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的书院文化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

河西走廊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它铭刻了太多的民族文化记忆，其辉煌从西汉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连绵的群山和流淌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血脉，经由河西走廊这个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千年走廊，它曾是古代中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

河西走廊自古人文荟萃，文脉深厚，书院繁荣，英才辈出。书院，便是唐宋至明清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为修书之地，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兴于宋，续于元，为聚徒讲经，研究学问之地，一般建于山林僻静和环境幽雅之处。作为传统教育精华的书院文化，在其历史进程中沉淀了深厚的人文精神。

西晋末年，中原战乱频繁，河西大儒郭瑀、郭荷为方便弟子听经论道有遮风挡雨之处，率弟子于张掖临松山下的马蹄寺，开凿洞窟数间，传道授业，也许这是书院在河西雏形吧。

北凉匈奴人沮渠蒙逊，深受中原儒学的影响，他博涉群史，加强了东西文化交流；西夏时张掖又成为西夏在河西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隋大业五年（公元699年），隋炀帝御驾亲临张掖，登焉支山，开史无前例的“万国博览会”，让西域各国目睹和领略了中华礼仪的典雅威严。到开元盛世，仓廪实而知礼节，河西经济文化繁荣，人文荟萃，唐朝边塞诗人和戍边将士饮酒作诗咏河西的诗作，都为后来书院文化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明代张掖的天下粮仓，书院文化和酒文化，马文化一样繁荣。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之涣的《凉州词》、王昌龄的《从军行´其四》、王维的《使至塞上》，民间艺人说唱的《河西宝卷》，佛教文化的影响，丝绸之路艺术宝库敦煌，西汉时汉武帝置河西四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鼓楼建筑与文化传媒，创造了高度发展的古代文明，各民族融合，语言文化统一交流，为经济文化提供了保证。优秀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发展起来，中西方文化加强，佛教、伊斯兰教促进了河西走廊的繁荣发展，河西成为文化荟萃之地。

内地移民，促进了文化交流大发展。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面对千年沉睡的肥沃荒原，为躲避战乱，西迁的移民，大有用武之地”。

发达的灌溉农业为河西走廊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发源于祁连山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滋润着河西大地，从新疆到内蒙古西部阿拉善一带，将中原农业带和天山以南农业区连接起来，将河西游牧区建为农业区，为丝绸之路提供了便利条件，个人观点：河西的年降水量还是较高的，否则就不会有天山和祁连山冰雪融水灌溉发达的绿洲农业，更不要说商业繁荣了，文化发达，从而促进了儒家思想广泛传播。敦煌石窟的“遗书”中，存有《论语》《孝经》等多种儒家经典，从武威汉墓发现的《礼记》木简可见一斑。

另一个原因，便是西凉氏的深远影响，西凉氏的兴起，丰富了书院的读书生活。融多种中西方乐器的隋唐燕乐中的龟兹乐与西凉乐影响最大，对中原内地的音乐舞蹈、宋词元曲的发展都产生深远影响。《资治通鉴》卷二三曾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故凉州号为多士”。《魏书》记载的河西著名文人如张湛、段承根、索敞、程骏、常爽等。有著名的经学大师、历史学家、天文学家，他们“通涉经史，才志不群，价重西州”，并有著作传世，河西地区，人文蔚起。

河西地区石窟艺术的影响。敦煌莫高窟、安西万佛峡的榆林窟、玉门昌马、酒泉文殊山、张掖马蹄寺、金塔寺、凉州天梯山等窟寺内的大量壁画、彩塑和题记为河西文化发展提供了珍贵资料，两汉魏晋的豪华墓葬和精美绝伦的石窟，敦煌石窟遗书的发现，使敦煌学兴起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敦煌几乎成了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走近它，依稀能听见辉煌与失落交织的文化音符，让每个中华儿女倍感自豪。题词挂匾也在书院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牌匾从题名落款可见，既有赫赫有名的饱学鸿儒，达官显贵，也有地方名流，乡国学信士弟子，题写者以牌匾方式，定格成永恒，留名史册，流芳百世。

凉州“书城不夜”，端端四字，行云流水，俊朗飘逸，将古凉州秉烛夜读的浓郁学风，展现无遗。穿越遥遥时空，我们仿佛看到古凉州灯火彻夜，书声琅琅，无数莘莘学子正在书院皓首群经，“文风佳于秦陇”。张掖鼓楼题词：“声教四达”，教法由音声而宣说，声威教化。《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这与汉班固的《东都赋》和清陈康祺的《郎潜纪闻》有异曲同工之处。

