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听力

母亲以前听力特别好。父亲告诉我的，我满周岁那天，亲戚们来祝贺，酒席摆在一楼，我睡在二楼卧室的摇篮里。母亲见我睡着了，她放轻了步子，踮着脚，走下楼来陪客人。席间，大家叙谈嘻笑敬酒猜拳好不热闹。突然，母亲站了起来，说，“呀，孩子醒了，在哭哎！”顿时，席间一静，大家都仔细听，仔细辨，可实在听不到什么，于是都说母亲听错了，孩子没有醒，硬要拉她坐下来安心吃点东西。母亲拨开拉着她的手，径自冲上楼去，很快，她神气地抱着正咿咿呀呀学说话的我回到座位上，亲戚们这才服帖了。

那时，母亲是浙江某镇卫生院的妇产科医生。她喜欢孩子。那些小婴儿，一个个肉嘟嘟、粉嫩嫩、胖乎乎，手摇着，脚踢着，活泼泼地来到人世间，第一次睁开眼看到的笑脸不是亲娘，第一个温柔抱起他（她）的不是亲爹，而是我的母亲——医生。母亲拍了一下小屁股，婴儿就“哇啦哇啦”哭开了，有的声音高，响亮，有的细声细气，透着秀气，在母亲听来，都是风格不同的美妙的音乐。母亲看了看婴儿两腿之间，再包好襁褓，递到产妇身边，说，“恭喜啊，是男孩（女孩）！”大多数时候，产妇会捋一捋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头发，抱住亲骨肉，脸贴脸，用虚弱又惊喜的声音回应道：“阮医生，您可真神，真准，几个月前您就听出来了！”怎么回事呢？那时候，还没有B超、胎心监护仪之类的仪器，监听胎儿的心跳，全凭医生使用一柄竹制的听筒——长度不到一尺，底部开口像喇叭花——紧贴孕妇腹部，找到心跳声，判断胎儿生长发育情况。母亲有个本事，她能从不同胎心音中分辨胎儿的性别，那种感觉细如针尖，快如闪电。心跳声强壮、沉稳、有力的，大概率是男孩；心跳声稍弱、稍细、急促的，大概率是女孩。这是母亲从医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在实践中印证大致不差。不过，后来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母亲再也不对外说出这秘密了，她屡屡以自己年龄渐长听力下降为由推掉了孕妇的请求。而实际上，她一直悄悄进行着这项有趣的实验，乐此不疲。偶有听错、误判的几例，反倒是近亲友。问及原因，母亲笑了，“听别人的，心里没杂念。听亲眷、熟人的，有感情，也知道她们想生男孩或想生女孩，想多了，心就乱了。”

五十年过去了，我印象中，只有一次，母亲的听力曾经出了问题。

那年冬天，弟弟与一个姑娘交往。那姑娘的父母是表兄妹，我的父母顾忌遗传问题，不同意。有天午餐时，又谈及这个话题。父亲的口气斩钉截铁，弟弟也是分寸不退。父亲恼怒发急，手一挥，让弟弟“滚”。弟弟掏出家里的钥匙掷在饭桌上，头也不回就走了，好几天没有音讯。母亲问遍亲友，都说没见着。那几天，母亲闷闷的，饭吃得少，话也说得少，我经常看见她站在窗口，望着外面来来往往的人群，发呆。直到一天深夜，我在睡梦中听到隔壁房间传来母亲的惊呼“磊在敲门！”母亲一边开灯下地，一边责怪父亲睡得太沉。我跟着她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敞开大门，一阵寒气猛扑过来，我打了个喷嚏。门外空荡荡的，并没有人。我扯扯母亲，让她赶紧回房，没穿外套呢。她不肯，双手扶着门框，颤颤抖抖地探出身，两边张望。我硬拽着她回去，她还喃喃自语，“咦，我明明听见了敲门声！……会不会他不好意思，又躲起来了？……这大冬天的，可别冻坏了。”后来，弟弟回来了。我再三问他那个晚上到底有没有来敲门？弟弟郑重地摇了摇头。我有点奇怪，也有点害怕，不放心，就陪母亲到医院检查。五官科医生检查下来没发现什么毛病，让我们找心理科。心理科医生问了问症状及具体情境，哈哈笑了，对母亲说，“你是那几天都没睡好，惦记儿子，想出幻觉来了！”医生还解释道，“听力好坏虽是生理现象，但也有心理原因。比如，是否有兴趣听，是否注意力集中、精力充沛，等等，都会影响听力。”我回来告诉弟弟。弟弟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光，他低下了头。后来，弟弟娶了另一个姑娘。

一晃，母亲快八十了。

最近，父亲说，母亲的听力大不如前，想对她说点什么，声音得提高到像吵架的程度。我不相信。我远嫁到上海二十多年，平时常与母亲电话联系。通话时，我都是轻轻说的。我从来没有发觉母亲听不清或听错了我的话。我赶紧向母亲求证，母亲却承认了，“是真的。在屋外、街边、嘈杂的地方，我根本听不清楚。唉，到底是人老了，就这样了。”

我一时愣住，竟不知道该用什么话安慰母亲。握不到母亲的双手，我紧紧握住了话筒。抚摸着柔软的电话线，恍惚间像摸到了联系我和母亲的“脐带”。母亲给我的是她全身心的精华，我又能反哺给母亲什么呢？我为自己的无能而失语，久久沉默着……电话那边，传来母亲惊慌急切的喊声，“喂，喂，你在说什么？我听不见。”“妈，你别怕，我刚才什么都没说。”“噢，”母亲长长舒了一口气，又说，“我眼睛还好的，这两天正给你织毛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