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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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年前不幸去世了，前几天在整理父亲遗物时，翻出了一本红色的硬皮日记本，翻开细瞧，才知道是父亲记录重大事情的备忘录，其中有几张记录家中红白事的礼单，深深地吸引了我。
农村在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丧时，一般都要准备丰盛的宴席，请人待客，而前来道喜祝贺或吊唁送葬的人们，自然也都要随人情凑份子搭上个礼，东家就安排专人把它们一一地登记造册记下来，这就是礼薄，为的是将来别人家遇到类似事情的时候，好礼尚往来，照钱送礼。
过去农村但凡遇到红白喜事，不论是远在百里之外的姑亲表舅、女婿外甥、连襟姐妹等各家亲戚，东家或登门拜请，或捎话给信，都要一个不漏地请到。庄前屋后、左邻右舍的同族亲房和一个村子里经常生活在一起的乡邻房侠自然也都少不了。客人们既然来做宴席了就不能两手空空，干指头沾盐，必定要么带上些事先筹办的礼物，喜庆的红事上，有现蒸的大馒头、花馍馍，糕点糖酥、罐头糖果等等，实惠一些的还有能做一件衣服的喜条子，阔气一些的还有五颜六色的大毛毯。哀伤的白事上，大馒头就不再点缀那些红红绿绿的花点点，变成了不显张扬的白色供饼，还有十个小馒头一盘的盘供，油炸面皮薄薄的麻叶子，那些气派豪华的毛毯和花里胡哨的喜条子也都就换成了青褐色深沉的挽帐，当然还有祭奠亡人的纸钱和各式纸货。不论是喜庆的红事，还是哀伤的白事，事先准备好礼物来了拿东西的大多都是亲戚、亲房，而更多的人则是事先不需要准备礼物的，来了随份子掏钱搭个礼也就算礼数到了。随份子就要依据个人与东家关系的亲疏远近，恩情大小轻重给一定数额的现金。钱多钱少，因人而宜，礼轻礼重，量力而行。
话虽然这么说，但礼钱多少却也是有一定规矩和讲究的。一般来说，关系近的亲戚亲房，都要照钱送礼，我的事情上你上了多少重的礼，你的事情上我也就要回多重的礼，不过如果年代久了时间长了，就要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而水涨船高，面临普遍涨价的问题。但是，同为胞弟和连襟的亲戚们，也要互相商议，力争求得一致，免得一个锅里做两样饭，避免因为相互攀比而惹人斗气的事情发生。而同在一个庄子上，来只是为了骗工帮忙尽众人之意的房侠们就大不一样了，他们上的大多都是约定俗成的“官礼”，是普遍性的、统一固定的、相对不变的钱数儿，谁也不能随意地抬高和降低，因为它牵扯到众人的利益，关乎大伙的负担。只有到了物价高涨到一定的水平，东家置办酒席的负担过重的时候，经村社干部或村上有威望的老人提议，这个关系众人的“官礼”才能变动上涨，涨到能够贴补东家，让其办事的收支基本平衡不至于经济负担过重为好。所议说，这个“官礼”，基本上是当时人们经济收入多少和生活水平高低的参照系，它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物质资料的多寡，物价水平的高低，以及人们生活状态的好坏和社会发展速度的快慢。
父亲是个办事井井有条，工作细致入微的人，他为了害怕礼簿散落流失，遇到事情紧忙找不到礼簿，就把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祖父祖母去世和十周年烧纸，以及我们姊妹几个结婚时的礼簿，全部原原本本地謄写在了他的硬皮日记本上。
祖母一九七五年六月病逝，当时安葬除了亲戚，外面几乎没有其他人来，村子上的“官礼”每家三角钱，个别也有高些的，其中伍角的三人，一元的一人，整个事情共收了二十四元礼金，三付盘供，六斤茶点（点心）。当时大家都很困难，日子也过的紧紧巴巴，家里熬了些熟面拌的菜糊糊招呼大家，抬埋安葬了祖母。就这样，家里也亏空了不少，本来捉襟见肘的日子过的更难心了。
两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四月，祖父又去世了，两年后村上的“官礼”己经涨到了伍角，此时人们的生活条件应该稍微好了些，家里有面能蒸得起盘供的人家也多了，共收了十付盘供，十四斤茶点，另外还有二十元现金。当时招呼房侠们的伙食也换成了一锅子面。不过最后下来，还是开支大于收入。
