，凡有志向、有抱负的仁人志士，无不把有作为放在首位。如果有作为与艰苦相伴，他们便选择艰苦；如果有作为与低酬相伴，他们便选择低酬；如果有作为与离乡背井相伴，他们便选择离乡背井……宋玉这个热血男儿，正是把有作为、报效祖国，作为他人生的第一要义。从他的《九辩》和其它文章中可以看出，他有非凡的知识面，他是读书破万卷、学富五车的，而他的读万卷、学五车，都是为有作为而打下的坚实基础。那时他的苦读、苦学，一定没有今人强烈的文凭观念，就是为了有作为。据记载、考证和其文章透露：他出身贫寒，入朝后当了一个文学侍臣——是一个比先他在朝的屈原小得多的官，在朝中是人微言轻的，不但没有直谏的条件，就连曲谏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而且曲谏时还须慎之又慎，可他位卑不忘有作为，仍然作出了令世人和后人景仰的成就——他用文学谏君报国，留下了《风赋》、《钓赋》、《笛赋》、《登徒子好色赋》、《高唐赋》、《神女赋》、《对楚王问》等诸多不朽之作（应还有失传的作品），这些作品就是他政绩的记录。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小人的排挤，君王的信谗，险恶的处境，迫使宋玉离朝而去。他为“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更为难有作为、报国无路而陷入巨大的苦痛。这种苦痛，在《九辩》中倾述得凄怆哀艳、催人泪下，使我们深深触摸到了一个大知识分子的忠心赤胆：“独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霄征。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通宵达旦难以入睡，伤心蟋蟀彻夜哀鸣。时光匆匆流逝、转瞬过了半生啊，我却久留他乡无所成就）；“闵奇思之不通兮，将去君而高翔”（伤心不能进献我的政治主张，我将离开君王远走他乡）；“霜露惨凄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济”（诬陷和迫害虽然一齐降下，内心还希望那帮小人阻挡不了我报国的路）；“靓杪秋之遥夜兮，心缭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怅而自悲；四时递来而卒岁兮，阴阳不可以俪偕”（暮秋的长夜万籁俱寂，心中的哀思缠绵不已。年岁日高、往事逴逴迢远，使我不禁怅然悲凄。四时交替而来，一年已将近啊，人不可与流年并驾比翼）；“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寥廓而无处！事亹亹而觊进兮，蹇淹留而踌躇”（岁月洋洋无尽地流逝，我春秋已高却空虚无依。国事虽在变我仍图进取，久留此地我徘徊犹豫）；“邅翼翼而无终兮，忳惛惛而愁约；生天地之若过兮，功不成而无效”（艰难前进看不到终极，穷愁潦倒忧伤又失意。人生天地间白驹过隙，功业无成不能效力）……
不能作为，是宋玉最大的痛苦；报国无路，是宋玉最大的悲哀；人生易老，人生又只有一次，有什么能比既有报国之志、又有报国之力、却无报国之路、不能建功立业更使宋玉痛苦悲哀的了?!
