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

高尔基写《我的大学》，而我，只能写一写我的小学。

一栋两层楼的木瓦屋，兀立在楸树、枫树、木姜树、青杠树以及樱桃树等杂木林中，这是黑色的瓦面、白色的屋脊，以及方格花窗、木板壁，左右各一架木楼梯的木楼。它的前面，是一块半圆形的被踩得结结实实的黄泥巴操场，是学生排队、做操和玩耍的地方。学校背面靠山，它的左右和前方各有一条通往附近村寨的小路。

这就是我的小学，一所许多人从这里走出去的学校。

这所学校叫竜堡小学，因“竜堡”这个地名而来 ，它座落的这个小山包下面，有一条河。它所依托的村寨，是一个典型的布依村寨。关于竜堡这个地名，按照布依语译音有两种说法：一说是苦竹成林的地方，一说是神树很多的地方。恰好这个寨子，这两者都兼而有之。不过苦竹林不是很多，而神树即风水树，确是这个寨子的一道独特景观。

从寨子背后的“坝棉”垭口，到右边的“大树脚”，左边的“坡者沟”，先前的时候，千年古树到处是，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这些神树渐渐稀少了。但有一些古树被视为“风水树”，是庇佑一方的神灵，人们不敢轻易砍伐，得以保留至今。比如这所学校旁边，仍然屹立着一株可以五六人合抱的枫香树，每到夏天，枝繁叶茂。

竜堡小学，在我记忆的屏幕上，就像一部黑白电影，在漫长的岁月中，会不经意地闪现。它给我最初的印象是朦胧的，碎片式的。记不得几岁的时候了，那时因为大人们要上山或者下田干活，小孩只能由大一点的带到学校陪读，对于我，这个任务就落到比我大好几岁的姐姐的肩上了，也就是说，读小学的姐姐，一边读书，一边还要照顾我。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争着跑在前面，目的是想抢先一步看家里的门是不是开着，母亲是不是在家，而那时候，我们家的门多半都是紧闭着，母亲总是还在地里，或者山上。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跟读”，好在那时候学校要求并不严，上课的时，老师默许个别学生带弟弟妹妹进教室，前提是只要他们不哭不闹。于是乎，我就成了这些学生中懵懵懂懂的一个，坐在他们中间，听朗朗的书声，或者老师单调而乏味的讲课，在沉沉的眉头重压下，恹恹睡去，直到下课、放学。

学校正中央的楼上，有一间神秘的屋子，不知道那里是做什么用的 ，因为平时它的门总是紧闭着，我瞧见那时候里面的木桌子上 ，安静地摆放着一部老式留声机，只是好像从来不曾听过它放出来的到底会是什么音乐。记不得当时是怎么被允许进入这个办公室，有一天，我亲眼看到，这个学校威望最高，眉毛很浓，大家都很敬畏的贺老师，在批评一个犯了错的学生：“毛主席说，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我们的事情就会办得好一些……”，那神情倒不像批评，更多地像是安慰，和对不小心犯了错误的学生的一种体谅、宽容，更是对改正错误的鼓励，使那个高年级的学生不得不低头悔过，眼泪欲滴。

那年月的我，不知怎样混到了上学的年龄，顺理成章地进入了这所学校。由于从小受到学校气氛的熏陶，一切顺理成章，俨然一名老同学，开启了这里的读书生涯。那个时候，刚一上学，学校就号召我们从家里拿来一块推平了的小木板，涂成红色，再在上面写上毛主席语录，一年级的学生手臂上戴的是三角形的红小兵袖章，高年级的学生则是用红布做成的红卫兵袖套。那时候的课程也很简单，开始是毛主席语录，后来才是有插图的“吃水不忘挖井人”之类。每到发新书，闻到淡淡的书香，都要兴奋好一阵子。

在学校混到读书的年龄，我虽然天生胆小，也算是“老油条了”，有时候不免耍一些小调皮。比如课间十分钟，跑到学校边上的树林里去扯笔筒草，带到教室里的前排座位上玩，于是上课时候被老师撵到后排去；比如在冬天，为了抵御寒冷，和一帮同学背靠着教室的木板壁“挤炸油”（互相用身体挨挤着取暖），上课时间到了也不愿停下；有时候与同学发生争端，被打得鼻子流血；有时候在超场上用捡来的枫香果打仗，追赶“美国鬼子”，不小心被地上的石头跘倒，将眉毛之上跌出口子；有时候在夏天，几个伙伴上课时间偷偷跑去小河里洗澡，被上课的老师找到，最终被“捉拿归案”；有时候在学校的唯一女教师，我的远房姑奶在上课时，教同学们读拼音字母，每读一个字母，我都故意在那个字母的尾音上长声吆吆地加个“呜”，故意发出怪怪的尾音音，使她火冒三丈，但又不知道捣蛋的是谁，于是心里暗自得意……

