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为人母

人生无常，生活还要继续。上天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也许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父母相继离世，我已经没有做儿子的资格，但是，孙子却在向我召唤，我即将充当新的角色。处理完手头的事情，便急不可待地飞往首都北京，去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姑娘上完学留在北京工作并已成家，这几天已经到了临产的日子，公婆和她妈早已前去助阵，我因为有事耽搁，这才急匆匆地赶去。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独生子女的父母，孩子就是自己的一切，所以孩子的事情，就是自己最大的事情。而初为人母，关乎着两代人的安危，所以孩子生孩子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比天还高，比命还重。临产前夕，两家子，六口人，心系一处，如临大敌。

从怀孕开始，就在打听孕期保健和分娩住院的事。北京医疗资源汇集，大医院鳞次栉比，但是姑娘家住昌平，每周花一天时间跑百十公里路进城检查，既不方便也不现实，所以只能就近考虑。北京大学国际医院是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无论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服务，都堪称一流，而且由于建设时间晚，理念更新，服务更优。但是却一床难求，必须在怀孕当月检查才能在这里预约住院分娩，好在姑娘有幸赶上了这趟车。

每周例行检查，后来按月复查，孕期一切正常。到了预产期前夕，我们两家四个人就不约而同地都从千里之外赶到了北京。但是，到了预产期甚至过了预产期，都不见动静。随着时间的一天天推迟，我们看似波澜不惊，但却惊涛拍岸，焦躁不安。虽然知道所需的一切都已准备好，就像利箭在弦，只待一声令下；虽然知道医院离家只有十多里路，还有高速公路，也就半个小时车程；虽然知道医生多次检查，反复说一切正常，只因床位紧张；但是，一颗心就是放不下来，时刻高悬，忐忑不安。

医院让住院待产，当天晚上，就有了分娩的预兆，第二天一大早，就推进了产房。生产区谢绝家属进入，我们只能在外面休息区等待。姑娘七点进去后，里面的情况我们不得而知，医生没叫我们，而是几次出来和另外一家家属沟通，我们也不好主动去问。听家属说，他们孩子是脚先出来，出来后医生又把他推进去，反复几次，让孩子在活动中变幻体位争取顺产，但是告诉家属也要有心理准备，万一不能成功就要剖腹产。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没姑娘的消息，怀着对医生的敬畏之心，我们也不好意思主动询问，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七上八下，也在不断地祈求、祷告。时间过的真慢，慢得几乎停止，似乎让人窒息。我无奈地把思绪转换到了二十七年那个雨雪交加的夜晚，想借此消磨煎熬的时光。

一九九一年春天的脚步似乎有些紧，除夕夜还没到，就已经早早打春。但是到了春风时节，还不见“风雷掣电闹中春，桃柳着装日日新”的景象，却依然是乍暖还寒，雨雪交加的恼人天气。一个扬风搅雪的夜晚，雪花裹挟着雨水在天空中飞舞，雨水浸泡着雪花在街面上覆盖，我顶着刀子一样凛冽的寒风，推着一辆自行车在泥泞不堪的大街上深一脚浅一脚艰难地行进。自行车后面的捎货架上，斜跨的是腆着大肚子即将临产的妻子，一阵紧似一阵的产前阵痛，已经把她折腾地不得安稳，就像搁在跷跷板上的大圆球，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一会儿偏左，一会儿偏右，让你无法找到重心。自行车把上虽然挂满生孩子要用的大包小包，但也无法和母子两人的重量相抗衡，不能前后平衡，左右稳定。左手使出吃奶的力气紧握车把，身子紧紧贴在车座上充当三角支点，让车子尽量保持平衡稳定，腾出右手抱扶车后捎货架上的妻子，让她半依半伏地趴在我的肩头，才觉得摇摇摆摆的自行车变得有些稳当。风吹着雪，雪裹着雨，雨渗透雪，雪铺满路，风雪交加，雨水混杂，路如泥潭，人似插秧，踩下去软绵绵，提起来水淋淋，乌黑的泥泞不知不觉地爬满裤腿，溅上衣襟。不到一公里的路，就这样趔趔趄趄，跌跌撞撞地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在深夜十二点后来到了医院。

值班医生早已经休息，敲门叫醒，蓬头垢面，睡眼朦胧，嘴里嘟嘟囔囔极不情愿地说，你们怎么又来了？我们回答说，疼着家里呆不住，不敢呆。她检查了一下后说，今晚不生，你们要是不愿意回去就住下。我们已经是第二次来医院了，白天，母亲从五里外的老家赶到县城来伺候准备生产的儿媳妇，但是等到晚上天黑的时候还不见动静，丝毫没有要生的迹象。那时候还没有商品房，我在学校里的一间平房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母亲说今晚不生她先回去，明早一大早再来。我也没有挽留，而且害怕这边万一有事，也没有骑车去送母亲。偏偏事有凑巧，在母亲离开不久估计还没到家的时候，妻子就开始阵痛，挨到大概九点，两个人害怕得不行，就骑上自行车捎着妻子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今晚不生，你们回去，明天再来。那时天上已经开始飘落雪花，春雪落到地上立刻化为水渍，整个马路湿漉漉地，我只能驮着妻子回家。但是，回家后阵痛的频率和程度持续加剧，没有经验心里没底的我们硬挨了两个多小时后，还是再次来了医院。这次说啥也不敢再回去，只能无奈地顺着医生指的方向去病房。

