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泪水

文/何沅洪

      小燕走了，前几天听说的。

1977年出生的小燕，今年才42岁，是脑瘤死的。留下三个女儿，据说头部动了几次手术，饱受痛苦的折磨。我很为她难过，更多的是惋惜。这么年轻的生命之花转眼就入土为泥了。

小燕和我是亲戚，小时候我们就认识。她比我小三岁，小时候我常跟父母去六里外的外公家，常常能见到她，她家就在外公家的斜对面。她家的房子也是当时农村最普遍、最平常的土砖房，只是房的正面是由木板的，木门很厚实，开门的时候总是吱呀地响。每年春节，我给外公拜年之后，都会去她家拜年。妈妈说，小燕的爷爷和我的外公是堂兄弟，我管小燕的爸爸叫舅舅，外甥给舅舅拜年，当然是应该的，他们是我外公除子女之外最亲近的血脉了。

她家比一般的家庭条件要差。小燕姊妹三个，一家人主要靠她的父亲东莱舅一个人劳作。她母亲精神不太正常，有时会发作，不能急，不能气，气急了就犯病，一不顺心就摔东西，糊涂的时候还四处乱走，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据说，东莱舅曾好几次从外面把她找回来。东莱舅过得很辛苦，一个人撑起这个家，每逢农忙的时候，那么笨重的需要两个人抬的打谷机，也是自己一个人弓着腰，艰难地在田里拖来扛去的。东莱舅条件差，但每次我去拜年时，舅妈总是客气的用陈旧的土瓷碗给我倒上开水，没有茶叶，就放点红糖，碗中放双筷子，搅一搅，让红糖融化，白开水便有了甜味，也有了茶的颜色，增加了喜气。我总不太放心他家的茶水，生怕不卫生，怕有舅妈的传染病。然而，每到这时，小燕见有客人了，就高兴的在家里串来串去，很欢喜的样子，我想，她家平时该是很少有人去窜门吧。

她个子与同龄人差不多，只是，老穿着粗布格子花衣服，红色的或绿色的，较长，看起来很不合身，当然，那决不是自己家的。她总是拖着不合脚的旧布鞋。有一回，好像是冬天了，却见她上身穿着旧棉袄，脚上穿着一双大人的旧凉鞋，鞋子比她的脚要长出一大截，我问她冷不冷，她说不冷啊，习惯了。记忆中，她的头发总是乱糟糟的，仿佛和我那舅妈的头发一样，只是偶尔也弄个花花的发夹，歪歪地夹在头上。

后来小燕读书了，听说成绩也不错，去外公家时，也总见到她坐在光溜溜的门槛上，就着太阳光看书，或是摆个小饭桌，小凳子，在外头写作业，家里黑乎乎的砖墙上也贴着不少奖状。记忆中，我母亲好像曾夸过她：“小燕聪明，爱读书，将来考个好学校。”小燕的眼神里便有了喜悦。外公去世后，由于舅舅在外工作，外公的家也冷清了，我便再没有去过她家，对她的消息也不曾关注。

最近几年，才陆续听到关于她的情况，也许正因为她太不一样的经历才引起大家的谈论吧。

初中毕业后，她考上了县一中，我相信她一定也曾经有过自己的梦想，也曾是父母的希望，应该是的！然而终究没有给一家人带来什么惊喜，跟着务工大潮来到南方打工。没有文凭，没有技术，只是做个普通的流水线工人。她工资很低，工作的时间长，每天都得上十一二个小时的班，可她的视力又不太好，近视，似乎又舍不得配副眼镜，上班也常遭监管的训斥、同事的排挤，做不了几年，没挣到什么钱，便草草嫁人了。

常常有人说，嫁人是女子的第二次投胎，没有生在官宦之家、富贵之门，那是命中注定，由不得自己，但择婿成婚却是可以自己做主的吧？然而，她嫁的丈夫家景也不太好，穷乡辟壤，旧房破灶，结婚时，竟连几件合适的嫁妆也没有。更糟的是，她连维护女人那落俗的尊严最后的资本都丧失殆尽了：不争气的肚子，一个接一个地只生女儿，不生男儿，夫家便更看不起她了。不让她吃饱饭，不给她买新衣，甚至常常打她，打她的脑袋。一次次地揪头发，一次次地打。时间久了，脑袋常常嗡嗡地响，她实在呆不下去了，便离了婚。之后又嫁了两次。这期间，她的身体已出现了问题，总是头疼，彻夜不眠，头发也掉了不少，检查才发现患了脑瘤。她自己没有钱治病，又不能去打工，第二任丈夫尽管条件也不好，还算有良心，筹了钱，先后为她做了三次手续、化疗，但实在不堪重负，两人又离了婚。

小燕很孤独！很无助！她再次成了被抛弃的人，没有自己的家，没有人照顾，没有生活的来源，于是又第三次结婚，只为有口饭吃。但这次的婚姻没有维持多久，就散了，谁愿意领个肿瘤病人进家门呢？无家可归的小燕只得又回到那个四面透风的老家，与老父亲，还有疯癫的母亲相依为命。

东莱舅不但要照顾女儿，还得照顾自己的孙子。东莱舅的儿子双喜，并不如他的名字一般，喜事连连。他也一事无成，既没读多少书，也没学到任何技术，却偏偏又这山望着那山高，这个厂换到那个厂，收入又并不见长，妻子见他如此不务正业，终于撇下孩子弃他而去。双喜仍不自醒，又想一夜暴富，最终卷进了传销的旋涡，走进了监狱。

秋天即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日，枯萎的叶子终于耗尽了叶脉上最后的水分，疲惫地落了，它带走了42岁的小燕，连同她眼角的最后一滴泪水。死，对于小燕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却给了活着的人沉痛的思考！

  2019-10-20

 深圳