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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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别江陵入宦海，沉沉浮浮创新生。
三十余年功名过，谁是君来你是臣！
我对张居正的总结是：“善谋略，韬光养晦，成大事者，不顾小节！”张江陵是我的老乡，可以说是千年才能出一个张江陵，他的智谋、能力、以及高瞻远瞩，造就了大明的最后一个中兴时代。在普通人眼里，他是正面人物，在有为的历史学者眼里，他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那么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明朝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开始萌芽，国内的经济也有了较为正规的发展。俗话说上行下效，明朝的第十位皇帝正德皇帝与他的爸爸不同，他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于是他做了各种出格和皇帝不该做的事情，给国家财政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所以他的堂弟朱厚熜即位后，朝政比较腐败，幸得杨廷和暂时押住腐烂的阵脚。
张居正出生在公元1525年，这一年是嘉靖三年，1507年出生的嘉靖比张居正大18岁，1513年的高拱比张居正大12岁，徐阶比张居正大22岁，严嵩比张居正长45岁，就连严世蕃都要大张居正12岁。1547年张居正中进士，到1572年张居正荣升首辅，经历了25年，这一年他47岁，相当于现在一个厅局级干部的年龄。严嵩62岁入阁，徐阶59岁任职首辅，高拱58岁入阁任首辅。对比这几个人来看，张居正很年轻，这也给他日后的作为奠定了基础，毕竟精力很重要，中国有句俗语，心有余而力不足，正是说的人老了想做事却做不成，所以张居正在年龄上有优势。
在杨廷和的拨乱反正下，嘉靖朝初期政治清明，但是大礼仪之争后，嘉靖尝试到了权力的滋味儿，不过刚从藩王晋升皇帝的他还不敢乱来，而且还有他的母亲的严格教诲，所以嘉靖朝前二十年，有短暂的嘉靖中兴。政治上英明苛察，严以驭官，整顿朝纲，大赦天下，严禁宦官干预朝政，集异纳谏，勤于政务，完善科举制度；经济上宽以治民、减轻赋役，勘查皇室庄园和勋戚庄园，把耕地还于老百姓，同时还鼓励耕织，减轻租银，重新整顿赋役，赈济灾荒，体恤民情;军事上，正视哈密问题，大力提拔将才征剿倭寇，清除外患，整顿边防，以解除边疆危机。可以称得上是位有作为的皇帝 。嘉靖革新持续了近二十年，取得了显著效果，这期间"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同时文化和科技领域空前繁荣，优秀文学作品和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天下翕然称治"。后史誉之谓"中兴时期" 。
人都有惰性，千篇一律的日子过惯了，谁都想懒一下，毕竟国家机构运转正常，朕难道不能放个假吗？自小受道教熏陶的嘉靖，自然想找点乐子，毕竟古代没有电视机也没有公开的娱乐场所，嘉靖只有在宫里寻求快乐。这不，有人就瞧出了皇帝的心思，纷纷献计皇帝，结果邵元节、段朝用、陶仲文等等一大批道士术士的出现，奠定了嘉靖日后沉迷于修仙问道的精神基础。
这时期的张居正考秀才、中举人，他还不能体会到朝廷的残酷与黑暗。在父母的催促下，相信只要考试才能改变命运的常规思想，那就好好读书吧。嘉靖的母亲在嘉靖十八年去世了，嘉靖精神上的枷锁没有了，他比以前更加放肆了，而且此时的他已经掌握了权力，皇位已经稳稳当当的，他敢放肆了，也有资本放肆了。
嘉靖前二十年有杨廷和、夏言等一批首辅的改革，政治上有所作为，百姓的日子也还过得去。在道士的帮助下，嘉靖阴差阳错的得子，这促使嘉靖更加信奉道教，所以嘉靖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他选择开始放权，逐渐身居内宫修仙问道。道士当然和权臣是互相配合的，在这种利益关系下，大家相安无事，国家机构也运行正常。但是修仙问道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修宫殿、斋醮祭天这些都要花钱花精力，而且宫女们也很幸苦，不仅要照顾皇帝的起居，还要给皇帝特殊服务。时间长了，宫女们实在是太痛苦了，于是以杨金英为首的宫女们试图勒死皇帝。