一九八四年，家中遇了两个事，一是元月份哥哥结婚，二是六月份祖母十周年烧纸(烧纸也是有讲究的，烧九不烧十，所以十周年纸是放在九周年烧的)。“官礼”其实也是有红白之分的，一般视家庭条件而言，喜庆的婚嫁事情就要铺张一些，阔气一些，家里条件允许的都要置办酒席，所以考虑到东家的开支情况，“官礼”自然就高一些，当时红事的“官礼”是一元，亲戚朋友们也有上两元的，在外结交的朋友们也有上五元六元的。现金就收了一百八十四元，另外还有禧饼十四付，禧点七斤，毛毯一条，被面八条，禧条子十一条。就是这样，整个事情下来也是入不付出，还欠了不少的债。
而丧葬这样非办不成的事情，就不能太攀比，不然对经济困难条件差一些的人家的压力就太大了，所以村子上规定不论条件好坏，丧葬事情一律是一人一碗“碗儿菜”，条件好的往碗里面多放些肉，条件差的就水煮萝卜菜让人们吃饱。因此，“官礼”的数额就相对地小一些，是红事的一半即伍角。祖母十周年祭奠也有几个一元两元的，总共收了三十二元钱，六付盘供和十五斤糕点。
到了一九九0年元月，我们结婚的时候条件已经好多了，我们夫妻也都是从农村考学上了中师出来在学校里当老师，有正式工作的国家干部，八六年刚工作的时候，月工资是六十八元。那时虽然布票已经作废，但是吃面还要凭粮票，但买面还要凭粮本。我们每月有三十斤的供应粮，而且其中只有百分之七十的标准粉，其他百分之三十要搭配粗粮和黑面。后来月工资涨到了八十二元伍角，到这时应该已经涨到了每一百二十多元，所以自然水涨船高，“官礼”也就涨上来了。城乡差别还是很明显的，村上的“官礼”还是一元，亲房们的已经上到了两元，单位同事们的“官礼”五元，同学和朋友们还有上十元、二十元的。事情上一共收了现金一千两百八十三元，另外还有禧饼十七付，禧点十九斤，毛毯两条，被面二十三条。但就是这样，也是入不敷出，前后一共花了四千多，我们还为此还了好长时间的帐呢。
二OO二年元月弟弟结婚的时候，村子上的“官礼”已经变成了十元，当然也有个别人上五元的。我和哥哥、弟弟单位以及在外相交的人也来了不少，单位上同事们的“官礼”一般都是二十元，也有五十元的，同学朋友们关系好些的也有一百元甚至两佰元的。那时候家里已经条件好一些了，我们就在离家不远的县城酒店包了酒席，一桌菜金带酒水下来也就百十来元，虽然礼金收了两万八千九百一十五元，但也没包住婚宴的全部搅费。
时光一晃到了二十一世纪，我们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两个侄子先后在二O一二年元月和二O一四年五月完婚，婚宴都设在县城最高档的四星级酒店，每桌酒席的开支也都在一千五六，但是哥哥经营企业，两个事情上都五十多桌，没有收一分钱的礼金。
二O一七年元月，女儿出嫁，按照有关规定，我们只宴请了族中三代之内的旁系血亲和各种近姻亲二十余桌，把他们请到省城兰州的酒店里开了个眼界，每桌酒席单菜金一千二百多，再加上烟酒糖茶也快两千了，席间有给一百、两百红包的，个别关系好情谊深也有五百、一千多给的。
二O一八年二月父亲患病不幸离世，在家停柩祭奠五日，丧葬前后共花费二十余万元，哥哥承担了其中大部分费用，在外工作的我和弟弟象征性地分担了一些，因此没有向乡邻和亲戚朋友们收取礼金。
从一九七五年到二O一八年，前后跨越四十多年的时间，农村婚丧嫁娶的“官礼”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三角，涨到了八九十年代的五角(白事)、一元(红事)，再涨到新世纪开元的五元、十元，以至当今的一百、两百。“官礼”能够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提升。同时，从农村一元到机关单位十元，农村十元到机关单位二十元，农村一百元到机关单位两百元的对比中也可以看出，城乡二元结构的现状不是轻易能够逾越和打破的，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也是永远存在的。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改革开放使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让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大为改善，经济能力明显提升，精神文化日益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