九、可贵的艺术独创精神。
衡量艺术作品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其是否有独创性。在艺术上，《九辩》是领异标新、独树一帜的成功之作。分析《九辩》的艺术成就，我们可看出宋玉那可贵的艺术独创精神。虽然，《九辩》有袭用屈原作品某些词句的痕迹，但《九辩》整体的独创成就，却是不容忽视的，它的独创性，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独创了悲秋这个文眼诗目。宋玉为国运日衰，当悲；为饥民荒田，当悲；为君王远贤近佞，当悲；为自己报国无路，当悲……可是，如果仅从理性的角度、直露地去写悲，就难有新奇可言，传达给人的只会是一堆干巴的概念（尽管这些概念中也会不乏慷慨激昂的词句），没有形象感，更不会产生憾人心魄的艺术效果。宋玉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注意了感性的角度,而且还从感性的角度深挖下去——即：他不仅找到了悲秋的喻体“秋”，而且还将这喻体深挖下去，找到了“秋气”。如果仅仅以秋景喻悲，尚能有人为之，那秋季里的萧瑟的秋风、摇落的草木、淫溢的秋雨、哀鸣的蟋蟀、惨凄交下的霜露、生机委顿的万物……这些还都是有形的、易见的衰败；可是宋玉不满足于浅尝辄止（许多人正是满足于浅尝辄止，从而和美文失之交臂），而是抓住有形，深究其里，捕获了那个无形的“秋气”。秋气，这个悲凉之气、摧残之气、肃杀之气，这个使万物萧条、衰败的罪魁祸首，不正是当下弥漫在楚国朝野的恶劣的政治风气、不正是最应该诅咒和声讨的不祥之物吗？抓住了“秋气”这个文眼诗目，从这里着眼张目，既能将宋玉的一腔悲愤和衷情引领而出，又能使一切复杂、抽象、难说的东西，都因附着在“悲秋”这个载体上而变得形象、具体、易于感知起来，遂使《九辩》产生了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成为千古悲秋之绝唱！
二是独创了一系列极具审美价值的意境。意境，是艺术的最高灵境，艺术的胜境。《九辩》中，诗人宋玉为抒发自己的忧国之思和报国之情的需要，创造了“秋（当然包括秋景、秋气）”这个传导情感的载体，然后将自己主观的“意”，和“秋”这个客观的“境”，进行了或对应、或交叉、或渗透等等多种形式的奇妙组合，正是在这多种形式的组合中，产生了各具其美的意境。文字所限，很难将这些意境一一表述出来，仅看首段：“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慄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开篇即见意境，而且是借景抒情、情景相生，而且是“无我之境”和“有我之境”相生！无怪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诗圣杜甫，读了《九辩》后，“惊”得他由衷地感叹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咏怀古迹》）他尊宋玉为师，遗憾没有和他生在同一时代，实是宋玉的文品、人品和艺术独创精神，深深感动了他！
三是语言艺术上富于独创性。使用语言，绝不仅去追求外表的整齐划一、辞藻华丽，而是根据内容的需要，使句法参差错落、变化多端，亮彩纷呈；重用比喻，是《九辩》的一大亮点，除了运用秋气、秋色、秋声、秋意这些长喻外，还有不少贴切之比，如把良臣贤士比作“凤凰”、“骐骥”、“美人”、“蕙花”、“櫹槮”等，把奸佞小人比作“猛犬”、“驽骀”、“凫雁”、“霜露”、“浮云”等，耐人想象，使作品的形象感大增；用韵也是根据内容的需要，不拘一格，自由变化，灵活多样，既准确达意，又使声律谐美而动听；另有一显著特色，是多用诸如“翩翩”、“雍雍”、“昭昭”、“悠悠”、“狺狺”、“晏晏”、“抟抟”、“湛湛”、“习习”、“丰丰”……等双声、叠韵字，增强音乐感和表现力。
四是在以情动人上有创新。《九辩》因秋兴感、因秋兴悲、因秋抒情，全在一个“情”字上做文章，不仅开创了悲秋的题材，而且其悲秋情结也是独具一格的，以至于同样是忧国忧民、又报国无路的后人要宣泄胸中悲愤之情时，只能以《九辩》为悲秋的范本，进行仿效、引用，而不能超越《九辩》，所以，《九辩》独特的悲秋情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刘熙载在将屈原与宋玉等作比较后说道：“屈子以后之作，志之清峻，莫如贾生《惜誓》；情之绵邈，莫如宋玉‘悲秋’……”（《艺概、赋概》）鲁迅也认为《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托尔斯泰说：“文学的总的目的，是要从感情上认识伟大的人。”宋玉流传下来的作品并不多，可是即使仅仅留下一个《九辩》，也足以使我们认识宋玉那高洁的人品、非凡的抱负、苦痛的灵魂、坚贞的气节了，因为《九辩》是一部专注的写情之作。
以上将《九辩》划分成九个方面，并从这九个窗口、九个角度来认识宋玉。各方面中引用的原文，不得不有少量交叉，一来因为有的原文原本就有多义性，二来因为九个方面并不是各自孤立、相互绝缘的，而是有着有机的联系，为了叙述方便起见，才分开来说。这九个方面中，前八个方面都主要是从思想品格上来了解宋玉的，只有第九个方面主说了艺术问题。之所以要如此侧重，是觉得太有必要从思想品格上来认识宋玉了。宋玉身上，实在有不少不但值得中华文明史记取、而且值得现代人学习的地方！
（2004年7月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