也许是天不绝皇帝，也许是宫女们太不幸运，结果皇帝没死，宫女们倒都凌迟了。这事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因为这一年是壬寅年，所以史称壬寅宫变。这次宫变直接改变了皇帝的人生，也改变了明朝的走向，更改变了历史的轨道。这也是历史上唯一一次宫女弑杀皇帝的起义。嘉靖害怕了，正好严嵩也顺势爬了上来，于是软磨硬泡，嘉靖权衡政治和个人需求后，开始放权于严嵩，自己呢则移居西苑修仙问道。
此时的张居正还在备考中，也许朝廷的风言风语他已经听说过。但我们都知道，没走过的路，谁能说这条路不好呢？张居正并没有因此止步，他更加努力地备战“高考”，借以改变命运。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中进士二甲第九名，授予庶吉士。科普一下，庶吉士，亦称庶常。其名称源自《书经·立证》篇中"庶常吉士"之意。是中国明、清两朝时翰林院内的短期职位。由通过科举考试中进士的人当中选择有潜质者担任，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有为皇帝讲解经书等责，是为明内阁辅臣的重要来源之一。当时徐阶正担任着教习这些庶吉士的重任，张居正的才华迅速被他发现，于是二人开始深交。前面提到徐阶比张居正大二十来岁，已经是父子年龄的差距。于是我们可以看作他们是类似于父子的关系，在嘉靖后期，张居正是徐阶的坚定支持者，当然他们之间肯定有纠纷。毕竟徐阶能够忍气吞声这么多年，而张居正想有所作为，自然免不了浮躁，免不了内心觉得老师过于谨慎。但是他们是利益捆绑体，不可能明面上弄僵。以至于张居正当权期间，徐阶的家人犯事，张居正选择用权力帮助徐阶，多少还是念及父子、师生情谊。
这时期夏言被严嵩斗下去了，严嵩的首辅位子坐妥了。初期的严嵩也还算好人，励精图治，深受同事和老百姓的好评。但是他与夏言的斗争，让他体会到权力的重要性，于是他选择改变自己，也学嘉靖玩平衡。这时期的张居正已经在翰林院里看到了是非，年轻气盛的他并没有像杨慎那样执着，而是选择冷眼旁观。想当年杨慎在左顺门反对嘉靖升格自己的父母地位，那阵仗多豪华、霸气，还是被嘉靖斗倒了，十几岁的嘉靖有这本事，现在几十岁的嘉靖早已把权力玩透了，谁敢在他面前玩点套路，他马上就能识别。所以张居正是聪明的，这一点我们要表扬张居正。他有士大夫的雄心壮志，但是懂得因势而为。
张居正认真地体察民情，了解到很多黑暗面，于是他也受不了了，他想做点事，他想为老百姓伸个冤。于是在嘉靖二十八年的时候，他给皇帝上疏一篇，名为《论时政疏》，首次系统的阐述了他的改革措施，但是此时的首辅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皇帝怎么会看到这篇疏呢？面对这样庞大的利益体，张居正是弱小的。张居正看到了上疏机构里存在的问题，他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一直反复的上疏，他选择无为，当然他深知出头鸟会被打，所以这也是保护自己。
第二年，他不哭不闹，给朝廷递交了假条，反正也是个闲职，上级便放了他。休假期间，他到处游览，看到了许多好的和不好的人和事，他也写了很多文章，六年中他看到了更多的人和事，于是他觉得是时候复出了。嘉靖三十六年，闲居六年多的张居正荣耀回顾，在翰林院里任职。他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开始学习师傅徐阶的忍术。嘉靖四十三年的时候，这一年张居正39岁，在徐阶的推荐下，张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这个时候景王还没有死，裕王还不是皇位的唯一继承人。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徐阶一党也是被迫选择裕王朱载垕，不过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他们选对了。
在裕王府里侍讲侍读的时候，张居正还兼着严嵩以前干过的差事，司业祭酒，所以当他给裕王侍讲侍读后，他的人脉关系更广更深，于是自己的班子人员也就越来越多。这时候冯保早已经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居正多少是听说过这个人，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认识或者见过面。