往西，尽管张掖在历史和平与战争并存，但适逢明代安定之局面，兴起了许多书院，劝学修礼，崇化厉贤。甘泉书院、天山书院、南华书院、觻得书院、山丹仙堤书院、民乐金山书院、临泽蓼泉书院、高台建康书院，虽不及中国古代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四大书院有名，但在河西地区传播传统文化和国学文化中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觻得书院，位于现张掖四中院内，为清代甘肃提督周达武所建。觻得，汉张掖郡故地，萧咸旧治地也。所居有声，至今人思慕之。书院落成因以为名。有园数亩，中多柳、榆、桃、杏、梨、枣之属，曲径通幽。达武字梦能，号渭臣，本姓朱，为明皇室吉亚的后代，明亡后隐匿更姓，湖南宁乡人，年少好武，后投湘军，受之于左宗棠，屡建奇功，好舞文弄墨，善写“虎”字，出于对文化的尊重，于光绪三年至二十年（1877-1894）在张捐资办学兴教，广育人才，于城东长沙门外修文峰塔以提文脉，1885年在一园（清甘肃提督署甘园，现甘泉公园）之东建成觻得书院，作《觻得书院又一园修禊序》，书于园壁，以萧咸兴教办学为榜样，勉励书院学习奋发有为，并鞭策自己，谆谆之情可见。后院辟为园林。并邀名流撰联制匾，以作纪念：

窦将军海上销兵，喜从今听来园外读书声一片承平雅颂

赵武孟田余力学，愿多士添列河西人物志千年毋坠风流

其学本泗水而来教育三千人愿今日得稍分余绪

此地在甘泉之右扶摇九万里望诸生早各奋前程

1947年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将军巡视张掖时曾下榻其中。今天，在觻得书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张掖四中，已成为誉满陇原的西北名校，和乐教育、全纳教育、禁毒和法制教育、爱国主义和红色基因教育、国学经典诵读、孔子学堂，道德讲堂活动如火如荼。大批优秀学子走向全国各地，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

甘泉书院位于张掖南大街民族小学院内。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为甘州知府冯祖、张掖知县王延赞所建，因临甘泉，故名。东西长90余丈，南北阔8丈5尺，为张掖书院中最负盛名，留有旧遗迹的书院，氤氲着浓厚的人文气息。现院内止剩一个饱经沧桑的亭子，上有明嘉靖年间甘肃巡抚陈棐“有木如是”的题额。阅地方志，方知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内阁巡抚都御史杨溥巡察河西，见句读之不知人甚众，遂奏明朝廷，建官学一所，令巡按御史监理学政，督查教育，方使河西之儒有新起色，此甘泉书院初建之用也。后巡抚都御史王浩于嘉靖三十一年对其修缮，重人文教化，聘名人雅士提纲讲学，教甘州子弟，书院名声大振，于明王朝晚期延续近百年。后饱读诗书的陈棐于嘉靖三十八年夏季百花争艳之时，聚文人雅士登楼赋诗，但见厅楼之下溪流淙淙，泉水叮咚，“邀宾开阁书声近，移席穿林花气香”。清代甘泉书院重焕光彩，知府冯悦祖于乾隆二年（1737年）重建于甘泉庙旁，后张掖知县王延赞两次拓建于甘州城甘泉涌出之处，架桥填洼，后于院中建三台阁，爽心厅及后院厅榭。书院内亭台楼阁，绿树成荫，小桥流水，学子埋头苦读，吸引众多经明行修的名儒来此讲学。从《重建甘泉书院碑记》中看出，有秦国英、庄学和、杨銮(陕西潼关人)、沈相、钟浩、王济美、李铭汉、王九卿、郭锴等，真是“滚滚清泉日夜流，渊源只有此中求”，“芦狄萧萧一片秋，晨风名雨好淹留。座中几个清狂客，起向烟波欲狎鸥”。书院建有藏书楼，郭锴有诗为证：“万轴牙签百尺楼，明窗四敞对凝眸。”现已于甘州府城仿其旧制，新建一甘泉书院，足见张掖人民对书院文风的重视和保护。

南华书院，座落于甘州西来寺斜对面，正门联云：“宗社金瓯全西塞，崇楼文泽润南华”。牌坊联云“左柳滋后世，南华著春秋”，它的兴盛便与那位“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子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抬棺决战，收复新疆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大人有关。左公当年想让西北人受到“义理之教”熏陶，“兴教劝学为急，发展教育，传授文化”左大人于戎马倥偬之隙，与书院师生交流切磋，激励莘莘学子报效国家。

时至今日，在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作为河西的“高等学府”，书院皆为地方文脉传承支点，在传承和弘扬历史传统文化和国学经典，地方培养众多人才的中，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朝代更替，但文化薪火代代相传。将传统文化和书院文化结合起来，开展文化交流，使其成为从事传统文化创新研究的重要平台，达到文化、艺术和学术三方面的统一结合。我想这大抵也是为什么国家将河西唯一一所综合性本科大学--河西学院建在张掖的原因之一吧，如何保护好这些书院，将书院文化进一步传承下去，使其发扬光大，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