推开病房的门，里面黑漆漆的，在昏暗的灯光下，七八张铁架子床裸露着钢丝散落在病房里。有的上面铺着蒙着帆布的垫子，有的上面空荡荡地什么也没有，泛着寒光的钢丝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墙角一张床上倦缩着一堆黑影，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几十里外的南山里来的农民，妻子在家难产用拖拉机送到乡卫生院，乡卫生院没有办法又连夜送到县医院，虽然保住了大人，但是娃娃却窒息夭折，媳妇儿悲悲切切，伤心欲绝。我们找到一张有垫子的床，顾不得肮脏污秽，只能别无选择地把带来的被褥铺在上面勉强住下。

妻子一夜不得安宁，折腾到凌晨五点多的时候我们不得已又把值班医生请起来，医生一看宫口已经全开就赶紧让上产床。我一听快要生了，顿时六神无主，就像天塌下来了一样，顿时没了主心骨。那时候还没有手机，说好让上学的弟弟一早去接母亲，估摸着这时母亲快要来了，就跑到医院门口去接母亲。母亲还没来，没接到，但当我从医院门口折返回来时，妻子己经生产。后来听妻子说，产后医生忙着收拾孩子，她是自已从产床上站起来回到病床上的。好在吉人自有天相，承蒙老天保佑，母子平安，一切安好！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心里满满地都是愧疚和自责。但是退一步说，我们又是幸运的，因为毕竟我们是按月拿工资、吃供应粮的国家干部，是双双都有稳定工作和收入的双职工，是住在县城里生活比较方便的城里人。这和同龄人相比，已经算是幸运了。但是，如果要和我们的上一代人相比，那简直就是天上地下，跌到福窝里了。

由于前面的姐姐在我还没有出世时就已经夭折，所以我虽然是母亲生的第三个孩子，但理所当然的就成了家里的老二。我的出生经过母亲的多次讲述，不仅耳熟能详，似乎都有些传奇色彩和英雄气概了。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骄阳似火的农历六月天里，母亲挺着大肚子在炎炎烈日下拿着硕大的榔头打糊基挣工分，但是，我却在此时不知趣地闹腾起来，这也不怪我，因为我已经到了该出来面世的时候。母亲无奈地撂下手中的活计，一切不管不顾，忙不迭地往家里跑。她害怕万一自己的腿脚不够麻利，就会把我放在田间地头，或着回家的路上。紧赶慢赶，总算在我跑出来之前，艰难地爬上了铺着竹席的炕头。她赶忙拔过来几块堆在土炕上已经烧热的白土疙瘩，把它们一一砸碎弄细，铺在炕上。这是她几天前用架子车自已从沟里拉来准备好的，炕也是自已算计好日子提前烧上的。不一会儿，羊水破裂，血水开路，我就堂而皇之地探出头来窥探这个世界。“咯哇，咯哇，……”我用大声的啼哭宣布我的到来，虽然我用尽了平生的力气，自认为声音高亢宏亮，频率尖锐刺耳，但是，还是没有惊动坐在大房子炕上纳鞋底耳背的奶奶。赶紧看去，娃娃都哭开了。反倒是坐在门槛上捻胡麻绳子的爷爷按住手中的陀螺一声吆喝，才把奶奶从梦中惊醒，她赶忙下炕翟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像鸭子一样咯喂咯喂地挪到母亲房里来。母亲这时已经用煤油灯上烧过的剪刀把脐带剪断，在白土中把我弄干净并用拆洗过的旧衣服包裹起来。奶奶进门看到大人娃娃都好着，就颤颤巍巍地靠到炕沿伸手在我的下面揣了一把，张着没有牙齿的大嘴乐呵呵地说，又是个带把的讨债鬼。便移身屋外，扯着噪子喊大妈，二妈。他尕妈生了，你们赶紧过来。隔壁院子里的大妈、二妈听到奶奶的呼喊，才放下手中的活计跑来，抱娃娃的抱娃娃，烧开水的烧开水。奶奶打发爷爷去县里让大伯挂电话，把我出生的消息告诉在外工作的父亲。父亲第二天骑着自行车回来，看了我们一眼知道母子平安后，就又上班去了。母亲每每说起这些，不免有些伤感，甚至怨恨。抱怨自己前前后后生了五次孩子，没有一次父亲在场。我想，也许那时候的男人们都是这样的大男子主义，不把女人当人看，让天下的女人们活受了多少罪。

父母晚年的时候，母亲有时也会当着父亲的面这样奚落父亲，但是父亲却强词夺理地说，时代不同了，社会进步了，条件都不一样了。你们那时候的“难”叫个“啥难”，回想你爷爷奶奶们过得日子，那叫个“啥日子”，简直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吃了上顿没下顿，养娃娃全凭听天由命，活了就养着，死了就扔掉，有些女人一辈子养了十几个，到头来拉活的只有七八个。

“嘟……嘟……”的电话铃声把我拉回来，一看是妻子的电话，忙接，听到妻子说，已经分娩，顺产，自然分娩，男孩，体重七斤八两，母子平安。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地，这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十分。后来听姑娘说才知道，产房里分为待产室和产室，姑娘进去后先是呆在待产室里输液，跟在病房里没有两样，也没有过分的产前阵痛与难受，真真上产床到分娩也就二十来分钟的时间，一切顺利，连事先准备的无痛分娩催产针也没派上用场。留观两小时后，母子一起被送到病房，事先预约好的月嫂已经事先到达等待。同时，产房里面又传出好消息，那家的孩子顺利分娩，顺产，自然分娩，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初为人母，既是喜悦，又是磨难。三代人的生产，几十年的印证，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一代强似一代，一代胜过一代，一代更比一代幸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