嘉靖四十四年，景王死了，裕王的准太子地位确立了，于是徐阶、高拱、张居正这帮人就更加得到重用。其中高拱从嘉靖三十七年开始给裕王侍讲九年，相对来讲，他与裕王的关系更好，所以徐阶在这种情况下，就先推高拱，于是在嘉靖四十五年的三月，徐阶推荐高拱入阁。当然徐阶也没有忘记张居正，只是比高拱提拔的慢一些。嘉靖驾崩后，可能是因为权力的不均，高拱与徐阶产生嫌隙，最终高拱下野，这个时候张居正掌管翰林院，已经是很受重用，隆庆元年，张居正受到额外提拔为吏部左侍郎并入阁参与政事。大家试想一下，前一年还是正五品，短短几个月就升到正三品，又过了个把月，升为礼部尚书，他自己也感觉到上天要给机会了。
隆庆二年，徐阶退休，高拱被起复，当时的首辅是李春芳，李春芳这个人为人宽厚，所以处处让着高拱。当然高拱是由张居正等人推荐起复的，毕竟张居正始终觉得高拱还是属于自己这一党派的，虽然徐阶已经退休，但是李春芳毕竟不是自己人。本来张居正打算配合高拱好好干，但是没想到高拱在担任首辅期间膨胀了，刚愎自用，专权善政，引起了很大的不满。最终因为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不合，导致自己下台。
因为冯保想升司礼监掌印，但是他与高拱的关系不好，前面还有一个太监孟冲挡道，孟冲又和高拱的关系好。冯保找过高拱，阐述过双方合作的事宜，但是高拱不答应，于是冯保心里就很不舒服。隆庆好色，身体很快掏空。刚一去世，冯保就开始找高拱的歪，终于听到了高拱说：“十岁的孩子怎么能够治理天下？”这样的违逆之话，高拱的蛮横最终让他自食其果。冯保找到张居正合作，两人一拍即合，同时也得到了两宫太后的准允。高拱被罢，张居正上台。
高拱与张居正在国子监相识，又陪在严嵩身边多年，两人没有友情也有“亲情”，但是在大事上。高拱没有张居正的胸襟，所以高拱败了，而且很彻底。
张居正上台后就开始着手改革，他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万历元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靠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很显然他的各项改革取得了成果，使得明朝的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张居正忽略了大明王朝本是一个农业大国，如此快速的商品经济肯定无法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在夺情事件发生后，张居正与文官集团的矛盾越来越深，与他离心离德的官员越来越多。虽然他改革了财税制度，但是还是无法沁润到神州大地所有的地方，可以说是不彻底的，于是官府不断膨胀的财政需求和无法遏制的非法征敛成为民间社会的不堪承受的重负。
张居正可能是太在乎创造自己的价值了，忽略了他的权力来自皇帝。他对皇帝严格管理，想让皇帝做一个好皇帝，但忽略了皇帝自身的需求。于是在他死后，皇帝开始反算，张居正也就得到可怜的下场，我想张居正生前也可能预料到了，不过他为了国家大计忽略了自身，当然我是这样去想的，至于张居正是不是这样想我们不得而知。
关于很多人说他品行不端，这个我觉得可以理解的。想成大事自然要受到很多误会与不解，当然也有很多政治上需要的应酬与娱乐，加上自身的膨胀，多少是可以理解的。人都有两面性，有可爱的一面，也有可怕的一面。总的来说，张居正为大明朝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这是他的大功。有人总结说，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不那么勇猛，也许明朝不会亡那么快，很多人把明亡的责任推到张居正身上，当然你们有你们的大道理，不过你细想一下，如果你是张居正，你在那个环境下，你又会怎样做呢？
作为湖北人，出了一个张居正，我是骄傲的，如梁启超所言：“张居正，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又如熊十力所言：“汉以后二千余年人物，真有公诚之心，刚大之气，而其前识识远见，灼然於国覆种奴之祸，已深伏於举世昏偷，苟安无事之日。毅然以一身担当天下安危，任劳任怨，不疑不布，卒能扶危定倾，克成本原者，余考之前史，江陵一人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