那时那地，那所学校真是颇具乡土特色，为数不多的五、六位民办教师，几乎全部沾亲带故：有的是母亲的堂弟，或者表妹夫，有两个也是父亲的堂弟，因此在学校的表现情况，往往在寨子中和家庭中的反馈较为及时，有什么风吹草动家里的人都会知道，好在这些老师都不曾告状，凭借一些小聪明，受到大多数老师的喜欢，那些小错误，也就被忽略不计了。 那时候的我，随着年级的上升，渐渐懂事，读书也很上心了。有时候开学报名，由于母亲拿不出报名费，急得躲在房间里偷偷哭泣。等到好不容易报了名，才松了一口气，于是学习特别认真。

记得最感兴趣的是美术课，老师用粉笔三下五除二地画了几下，就把一些花草、虫鱼画在了黑板上。美术老师是我的二舅，有一次，给我们上绘画课，他画了一只蜻蜓，那时候我们管这个东西不叫蜻蜓，叫“点灯猫”。有一首童谣唱道：“点灯猫，穿绿鞋，骑马去，坐轿来……”。平时放学了，就在田坝中间捉点灯猫，对这个精灵的小动物最熟悉不过了。那一天，美术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只蜻蜓，我们用美术本将它临摹了下来，也许是出于避讳还是什么，他画的蜻蜓尾部是突的，没有画完整，而我在临摹的时候，将尾部的细节，一个燕尾壮的东西加了上去，我看到他在给我批改我的作品的时候，独自忍不住笑了，不过，他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只是给了一个较高的分数。后来，我才知道，我添上去的那个东西，是蜻蜓用来交配的生殖器官，现在回过头来，对儿时的观察力，连自己都感到有些惊叹。

大约到了四、五年级，老师开始教写作文，按理说，我是一个平时不多言语的人，作文起来也应该是无话可说才对，哪知道写起作文来，可能还算那么回事吧，经常得到老师夸奖，这得也许是益于当时的语文老师——那个严厉的贺老师的启蒙，使我懂得了作文是什么，懂得了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发言。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的作文会时不时作文样板，由老师在班上念。以至于在后来，凡是自己写的作文，心里都非常希望老师在课堂上把自己的作文读出来；以至于在后来，读到初中，我的作文在全校集合当中，校长还曾经亲自向全校师生宣读了我的作文；以至于我的那点虚荣心，以及发表文章的欲望，还延续至今，成为一种动力。

竜堡小学，曾经是一所远近闻名的小学，据父辈们说，它是由旧时的私塾衍变而来，办学历史悠久，曾经培养过许多出类拔萃的学生，从这里走出去的，有原福建军区司令员杨滨，有国民党将军贺锡恒，等等，我的父亲是共产党培养的五十年代的基层干部，我的伯父，小时候被抓兵加入了国民党，在台湾成为一名军官，改革开放后去世，已落叶归根，安葬在学校对面山上。竜堡小学，曾经培养出一批到外地工作的各行各业各类人才。位于贵州省安龙县洒雨镇的竜堡这个寨子，因为这所学校，人们曾经因为被称为文化之乡而感到自豪。由于这个地方不但出了布依族音乐家，著名的民间文艺传承人，已故的韦利熙先生，而且有一帮铁杆的民间音乐爱好者，数十人的布依八音队，还有靠音乐闯荡养家糊口的民间音乐人，这个文化之乡，近些年来，又被人们称为安龙的“维也纳”，一个远近闻名的名副其实的民间音乐艺术之乡。

光阴荏苒，星斗转移。不知什么时候起，一条公路从竜堡小学门前的小山包环绕过去，原先的操场被削去了半圈；也不知什么时候起，学校的瓦房木楼，变成了现在的水泥楼房。原先洪亮的钟声已经被同样悦耳的电子铃声所取代。由于教育资源整合，这所学校从原来的六年制学校，变成了一个只办到三年级的一个教学点。

青山依旧，古树依然。儿时的那些老师，我的姑奶，这个终身未嫁的民办教师，已经被侄儿接到城里居住，大概已经年介九十；我的舅舅，曾经教我美术的老，和另外一个我也称为三舅的老师，也都已经在几年前作古；我的一个同样姓贺的老师，与我父亲同辈，曾经到河边去把我们找回来上课的民办老师，已经回家“隐居”多年，至今健在；我的最严厉的老师，声音洪亮，会唱《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的贺老师，遇到好政策，许多年前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也是年近九十，目前正家安度晚年。而那些后来到这个学校任教的年轻教师，我也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正如他们也不知道我来自何方。还有那些面容上似曾相识，但又不知出自何家的门户的晚辈，已经不是我当年的模样，不知他们当中，会不会有我当年的影子?生逢其时，成长在新的时代，他们必定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祝福他们，但愿他们也会如我一样 ，会记住曾经的这所学校——竜堡小学，留下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